农村农业管理毕业论文

你们导师有没有跟你定论题呢？或者说是论题的范围~你要不看下（农业科学）期刊里面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看下参考下也是可以的~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近年来农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农村经营管理对农村的发展起著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机械化论文

1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

农业机械化把农业从人畜力为主的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共享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工农差距，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大量先进适用的机械作业装备的推广应用，实现播种、中耕、灌溉、施肥、植保、收获等方面的精确作业，使农业生产和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率、低耗能、低污染，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

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机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积累少，我国与其他已实现机械化的国家不同，我国的农机不仅要成为代替人畜力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手段，而且要作为农民节约成本、勤劳致富的工具;农民购买大型农机不仅为自家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开展社会化服务。不断拓展农机服务领域，把分散的农业机械与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把机械化生产和家庭承包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机大规模作业，促进农机的共同利用，合理配置农机资源，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和效益，走“ *** 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率”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想方设法解决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的问题。发展农机市场，协调和引导服务，提高农具利用率，让农户节本增效，这是农机化发展不竭的动力。

要坚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普及应用

农机化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机制创新，要采取技术攻关、实验、示范等措施，促进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农业机械科研和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要加大保护性耕地、秸秆综合利用、高效植保技术、设施农业、机械化旱作节水等节能、环保、增效的农机化技术的推广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农机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要努力创新农机化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机制、工作方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又快又好的发展。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进农业机械化程序

农业机械是一种劳动工具，其效益更多地反映于社会效益、长效效益和人类生存环境效益方面，属于“潜绩”工程。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增长。在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指导下，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片面的政绩观，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热衷于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而对直接反映在我国GDP经济考核指标的农业机械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或者停留在口头和档案上。

制定政策法规，促进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其产业的弱势特征和需要扶持保护的本质特征日显突出与重要。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和市场主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各级 *** 的重视和支援，更需要政策法规的促进和保障。对农业机械化采取必要的扶持，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符合WTO的相关规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因地制宜，开创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局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状况、农机化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效益状况差异较大。在这种条件下，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就应该因地制宜，重点突破，从关键环节的机械化向全过程机械化逐步发展。在发展步骤上，采取先小麦后水稻、玉米及经济作物。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一般地区，先主攻农作物生产主要环节后解决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技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积极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逐步构建以农机科研推广为基础、人才为保障、产业化为发展目标的农机技术创新体系。农机科研在突破单项作业技术的同时，着力解决农业机械化综合技术，优化结构。同时，加快引进、消化国外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发展农业急需、农民急用的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在资源环境方面，应加大推广保护型、节约型，转换型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新农村建设，农业机械化起著基础性、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新农村建设也必将大大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使农机发展获得更多的良机。新形势充满新挑战，也孕育新机遇，农机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要继续发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思想，围绕重点专案和中心工作，狠抓落实，扎实推进，为农村经济的繁荣、为农民增加收入、为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范文二：新农村农业教育机制建立

一、农业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素质，为农村建立自我造血机制，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加速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重新认识和审视我国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的改革，逐步推进公共教育产品、准公共教育产品、半公共教育产品的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确保最大程度的教育公平和最大程度的资源配置优化，激发 *** 、社会、市场各方面办教育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提供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教育，促进和保障农村教育健康、有序、持久地发展，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发展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放在首要位置，通过推进农业教育普遍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发展农业科技，提升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持续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这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关键。高等农业院校在实践“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主要职能的过程中，成为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主力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为高等农业院校继续发挥服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教育体系的内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集伟目标，赋予了农业教育体系新的内涵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教育思想方面，要主动适应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和全民学习的要求，并结合各地区“三农”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体现适应性和发展性;

2、教育物件方面，要顾及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农业人口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体现全员性和广泛性;

3、教育内容方面，与区域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涵盖包含农业思想、理论、技术等以农科为主、其他学科为补充的多层次、多门类领域，体现多重性和全面性;

4、教育方法方面，要根据学生或学员的学习特点，采取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集中面授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辅导相结合等多种途径，体现实效性和可行性;

5、教育资源方面，既要严格依据有关规定办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也要动员社会各界重视农业教育，加大人、财、物的投入，体现合法性和政策。[2]我国农业教育体系应以 *** 理论和“ ***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全员性、终身化的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能适应不同地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高等农业教育为龙头，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为主体，中小学义务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补充的，具有学科知识框架特色鲜明、人才培养模式定位准确、社会服务水平实力强劲、管理协调机制统一和谐等特征的综合体系。

三、农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和谐的组织机制，实现“四统一、四合理”

建立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逐级管理的工作机构，形成科学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机构框架，做到“四统一，四合理”。

1、教学资源统一规划，配置合理。要以省市、区县、乡镇、村街为单位，建立四个层次的教学资源库，并建立教学基地面积、仪器装置、师资专家、图书馆藏等多个分库，实现计算机网路管理，资源共享。特别是同级别，同类别的资源要实现统一规划，共建共管、协调利用;不同级别的资源也要实现优势互补，交叉利用。[3]

2、教学经费统一划拨，使用合理。由省市财政部门会同教育、农业等有关主管部门，组成专门的农业教育经费管理办公室，制订出既符合整体发展水平、又能促进不同级别和型别的经费使用规划。严格遵循经费规划规定，统一划拨，预算逐级上报办公室，统一划块使用。

3、招生计划统一制订，布局合理。要针对区域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特点，要统筹考虑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使培养的人才“用得上，留得住”。

4、教学督导统一安排，评估合理。要建立各级各类教学评估机构，评估指导体系要科学合理，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型别的教育不同侧重，同时也要考虑学科、课程等多角度分解评估。

二建设“1+1+1>3”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网路圈

通过农业教育网路的建立，形成“三教”相互促进机制、教育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态势。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为低级别的教育机构培养师资和专家，提供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低级别的教育机构可以为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在基层培训和实践上提供基础性教学资源。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之间要开启壁垒、互通有无、上下一致、左右贯通，形成教育网路。争取社会各界在农业教育经费、管理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援，提供有力的保障，努力利用好社会资源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上为社会创造最大效益。[4]

三构筑相互衔接的学科专业平台

在学科专业设定上，以农科为主，相关学科为补充。其中，高等教育层次要注重“大而宽”，在重点建设传统农科专业的前提下，形成宽泛的学科领域，教学内容上以高新农业专业知识及相关理论为主;中等层次教育要注重“小而全”，学科不要过多，加强特色学科的多个专业建设，并使专业建设上水平，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实践为主;基础教育要注重“小而精”，更多精力放在农业基础常识传授和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的简单技术训练上。在人才培养上，依照培养层次的阶梯性上升，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推进，使培养出的一般农民必须具有广泛的农业知识和实用技术，农业科技工作管理者具有领导、管理、推广、创新等能力，学生可以从基础教育阶段接受农业知识等培训以获得单项技能证书或综合学历证书。

四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增强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在抓好人才培养的同时，要加强科学研究、注重生产实践，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教育机构通过与生产单位，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培养的关系，也就是实行定向培养，减少人才浪费，生产单位和科研院所也可以向教育机构提供师资、教学生产实习基地等教学资源，同时，生产单位与科研机构间可以互通有无，加强合作，逐渐形成“人才培养为科研、生产提供智力支援，科研、生产为人才培养提供资源保障，科研推动生产，生产拉动科研”的良好态势。

给你拷一篇，希望有用：浅谈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基层民主 摘要：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农业型乡镇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的乡镇。按照徐勇教授乡镇分治的观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宜搞“一刀切”，应将农业型乡镇与工商型乡镇区别对待。这种区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两者的发展前景不同，路径选择也应存在差别。农业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逐渐加入工业社会，农村日渐萎缩，人地矛盾缓解，农村的共同富裕有望实现。工商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政体制。第二，两者改革的背景有差别。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其存在必要性受到质疑，遑论其有效性；而工商业型乡镇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乡镇政府的无效及职能扭曲。 一、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原因 1．现行财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 1994年建立的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权、钱。原本中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间财力分配框架，但由于省以下体制改革的深化近年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财权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格局。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效仿中央层级集中财政收入，致使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同时乡镇政府基本事权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乡镇政府除了要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落实中央的政策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政绩驱动和追求可资支配的经济利益)。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其作为能力。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以至于多数严重依赖地方税类的农业型乡镇财政沦为“吃饭财政”．仅能维持乡镇政府生存。 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不足可以有两种解释：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是指财政自筹制度和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无法维持基本呈刚性的财政支出，乡镇行政缺乏效率。相对不足是指农业型乡镇有限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用于维持不断膨胀的庞大的乡镇行政机构，而用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执行上级任务所需资金相对不足。这就决定了解决农业型乡镇财政危机的两种途径：增加乡镇可支配财力或减少用于维持农业型乡镇政府运转的资金，相对增加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所需资源。后者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 2．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的行政表现 在单一制和统一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乡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交待的各种任务。在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乡镇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财力用于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各项达标，如“普六”、“普九”、教育“双基，’达标、计生服务站达标、油路村村通、各种活动室达标等。这些事权的下放不仅导致了乡镇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而且直接推动了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相应地，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为削弱。 另外，农业型乡镇政府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经常将权力伸展到职能之外，导致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扩张。它又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致使行政行为具有追逐经济收益或财政收益的倾向。 二、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出发点 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层面上的矛盾和问题，还应符合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乡村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正基于此。国家需要通过其基层政府的作为确保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汲取资源的能力(包括合法性资源的维持与强化)。而乡村社会中农民最关注的价值是共同富裕，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以确保在现有贫富差距下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维持。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种宽宏的视角以考察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职能定位。过分关注于乡镇政府层面上的矛盾，或许能够解决矛盾，但未必能够满足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业型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以讨论。撤销乡镇政府或许可以解决乡镇层面上的某些矛盾，但并不能满足需要。此举与其说是政府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政府对农民的抛弃。伴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交还给农民。这种方案的实质是放任农民自治，但考察一下目前的社会形势和农村现实就会发现，这并不现实。 如果承认农业型乡镇政府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其必要性应该基于新的行政职能。换言之，农业型乡镇政府必须为其继续存在提供充分合理的理由：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型乡镇政府应履行以下基本职能：第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乡镇基层政府存在的义理性基础。乡镇政府必须对其管辖领域内的公共事务负责，诸如治安、农村教育、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社会救济、社区环境、卫生防疫等。第二，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履行基本管理职责。在单一制下，垂直的行政体制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直接面向广阔的农村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和指示的乡镇政府实现的。乡镇政府还必须履行其基本管理职责，如户口登记、救灾优抚、人口与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等。第三，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乡镇政府担负着繁杂的管理职责和任务，无力也不应为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但是乡镇政府应该介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分散的、个体的农民面对市场无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分散的农民实现自组织并不容易。农业型乡镇政府一方面可以推动乡村经济性自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资金技术支持。如果说乡村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依赖农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对抗大共同体(政府)，]那么，在小共同体缺失而又亟需发展的时期，则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合应对市场并发展小共同体。第四，依法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际关系，协助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应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政府层面的矛盾。农业型乡镇需要的是有效的有为的乡镇基层政府，而不是尽管成本低廉却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 三、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渐进的体制内改革 实行渐进的体制内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进行正确定位。乡镇政府只有具有了履行其职能的权力和能力时，才可以讨论其有效性。根据迈克尔曼的观点，政府权力可以区分为两类：专制权力和基本权力。专制权力是指政府精英“无须同国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政府的专制权力以其强制程度和广泛性来衡量。“基本权力指的是政府实际上能够深人与国民社会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合理地贯彻其政治决定的能力。”基本权力以有效性衡量。目前农业型乡镇政府的弊端就在于专制权力有余，而基本权力不足。到目前为止，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上是解决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 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就是通过逐步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和行 政体制的弊端解决农业型乡镇的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履行基本职能与政绩驱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方案的实质是优先解决乡镇政府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即建立有效的乡镇基层政府。这种选择方案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即农业型乡镇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对有效乡镇政府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保障其利益和权利，引导农村经济发展，实现物质的丰裕。 2．乡镇长直选 实行乡镇长直选，目前以四川省最为普遍和典型。直选乡镇长，大致经历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竞选、选民投票等程序，其实质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民主。主张乡镇长直选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乡镇基层吏治腐败的关切；二是认为民选政府更能带来公正，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提倡乡镇基层民主，其实质是优先解决农业型乡镇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并认为民主可以解决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是一种产生政治家或决策者的程序。“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熊彼特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或程序，有其根本弱点：选举实质上是一种选票经营活动，不可避免选票的买卖；竞选斗争往往使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低下；选举不一定能够选出合格的政治家或决策者等。这些弱点在农业型乡镇层面上几乎具有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形式，并不能保证其运作结果必然有利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公正。再者，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源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错位和权力缺乏物质资源的保障，即使实行乡镇长直选，民选乡镇长也无法冲破现行体制造成的限制，同样无所作为。推行乡镇基层民主，并不能解决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并不能实现农业型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那么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它的人民都不可能从中受益。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使多数人的利益及其要求得到保障。如果它无法实现这一 目的，民主作为政府组织的形式就只成为形式本身，作为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手段也就失去其工具性价值。事实上，源于西方的民主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支持。诚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它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如果忽视这些构成要素，所得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形式。 尽管究竟民主是目的还是方法的争论从未间断，在乡镇层面上推行的“民主”具有明显的工具色彩。且不论目前农业型乡镇实施直接选举的条件并不真正具备。即使实现西方式的选举，由于体制条件的限制，它使现代自由民主的实质表现得更为彻底，即“更换统治者”(亨廷顿语)。现行体制下搞基层民主务虚的成分很大，同时会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逐步转交到乡村社会新兴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手中。在当前的中国农村，这些精英只可能是两类人，一类是乡村社会中的富有者；一类是与上级政府关系密切或拥有其它社会资源或组织资源的人。这样的“民主”是否有利于促进公正、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是值得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这远远背离了中国农民的需要。农民亟需的不是选票而是钞票，不是个人选举权利的短暂显示，而是对客观生活的经济保障。农民的不自由不平等更多地源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民主的形式去实现民主的真正内涵，这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清楚地暴露了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虚假性。 纵观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可以看出，民主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阶级或阶层之间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其创始及发展的意义并不神圣，它只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源于社会需要的一种制度产物。现代民主的实质是一种使妥协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其发展适应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和谐。西方的民主及其发展，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并非为了保障人民主权理念的实施。事实上，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保障人民主权在实质上是难以实现的。中国应根据目前的国情探索符合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主形式。民主的内涵是崇高的，但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 事实上，政府的优劣并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其公民的需求做出恰当回应，在于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和人民的福祉。笔者倒更为赞成李鹏程先生的观点，“从对价值民主概念的维护的思路，我们似乎应该重视民主的目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能够自由平等的享有福利的生活，而不去刻意追求‘政治参与’的自由与平等价值。也许正可以使得我们解放思想，设计出更能促进这个目的实现的治理方式。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方向应是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渐进的体制内改革或许不是最佳方案，确是风险成本最小的可控的可行方案。农村问题错综复杂，一次性解决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认清农业型乡镇政府的价值，需要审视讨论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既然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根据需要而改革是值得考虑和讨论的，这或许还不算是对理性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