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花鸟毕业论文引论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摘要： 色彩是工笔花鸟画的主要形式要素之一，是艺术表现的重要语言。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得名于20世纪40-50年代，是建国前后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等的有机融合，他是创建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新境界和新形式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于非闇笔下的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是对当时社会现象和民族气派强有力的反应，他的画中以色彩的表现为显著特点。本文就以于非闇工笔花鸟画的“色彩意蕴”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比较等的方法对其“色彩意蕴”的渊源、色彩的表现风格和于非闇工笔花鸟画的艺术成就对当代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研究，进而对于非闇工笔花鸟画“色彩意蕴”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关键词：工笔花鸟画 色彩意蕴 传统特色 序言 绘画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的形式体现，它是通过色彩、线条、光色以及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是绘画艺术中多种可视因素的总和。在色彩、线条、光色等绘画语言中，色彩是工笔花鸟画中最为强有力的表现形式，总是与时俱进，这其中显现出了艺术家的智慧、灵性和情趣，也是作者审美情感的突出表现。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精神领域的拓展，文化多元的形成，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力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同样工笔花鸟画的色彩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色彩是工笔绘画表现的重要语言，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尤其是“色彩意蕴”，它决定着工笔画的内容与形式。“意蕴”指艺术作品中内在的含义、意义或意味，艺术作品的意蕴就是指艺术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诗情画意或精神内涵[1]。色彩意蕴作为工笔花鸟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支撑着工笔绘画的发展，保持着工笔画持久的生命力。然而，近代有位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他在我国工笔花鸟画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观他的作品首先给人以色彩美，其工笔花鸟画色彩鲜艳而不失大雅，不似前人又胜似前人，耐看而又让人越看越放不下。这些都体现了于非闇画家深厚的传统和精湛的技艺，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艺术创作的一种严谨态度。其作品中色彩的亮丽，古意，鲜艳，炫目等，都是他人格志趣的写照和审美态度的流露。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勇于实践，赋予了工笔花鸟画以新的面貌和内涵。所以，本文将要重点研究色彩，通过学习和理解于非闇工笔花鸟的画色彩进而对其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并且从他的作品中分析出其作品蕴含的现代精神内涵，最终使自己的艺术审美能力得以提高、绘画语言得以丰富。 一、“色彩意蕴”产生的渊源 1.于非闇对传统工笔花鸟画精神的坚持与守望 回首民国及解放初期的历史，清末之际，西风东渐，西方列强用鸦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的引入，西方的绘画形态也影响着中国画家的眼球，强势的改变着他们对于绘画根深蒂固的思想。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思想的袭击，中国画家对此也有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部分画家对传统的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良，并引入西方绘画的样式和表现方法。另一种就是像于非闇这一类型的画家，坚守传统，并持续不断的挖掘中国古代绘画精髓和艺术精神。前者是现代绘画风貌的开拓者，后者却将传承原汁原味的传统，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如他们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心，并且抗衡着西方异质文化的侵入。于非闇作为民国时期北平“传统派”的代表，他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并一心一意的传承两宋工笔花鸟画的特点。绘画贵在求新，求真，于非闇不仅挖掘绘画的精华，而且将生活，民间，自然与传统紧密联系，寻求创作灵感。所以毋庸置疑，他对传统确实保持着坚守的精神。 于非闇从46岁才开始研究工笔花鸟画，起步比较晚，但是成就却很大，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到40年代其名声与张大千不相上下，他研究工笔花鸟画，最初从清代陈洪绶入手，然后学宋元花鸟画，能再现一草一叶瞬间的动态，把客观事物表现得深动，传神，淋漓尽致。作画又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突破，白描兰竹水仙深动传神、秀雅清逸。他笔下牡丹的春之花、夏之叶和秋之干都能箤于一枝，他艺术风格严谨，借古画临摹总是研究许久，吸取许多技法，直到掌握其传统精髓，这些都使他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画艺。2.于非闇深厚的文人素养 “文人素养”即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也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2] 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加之国内外矛盾严重，中国也正处于危难时刻。于非闇他以绘画的形式勾勒了一幅幅祖国美好明天的“蓝图”。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种生机勃勃、热烈的气氛，这是一种对祖国，对未来新中国状态的描绘，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品质，作品闪耀着民族性格的不朽光华…… 我想也正因此，一个民族才能起来，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欣赏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从时代背景入手，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作品真实的内涵。 在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中，不难看出以上色彩的突出表现，如作品《和平鸽》、《玉兰黄鹂图》都有所体现。这两幅作品都以蓝色为背景，其中《和平鸽》以鸽子为主要表现对象，加之祥云的配衬，显示出了一片和平的景象。整幅画面色调明快，构图新颖。《玉兰黄鹂图》同样也是以蓝色为背景，并刻画了两只黄鹂，一只栖息在玉兰树枝上，一只正在飞翔，它们相互观望，整幅画面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人文情怀，意味深长，使人百看不厌。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上承传统、下师自然，作品难免有院画的特征，但又不失自然风姿。观其作品，色彩常带有平易近人、生动活泼的特点，如作品《木笔山鹧图》,小枝与主干之间不仅在穿插避让上井然有序，主次关系明确，表现技巧也更生动自然。作品中线条抑扬顿挫，笔势稳重结实，细致的皴擦使枝干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加之淡赭石的渲染，整幅作品典雅韵致，很有西画的韵味。盛开的花朵娇柔轻盈，给人以恬淡宁静、端庄秀丽、平和安详之感。层层晕染的花瓣丰满滋润，使人观后心旷神怡。他的作品还带有醒目、耀眼的视觉效果，使用大量的色调来达到色彩的表现目的，这样不仅丰富了画面色彩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且又给观赏者释放出更多的心理正能量。           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不仅得李公麟之笔法，还体现着陈洪绶的高古之风趣，其作品《茶花斑鸠》，画中的斑鸠，羽毛亮丽而富于光泽，它们目视着对方，微微仰头，极显天真古趣，画外意浓厚，红花绿叶和枯枝集于一体。他的作品还渗透着时代气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作品也有所改观，他曾说“花鸟画要画的朝气蓬勃，使人看后如身临其境，如欣赏鲜花和活泼的虫鸟一样，消除一天的疲劳，更感生活之幸福”[3]。这充分说明了于非闇对艺术求真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在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作品中，宋人高古的气韵、精到的笔法和艳丽的色彩并不冲突，不会因为“艳”而“俗”，这足以说明绘画大师的高明之处，艳之色与高古之意，整体的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这便是其作品的不凡之处。[4]二、于非闇工笔花鸟画中色彩的表现风格 “人物画代表线条美，山水画代表水墨美，花鸟画代表色彩美”。[5]色彩作为工笔花鸟画中最主要的形式元素之一，是工笔花鸟画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绘画语言。艳美之色与高古之意、严谨与细致在于非闇工笔花鸟画中都能得以反映，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扩展了审美主体的范围，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在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中，色彩表现的和谐、丰富、亮丽而又高古，每次欣赏他的作品时总是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在艺术上求真但不墨守成规，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艺术风格也随时代亦步亦趋。于非闇对工笔花鸟画色彩的勇于实践和探索，使得工笔花鸟画的风格趋向了多元化，一并推动了工笔花鸟画色彩的发展。 （一）阴阳之美---对比色彩的表现 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以笔力为骨，以色彩为肌，形成了以浓丽庄重为主导和以多种和谐为辅表现的风格，因此与文人雅逸为主的水墨画拉开距离而富时代感与大众性，成为现代中国典型的工笔重彩画家。他精通于对比色和同类色的运用，堪称为色彩的大师。[6] 歌德曾说过“对比决定色彩的美学效用”，可见对比规律是至关重要色彩规律之一。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色彩有大对比和小对比、强对比和弱对比的区分。                    大对比即是整体的色调近于补色关系的对比，例如以红花与绿叶作为对比，以石青与黄、红为对比，都是以色域大、色相纯为特色。但为了达到既鲜明又沉稳的艺术效果，画家往往会弱化其中一色的色相，例如用墨画叶使叶子呈现墨绿效果而使红花更为鲜红更明艳；或者在对比色的面积上拉开差距，例如绶带、黄鹂的红黄面积远远小于天空和树的面积，使画面避免了纯度或面积等量而表现出变化。再加上对比色的形状不同，又有花的枝干的灰色作为过渡，即大对比中有非对比因素，有现在所谓构成的意识，使主题和内在美得以强化。 小对比，即局部的对比，在和谐整体的色调中，个别细节呈对比色，例如绿叶衬白荷花，叶子上面落一红蜻蜓，小对比或在大对比中，或在弱对比与同类色中加以运用，足以看出画家用心的精细，进而增添了画外之意。  强对比一般用于装饰性绘画中。弱对比是中性色彩的对比，如《丹柿图》，柿子为橙黄色，叶子的正面墨绿近似黑色，背面为赭色，借用墨的中性造成近于黑黄对比的效果。弱对比偏向雅致，与题材的意境相关，所以用黑白等中性颜色与其他色彩之间的对比，使整个色调看上去既概括又协调。                             2.格调之美--意象色彩的表现 （1）意象色彩的文化内涵 “意”是内在的抽象心意，一般代表主体或艺术家大的认识判断、观念等一切主观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意”主要是一种文化内涵，如儒家的人格理想、道家和禅宗的行为方式与人生境界等。“象”是外在的具体事物，它是客观存在的，如山石、人物、花鸟等。“意象”，就是以之寓“意”表之“象”，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现实生活的姿态千千万万，生长品相及环境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各自也有一定的联系。[7]一幅耐看，经久不变的工笔花鸟画，必须在色彩的意象性搭配上多多研究，这样才能做到画面的格调美，而决定工笔花鸟画的雅俗则体现在于设色是否“意象”，以及对色彩的感觉和推敲问题上。 （2）意象色彩的特征 意象色彩是本土化的色彩语言，它强调主观意识，追求内心感受，塑造富有东方意蕴的色彩。它是通过主体的认知、判断、观念等一切主观意识，把客体的色彩上升为追求个性和创造精神上来。于非闇工笔花鸟画以意象化的色彩为显著特点，体现了作者高尚的艺术旨趣。 （3）意象色彩在作品中的表现 于非闇在《独占高枝》中题识：“意定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非闇”这不仅反映了竹的主题，还表达了他对设色之意、意在颜色中、意也在颜色外的独到见解。[8]于非闇的这样题识，是对之前工笔花鸟画“随类赋彩”的一种升华。 文人画追求意在象外，通过画家模仿古人的笔墨，抑或富有个人风格的笔墨抒情遇兴，强调用笔用墨，却弱化用色，不受物象原本的色彩束缚，更加注重颜色的抽象化表现，打破了以往的“随类赋彩”这一说法，增强了作者的主观性。“色彩取之于新，根据需要，有时又应与对象不同”。[9]于非闇在进行工笔花鸟画创作的过程中，对意象色彩的用运其实就是一种“设计”，是非常主观的对画面色彩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冷调、暖调、中性调等，使画面的色彩按照创作者的意图而实现其创作的目的。如画家在创作一幅作品，如果将其定格为暖色调，为实现画面整体暖色调调式，画家就会对画面中呈现的冷色元素的色彩进行减弱，使其向冷色系倾向。颜色的取色到色彩的布局、对比、夸张、用笔等这些过程，是画家心理感受的流露和审美情感的体现。 于非闇通过深入对生活的体验—养花养鸟养鱼虫等，体会到对象的精神气质以及对对象感受的结合，主观取色，并结合颜色与用笔，用色来营造画面意境，所以观其作品总会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于非闇在工笔花鸟画中，以色彩意趣抒发了心中的情感，展现个人的风格，这样的作品总是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作品《秋梧鸣禽》，以对角线法则来构图，作者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只是用很淡的色彩给梧桐设色，并加以刻画矗立于枝头一上一下的两只鸟儿，足以表现秋天的景致，作者在这幅作品上就采用了意象色彩的表现方式，使作品简练概括，意味深长。 3.炫目之美—装饰色彩的表现 （1）装饰色彩的特征 在美学观念中，绘画的色彩并不是为了还原现实事物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也不是作为物象造型的一种手段，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需要，为了使画面更好的体现创作艺术情致和意境而服务的。工笔花鸟画中物象造型的色彩可以因构图的需要加以装饰。装饰色彩最大的特征就是平面和主观任意变换色彩，装饰色彩的强和弱，一是平面特点，二是取决于所依附的结构和装饰性的强弱，如秩序强弱、规则形状的强弱，越秩序、越规则、越平面，装饰色彩感就越强，反之越弱。在于非闇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装饰色彩，每每观其作品，总使我的视觉领域豁然开朗，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2）装饰色彩在作品中的表现 五代荆浩的《画说》有“红兼黄，秋叶堕；红兼绿，花簇簇；青兼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10]荆浩的这一说法深刻的道出了色彩的搭配装饰法则。 在具有装饰意味的工笔花鸟画中，现实的时空结构虽然被颠覆了，但是作品中的情调，意蕴都是统一的，它们又组成了另一种结构，使画面展示出更广阔可 见与不可见的审美图景，更加丰富了工笔花鸟画的绘画语言。[11] 在中国的色彩美学观念中，绘画的色彩不是为了表现自然物象色彩的逼真，也不是作为物象造型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主要是为了营造画面意境和情致的需要，是为画面效果服务的，物象的色彩可以因画的需要而改变。 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格调打破了以往的局限—随类赋彩，更加注重主观性的表现，如作品《玉兰黄鹂图》，画面中明快的色调引人注目，石青底上的白玉兰隐秀温润，黄鹂的颜色更加光鲜亮丽，画面背景蓝色平涂。这一色调的处理，不仅可以看到于非闇对传统绘画的深刻研习，还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绘画技法、理念的合理借鉴。《玉兰黄鹂图》设色虽然艳丽，但却然显得格外清丽而又沉稳，作者在营造装饰趣味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典雅的气格，这足以看出于非闇绘画功底的深厚与纯熟。   三、于非闇花鸟画对当代工笔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色彩的表现特点，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以继承两宋工笔花鸟画的精华之处取胜，并进一步复兴工笔花鸟画写生的传统、挖掘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总结古代绘画的经验等等，在工笔花鸟画色彩的运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其创作风格对学习工笔花鸟画的引导和借鉴作用 在关于花鸟画的学习中，于非闇一直在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并坚持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一法则，他认为对于花鸟画的创作首先得多出去走走,多亲近大自然，认识生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然后把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事物记录下来作为创作素材。于非闇通过栽花养鸟，饲养鱼虫等，可以观察到活生生的客观事物，还有利于作者深刻的掌握客观对象的生活习性，从而在创作中表现的惟妙惟肖。“师法自然，中得心源”这无疑是对于非闇创作之道的最佳描述。 他的作品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着朝气与欢快，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品的美除了造型和构图的因素之外，重要的是色彩的表现是否和谐，他对于工笔花鸟画色彩突出的表现主要源于对真正事物的见习---养花养鸟；对颜色的深入研究---自制颜料，并且最终著成《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一书，这为他在后来工笔花画色彩的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其美学思想和创作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与影响 创作者的绘画质量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这个艺术家本身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形态，艺术创作的实质在于通过描绘客观事物的方式反映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与感悟。 于非闇生平最注重的就是文化修养和对读书明理的追求，他的这种精神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表现的很明显。作为当代的新生绘画者，应当大力学习于非闇的这种以文化修养拓宽自身艺术视野的精神，加强对未来艺术发展潮流的判断，并不断地求新。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今天，我们有着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将遭遇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始终要保持“扬弃”的态度，对于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每每看到于非闇的工笔花鸟作品，总给人以热烈、醒目、生动、积极的感觉，观后总使人流连忘返，这都与他以承接传统和善于创新的创作思想，以及饱含传统美学思想的丰富笔墨韵律大有关系，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在工笔花鸟画艺术创作中笔墨、色彩、构图等要素无疑是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作者自身综合素质的养成与提高，“画如其人，风格即人”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品格与修养的提升，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多种文化领域以及艺术层面的知识，用以开启绘画艺术创作的思想与审美情趣。参考文献 [1]王宏健.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2] [3]于非闇.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4]中华书画网[OL],. [5]童书业.童书业美术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P25. [6]王士进.论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创新与发展[EB\OL].博宝艺术网 [7]刘菊亭.论工笔花鸟画的意象色彩[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25. [8]刘源.中国画色彩艺术[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何迪.于非闇工笔花鸟画中色彩的用运特色[J].美术大观-艺术理论-040 [10]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4 [11]宋丽君.谈工笔花鸟画的意象色彩在创作中的运用[J].四川：四川大学，2011. 作者简介: 雪松，美术学专业，绘画、书法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