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论文参考文献

作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守卫者，230万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来说，足矣。 但是，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是军队数量左右战争成败。我们需要的是先进的军事理念，高水平的军事素养，高科技的军事装备。 虽然近年来解放军在武备方面有很大提高，但这个提高是相对于十年前的解放军来说的。 虽然我们一直在进行军事变革，但是当代的指挥官已经不具备当年在华夏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的老鼠帅们的魄力。畏首畏尾，害怕训练造成的伤亡，变得只关心数字，而不是素质。 我们的人民军队需要改革，但这改革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只喊口号，只做样子，军队素质不会得到提升。 我们每一个独立的兵种：陆·海·空·二炮。都应该能够独立的进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就是所谓的单兵种作战理论。这可以解决跨兵种作战中的协同问题。但这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各个独立的兵种都要有足够的战争资本。陆军要有陆航，空军要有空降兵，海军要有海航·陆战队。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有陆航，但没有运输机，不能进行大规模快速机动。没有攻击机·歼击机，不能在单兵种作战中获取制空权，不能在战场上空见识进而控制整个战场。 我们的海军有陆战队，但登陆舰艇奇缺，海航没有运输机，如何进行登陆作战？军舰反潜能力有限，如何进行护航？ 我们的空军有三个空降师，但单次空降能力小于一个团。空降兵是空军进行地面战的拳头。空降兵上不了天，会不会很可笑呢？两栖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没有登陆舰可以征用民船，陆军没有运输机可以征用民航飞机，空降兵也能征用民航？那玩意儿能进行空降？ 未来，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小规模冲突中，动用多兵种进行反恐战是划不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单兵种作战。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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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的中国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等“驭夷”方略。这种外交策略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传统的“驭夷”方略再也显现不出往日的“神威”。在这种冲击之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围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李鸿章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这两种外交策略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一、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①，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②，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李鸿章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李鸿章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哪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①。（二）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李鸿章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①，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因此在李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二、以夷制夷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一）令各国均沾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二）与日、俄联盟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三）寄望于国际“调停”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参考文献：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③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7．④栾兆鹏．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⑤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上）［M］．东京博物馆，1897．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竟败于一个在土地、人口等方面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小国，乍一看来，确实令人费解的。仅就双方的军事条件事说吧：英方不过数十艘舰船，最初投入的兵力四五千人，增加到最多时也不满二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至少要一个月，所以它的后援和供应很不利。在这种条件下英对华侵略本是一种海盗式冒险行为。而中国人民尽管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本土作战，应该说有着极大优势。中国人口这么多，就说当时军队吧，清朝常备军八九十万人（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兵64万，合计89万人），任清廷调遣，但中国却一败涂地，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到“失人心，伤国体……是不能无恨尔！”（姚莹语）当时和后人，有不少总结教训，探究原因，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认为英国船坚炮利，中国皆弗及，敌人有汉奸帮助，中国“兵心不固”等等，有的看法应该就有一定道理，但或者片面，或者表面，都未触及根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关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我们在上边《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中已详细讲了。通过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明显地揭示出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它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就比较精良；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凶恶的真老虎。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这是从总体上说的，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譬如，苟且偷安，骄奢淫佚(例:烟毒泛滥日深,许多官僚,却仍躺在安乐椅上醉生梦死,甚至象奕经那样身膺大帅之人,赴前线途中尚游玩水,优哉游哉)；妄自尊大，虚骄盈心（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对敌情不甚了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开始，大有“区区夷国，何足挂齿”之概，遭到挫败，尚与不堪与外夷计较自慰，无异于阿Q的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如奕山打了败仗却谎报胜仗，道光帝明知其情却顺水推舟地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云云”）；昏聩愚昧，无知之极（如杨芳的“马桶妙计”堪为典型事例）；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俯指皆是：如奕山的“防民胜于防寇”，清当局对三元里抗英的限制和破坏等）。综观之，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同样的英国兵同样的武器装备，为什么在林则徐那里打不赢，在三元里打不赢，而只在琦善、奕山、奕经之流那里打赢了呢？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们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上两点。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第1卷，第766页），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分析。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马克思是怎样估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全面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马克思的确讲过，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气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摧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第76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在揭示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第一，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明和福扯，而是极其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同上，第772、762页）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同上，第771页）因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第三，殖民地人民不应当充当西方殖民者的驯服的奴隶，而应当为反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奴役、摆脱西方殖民者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斗争。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第771 －772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是科学的。他不仅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而且强调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摆脱外国的枷锁正是被摧毁的东方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的前提。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反帝斗争，中国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已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己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种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26—627页）这就是说，与英国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帝国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第 627、627－628页）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起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竟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同第679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是怎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呢？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且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从而使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的部分区还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滥施横暴。他们残酷地镇压和虐杀中国人民，粗暴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役使中国的劳动者，他们还无情地毁灭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灾难。仅日本侵华期间，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中国即死伤3500万人；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遭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扮演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如同马克思当年揭露的英国在印度的行为一样，他们在中国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集》，第2版 第1卷，第772页）第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29页）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国商品倾销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同上，第629页）。由此，它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年掌握冶铁工业的 95％，1936年掌握石油工业的 99％，发电量的 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88％：1930年即己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l．2％。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也已掌握纱锭的48．2％，织布机的％（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 在这前后还掌握了毛纺62％，毛纺机的 48％；1935年即掌握烟厂产值的 63％以上。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华资产要比华商银行大1/3。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不仅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重要的轻工业。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以及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并不是工业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是在中国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和强占的土地，以及积累的利润等。如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约值24亿美元，其中由国外输入的仅9．4亿美元。它们还把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输进中国的资本和借款约合17．4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4亿美元，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它们在中国积累的资本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629页）为此，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主要是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因为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同上，第 629页）时，由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中国农村受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及资金，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互相勾结，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它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二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成为消费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市场；后者依靠前者，则是因为没有后者的支持，他们就很难上台，上台了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看到，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到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都无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由于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他们的统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专制的手段来维持。这样，外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就成了对中国独裁统治的支持，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严重的直接的障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进行争夺中央政权或地方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国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 2卷，第 631页）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在这少量的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194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按1952年人民币币值计算，不过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它们规模小，设备落后，多数为工场手工业。中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加工工业门以外国的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和装配工业门以外国的零件装配成机器）而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只是成了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历史经验表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这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这是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往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显然不是。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封闭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就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7项：“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C，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E，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重新厘定其经济权。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需重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显然，以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天经地义，不是搞封闭。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并非是不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一点，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很明确。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过吸收外国投资的问题。1946年 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只是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事实上，只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利的往来，并使这种日益扩大的往来不致让中国陷于依附地位，而是促进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摘自《思想理论导刊》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