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国农村商业保险的论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整个人口的60％以上，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存在许多问题，积极推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好农民的养老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和谐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探索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年开始，民政部根据“七五计划”关于“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的发展目标，开始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第二阶段是1991年国务院决定农村(含乡镇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由民政部负责。并于1992年印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确定了“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坚持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坚持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方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相关工作。第三阶段是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相继颁发了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将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摆上重要位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职能划入新组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实行社会保险的统一管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逐步从民政部门并入劳动保障部门。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并不成功，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已建立的地区也存在很多缺陷，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少法律保障从整体发展过程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缺乏法律性规定，大多是以政策、通知、会议决定等形式进行制度落实，缺乏稳定性和持续发展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都是在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规定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保险对象不明确，保险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险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使农村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认真做好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出台的地方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专项制度，标志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向专项化方向发展。如广东省颁布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轮换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还专门就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办法。(二)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有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因而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很高，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之机构设置不健全，使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漏洞，如由于财务统计制度的滞后性和专业金融财务人员的匮乏，无法通过财务信息了解农保基金运营的真实状况，无法对基金运营进行有效监控。此外，不少地区的农保统计工作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固定的组织人员、工作流程，从来就没有月、季、年的报表，导致相当一部分基础数据严重失真，无法通过统计数字制定准确的年度工作计划，也无法对以往的基金运营成果进行有效总结、考核。(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太小，覆盖对象有缺陷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75％在农村。据统计，未纳入社会保障的农村人口还很多。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1998年仅占全国乡镇总数的4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不到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0％。基本方案中没有体现出对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区别对待，进城务工的农民既没被纳入到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也没被纳入到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法律保护的空白地带。(四)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农民平均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由％下降到了％，其中纯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之养老更是奢望，有的农民已经摆脱土地的束缚，参与到现实的社会保障中。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近年来农产品的价格日益下降，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对价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五)资金筹集与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农保资金现有的保值增值渠道亟待拓宽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相对较低，许多贫困村民无法投保，而少数村、乡干部利用职权、巧立名目、利用公款为自己投保，养老保险成了这些人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影响了养老保险的运行和群众投保的积极性。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强制保险。筹集的养老保险金不能专款专用，少数地方以种种借口，擅自挪作他用，引起风险，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最终必将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基金的管理级别太低，不能使基金有效地保值增值。按照现行制度设计，农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保险基金增值范围太小。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存在问题的原因(一)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导致养老保险现状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提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战略思想，在工业化的驱动下，相关制度体系逐步建立，政府通过户口迁移，粮油供应，劳动和社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它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和强化的制度保证，也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这种以农村和城市身份为标志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使农村人口不能自由地向城市迁移，它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原则相背，二元户籍制度直接造成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过大的收入和消费差距；(2)政策主导的城市部门过度吸取农村剩余：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行“挖工补农”的战略。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实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吸收资金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造成农村的贫困和城乡经济的进一步拉大。(二)农村经济落后是导致农村养老保险现状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农业本身是第一产业，创造生产力的效果没有其他产业那么明显，所以国家对其管理与监督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发展主要在农村，国家的管理可能会因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管理的失灵。所以，由于农业产业的弱势，在刚刚实行市场经济要求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国家就制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政策。国家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亿元。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即是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太多，地区发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国家进行干预，规定政策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较为贫困的地区，政策的倾向对于农村的发展极为不利。(三)立法的滞后，直接导致无法可依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家没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时地对法律做出调整。农村社会保险各地规定不一，没有法律约束力，基层无法操作，农民无法可依，参保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四)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农村社会保险工作有的仍然留在民政部门，有的已经划归劳动保障部门管理，造成工作脱节，管理混乱。手续繁琐，领取不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一般都是断断续续的，缴费不定时也不定额，每到符合退休条件需要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时，要进城确认身份、年龄、缴费、时间等，农民费时费力费钱；而达到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手续后，还得进城领取养老金。这些，参保人员意见很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思考(一)基本原则1 城乡统筹原则。即使在城镇化发达地区，二元结构依然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痼疾，城乡分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50年来，城乡居民之间的种种不公平福利政策和障碍待遇，使注重人本社会的中国已处于尴尬境地。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无疑是扭转中国失衡的城乡居民福利制度的机会。2 因地制宜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即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各地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缴费能力的不同适时、适当地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只有当地区经济的总体实力能够提供剩余积累，而且从积累中提取的资金用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当前的生活消费没有影响时，建立社会保险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就谈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3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与其他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自我保障层次：家庭保障，体现为成年子女对老年人“反哺”；个人储蓄，以青壮年时的个人储蓄养老；土地保障还可以发挥其有益补充作用。政府负责层次：财政与政策支持；集体保障层次，传统的或新型的经济组织给予补助。逐渐从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保障模式过渡到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保障模式。4 循序渐进原则。第一，逐渐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第二，资金的筹集在现阶段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财政与政策支持。今后，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和国家支持的份额逐渐减少。第三，逐渐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衔接，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第四，现阶段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等保障制度相结合，今后慢慢过渡到完全的以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养老问题。(二)具体制度建议1 加快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有法可依(1)法律地位亟待确立。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一种政府行为，应当有其相应的法律依据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是世界各国开展社会保险工作的通行做法。经过1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已经建立起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基本形成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雏形。目前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将促进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离开土地，需要进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来。农村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明确其法律地位。应当从法律上明确，不仅城镇要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农村也可以搞社会养老保险，特别是有条件而又自愿开展这项工作的地区。(2)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模式的选择有两种模式设计：其一是在《社会养老保险法》中单列一章；其二是专门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当结合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专门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第一，总则部分。对立法的依据和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进行详细的规定，立法的目的要着重把农村社会养老上升到“保障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权”的高度。第二，养老保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应该包括非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坚持农村社会人员的养老保障的一体化，投保年龄按取得劳动收入的时间起算，一般为年满18周岁的公民，但16至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也可以纳入其中。第三，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中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养老金的确定、领取，个人账户存储额的继承，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第四，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应当包含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的管理、基金的解散，周转资金的计息，基金的运营原则、增值收益：监督管理、管理费用，税收优惠；第五，争议的处理及法律责任中应当包括争议裁决机构，对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不缴、漏缴、少缴行为的处罚等内容。(3)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使其上法律体系升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出全国通行的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社会保障法》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具体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运营条例》、《农村养老基金运营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税收减免办法》、《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督办法》、《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彩票管理办法》等2 合理规划养老资金的筹集与运作(1)资金的筹集以及各主体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应负的责任。基金的筹集现阶段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财政与政策支持。个人从自己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积累个人账户，以备养老。集体补助中所指的集体主要是传统地域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组织和乡镇集体企业，但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集体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农民自愿联合创建的合作经济组织已基本萌芽并呈良好发展态势，所以集体补助部分的作用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将逐步淡化。乡镇企业向股份合作制的转轨已大面积展开，对原来乡镇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有一定的改善，为乡镇企业的创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农村的养老保险也应该负责。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主要针对乡镇企业，集体提供的补助部分可以税前列支，其次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拨款，给予农村一定的补偿；对于农业各税应该予以减免，减轻农民的负担与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难度，另外，还可以发行农村养老保险特种国债。但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隐性债务”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要与此协调。国家在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建构中必须担负的责任有三：一是政策责任。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建立该项制度的根本前提。二是财政责任。该项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每一个农民基本生存的必然举措，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推动其实行。三是法律责任。对农村养老保险进行立法，就是要通过法律规范和调整农村养老保险关系，加强这项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对农村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促进作用。(2)健全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保障基金的运行与保值增值的渠道。现在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不是很高，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说是吸引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和运营的现实，不仅形成了过度分散管理带来的不合理管理费用和基金被挤占挪用的风险，而且投资形式单一，只是储蓄的形式或购买国家债券，增值的效果很差。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养老金可以用于投资股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见，把农村养老资金投入证券市场是一条不可忽视的保值增值途径，因此，必须修改《证券法》，为农村养老资金的人市营造规范，安全的投资氛围。(3)加强农村养老资金的监管，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险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刑法》第273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并没有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在其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修改该条款，使得农村养老资金能在《刑法》刑法的保护下得到最优化的使用。3 在管理体制方面(1)基本政策要稳定。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低标准起步，坚持个人交纳资金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原则，坚持以个人账户为主的储备积累的保险方法，坚持自愿参加与政策鼓励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坚持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的制度。这些政策总体上看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应当继续坚持，并逐渐完善。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早提出按商业保险运行，但商业保险公司因成本高、保费难征集而失去积极性。(2)改变观念，理顺管理制度，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是社会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因此不应该走纯粹的商业化路子。在观念层面，国家应确立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在行动层面，在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应真正承担起国家保障的社会责任，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应通过制度的完善明确规定集体和国家对农民养老保险的投入最低限额，并落到实处，从而确立以国家、集体为主，个人为辅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这是制度建立的关键所在。(3)加强土地保障。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也是目前农民所拥有的最可靠的保障资源，因此，在我国的一些保障项目在农村不能充分的实施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加强土地的保障作用。首先，提高农用征地的补偿水平。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基准是“按原来用途的收益”进行补偿。也就是以原耕地上的农作物的收益为标准。以现在的农产品价值计算，这种补偿是很少的。要提高农地征用补偿水平，必须切实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采用按市价补偿的新原则，并改革转让机制。使农民参与到转让土地的价格谈判，充分行使自身权利，发挥自主性。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特殊社保。被征地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政府应当在政策上给予照顾，将他们纳入保障范围，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将征地补偿费的一部分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险，政府给与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国家信用确保失地农民享有养老保障。这种思路是目前较具操作性的农村社会养老的过渡办法，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4)继续发挥家庭在养老问题上的重要作用。赡养和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赡养老人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虽然，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赡养老人仍是一种责任、一种美德。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的提高也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家庭养老还可以避免西方国家那种由于过度推进社会保障而带来的家庭危机，从而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促进农村社会进步。4 制度改革的目标现阶段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以是否有城镇户口为划分依据，如此对待农村社会问题，显然违背一个基本常识，因为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消除城乡差别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待遇是发展趋势，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工程，需要政府的大力的扶持，也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我国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相关政策，这些制度中有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基于有限的经济发展条件，还不能在农村顺利地实施。但是我们应该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加强立法和制度准备，使这项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学习和借鉴各地区的成功经验，做好准备工作，一切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出发，深入基层切实做好信息的调研，进行可行性分析，着眼于现实，本着为农民作实事的精神，避免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同时，我们也要帮助农民转变思想，努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现代化进程。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今,开办农业保险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仅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保费前10年增长迅速,后10年收入骤降,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恢复试办期(1982年～1990年) 1982年,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和农民分忧的指导思想,人保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曾开办多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农业保险按照“恢复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之年”的经营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整个8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取得很大发展。试办几十个农业保险险种。1988年保费收入达到亿元人民币。 (二)高峰期(1990年～1994年) 人保公司从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1994年,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财政兜底,因此对农业保险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农业险种。到1993年,农业保险险种总数近百个,保费收入达亿元,农业保险发展达历史最高峰。然而,与巨额保费相伴的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当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16％,亏损率为56％。不过与1986年高达136％的赔付率相比,还不算最高的年份。 (三)持续萎缩期(1994年～2003年) 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要求人保公司全面向商业保险公司并轨,并对人保公司实行以上缴利税为主要目标的新的财务核算体制,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此时人保公司开始考虑调整农业保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赔付率随即下降;但与此同时,农业保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太平洋、平安及后起的各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办理农业保险。1982年～2002年底,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83亿元,赔款支出亿元,平均赔付率近85％,再加上经营管理费用,使农业保险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这一期间,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险种由最多时的近百个下降至不足30个。人保自改制后农业保险业务已逐步停办,中华联合财险则勉强维持。200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占总保费收入的％,农业保险深度低于％,农业保险的密度不足1元。 (四)改革期(2004年至今) 2003年6月,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获准在成都组建财险分公司,这是首家进人中国的外资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国内第1家专业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与国内原有农业保险业务运作的重大差异是,安信保险将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养殖业保险,还经营涉农财险和责任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等,实行“以险养险”,一旦遇到巨灾,公司通过再保险仍无法承担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扶持。此后,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农业保险经营体制改革业已启动。 2004年,保监会共在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积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自办、为政府代办和与政府联办农险业务。大多数试点都有不同形式的政府支持背景,但很不完善。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亿元,比2003年减少％。 应当肯定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23年间,为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对农民进行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在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萎缩与当前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处境堪忧。一边是农民急需保险保障,另一边是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农业保险发展极不充分,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极不相称。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农业总产值占GDP的20％左右,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的加速萎缩,突现了农业风险管理水平与日益严重的农业风险损失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逐年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与支付能力逐步提高,同时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打击也愈严重。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总体看来有效需求不足。 首先,农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而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费率高达9％～10％,对目前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保费偏高和缴费困难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大部分农民投保意识不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费与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再次,农业保险险种单一。保险公司对其规模控制较严,条款内容陈旧,操作困难,赔偿偏低,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门槛较高。广大农民难以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当险种,陷入无处投保的尴尬境地。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范围过窄,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的要求,这就为农业保险供给的不稳定埋下伏笔。 (二)有效供给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近年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首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造成农业损失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其次,农业保险险种开发缺乏技术基础。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均衡,对农业保险缺乏损失统计数据和厘定费率的精算基础,导致险种结构调整滞后,各类风险难以分散。 再次,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追求经营利润的目标相背离。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在我国,长期以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基本上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策性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其他追求“利润增长型”经营战略的保险公司更是无暇顾及农业保险业务。 (三)政策支持乏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重视不够。现阶段,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尚未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风险救助机制的范畴。 其次,少有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倾斜。在我国,农业保险除免征营业税外,其他方面同商业保险一样。对这项涉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财政补贴的长期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发展。在国外,不少国家都将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信贷、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支持。比如美国从1995起,政府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险的19家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险保费的31％补贴。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赢利性低,仅靠商业保险公司苦心经营是难以壮大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的,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改革。 三、发展农业保险的建议 尽管目前农业保险新一轮试点正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却依赖于一系列政策环境、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和解决,以便农业保险健康顺利发展。 (一)抓紧农业保险立法,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 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长期缺位。现行的《保险法》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保险立法不可一蹴而就,可由保监会先制定《农业保险试行条例》,保护、扶持、规范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保险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颁布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并结合实际不断修改与完善。 (二)建立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保障 传统农业保险(种、养殖业保险)属政策性业务,自身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益却十分明显。我国应建立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和其他技术支持发展农业保险。 (三)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组织保障 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极大,要发展农业保险,须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据国际经验,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纯商业化经营容易市场失灵。因此现阶段,应在政府主导下,鼓励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必须发展多种组织形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突出政府在制度变迁诱导和财政有限支持方面的作用。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经营主体形式。首先,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将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分离,成立政策性的地方乃至全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次,在经营农业保险基础好的地方设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例如上海安信)。 再次,选择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在合作制的基础上,探索相互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后,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等具有先进经营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在介入农业保险业务时要明确定位。即商业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商业性农业保险业务,企图在商业性框架下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会重蹈原人保公司经营农险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