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遗址硕士毕业论文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30]。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西周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承殷商遗续，周初已将淮河上游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会到西周文化中去。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 从吴文化蕴含有西周文化因素的事例中，也可说明西周中原文化对淮河下游地区必然存在着强烈的影响。在吴文化的四期中，宗周文化对前二期有显著的影响。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特征，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第二期为西周中期，本期文化吸收了中原周文化和太湖流域的文化因素，属于吴文化的发展期。青铜器中宗周器少见，大多为仿宗周器。第三、四期为吴文化极盛后急剧衰落的时期，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青铜鼎、甗、缶、罍、尊等多具南方青铜器特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布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布到江淮地区，淮河下游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其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中原葬制中仍盛行口含习俗，且对淮河下游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 “琀”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丧葬习俗及意识形态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综上可知，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

分期通过对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明确了商文化序列和西周、东周文化分期。简言之，商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期，通常以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文化为三者的代表，但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自1～4期均属于夏文化。西周文化据丰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据西周青铜器则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属于武王至穆王、恭王至夷王、厉王至幽王3个阶段。东周文化，春秋自公元前770～前476年，分作3期，每期约100年；战国自前475～前221年，也分作3期，每期约85年。都城与聚落城的出现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城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最早。那里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揭示出中国早期都城的面貌。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使人们对商代中、晚期的都城有了认识。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是商代的方国城址。西周的都城一在周原（见周原遗址），一为丰镐。前者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都邑，后者是西周时期的京城。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如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进行防卫的城墙，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东周列国都城。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布局，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宫殿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在都城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由堂、庑、门庭等组成，其格局形式为后世的宫殿所继承。在偃师商城中已出现大城中有小城的格局；至东周时期都城均包括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国君居宫城，平民区与作坊则在郭城内。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多见小型居址和手工作坊及墓葬等。其中有少数规模较大，如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发现当时社会成员与其生前生活状况相对应，死后的葬制也反映出他们的等级差别。君主与大贵族的墓规模宏大，还设有墓道，已知有的四条、有的两条或一条。随葬品极丰富，包括青铜、玉、漆、象牙等各种质料的珍贵物品，许多大墓中有殉人。在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还发现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中型墓一般无墓道，但有棺有椁，并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石器、骨牙器及漆器等。晚商至西周早期，殉人之风颇盛，在一些中型墓中也发现一至数个殉人。商周贵族还以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数量，显示死者生前所属的等级 。小型墓一般有棺，随葬品以陶器和少量兵器最为常见。在各个遗址中几乎都发现被丢置于坑穴中的尸骨，有的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致的。经济生活商周两代历时千余年，通过考古发现社会经济获得了可观发展。农业作为主要经济部门，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去满足手工业者的需要，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手工业的分工更细。科学技术也有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东周时期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有采矿、铸铜 、冶铁、制陶、琢玉、制骨、纺织及漆工、木工等门类。青铜手工业青铜手工业在商周时期处于繁盛阶段。工匠们从矿山采掘铜矿石进行冶炼，提取铜金属后，与铅、锡等合理配比，铸造出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如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及货币、建筑构件等。品种之多，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礼器的数量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在各个都城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工匠们使用泥范，熟练地采用分铸法，铸造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并将焊接、鎏金、嵌红铜等技术用于制作青铜器。这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冶铁制品冶铁制品出现于西周晚期，但对铁的认识可上溯至商代，当时工匠们已将陨铁嵌在兵器的刃部加以利用。春秋时期，铁金属被用于制作剑、鼎等器具，并出现了生铁与铜制品。其中生铁的发明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已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是古代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与制陶工具很多。从商代中期开始，工匠们用高岭土烧制出原始瓷器，向日后发明青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漆器的出现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西周漆器已出现了镶嵌螺钿的工艺。东周漆器除木胎外，还有夹纻胎，工艺更精。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扣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扣套的器皿。商代与西周的丝织品，已知有绢、罗等。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墓保存随葬品的条件较好出土有绢、纱、罗、锦、刺绣等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它们织造精良，色泽鲜艳，纹样华丽表明2000余年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制作玉器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商代的治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制作出各种色泽、不同用途的器具与装饰品。特别是利用原料天然色泽的变化而制成的俏色玉器，更是反映了工匠们的才智和玉器工艺的成就。商代与西周的玉器均为软玉，东周时期已用硬玉，并将玉器与金银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出包金、镶银的精美华丽玉制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铸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化与艺术文字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当时的文字多刻在甲骨、铜器及玉石器、陶器上，也有部分写在玉石片、简牍、丝帛上。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相当丰富，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商代与西周的乐器除陶埙外，还有鼓、钟、磬等。东周墓中还出有箎、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且十二个半音俱全，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其发现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如四羊尊、象尊、鸮尊等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方面看，都是上乘的艺术品。以装饰风格而论，西周中期以前的花纹崇尚繁缛，给人以庄严和神秘的感觉；其后兽面纹之类的纹饰逐渐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风格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花纹。商周时期的雕塑以玉雕、石雕最多，另有陶塑、骨牙雕、木雕等。妇好墓出土的一批玉石雕像和雕花象牙杯，是晚商雕塑艺术的代表。南方的东周墓中则出有精美的漆木雕。长沙出土的帛画是中国保存最早的绘画作品。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先后跨入青铜时代。如北方草原地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及晋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西南地区有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东南地区有湖熟文化（见吴越文化）、吴城文化、百越文化及湖广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这些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存在交流，又各具特色，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见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都同时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地方文化的因素。商周时期千余年间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促使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