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岛的毕业论文

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未经世事的天真小女孩被他历尽沧桑的成熟魅力所蛊惑，或许是同样爱好文学的知音之谈，又或许是刘湛秋此时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可以满足她的虚荣心……

该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排练上，王菲因为现场演唱效果不合格而被刷下。春晚导演郎昆在该年履新，他对春晚真实舞台效果的要求近乎苛刻，不仅强调真唱的重要性，甚至将放音乐带伴奏改为现场乐队伴奏的形式。年三十的晚会上，马俊仁与他执教的长跑团队受到以主旋律专业户黄宏为首的，铺天盖地的赞誉。台下的现实世界中，据称是“马家军独家秘方”的生命核能口服液广受追捧。这一年，保健品和减肥药行业蓬勃发展，“太阳神口服液”的威名震动了整个南中国，并深入黄河以北，成为遍布全国，如过江之鲫般的下海个体户们仰望的新标杆。

见微知著，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城镇市民在生理上超越温饱的需求已经不可阻挡。

该年的春晚还试图邀请处于退隐状态的邓丽君，但被后者婉拒。

在八十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为绝大多数内地青年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王菲本人在一九八五年的出道专辑《风从哪里来》 内的曲目就全部是对邓丽君的翻唱。当然，对于王菲而言，没有进入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春晚名单也并不影响自己走入事业的巅峰。在本年，大陆已在试图向港台进行反向的文化输出了。当天，何勇站在红磡舞台上高呼：“香港的姑娘们啊，你们漂亮吗？”他与同台演出的窦唯、张楚等人的大气表现多少减轻了此前他因“四大天王是小丑”的失语而在苛刻的香港媒体那里丢掉的印象分。在这一年与窦唯确立恋爱关系的王菲则以“王靖雯”为名在台湾发行了新专辑《迷》，累计销量近百万，主打曲目《我愿意》名噪一时，获得齐秦、费玉清等大咖的翻唱。

在两岸文艺交流欣欣向荣的同时，暗影也在暗中滋生。

一九九四年三月，杭州西郊千岛湖上发生的事件是九十年代中期 社会 治安失调的客观反映。

公安部的统计称，该年全国立案74万起，大案27万起，比一九九三年同比增加达到惊人的。八月十二日，公安部严打整治办公室宣告成立，在八十年代曾令人风声鹤唳的运动式执法故技重施。

同年夏天，王菲与梁朝伟、金城武一同主演的电影《重庆森林》在香港上映，王菲饰演一名性情自然纯真的店员女孩，其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和王家卫的其他电影一样，在迷离飘渺的镜头语言与充满疏离感的角色背后，电影的旨趣大抵仍然是表达在香港这样充斥着钢铁丛林的现代化城市中，作为个体人类的渺小、异化与孤独。

一九九四年，新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正式上映。

剧中，香港照例作为遥远、发达的彼岸形象存在。宋丹丹和杨立新饰演的北京夫妇抽中了“香港七日游”的大奖，却被开奖的公司以“手续太麻烦，还是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再去吧”的借口搪塞。

他们的女儿则迷上了风华正茂，刚刚塑造了程蝶衣一角的张国荣，在房间里摆满了后者的海报。在剧情中，这对夫妇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多年，但仍与长辈与兄弟同住一间大房子，来源是长辈单位的分配。该年，统计数据称，北京城近郊区房价需要710~1099元/平方米。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上海试行三年后，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在北京正式施行。这年，大陆城市化进程如同腹中胎儿，虽然已经初见雏形，但还远远没有成熟。

对于《重庆森林》这样反映都市青年人疏离与孤独的电影，观众有足够的生活背景去接受、取得对类似主题的共鸣，还要等到多年之后。

不过，在一九九四年的中国电视屏幕上，稚嫩的城市新中产已经开始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除《我爱我家》之外，佳作层出不穷。以王朔小说为底本，长度仅八集的《过把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城市青年男女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是剧情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条主线。屏幕上，二十七岁的江珊大声喊出：“说你爱我！”躺在床上的王志文则露出坏笑，说：“我恨你。”

一九九四年，爱情情节本身当然早已不再是禁区，但以爱情为唯一表达对象的电视剧集在当时仍算得上旧有观念的有力挑战者。对于上一辈来说，这一年在电视屏幕上影响更大的是《三国演义》电视剧，这是举国体制在电视剧工业上最后的余晖。

本年，新旧时代间的撕裂与张力在永恒的经典《我爱我家》里亦有着明显的体现。本剧理论上的主角是满口官腔的退休老局长傅明，但前半部的大量戏剧冲突来自于长期出入于咖啡厅、饭局的个体户，梁天饰演的贾志新。与后来的英达式流水线喜剧大量采用罐头笑声不同，《我爱我家》大多数背景笑声直接来自于观看现场录制的观众。编剧梁左拒绝了邀请老北京胡同住户当观众的提议，他认为只有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才能最好地理解他在这部剧中埋下的“梗”。事实如他所想。

一九九四年，大学尚未扩招，虽然学生已不再过于关心政治，而是沉浸于麻将桌与托福单词的两极，但理想主义仍未全部消逝无踪。该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央视联合举办了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全程现场直播，观众与演员都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完全由毕业大学生参加的，向 社会 公开的晚会。晚会主持人是杨澜，代表北外登台的何炅自导自演了小品，老狼则弹着吉他，唱了《同桌的你》。这是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

这一年也是李总理的毕业季。该年，他取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在论文中，他提出观点，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农业 社会 一步走向现代工业 社会 的传统模式，而需要存在一段过渡时期。其中，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以及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将成为重要的枢纽与窗口。在这篇论文完稿的同年，统计显示当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指数为，农村居民则为，均已比十年乃至五年前有了较大程度的恶化，而这一数据还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继续飙升。

城乡内部间已日渐拉开差距，而城乡之间的分化也日趋严重。于一九九四年举办的第十五届“飞天奖”上，反映农村改革的《沟里人》、《农民的儿子》、《吴福的故事》、《秦川牛》等剧集都获得各项大奖，主流媒体例行公事地转发通稿，赞扬这些电视剧反映了中央“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指示云云。但本年遍布中国的亿台电视机中，大部分拥有者毫无疑问是城镇居民，这些剧集理所当然地没有在收视率上掀起任何浪花，很快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后人追忆一九九四年的文化生活时，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些曾经占据报纸版面的名字。

《活着》、《大话西游》、《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璀璨的名字都诞生于一九九四年。这年，闪耀在文化天穹的明亮群星常常让我们忽略背后灰暗广袤的夜空。文化战线上，面向出版物，以消灭铅字为目的的“扫黄打非”工作正全面开展，其力度不亚于与此同时，治安上以消灭肉体为目的的“严打”。统计显示，一九九四年前九个月，全国共收缴违禁书刊594万册，据称，其中66万册为“淫秽书籍”。与缓慢而坚定的城市化进程并行，一个时代的审美也正在经历转轨期。

和稚拙青涩的八十年代不同，文化市场不再由精英一手把持，那么尊重市场经济的需求，出版物泥沙俱下就成为必然。市场让前一个十年曾经呼风唤雨的知识分子陷入自我认知的彷徨，他们有的投入大潮中，更多则在勉力寻找自己的支撑点。回归传统成为一时的潮流，书店里，《唐诗鉴赏辞典》取代了加缪与福柯的著作，成为知识分子的最爱。

同样，也有那些理想幻灭后无根的漂流者。一九九四年，周伟与李缇抵达柏林，余红在去武汉的路上。北岛则试图从美国返回中国，在进入中国海关时，他被扣留，不久后被遣返回美国。这年，他在《下一棵树》中写道：

我们游遍四方

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

返回，为了命名

那路上的忧伤

北岛从此在加州教书。二零零三年，父亲病危时，他悄然回国看望，并旋即再次离开。这一年，即将卸任的上一代经济官员开始检讨过去十年改革的得失。数据显示，自一九九四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十年后，中央年财政收入增长，地方收入增长。官方口径认为，这说明改革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赢。

一九九四年，作为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的反思与修正，朱总理主导下的分税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央财政得以全面扩张。这在当时与后来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连锁影响。一面是强干弱枝，一面是继续深化市场经济，这成为日后“中国模式”这一模糊概念的基本雏形。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新的刺激点，数年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我爱我家》中那个单位分配住房的时代彻底成为 历史 。

这导致 城镇住宅进一步成为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与城市化进程互相映照，为今天一线城市令人咋舌的房价埋下遥远的伏笔。

在一九九四年，随着席卷国企的机构改革，“下岗”的狂风就已起于青萍之末，北京上半年即有下岗职工近10万人。大量富余劳动力被流放到 社会 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极大负担。一九九四年的税制改革后，政府手握向地方税收返还的权力，地方更无抵抗的资本。

于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日渐深化，下岗职工则就此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 社会 沉降的一支灰色力量。

国企的大规模裁撤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给下一辈人带来新的后果。

国企不再有定点接纳大部分应届大学生的能力，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应届大学生进入自由就业市场，与下岗职工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对决策者而言，如果待业的青年人再进入已经饱和的求职市场，后果难以设想。于是，世纪末前，高校大规模扩招开始， 社会 上的废物变成了学校里的废物，大学生不再是之前代表知识与文明的，神圣的名词。

高校招收人数在不断增多，而与上一辈人相比，一九九四年的新生儿的同龄人反而在削减。该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出生率已经由一九七零年的‰下降至‰，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下降至‰。城镇家庭规模与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次回升，而该年，农村的强制计生仍然如火如荼。

一代独生子女的 情感 淡漠造成他们对 情感 共鸣与亲密关系的渴求，加上经济发展，城市化，房价，扩招，这一切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焦虑、彷徨的近虑，而这一切都在一九九四年种下远因。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因此该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但并不是每一个先行者都能意识到信息技术在未来将爆发出的能量。

由于缺乏实际生活中的深入交流与观念表达，网络代表的虚拟空间给很多青年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寄托，当然包括一九九四年出生的这一代。

今年，按照正常学制，他们将本科毕业，汇入人群的潮水，试图去讨生活。

在一个春季的下午，其中一个人查阅了一些 历史 文献与回忆录，发现自己出生的那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于是写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说起来，他的目的无非是在一个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的年代中，通过回望过去，聊以自慰而已，我们很难从中找到更崇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