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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aars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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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均衡:论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

冯 巍

来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二者的相生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可以从正确认识制播体制改革、充分重视剧本题材创意、理性选择投融资策略、恰当应对政府新规出台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关 键 词: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文化导向/艺术使命

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

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同时也面对着形影相随的种种危机和责难。如果只是以大力推进电视剧产业的雄心壮志相鼓舞,显然远不能切实地解决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都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开展深入的探索。其中,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并分别受到了日益明晰的解读,在政策上、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所进展,但二者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着,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联,必须进行一体化的统筹考虑。

从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发行量开始超过1万集,当年总计489部10381集。国家广电总局也于次年开始在官网发布“年度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情况的通告”(见表1,有关统计依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官网数字重新计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的比例一直占据首位,口碑效应却长期没有明显地超过历史题材(包括重大题材)。这恐怕不是产业角度的单向思考,或者借古喻今的创意姿态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即使在电视剧局面一片大好的情景下,政策驱动因素的调整、成本驱动因素的失控、创意驱动因素的疲软、受众驱动因素的混杂,仍然潜藏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未来。一边是电视剧产量激增,每年约50%未获准发行而无缘与观众见面;一边是电视剧播出精品供应不足,少有力作可买可播,以至于损害了产业结构,导致产业生态失衡。更重要的是,这种产业生态的不平衡,其中的纠结主要可以归因于电视剧的文化生态问题,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诸如娱乐主导、内容雷同、解构经典、文化缺失,等等。与此同时,电视剧在新世纪以来还置身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大变革、大创新以及海量互动新媒体内容兴起,并逐步蚕食传统媒体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如何艺术地建构文化承载的现代形态,才是电视剧创作需要仔细推敲的关键。加强精品电视剧的比重,就成为改善中国电视剧整个文化生态并因之进一步平衡产业生态的必然举措。

如果在政策驱动因素于变化中走向完善、成本驱动因素于调控中走向强健的同时,创意驱动因素能够在创新中走向多元,受众驱动因素能够在细分中走向明晰,必将大大有利于电视剧制播双方为构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循环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就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的博弈而言,以下四个走向特别重要,也是业界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一 从制播一体、制播分离到制播整合

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三个基本环节。由于自产自销的传统发行方式仍占据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主导地位,电视剧发行公司往往从属于制作公司即影视企业,制作、发行和播出就构成了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同时,原有的制播一体化的体制,使得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这三个环节无法发挥相互制衡的功能。新媒体渠道、音像渠道,以及其他发行渠道,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拓展。换言之,政策体制不顺畅所带来的价值链界限不明晰,阻碍了电视剧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制播分离的决策,对于理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一决策可以化“单一行为主体”为“产业行为群体”,由一个长期闭合的价值圆环建构出一条既分立又关联的、不断延展的价值链条。

2009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首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了指导性政策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就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对于电视台而言,所谓的“分离”不是带来制播“分裂”,而是更应该理解为“分制”,即电视台的“一台两制”——“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使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电视台因而获得市场流通的可能。”①这将有助于提高体制内的广电机构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可能,同时避免产业链上下游的恶性竞争。对于民营电视剧制作方而言,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新的价值链明晰之后,“台管台控台属”制作方、民营制作方与电视台播出方在价值链上的适当衔接,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制播双方在新的层面上整合的呼声,近两年也为此越来越高。电视剧产业以电视台为中心的投资、预购、定制、自制,已经日渐成为一种重新寻求制播整合的方式。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电视剧制作的管理方式在2006年从规划立项变为备案公示。这就给予了电视剧制作方最大限度上的创意自由,当然也对制作方的未来市场预测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仅以家庭伦理剧为例,作为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题材选择,不管电视剧市场如何风云变幻,这种类型剧从《渴望》(1990)以来就一直热度不减,但其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发生了特别醒目的变化。从1997年的《牵手》到2001年的《让爱做主》、《来来往往》,再到2004年《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婚姻变得如履薄冰,令人每时每刻都恐慌不安。2009年的《蜗居》虽然不能归入家庭伦理剧,但却因为把第三者和房子联系在一起,为其找到一个时代色彩强烈的理由,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2010年-2011这两年,“幸福”的回归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10年《金婚风雨情》(2010)、《金婚》的幸福史诗,到《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唤起人们追求幸福的集体共鸣,再到2011年《幸福来敲门》预示着“幸福”开始降临。

在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取向“从隐忍包容式、悲情破碎式到主动幸福式的转变”②中,可以看到受众主体的强烈诉求改变了家庭伦理剧的题材创意走向。“只有改变单纯的制作方模式,将受众作为一个特殊元素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之中,才能在电视剧的受众生存中激发电视剧艺术的生命魅力并永保不败之地。”③当一部又一部的家庭伦理剧成为“话题剧”,其对广大观众日常生活的呼应与震动,以及各媒介渠道相应的热播与热议,推动着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共时性地从失衡走向平衡。然而,近来“后宫剧”的盛行,却以另一类型演绎了让人不安的家庭伦理关系,其对现实人生的隐喻需要多加警醒。

二 从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到编剧中心制

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转向,充分表征了电视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定位。在这两种架构中,题材创意即剧本创作虽然都处于核心制作环节,但编剧作为群体却是价值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这显然背离了知识产权时代的总体走向。从2005年中国首家专业剧本公司“黄金档影视文化”成立,到2010年中国首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成立,编剧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种种迹象表明编剧已经萌生了作为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

电视剧题材创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活水源头,而且体现为文化价值链的智慧结晶。优质的剧本,能够把这两条价值链很好地衔接起来并推动二者的良性循环,同时激活电视剧的经济效能和文化效能。无论是从电视剧制播方的战略角度看,还是从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来看,编剧在创意上增强差异化,都是增强一部电视剧竞争优势的关键。作为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在增长且最终能改变电视剧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编剧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经济地位的合理保障,必然会成为提升电视剧文化内涵的利好因素。

2008年2月24日,“中国电影编剧论坛”发表了《2008编剧维权声明》和《2008影视编剧自律公约》,102人署名号召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尽管这一声明没能提出编剧与制片方如何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举措,但这种规范的行业性约定,还是对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震动。这绝非单兵作战所能够达到的效果。2011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届会员就有二百多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电视剧编剧组织。即使编剧中心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进步显然已经开始推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进一步优化。电视剧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仍然要受到社会-时代宏观情境的制约,但创意主体的上述自律举措可以直接影响政策主体、产业主体和受众主体的相应调整。这些举措对于文化价值链的优化作用,以及对于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相生互动的优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关于投资—融资

中国目前电视剧的主要资金来源分为六类,即自有资金、合作方投资、电视台预购、银行借贷、上市融资、政府赞助与奖励基金。其中,后三类所占比重日渐提高,上市融资则正在掀起热潮。中国的电视剧产业群雄并起,正处于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58家国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了转企改制,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已经发展到近5000家。当前景变成了“钱”景,继华谊兄弟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之后,华策影视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根据Wind资讯所提供的信息,中国上市影视公司GICS分类(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包括17家,申银万国分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包括22家,中证分类(中国证监会)包括22家。除去重复的公司,实际上共计有40家,而从其经营范围的描述来看,与电视剧制播直接相关的公司有10家。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见表2)。

过度压低剧本和电视剧制作的成本来保障经济收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恶性循环。尽管上市“钱”景乐观,也确实有利于电视剧产业链的优化,但在电视剧制播成本总体大幅上扬的今天,通过上市融资之类的渠道实施成本优先战略,显然不是改善电视剧产业生态的首选策略。电视剧制播方清醒地认识到,差异化战略才是最优化价值链的选择,开始致力于追求具有独特性的低成本资源和具有高买方价值的高成本资源的组合,借以创造各方认同的价值与独特性成本之间最大的差额。这种差异化战略主要体现为创意战略,其中,题材创意的独特性即剧本的独特性非常重要。一味地低成本,不利于提高剧本的独特性。提高剧本购买成本,获得优质剧本,以便提高电视剧制作方的议价实力,吸引优秀演员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片酬议价,或者可以不必须是名演员担纲主演,就降低了总成本,即通过采取差异化战略作用于成本。这样,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优化过程中,剧本购买环节就越来越得到关注。这恐怕也是编剧维权态度日益强硬的根本缘由。

从剧本的题材创意问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文化价值链的思考。这一文化价值链应该产生的不是文化浮躁、文化炒作所带来的“文化垃圾”,而是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所带来的文化精品。电视剧艺术具有文化经济特性,意味着电视剧的产业属性不能脱离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载体之一的文化属性而独立存在。“电视剧文学剧本,具有显示我们时代先进文化的文化蕴含和美学品格,具有创造能够索引时代也能够引领时代的美学价值,具有它应有的综合的系统的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功能。”④然而,一部电视剧究竟会发出谁的文化声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制播方的选择,也要考虑电视剧观众的选择。热播剧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化文本,不仅蕴涵着叙述者的文化社会诉求,而且折射出接受者的文化期待视野。那些成为“事件”的电视剧,除了具有艺术上的经典价值之外,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文化症候和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言人,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和心理共鸣。这种共鸣往往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文化效应,“追”不同类型的电视剧,“追”不同维度的电视剧话题,呈现了各种亚文化群体从中获得的不同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

四 关于“限娱令”和“限广令”

电视剧有事业无产业固然会阻碍电视剧艺术的市场化蓬勃发展,有产业无事业也会给电视剧艺术的持久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电视剧娱乐化的选择,不能否认资本驱动的因素。资本总是致力于把符号从与真实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将其投入纯粹的流通。⑤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然而,即使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增值了,文化价值是否也正向增值了,却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学界从新世纪伊始就从广泛的意义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关注到中国所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困境。

尽管“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它发展的初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⑥,但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文化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文化生态的普遍存在,及其系统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交互融通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文化链”,其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社会总体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态视角,看不到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失衡,便很可能导致‘话语飘移’,为各种各样的‘伪问题’所遮蔽和迷惑,而真正的主流话语却得不到彰显。”⑦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而言,由于这一艺术形式深深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养成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回避电视剧已然失衡的文化生态问题,就会引发更严重的文化滑坡,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电视剧产业发展自身的良性循环。

2011年,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大变革、大洗牌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调控之手”新规出台与资本扩张的呼应,造成了新的产业生长点。2011年10月到11月问,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了“限娱令”和“限广令”,并且都规定从2012年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两限令”在客观上成为刺激电视剧产业再攀新高的举措。部分卫视将2012年的“综艺节目时段”改为“电视剧时段”,已经导致电视剧的市场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频道和江苏卫视则另辟蹊径,联手研发了一种全新的节目模式,即职场创意偶像真人剧中秀,并在2011年10月30日首度推出了《一心一意爱上你》。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2012年的开年电视剧《大戏法》,也是带有浓厚的“剧中秀”色彩。考虑到电视剧早已“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创新功过如何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显然需要加以认真的审视。至于电视剧植入广告、剧集时长和剧集间广告时长的具体变化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取消剧中插播广告显然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通过电视渠道收看电视剧的方式,在与视频网站的竞争中,重新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尽管在广告收入方面电视与网络的竞争重新疑云密布。

“两限令”的出台,显然并非一时冲动。2011年4月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参会者涵盖了电视剧管理机构、制作机构、播出机构三方和有关部委的代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相当于发布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总动员令”。在肯定“电视剧成为当代社会主流艺术形式”的同时,提出“十二五”时期电视剧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提升电视剧品质”,实现创作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⑧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的自办刊物《第八频道》试刊号发行,在扉页广告之后以醒目的大字将自身定位为“人类情感的窗口民族精神的家园”,阐述了“奏响一个旋律,做强一个品牌,把好一个关口,守望一片园地,建立一套机制,深化一个主题,放大一个平台,走出一条新路”的八句箴言。作为电视剧专业频道的“国家队”,这样的定位不仅是在响应相关决策层的号召,也是在引导电视剧业界自身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电视剧热闹而非繁荣的产业生态中,不仅出现了制片方争夺定价权、营销拓展话语权、播出平台抢占好剧版权的现象,还存在着编剧捍卫著作权、导演出让拍板权、明星炒作议价权、广告滥用插播权的问题⑨。如果这些电视剧产业链条上的利益方不能理顺其相互关系,不仅会因各方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失衡而阻碍电视剧在中国的“产业式”推进和繁荣,也会损害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电视剧文化生态平衡,损害观众应该拥有的多元化的文化价值选择,最终会不利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健康生长和理性建构。“‘文化创意’的提出,本意在于提请人们注重当今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精神滑坡现象,自觉加大对文化的投入,靠文化提升人的素质,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⑩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注释:

①尹鸿:《“分离”或是“分制”——对广电制播分离改革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②赵曙薇:《“幸福剧”的文化价值取向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1期。

③刘婷、赵晓倩:《集体心理寻唤——新世纪电视剧创作与受众心理互为关系研究》,《当代电影》,2009年第7期。

④曾庆瑞:《“电视剧文学”刍议》,《文艺报》,2009年7月16日。

⑤[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⑥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⑦孙卫卫:《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兼论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及其培育》,《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田进:《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在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

⑨吴仕逵、刘雅娜等:《中国电视剧“钱规则”》,《第八频道》(试刊号),2011年5月。

⑩仲呈祥:《警惕文艺媚俗化、功利化倾向》,《艺术教育》,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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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风中沙鸥

[摘 要] 电视剧《蜗居》在各大卫视播出后可谓炙手可热,如果说《蜗居》最大的成功是题材的选择,它选取攻占了“房奴”这一敏感尖锐的话题高地,那么该剧犀利而又有深度的台词对其走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蜗居》台词不仅诙谐幽默而且充满智慧,极贴近百姓生活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因而备受观众追捧并被奉为经典,称之为“《蜗居》经典台词”。本文尝试从语言运用角度及修辞角度来解析《蜗居》中的经典台词,并挖掘其成就经典的要因。 [关键词] 《蜗居》;经典台词;语言运用;修辞 电视剧《蜗居》在2009年岁末播出后,在观众中掀起了令人惊讶的收视热潮,备受追捧并被誉为2009年最好看的电视剧。[1]该剧紧贴社会三大热点问题:房奴、第三者和反腐。触及现代都市人生存条件、事业发展、情感选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若说所反映社会热门话题是其走红的制胜法宝,那么该剧紧跟时代潮流的台词也是其走红的又一要因。以下本文就从这两方面着手来解析《蜗居》台词成就经典的要因。 发人深省、产生共鸣――《围城》式犀利反讽旁白的运用《蜗居》台词沿袭了作家六六一贯幽默飞扬、鲜活灵动的行文风格,剧中的台词有深度又不乏犀利。作者采用了钱钟书先生《围城》中讲一段故事、机智地评论一段的形式,运用旁白的表达手法,让观众每次看完一段喜怒哀乐之后,能理智地总结一下;或者随着作者的幽默机智而会心一笑,发人深省处又能产生共鸣。例如: (一)海藻其实很想加一句:我觉得很羞愧。可这句话她说不出口。她为什么羞愧,她自己知道。前几个月,还纯洁清高地站在这儿,大义凛然地将钞票还给人家。可没过几天,又低着头爬过来,抱人家的腿。人啊,既然迟早有一天你都得放下身段,为什么不早点儿做出副哈巴狗的姿态呢?(旁白) 这是郭海藻找宋思明借钱时,前后行为矛盾的对举,语言色彩非常辛辣,引人发笑的同时颇具反讽意味。 (二)海藻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50块钱的内衣和500块钱内衣的本质区别是:女人和女色。(旁白) (三)她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她却逃不开。这种奇怪的关系像一块磁铁,让你在正面相对的时候,拼命抗拒;而在背身过后,又期待被拽入磁场。(旁白) 这是郭海藻无法抗拒成熟的宋思明的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人物心理活动展露无遗。 就旁白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来说,《蜗居》台词展现出的独特反讽意味和丰富想象力以及妙喻珠联、涉笔成趣的特点,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钱钟书先生才子式彰显智慧及知识的《围城》创作手法,可称得上望其项背。 风趣幽默、机智诙谐――高超修辞手法的运用修辞是一种语言运用的方法,是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研究语音、词汇、语法运用的,也可称之为修辞格。[2]说话和写作中恰当地使用修辞可以增强言语表达效果。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实例中的机智特点不属于它的思想,那么它就一定存在于词语的表达形式之中。”[3]也就是说,一句话所以显得机智而令人发笑,或者是因为这句话表达的思想,或者是因为这句话表达的形式即修辞的技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修辞技巧是形成幽默效果的重要手段。《蜗居》经典台词正是使用了大量精妙的修辞,增强了文本的幽默意味。考究起来,经常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比喻 大量精妙又别具一格的比喻是《蜗居》经典台词的最大亮点,且多数会引人发笑,这些比喻达到了“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效果,给人以十分深刻鲜明的印象。 1.海萍对刚出生不久的冉冉:“奶粉要进口的,尿布要名牌的。进出都要钱,你整个儿一双向收费,比中国移动还狠啊!” (郭海萍) 这个比喻很跟得上时代潮流,嬉笑怒骂四味俱全。 2.换了你,你也不离,因为你不舍得把自己蚌壳里忍半生疼痛磨出来的珍珠挂在别人脖子上炫耀。(宋太太) 宋思明爱人谈离婚时的说辞,形象生动。 (二)双关 双关是指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4]这一修辞格的使用能适应某种特殊语境的需要,并使表达含蓄曲折、生动活泼,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举例如下: 1.“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不假,4万还是“我妈”,6万就成了“咱妈”了!幸好这钱拿回来了,否则估计你嘴里就是“他妈的”了!(苏醇) 这是《蜗居》中相当经典的一句台词,是苏醇对海萍得到钱后态度起伏变化的感慨,苦笑之余,极具嘲讽意味。 2.人情债,肉偿啦。(郭海藻) 这是《蜗居》中最当红的一句台词,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台词。这里的人情债“肉偿”指的是女色。 (三)仿拟 仿拟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成语句中的某个语素,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以下同上]这种故意仿拟某种既成形式的修辞手法通常能取得滑稽嘲弄的艺术效果。《蜗居》经典台词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 1.别说生米煮成熟饭,你现在就是生米煮成爆米花,人家要跑照样跑掉。(老李)“爆米花”仿“熟饭”而来。 2.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郭海藻)来自熟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四)层递 根据事物的逻辑关系,连用结构相似、内容递升或递降的语句,表达层层递进的事理,这种修辞格叫层递。这种修辞手法可以使语句表达效果层层深化,用以加深读者印象或强调某种感情。 1.这男人的占有呢?就像是打仗的阵地,一旦占用了,就是得到了。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撤退。而女人的占有,那是细菌的蚕食,蜘蛛网的扩张,棉花糖的膨胀,那是经年累月的,一点一点地直到最后把你完全占了,让你彻头彻尾无法逃避地被吞并掉。(苏淳) 这是苏淳对小贝抱怨自己感情生活的感触。 2.做女人就是得对自己好点,吃好、喝好、玩好,万一一个不小心出了意外,别的女人就用咱省下的钱,住咱积攒的房,睡咱节省用的老公,打咱心疼的娃。你说咱克勤克俭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心为家,有什么意思,总有些硕鼠来偷咱积攒下来的粮食,与其别人花,不如我们自己花。(宋太太) 宋太太论及小三儿时,愤恨厌恶之感溢于言表。 (五)换算 写文章有时会用到列数字,但有些数字较抽象、难懂,如果能使之形象化、明确化,就会增强表达效果。这种使数字形象化、明确化的修辞方法,叫做“换算”。换算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它能把难识的或需要特别强调的数量变得使人易于接受,能把抽象枯燥的数字变得形象具体,生动活泼,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举例如下: 海藻: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前世1• 0•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有缘相见,你说咱俩现在能躺在床上,能有多少次回眸啊?小贝:咱俩上辈子啥事都没干,就光顾着回头了。(小贝) 面对海藻深情的感慨发问,小贝换算后的回答相当轻松幽默,引人发笑。 (六)曲解 曲解是指对某些词语的意思有意地进行歪曲的解释,以满足一定的需要。运用曲解,或增加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或达到辛辣嘲讽的艺术效果。正如有1 000个读者,就有1 000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而对事物产生千差万别的看法。《蜗居》台词人物的语言个性凛然,正是借助这种曲解概念的修辞手法,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性和幽默感。举例如下: 1.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元角分;婚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姻就是将美丽的爱情扒开,秀秀里面的疤痕和妊娠纹。(郭海萍) 2.文学?文学就是鱼上的香菜。有鱼香菜才好看。没鱼,一盘香菜你吃得下去吗?(郭海萍) 这是郭海萍在饱经感情、婚姻、生活的磨砺之后,对这些概念的再认识。言语尖酸而犀利,渗透着郭海萍对生活的感触。 (七)对比 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格,也叫对照,对比可以使客观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得更集中、更加鲜明突出。例如: 原本光鲜亮丽之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化大都市,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焦点都会聚集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华美壮丽的一面。可这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是有灰尘,甚至死耗子,谁又会注意呢?(宋思明) 这句被称为“血淋淋”的经典台词是饱经世故的宋思明对国际化大都市华美与丑陋的深刻认识。 (八)警策 警策是含意深刻并富有哲理性的句子。现代学者陈望道在其《修辞学发凡》中这样解释:“指语简言奇而含意精切动人的,名为警策辞,也称警句,以能像蜜蜂,形体短小而有刺有蜜,为最美妙。文中有了它,往往气势就此一振。”《蜗居》台词中的警策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的是不同人的生存经历感悟,耐人寻味,感慨颇多。 1.人之所以慷慨,是因为拥有的比付出的多。(宋思明) 2.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把新欢变成旧爱,把冲动变成习惯。(郭海藻) 3.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地雷,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和平年代更是如此。(苏淳) 《蜗居》人物对生活的不同感触,话语间充满智慧和哲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从中联想到自己,这种耐人寻味之处,就是其经典语录的成功所在。幽默之中又可让人体会到潜藏于后的悲剧色彩。 (九)析字 析字是指一种写说中利用汉字特有的条件,通过离合或增损字形的方法来巧妙地表情达意的修辞格。[5]举例如下: 女人有了自己的家就是嫁。(郭海萍) “嫁”字被离合成“女”和“家”,表意内外兼顾。 结 语 综上所述,《蜗居》台词呈现的语言犀利之中见讽刺、平易之中见哲理、幽默之中而悲喜交加的独特风格,是其被推崇为经典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娴熟地发掘及运用博大精深的语言艺术是缔造影视剧经典的又一法宝。 [参考文献] [1] 《蜗居》影视娱乐[EB/OL].新浪网:https://ent.省略/f/v/woju/. [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奥地利]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4]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 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许夙慧(1981― ),女,河南郑州人,硕士,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人文教研室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陈露(1981― ),女,河南濮阳人,硕士,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人文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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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肉肉变胖子

这是我写的,刚写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让你分享一下内容摘要: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出现回流中小城市的现象。我们应该认清它产生的原因,分清它的利弊,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使国家和个人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实现双赢!。关键字:高校毕业生 就业 无奈 回流 自愿 发展 鼓励措施。正文:正如我们知道的,随着大学扩招,每年高校毕业生数目巨大,而社会每年能提供的职位有限,使这些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人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残酷竞争。这一现象在大城市尤为突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说今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明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就很严峻。那么,明年的毕业生人数630万,再加上往届100多万没有实现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1。再加上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因此,与往年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向大城市的现象不同,近来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一股“回流”潮,中小城市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不同的统计资料都表明,“京、沪、穗、深”曾一度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之地,大连、厦门等二线沿海发达城市次之。如今,在大城市生活持续增长的各种压力却使“事情正在起变化”:一部分大学生开始理性地反思这种“唯大城市是从”的就业观念,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回流中小城市。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网络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7761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的人就业首选省会城市或发达的地级市,其次是普通地级市(),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降到了第三位,约为。 针对这种现象,社会上有很多评价,就我个人而言,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现实的无奈,但这种现象却对我们的社会、国家有着正面的影响。首先, 我们先具体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社会现象。 不妨举一个事例:在青岛理工大学读书期间,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李洪涛也一直有个大城市梦,他早早就规划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上去首都。“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北京作为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IT行业人才需求大,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当时的李洪涛踌躇满志。2007年毕业前夕,在经历了几十场人山人海的招聘会无果,海投数百份的简历最终石沉大海后,李洪涛发现,曾经的就业观念多么地不符合实际。严峻的就业现实让李洪涛毅然放弃了当初北上的梦想,选择了回山东老家文登市发展。在老家县城,李洪涛轻易地拿到了某公司的offer。“基本工资1700元,管吃住”。李洪涛对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偶尔跟同事和朋友下下馆子、购置些衣物,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花销,每个月能省下1200元左右上交父母。工作两年后,在亲朋的资助下,他在县城中心买了85平方米的大房子,正式成为有房一族。“现在‘80后’不都讲究有房有车吗?接下来就是车子了。”李洪涛说,他看中了整体性能比较符合家庭标准的比亚迪F3。当被问及当年的大城市梦想,李洪涛说,“所谓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学生时代一个美丽的梦吧。在校期间可能不会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比如人才竞争和生活成本等”3。其实,像李洪涛这样放弃大城市梦想,回流中小城市发展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从这一典型事例不难看出导致高校毕业生出现类似“逆城市化”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 、大城市职位提供能力有限,大学生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生数量众多。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大学生难以实现自身原有的抱负。二、大城市生活消费水平太高,房价上涨过快,即使对于已经就业的学生而言也不堪重负。最近的电视剧《蜗居》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对于那些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三、中小城市现在发展良好,国家给予了大力扶持,能提供现代化的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四、在大城市智力过剩的同时中小城市面临着人才短缺问题,高校毕业生在择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五、在中小城市物价较低,高校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不是十分大,竞争相对小,等等。综合以上原因,最近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的社会现象。然后,我们可以看看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的社会影响。对国家而言:一、它直接缓解了大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大城市人才已经趋于饱和,能够接纳的待业人员有限,势必产生很多失业人员,如果过多的人没有工作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知识的人员失业,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二、它给经济正在急速发展而人力资源短缺的中小城市带来了急需的知识分子,有利于人才分布均衡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据报道:清华大学首场2010年毕业生招聘会20日举办。来自重庆地区的近50余家重点单位携1200余个招聘岗位,另有141个博士后岗位以及133 个实习生岗位到清华引才。清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去京外就业已经成为清华学子的就业选择新趋势。2009年,清华就业的毕业生40%选择京外就业。一滴水见太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现象对当地引进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帮助。三、它有利于改变社会对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的偏见,有利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人们过去是“唯大城市是从”,看不上中小城市。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或盲目崇拜,任其发展,对国家安定势必有不良影响。对个人而言:一、它有利于高校毕业生避免过于残酷的竞争,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下生活。二、它有利于高校毕业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正如一份数据显示:麦可思发布的《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在2008年“211”院校的毕业生中,在地级及以下城市的实际就业率高达44%。这是在有巨大的“蚁族”(待业的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社会中多么难得的就业率。最后,我们看看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说到这,不得不强调一下在开头提到的一个观点:这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现实的无奈。即“回流”是否是大学生的本意?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回答是:不是。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唯有破除“回流”障碍才能让更多大学生愿意“回流”。只有让他们打心底里愿意回流,才能真正意义上的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而怎样才能让他们做到真心实意的“归顺”中小城市呢?这有几点我们应该做到:一、建立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工作环境。二、保证就业公平性。在早些年为什么更多大学生在面对选择大城市还是家乡的中小城市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城市就是因为在中小城市就业公平性得不到保障。其实,这样的就业潜规则问题不要说中小城市,就算是大城市也一样时时处处都存在。当然,这个就业公平问题,也不是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比如“国考”的公开性透明度在逐步提高,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给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三、国家还应该提供一些优惠和扶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在户籍、人才流动、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给他们保留充分“想象”的空间——如果在基层的发展不如预期,还是可以选择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概而言之,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更透明,更润滑,无论第一步选择在哪里工作,未来的发展空间都是一样的。此外,还要出台一些针对这些人群的福利政策和就业帮助政策。同时注意引入一定的竞争机制以发挥 “鲶鱼效应”,鼓励大学生回到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创业氛围,促进更多的大学生“回流”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四、其次就是劳动力价值不被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突出表现就是加班现象的异常严峻性。除了政府机关,大学生“回流”其实更多的出路还在于进企业、进工厂。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企业工厂都纷纷进驻到了中小城市。对于那些“没办法”进政府机关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多的选择还是在这些企业工厂里头。然而,加班现象异常严重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事实,当地监管部门碍于地方经济发展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两千块钱就买了个全劳动力——这自然很难吸引大学生“回流”,所以,要真正意义上让更多大学生“回流”就得解决中小城市加班严重的问题,还中小城市劳动力一个正常的生活空间。等等。做到以上几点,便能使高校毕业生更多的变成主动自愿的回流,最终保证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这一现象朝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更有益的影响。综上,高校毕业生回流中小城市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有显而易见好的影响,只要我们认清它产生的原因,分清它的利弊,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便能使国家和个人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实现双赢!。参考文献:1.《中新社》 2《中国青年报社》 3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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