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史论文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共识。(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你准备给我加多少分啊

就学了这么点东西，写什么论文。连中医皮毛的皮毛都没摸着呢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 “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 “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