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总编辑

您好，我在朋友那看见一幅冯老先生的画，是画的虎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 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 参考资料：

先后在天津、上海、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就读。1946年，赴美。1950年代初，归国参加抗美援朝，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周报》副总编辑和负责人，《中国翻译》杂志主编。1988年2月-1993年4月，任中国外文局局长。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高级顾问。1989年参加全国中译英研讨会1995年参加墨尔本世界翻译大会。1996年参加香港大学研讨会。1998年参加汉城第 二次亚洲翻译家论坛。1998年参加上海外语与文化大学翻译研讨会。1999年参加北京大学翻译研讨会。2002年1月，中国译协表彰为奖资深翻译家。2011年09月23日，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于23日在京举行第二届中译外高层论坛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大会，林戊荪获得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