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师范学院学报事例

唐山师范学院的院校代号即院校代码为10099。

学院介绍

唐山师范学院，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是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院校。

学校创办于1956年，最初名为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唐山师范学院；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一年后恢复改建为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文革”期间被解散；1979年，恢复建立唐山师范专科学校；1984年4月，唐山师范专科学校与河北唐山教育学院合并；2000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改建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唐山师范学院。2016年，学校成为河北省省级硕士立项建设单位。

据2021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分为大学道校区、学院路校区和建设路校区，占地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图书馆藏有纸质图书万册；有全日制在校生18575人；设有16个教学单位，55个本科专业，涵盖10个学科门类；教职工1020人。

历史沿革

学校创建于1956年，最初名为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

1958年，升格为唐山师范学院。

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一年后恢复改建为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文革”期间被解散。

1979年，恢复建立唐山师范专科学校。

1984年4月，唐山师范专科学校与河北唐山教育学院合并。

1988年，被国家教委表彰为“全国优秀师专”。

2000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改建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唐山师范学院；实行省市共建共管，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

2007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教学工作评估，评估结论为“良好”。

2014年，入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7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2018年11月，入选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名单。

师资力量

据2021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教职工1020人，其中专任教师802人。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86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358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具有研究生学位（硕士和博士）的专任教师664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百分比。

馆藏资源

截至2021年9月，学校拥有图书馆2个，图书馆总面积约达到㎡，阅览室座位数3036个，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约万册，生均纸质图书约册；拥有电子图书约万册，电子期刊约万册，学位论文约万册。2020年当年新增纸质图书约43316册，图书流通量约万册次，当年电子资源下载量万篇次。

院系专业

据2021年4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设有16个教学单位，58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理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工学10个学科门类。

特色专业

学前教育（师范）、小学教育（师范）、特殊教育（师范）、应用心理学、历史学（师范）、法学、文化产业管理、体育教育（师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汉语言文学（师范）、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英语（师范）、商务英语等。

教学建设

据2019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共有教师教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省精品课8门、在建省级在线课程2门、省品牌特色专业2个、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据2019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2015年至2018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百分比、考研率15百分比左右。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学科建设

据2019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4个省重点发展学科。

学术研究

科研机构

据2019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1个、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省院士工作站4个、省高等学校应用技术研发中心1个、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市重点实验室8个、市科技创新团队3个、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示范机构1个。

科研成果

据2019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近三年学校获省级以上科研奖励11项，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38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发表科研论文684篇，SCI、EI、CSSCI、SSCI、CSCD等高水平论文202篇；出版著作111部；获得发明专利24项、实用新型专利73项。

学术期刊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创刊于1983年，主要栏目有冀东文史研究、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哲学经济学研究、政治学法学研究、艺术学研究、教育教学研究（文科类）、数学研究、化学研究、物理学研究、生物学研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体育研究、教育教学研究（理科类）、基础教育教学、区域资源与经济研究、图书情报学研究等。

1988年，在河北省教委组织的全省学报评比中，社会科学版获二等奖，自然科学版获编辑进步奖，是师专高专类学报中唯一的获奖学报。

2009年，在河北省教育系统期刊“三优”评比中荣获“封面设计优秀”奖。

2010年，在河北省高等院校学报研究会第四届评优活动中，荣获“特色学报”奖。

2011年，河北省教育系统期刊审读良好。

文化传统

校训是勤思笃学修身律己。

校徽是唐山师范学院校徽是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内环里是学校名称和学校创办时间。

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

代号编排

院校代码由教育部统一编排，号码有5位。各省教育考试院为方便高考生填报志愿，将有在本地区（包含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计划的高校重新编排，号码有4位。由于每年高校办学情况有变动，故高校代码有调整。

董正存，男，讲师。1977年生于河北昌黎。2001年7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文学院；2006年至今于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获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北京市语言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语法学、汉语语法化和现代汉语语法。主要讲授课程留学生：汉语本科生：古代汉语 精读 写作 阅读 中国经典话剧赏析（全校留学生选修课）语言进修生：精读 写作 口语 阅读 听力中国本科：大学汉语研究生：偏误分析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 第二语言习得导论主要学术成果教材1、《古代汉语网络教程》(单机版)，洪波主编，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2、《立体化古代汉语》，洪波主编，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3、《今用古代汉语》(上)，第一作者，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4、《今用古代汉语》(下)，第二作者，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主要研究领域汉语历史语法、汉语语法化、汉语语义演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教育经历2006年－2010年，获得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文字学专业文学博士2001年－2004年，获得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学硕士1997年－2001年，获得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文学学士论文1、《关于几个“新兴”词缀的探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2、《“非 X不可”格式的历史演化与语法化》(第二作者)，《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3、《反素情态副词的差异比较》，《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4、《现代汉语副词“非”用法之间的关系》，《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5、《情态副词“反正”的用法及相关问题研究》，《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6、《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链接——以名词为例》，郑定欧主编《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三）》（南京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7、《以“一…就…”为例试探语言共性教学观》（第一作者），《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8、《试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例证文化信息的体现》（第二作者），《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9、《时间范畴到条件范畴的映射》（第一作者），《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10、《词义演变中手部动作到口部动作的转移》，《中国语文》2009年第2期。11、《元代至清代否定句中的言说动词“提”》，《语言论集》第六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12、《近代汉语否定句中表达主观性的“再”》，《澳门语言学刊》2010年第2期。13、《表达周遍的“是X是Y格式”》，《殷都学刊》2010年第4期。14、《“是长是短”到底为何义》，《辞书研究》2011年第1期。15、《“完结”义动词表周遍义的演变过程》，《语文研究》2011年第2期。16、《表达全量的“若X若Y”格式》，《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4辑，巴蜀书社，2011年。科研项目1、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新世纪网络建设工程——古代汉语项目，主要参加者，2001年－2003年。该项目获2004年南开大学教学科研一等奖。2、天津市2003年社科研究项目“现代汉语情态副词的本体研究与教学研究”，主要参加者，项目号TJ03－YW1004，2003年。3、2005年国家社科项目“完型认知与汉语语法化问题研究”，项目号：05BYY034，主要参加者。4、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泉教授主持的“汉语文化双向” 精品课程建设，负责网页制作。5、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张卫国教授主持的“现代汉语概论” 精品课程建设，负责语法部分。6、2005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汉语周遍性主观情态表达的类型及其成因”，项目号：。7、2005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项目“汉语周遍性主观情态表达的类型研究”，项目号：XY200503。8、200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手部动作到口部动作的转移”（面上项目），项目号：、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全称量限表达研究”，项目号：10YJC740027。获奖情况1、参加制作的《古代汉语网络教程》(单机版) 课件光盘分别获得2004年天津市精品课程和2005年国家精品课程奖。2、《“非 X不可”格式的历史演化与语法化》(第二作者)（《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一文获得2006年天津市第十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3、参与制作的课件《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获得“第十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教文科组一等奖，2010年。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二 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三 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四 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五 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历史上东郑村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历史上没有董正存，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董存瑞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篇课文作写董存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安全，自己身上背了炸药包去炸敌人的故事。所以他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