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论文文献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 《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 《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 《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 《江苏》 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沪 总 办，虽 仅 8 个 月，这对 他 后 来的科学 家 的 形 象 有 一 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 《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 《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调查 萍 乡 煤 矿 和上 株 岭 铁 矿 ( 见 《中国 铁 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 《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 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 《滇黔地质》 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撰写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 《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 《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 《滇东的地质构造》 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 《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 《科学与人生观》 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 《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 《小说月刊》 上介绍 《徐霞客游记》 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 《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 《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 《中国官办矿业史料》 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 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 《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卷;

1931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 《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 《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 《漫游散记》， 《独立评论》 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 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 《苏俄旅行记》 和 《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 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 《中华民国新地图》 和 《中国分省新地图》 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 《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 《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 《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 《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 《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 《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 《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 《晨报副刊》发表了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了 《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 《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 《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 《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 ＜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 《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 《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 《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 《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 《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 《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 《“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 《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设》上发表 《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 《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 《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 《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 《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 《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 《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 《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 《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 《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 《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 《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 《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 《光明日报》发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我给你发了

从《新青年》和“新青年”看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再认识摘要：中华大地死寂之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犹如一道春雷，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青年在这场运动中深受影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奋起反抗封建主义，破除礼教，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这是千年之未有的新变革、新局面。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陈独秀 青年 思想启蒙20世纪初的中国，犹如一条从沉睡中苏醒的巨龙，在经历外国侵略者的无情残害和众多夭折的革命和运动之后，思想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剧变。在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告以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救国存亡的希望转向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封建腐旧思想仍然遍布中国，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中国缺乏一次比较彻底的文化思想革命，如果不将这些封建腐旧思想洗刷干净，不但共和政体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一些先觉者认为：难以救国，其根本在于中国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欲图根本之救亡”[2]，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改变,过去被他国侵略的事实表明，封建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行不通了，封建制度国家终将面临亡国的危险，早期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于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碰撞，先觉者们想通过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革其根本，改造中国国民，改变中国现状，而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占据主导地位，也受其影响最大，解放青年思想，让青年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投身于革命，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知识界处于混乱之中，不少知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后，在思想上发生极大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后，建立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因而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想要用西方的制度和思想改变中国沦为殖民地的现状。但仍有一批顽固保守派，出于自身利益和统治需要，想要复兴孔学，进行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让处在沉睡之中的国民尊崇先贤孔子，从而在思想上禁锢国民，达到统治当时带有奴性的国民的目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青年时遭受了封建礼教的毒害，对此深恶痛绝，自幼叛逆的他们，未向此屈服并发出了挑战，这也是几千年来第一批敢于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的人。至此，《新青年》创办，新文化运动正式爆发。当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之，《新青年》也从上海迁往了北京，并扎根于北大。《新青年》与北大完美结合,且《新青年》杂志和北大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阵地。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极力想挽救中国，借助于他们的言论去激起国民奋起反抗。鉴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报纸期刊和杂志，是受众面较广的传播方式，也正因此，陈独秀将目光投向杂志和青年，以《新青年》为载体，选择易于改变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最为头疼的广大青年群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3]在这段陈独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激昂热烈的文字展现了他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和希望的寄托。陈独秀决心以《新青年》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青年们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激起青年学生们加入到革命之中去。《新青年》不仅教育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思想，而且在妇女问题、文艺研究、时事政治、国粹、国民性等方面展开讨论，这是在当时其他杂志上所没有的内容，既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而且在当时极大的开阔了中国青年的眼界和见识，各种思想在这个平台涌现。当时的在校学生，在《新青年》的引领之下，开始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强烈的抨击，包括对于儒学和几千年来的礼教，同时也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新青年》作为一个平台，让众多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此得以展示，并且，也成为当时的思想舆论中心。陈独秀想借助于《新青年》对中国青年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认为青年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早在陈独秀国外留学时，他已深知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难以自救，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和思想来改造中国，于是他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批判性思想带入中国，并想通过《新青年》将此思想在青年之中传播。之所以选择青年，我想，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青年本身思想容易改变，易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二是，统治者向来惧怕青年，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青年敢作敢为，叛逆心理强。三是未来青年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身于革命，毕竟欧洲四百多年的思想启蒙，才将社会体制完全变革。《新青年》出版之后，在北大销售一空，学生们纷纷开始阅读《新青年》，并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新青年》的发表和编辑之中，北大师生成为当时《新青年》的主要编者，与此同时蔡元培校长在此时的北大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新青年》与北大更是完美结合。新文化运动，不止在思想领域，同时也在文化领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也有人提出弃用汉字改用西方符号；而鲁迅则以白话文《狂人日记》强烈抨击封建礼教……他们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来自于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礼教，而长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使国民的思想和个性被压制，难以激起反抗。相应地，对青年们的影响也渗透到思想和文化领域，对至此以后的文化和思想发展开创了新的天地，同时，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上的先决条件。“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4]《新青年》提倡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身强国，这对青年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精神和思想上不改变，难以健身强国，只靠蛮力是无法救国的，鲁迅弃医从文正是说明了这点：“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一丝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不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5]《新青年》的创办由陈独秀一人把持，从所选内容到出版，均带有“功利“心理，陈独秀出于创办初衷和对其作用的期望，将《新青年》的舆论中心和思想传播牢牢把控。《新青年》杂志上呈现的内容皆与陈独秀的思想密切相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的思想围绕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青年》对当时青年的影响，可从后来产生的杰出革命领袖中看出：毛泽东曾说到：“《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者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8]，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也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不过后来看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之后，大受启发，于是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6][7]也可以从当时读者的回信看出：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新青年》的编辑的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9]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它对当时青年的思想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青年们学会批判，学会思考，激起青年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以及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热情。即便新文化运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传播的思想本身，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弃扬关系，无可否认的是，它改造了当时青年的思想，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当时陷入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的一道曙光，开启了救国存亡的新高潮。注释：[1] 陈独秀：《旧思想和国体问题》[2]《中国近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3] 陈独秀：《敬告青年》[4] 二十八画生 .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1917，3 ( 2) .[5] 鲁迅 .呐喊自序［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71.[6] 转引自美斯诺：《西行漫记》[7]《周恩来旅日日记》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编《周恩来传》[8]《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 。[9]《欢迎〈新声〉》[J]，《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3 号参考文献资料：1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2 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2020年）3 陈国恩 《新文化运动百年纷争中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1000－114X ( 2020) 06－ 0148 － 124 沈祖炜《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5 《兰台世界》2013年九·月上旬：衡水学院法政系 任彤彤《陈独秀启蒙思想与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局限》6 《侨园论坛》：陈保中(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试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73页7 《未来传播》第27 卷 第5期 2020年10月：张连义《共和国家理想与《新青年》 的启蒙 》8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3卷 第6期 ：张宝明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舆论”还是“思想” : 作为启蒙文本的《新青年》研究》9 王 灵 《《新青年》杂志时代影响力的成因分析 》10 《学术专题（《新青年》百年纪念）》：张弘《新文化运动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11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6月号：赵菲《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以政治思想与文化主张为中心》12 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5日/第001版：田林《新文化运动百年：启蒙依然在路上》13 PPT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裴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