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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禅是禅那(巴利文Jhāna,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编辑本段]历史简介 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以参究、禅定为方法,以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 相传中国禅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达摩于北魏末年首先活动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来到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修习禅定,倡二入四行之禅修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后世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以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并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达摩在少林寺有嗣法弟子慧可、道育等,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拂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编辑本段]顿悟祖师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后世禅宗流入禅语机锋、呈口舌之辩,违反了禅宗的本意。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对中华气功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巨大贡献。 相传南北二宗之争,始自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忍以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以为得其禅之心要,故密授法衣,认可其嗣法地位。以后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认为舍离文字,直探心源,闻言当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才是修禅正途。其禅法可概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即由定发慧。[编辑本段]传承弟子 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菏泽寺,创菏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古南岳天柱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岐宗和慧南( 1002~1069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 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日本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禅宗少林潘国静[编辑本段]五家七派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良价禅师治所在今江西宜丰县洞山,良价的弟子本寂在豫章洞山(今江西宜丰洞山)普利院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弘扬师法。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曹洞宗以自忘来完成自我的实现。 临济宗。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宜丰的黄檗山寺(今江西境内)时初露端倪,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建临济院后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临济宗传至楚圆门下,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临济宗认为无位真人就是真实的自我。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于湖南宁乡沩山密印寺。沩仰宗强调机和用,信位和人位,及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沩山在得意忘言这一点上跟庄子完全相同。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云门宗一面逍遥于无极,一面又回返人间。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法眼宗完全奠基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 杨岐派。方会创立。因住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编辑本段]禅学点滴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者按,胡适博士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中曾考证过),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 Jhāna “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但其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那”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地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顿(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地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编辑本段]三种境界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地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地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编辑本段]禅学应用 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久,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出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编辑本段]中西差异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地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反都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特(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查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顿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征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荡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殊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禅宗有一段公案说:慧可向达摩大师请教安心法门,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心不能安。达摩说,你先把你的心找出来,我再给你安心。慧可是一个有着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徒,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禅宗二祖。他遵循达摩的话去找自己的心,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只好说,我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心完毕。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让你找你的心,你能找得到吗?显然,你也找不到。因为三心不住,即过去之心不住,现在之心不住,未来之心不住。你的心是不住的呀。也就是说,你的心并不执着于任何外物。《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宗六祖闻此而开悟。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执着于法,执着于物,执着于我,那么你就会产生妄念。其实这世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流转变化。请问你能执着于什么?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你去安。要说安,你顺其自然不就安了吗?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船过水无痕”。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那船,而你的心就是那水。船曾经在水面上行驶过,且留下过倒影,但是水就是水,依然不舍昼夜地流去,何曾被铭刻些许痕迹?你的心本自圆满具足,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你只是被贪嗔痴所惑。你要做的就是内心无喘外屏诸缘。
长亭不再送别
【摘 要】简媜是台湾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她的风格兼具女性的柔情缱绻,又呈现刚剑雄浑的阳刚之美。所关注的题材也不仅仅是女性自身,而是由女性自身出发,描绘大千世界此心所悟的独特感受,坚持自我的性别典型,不断追踪寻觅。本文从简媜散文中独特的禅味出发,诠释简媜散文中的的独特气质。 【关键词】简媜;女性;禅 台湾有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女性作家们组成了台湾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温柔婉约如席慕容,典丽优雅如张晓风,也有清水芙蓉如朱天心,朱天文。简媜便是这一批台湾女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她的风格兼具女性的柔情缱绻,又呈现刚剑雄浑的阳刚之美。所关注的题材也不仅仅是女性自身,而是由女性自身出发,描绘大千世界此心所悟的独特感受,坚持自我的性别典型,不断追踪寻觅,以其不畏缩,不犹豫的写作态度,带着对生命意义的诗性思考,开创了台湾女性文学写作的新篇章。 简媜,8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是台湾“新十二散文大家之一”,著有《水问》,《梦游书》,《只缘身在此山中》,《女儿红》,《胭脂盆地》等散文集多部。本文从简媜散文中独特的禅味出发,诠释简媜散文中的的独特气质。 简媜认为,写作如雪泥鸿迹,无处追寻,人世应该也以洗练的笔风,过滤种种凡尘杂质,写出清明如雪的文字。简媜一种简练隽永,典雅有致,古文句式与现代语言相互渗透的风格,把心灵艺术化,折射出人生世相,放射出禅理的光芒。 简媜文中之禅绝不是将灵魂放逐于人世之外,而是寄情于山水之间,融汇于人间烟火。其禅心面对浮世中的众生皆苦,不是一种超脱,而是一种企图在灰色中显现的朗然的生命之光。著名学者叶嘉莹曾把文人对待生命悲哀的态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悲苦消融于智慧的体悟,如陶渊明、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于是也就有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也有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旷达胸襟。第二类则是一味沉溺于悲苦而不能自拔的,如屈原、李商隐。于是屈原发出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慨,最终落得自沉汩罗的悲剧,留下了千古遗憾。第三类借山水的悠闲来排解内心矛盾,如谢灵运。而简媜正是对众生皆苦的直面,其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逃避,而是共同承担,苦涩进入心灵,并无超脱之道,就通过心灵投射到了文学之中。从心灵出发,执着于奇妙的预感,在作品中让文字大展身手,以求得新的光照构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便是十丈红尘中一方心灵的修行之地。 简媜的禅意首先在山水之间: “人的眼眸与耳识总是停伫在尘世的荣华上,遗忘了草原上有更深奥的交谈。众草皆如此,才有草原。”——《一株行走的草》 简媜在文字中营造了一个清苦孤独,空灵飘逸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逃逸,而是对外部世界的思索。简媜深知众生皆苦,人生无常,并不企图改变或者挽留,而是用文字方式,用了象征和充满神性的语言,触及存在的真理。传统的中国文人皆是如此,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体验式的,生命的感怀和萌发都在对自然和社会的体验中隐秘诞生。大地与自然万物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同时具有自在的“永恒以及与我“相遇”的双重意义,或者说与“我”的相遇,使得无常亦变得永恒。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据说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由此可知,生命意识派生出存在的哲学,而简媜的禅味所关注的最终也是生命和生存本身,他的飘逸与空灵,恰巧是对这种存在本身的一种认可和俱在,是文人内心与生俱来的神性和纯洁,才获得了与自然万物共处的宁静智慧。 简媜之禅不仅寄情山水,更融于人世。 简媜并非完全出世之人,或者说她根本就是积极入世,在人世中以文字出世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在于其清苦的情思和大爱的胸怀。在简媜的作品中无一刻不忘对世间世人的热情和关怀,在《可人》一文中,简媜用铿锵的文字诉说了自己最初动用文字写禅味人生的最初源泉: “当伊执笔为刀,赋诗作剑,在文字的宇宙中兴、观、群、怨,八方招展古老中国血脉里的宗风时,伊顿听一切声闻缘觉,观照三千爱染执着,在朕兆将萌未萌之时,从悬崖与绝境奔过,深盼有情皆满愿:“里巷歌谣,息息生民,说是无我,又无处不是我,如何转夜为昼?难难难!!此时想一些人物,听一些菜场老妪对话,觉得篇篇章章都在动,只等扶笔。”——《可人》 简媜在人世中写禅,其本意绝非为超脱或者期望,而是一种挣扎和泅渡。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用如同摄影机般的文字冷静呈现。她首先是关注普通人的,其次是尊重世俗生活的,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受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简媜的生活禅,不是在用新的东西去粉刷现在或过去的情境,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清明的观照,将人性的追索,苦恼,以及超越表现出来,去探究奥秘和回忆,在浑浊的水中找寻失落的时光。简媜不仅写人世的沉重,更注重写其中夹杂的华光,如亲情,人情等至真至美的情感。禅是东方智慧中深不可测的一种奇迹,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曾言:“我以为人的生活可分三层,一层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而简媜却把物质,精神,灵魂生活溶为一体,日常生活即是她的宗教,平凡跌宕皆是禅,可谓触处生春: “人间的鹊桥,虽不如天庭的绚丽,而你们愿意一砖一瓦的建筑。 人间的气候,虽不如天庭的清朗,而你们羽翼同飞要共地坼天裂的风暴。 人间的箪食瓢饮,虽不如天庭的琼浆玉液,而你们饭蔬食饮甘之如饴。” 简媜之禅,在人世至纯至美的感情中,在“崇高的人格花园里,自然生长四季繁花,清风朗月”。卢梭曾经说:“精神和身体一样有其自己的需要。身体是社会的基础,精神就是社会的装饰”。作为一名感性的女性,简媜非常注重这种“装饰”,她主动借一种禅意来寻一块庇佑自己灵魂的土地,这是女性的自赎,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女性壮丽的所在,至情至性的表现。 “世间的人,也许有足够的世智去掌握情与缘的相聚,却不见得有智慧去挽救缘之将绝。两情之将灭,更难得有般若空智自处处人于缘绝情灭之时。这到底是中情如我辈者的有限。” 当在现实中遭遇幻灭时,简媜仍以禅意之心,去解读人世无常。简媜笔下的女性都拥有着隐忍,恬淡,乐观,随缘的特质,无论是在世俗生活,精神生活,还是在灵魂生活中,她们都擅长为自己寻找生活定位。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而简媜就是在这三种境界中不断体会彻悟。胡兰成谈禅,说人只有在创作中才能看到自己的光明,而禅学就提出过人能不能看见自己光明的问题,善书者以吾心之光,照世间万物皆为清冷透澈,简媜的独特正在于此。在一切苦难中,世间的一切皆可入禅语禅境作禅思。 简媜用散文的方式,用了象征和充满神性的语言,古典的表达和现代的思维,观照自身所处的生命和世界,在创作中描摹生命的灰暗与崎岖,壮阔与光明。简媜散文时而柔情似水,时而又有横梁赋诗的草莽气质,灰色阴郁中却流动着朗然纯粹的光芒,用自己独特的禅心禅语,为生命作了清明的诠释。 【参考文献】 [1] 简媜. 简媜精品系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匆匆来匆匆走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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