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蝗灾论文题目

首先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它的灾难严重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判断，本次非洲蝗灾的波及区域已经达到265477公顷，规模已经是25年一遇，在部分地区已经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也就是说，这算是百年一遇的天灾。

回顾蝗灾爆发的机制便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蝗灾肆虐，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与耕地开垦，同样的故事也在萨赫勒地区一再上演，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失调和生态多样性丧失，让蝗灾爆发失去了最后的防线。而在今日东非肆虐的蝗灾，也应从日益变暖的印度洋里寻找答案——过去两年的异常降雨，正是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气候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如同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制了理性，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催发了聚集信息素在蝗虫体内涌动。

目前来看，救治方法来说，蝗虫正是检验一地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空中喷洒农药、病原微生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蝗灾炸弹”的威力，但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应当是掐灭将其引爆的引信。靠药物治理的传统办法还是必须的。

总之2020年的非洲，还是衷心希望他们能挺过这次灾害。

蝗情分布

(一)旱灾——我国发生范围最广、频次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渐发性气象灾害。1.四个旱灾多发中心：华北、华南、西南和江淮地区2.不同区域的旱灾特点：（1）东北地区盛夏干旱，“三天一小干，五天一大旱”。由于降水相对稳定，旱灾频次相对较少。（2）华北地区春旱严重，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旱灾频次居首位。（3）长江地区伏旱，有农谚“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 7月份雨带北移，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易发生旱灾，但是，台风雨经常可以缓解灾情。（4）华南地区夏秋旱。 （5）西南地区四季均可发生旱灾。总的说来，我国旱灾以春旱发生地域最广，频率最高，夏旱和秋旱次之。 3.旱涝关系（1）旱灾和涝灾在时间上交替：我国主要旱涝交替区有黄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等地区 （2）旱灾和涝灾在空间上交错出现：即某一地带雨涝而另外大片地区干旱，即“这里不涝那里涝，这里不旱那里旱”的现象。4.我国农业旱灾灾情严重(二)台风灾害1.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遭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由于西太平洋台风具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征，因此，我国极易遭受台风的袭击。2.台风发生的时间：主要为盛夏至秋初3.台风灾害的空间分布特点：沿海重、南方重。4.台风造成的损失:台风造成的损失约占全国自然灾害损失的15％--20％，其中沿海省区的台风灾情最重。(三)寒潮灾害1.发生时间：9月至次年5月每年春秋两季有两个寒潮高峰期，即3—4月和10～11月，前者更强。春秋季节爆发的寒潮对农作物的危害最大。 2.源地：北方大陆与冰雪洋面3.路径：偏西路径——经新疆和蒙古高原向日本海及东海北部移动；偏北路径——经蒙古高原向我国南方移动；东北路径——经日本海或我国东北向我国东部沿海侵入。4.我国山脉走向对寒潮的影响东西向山地，如天山、阴山、秦岭和南岭等，山体北侧冷空气堆积，灾害加剧；山体南侧相对温暖，灾害减弱。南北走向的山脉，形成冷空气的通道，使冷空气可以分流南下，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地区甚至海南岛。我国青藏高原的海拔高于寒潮天气系统的上界，因此很少受到寒潮影响。 5.影响地区：除青藏高原、滇南谷地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寒潮影响。发生频次高，东北地区最多，华北次之，再次为西北和长江流域，华南最少。6.各地灾害表现：北方主要表现为大风、降温、霜冻、暴风雪等；南方主要表现为降温、冻害、雨雪等(四)沙尘暴——华北地区春季影响很大的气象灾害 （1）概念：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米的天气现象。（2）发生与防治 ①沙尘暴发生时间：冬春季节②沙尘暴产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风——形成沙尘暴的动力条件；二是地面的沙尘物质——形成沙尘暴的物质条件；三是不稳定的空气状态和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③防治沙尘暴最有效的人类行为是植树造林、种草，增加地表植被覆盖，这样可以减小风速，降低沙尘暴的动力条件，增加湿度，调节并改变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可以减轻沙化，降低沙尘暴的物质来源条件。五)气象灾害多发区——华北地区1.最常发生的气象灾害：干旱、寒潮、沙尘暴、冰雹、干热风、霜冻等，其中干旱—沙尘暴和干旱—虫灾是主要的气象灾害。2.气象灾害多发的原因：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五、中国的生物灾害（一）农作物病虫害1．特点：种类多，危害大，灾情东部重于西部。2．危害：不仅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还导致农产品大批量变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3．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几种病虫害及其分布：（1）小麦锈病（包括条锈、叶锈和秆锈）——是中国发生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一类小麦病害，在各麦区均有发生。（2）水稻病害的分布与灾情（3）棉铃虫分布与灾情（二） 森林病虫害1．危害：导致林木生长量减少，森林枯死，不仅对我国森林工业造成极大损失，而且对森林生态功能造成严重破坏。2．导致森林病虫害多发的人为原因：主要是大量单一的人工林替代了种类多样性丰富的原始森林，使森林对有害生物的自控能力降低。3．主要害虫——松毛虫松毛虫发生频率的地区差异：常发区 海拔低于400米、平均气温25℃以上的地区偶发区 海拔400～500米、气温在10～25℃的地区 (三）蝗灾与鼠害——两种最广泛的生物灾害1．蝗灾：（1）危害最严重的爆发性生物灾害。其中，危害最严重、成灾率最高的是飞蝗，俗称“蚂蚱”。对农、林和牧业的破坏具有毁灭性。（2）主要种类及分布（3）蝗灾与旱涝的关系：旱灾与蝗灾经常链性发生，在干旱少雨年份，河湖水位降低，退水区域特别适宜雌蝗产卵，使得蝗虫数量激增。若前期干旱少雨，利于雌蝗产卵，而后期多雨又利于蝗虫幼虫成长，蝗灾就会爆发。2．鼠害（1）危害：老鼠不仅糟蹋粮食、破坏草原和危害林木，而且传播疾病，危害人体健康。我国鼠害发生面积广、种类多、危害大，对农、林、牧业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2）我国鼠害的地域差异显著 分布本区农业特点常见害鼠亚洲东部喜湿鼠类危害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南区的大部、华东和华南的全部。本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开发历史久远，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褐家鼠、小家鼠等亚洲中部耐旱鼠类危害区包括我国西北区的大部、青藏高原大部，以及东北和华北区的边缘地带。本区降水量少、气候干旱。小家鼠、黄鼠等(四)生物入侵

从2019年到2020年，大约有3600亿只蝗虫入侵非洲，致使多地粮食被毁，民众生活在饥饿中。2月9日，蝗虫大面积入侵了非洲中部国家乌干达，并在当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而此前，蝗灾已威胁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国的粮食供给。这导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国的灾害严重，联合国粮农组织宣称，如果蝗灾持续恶化，那么蝗虫再次孵化后其数量会增长500倍，届时将造成不可估计的恶劣灾害。目前，非洲境内有多达1200万人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情形还在不断恶化。索马里已因这场蝗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肯尼亚目前在北部地区用飞机喷洒农药，将这次蝗灾视为国家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蝗虫灾害不止在非洲，现在向亚洲大陆蔓延，蝗虫从非洲之角跨越到索马里，然后进入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目前印度受灾最严重，蝗虫群的长度甚至达到长60公里，宽40公里。目前蝗虫在印度境内，正在逐渐泛滥，印度的12个地区都受到了影响，超过20万公顷农田受到毁灭性打击，近40万亩良田受到影响。随着蝗虫群数量不断的增长，印度每天都在损失超过4万人的粮食，这种趋势下，印度会损失很大。

数据来自论文《民国时期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下同

蝗灾，尽管它看起来已经离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很遥远，但就在不到100年前的中国，这种灾害曾经是仅次于水旱灾的第三大自然灾害。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当中，共计有2100县次的蝗灾，一次蝗灾超过50县的就有15年次，而最高的1928年就有253县次的蝗灾记录。

在这其中尤以山东、河北为最。山东共发生蝗灾374县次，32年次（共38年），平均年1次。放眼望去，全山东又有多少，不是灾民？

这并非冷冰冰的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灾难以及个体承受的，切实的悲剧。

我们这次从1927~1928年，那场席卷华北的蝗灾中，来看民国时期的蝗灾以及人们的自救。

通常民间有旱蝗相接的说法，这是因为蝗虫可保持繁育的温度最适宜的在28-34℃。加之山东大部分属于黄泛区，存在大量的江湖河滩、海滨，旱涝交织的山东地区又给了蝗虫近乎完美的气候、地理条件，致使整个民国山东人民遭蝗荼毒最深。而这其中又尤以1927~1929山东特大蝗灾为最。

1927年入夏之后，山东遇到了难遇的大旱。9月后秋蝗大作，鲁西南发生了70年未曾有过的蝗灾。《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写道：“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滚动着一团毛茸茸的蝗虫云，无数只蝗翅煽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它们疯狂地噬咬着，庄稼地里响着急雨般的声音，满目的丰收在望的稼禾在转眼便消失广了。”

蝗灾过后，寸草不生，给了当地的农民灭顶之灾。旱蝗两灾过后第二年，山东3万余村庄收成绝大多数只有往年的一成。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仅仅是灾难刚刚开始的第一年。此后灾情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据记载，山东1928年发生68县次蝗灾、1929年发生11县次蝗灾。在这般情形下，把整个山东划为重灾区也不为过。

让我们来把视野向下，看看那时候的民国百姓遇到的，真实困境。

这段时间的东非蝗灾后，广大网民和一些自媒体将“中国吃货”这个话题又炒了上去，什么“三个蚂蚱一盘菜”之类的，感叹中华民族的吃货属性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把李隆基吃蝗虫的民间传说拿出来说事儿，说中国人吃蝗虫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可问题是以前的中国人，真的会将蝗虫视为一种美食，然后烹饪之吗？民国时期会吗？

其实，这只是现代人一种相当浪漫而且幼稚的想法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在民国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百姓将蝗灾视为天罚，如果对蝗虫进行捕杀，则会惹怒神佛。尽管有一些捕杀的行为（多发生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普遍。

刘猛将军形象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指出：“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充分指出，治理蝗灾中人事的重要性，并且在该篇下文还提到治理蝗灾的多种办法。在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蝗虫捕杀的各种方法已经有之，但后来由于人事的腐败，这套措施逐渐的在民间衰落下去，使得老百姓不得不向巫术求助，甚至在民间形成了蝗灾来临人为不可干预的思想。

蝗灾来临后，普通老百姓的本能反应，是赶紧祭祀驱蝗神刘猛将军（原先以八蜡庙为主）。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在清朝被官方承认后，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1927年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老家）发生蝗灾后，村民在自家堂屋拜起了神案，刘猛将军庙、土地庵、城隍庙等等，但凡是个神庙都被农民踏破了门槛，错过了捕杀蝗虫的最佳时机。等到蝗潮过后，留下的也是赤地一片。

民间小吃 炸蝗虫

这样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存在。如在1942年大饥荒中，洛阳栾川县甚至出现了蝗虫吃人的悲剧，其下潭头镇的百姓对蝗虫手足无措，甚至敬畏有加，叫它们“蝗虫爷”。河南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在潭头镇进行宣传，称“蝗虫是一种富含高蛋白的小昆虫，对人体很有好处”。训导长赵新吾和他的夫人到田地里抓蝗虫，当街油炸食用，并且拿出一部分经费鼓励大家捕杀蝗虫，百姓捕一斤蝗虫可以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换一个半鸡蛋，一些中小学生一天就能挣个7角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由此才打破了潭头镇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的封建观念，但这样的普及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在全国铺开。

一些科学团体和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和治理的时候，往往会受到百姓的阻拦。《湖口彭泽治蝗纪实》中就写道，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到江西湖口的农村，劝导农民不要求仙问佛，而是要用科学的办法治理。不料数十名农民拿着镰刀铁锹冲进指导员的休息地破口大骂，称科学的办法是“系人的”。

胡适也以他一贯的悲观态度，讥讽中国的农民，他嘲笑道：“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蝗灾过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饥荒的蔓延，由此产生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悲剧。1927年这场发生在山东的蝗灾就是如此，山东百姓将家中所有牲畜、财产卖光，甚至连土地都典当，但由于农民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这些财产的价格往往又比平时低了不少，有些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

1928年大公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鲁灾目击谈》的报道，反映了山东临清、冠县人口买卖的情况：“十五六岁之女子，不过售洋二三十元，十龄上下者，仅值五六元而已”。另一篇《北省灾民之惨状》记载，因为农民没有能力养孩子，一些农民把孩子扔在井里，“竟至湮塞”。当地灾民又旋聚为盗，祸乱一方，基层秩序几乎崩塌。

而这样的悲剧，只不过是近代灾荒史的一角而已，这样的情形不断的上演，以至于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这样说：“一旦接触到大量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之严重所震惊。……在中国近代社会，‘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句话，丝毫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近代史中，最值得歌颂的第一是历经苦难的劳动人民，第二是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在治理蝗灾这个盘旋我们民族头上数千年的恶魔的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志士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对蝗虫灾害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张巨伯、戴芳澜、张景欧、杨惟义、邹钟琳、吴福祯、尤其伟、李凤荪、蔡邦华、傅胜发、邱式邦、任明道、钱声浩、马骏超、陈家祥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在东南各省的富裕家庭，却毅然决然的进行农学方面的研究，深入穷困的农村一线进行调查、实验，不怕苦不怕累，为我国昆虫学、农业害虫防治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也给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除却大规模的蝗灾有奠基之功。

1941年，吴福桢的弟子钱浩声研制了第一架国产手动喷雾器“七七”喷雾器 非上图

这一批知识分子介绍了国外先进的治蝗办法，并根据本土特点加以改进。当时比较流行的治理蝗卵的办法有耕锄法、掘卵法；治理成虫的办法有掘沟法、火烧法、火光诱杀法、油杀法、毒饵法、器械除蝗法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以人工扑打为主，至于其他办法只有在经济情况略微良好的地方才使用。

他们还对蝗灾进行了科学普及工作，如到地方进行科普宣传、设立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等，并在1935年召开了七省治蝗会议，推动官方进行立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治蝗冬令除卵办法》，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的昆虫局，而基础政府则依托地方保甲组织治蝗队等等。

除此之外，老百姓自身也对蝗灾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最近互联网上突然被人熟知的用鸡鸭治理蝗灾的办法，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已经有实践。

如在江苏南京八卦洲就极度推崇养鸭治蝗的办法，百姓自发组织了“八卦洲治蝗养鸭会”进行办法的推广和农户的补助，提升农民农副收入的同时也大大的降低了蝗灾发生的风险。还比如，江西的民众自创了“三角灯诱杀法”和“悬灯张幕扫集法”，利用灯火吸引蝗虫，然后用火油闷杀，一晚上能捕捉五六十斤蝗虫。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奖励措施，比如安省在1937年就有政策，标准为“一斤飞蝗换面粉1-2斤，一斤跳蝻换面粉半斤，蝗卵一斤换面粉1-3斤”，包括征募捕蝗人员也有报酬。

但于全国而言，这些治理措施都如杯水车薪一般，在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无法彻底的根治这一个灾害。

明朝郭敦飞曾写诗《飞蝗》，全诗如下：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

官曹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

此诗反应的是在蝗灾过后，百姓遇到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即便是在民国时期，这首诗反映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在全力的推动治蝗事业，但这些条款和制度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在实践中难以推行，相关的经费也被地方政府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民国长期割据分裂的情形，也加剧了蝗灾的蔓延。要知道蝗虫过境，可是不分你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的，但基层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全国范围内也没有有效的统一措施，致使蝗灾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

《流民图》部分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面是纸醉金迷的城市浮华，一面是饿殍遍野乡村惨状。

若是仅看一面，我们都无法正确的了解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

有的人，心中只有大师，却没有百姓。

我希望人们能了解那些粉墨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鸡毛蒜皮之外，还能了解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小老百姓之间的生离死别、患难真情。

那一个个看似冷冰冰的受灾数字、死亡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又一个肉体凡胎的人类所遇到的真真切切的苦难。

研究灾荒史不算是一个讨喜的活，也有人说你在盛世说灾，总有不好的导向，也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但我总觉得，过去的苦难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答案”，他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错题集”，若不时常翻阅，又怎么能面对，未来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呢？

因为当时的百姓文化程度很低，一个村庄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没有文化的百姓受到封建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不敢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