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

给你现成的资料终归有限，你可以去查看各方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分析，集百家之长就是你的，另外，你还可以形成独立见解，这就是素质。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 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 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 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 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 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 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 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 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 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 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 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 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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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内在机理是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被逐步转移并放大至投资者。这些风险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全球范围。 国际经济界多数意见认为，虽然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判断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IMF最近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次贷危机有可能导致本轮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发生逆转。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沃尔夫 (Martin Wolf)将次贷危机视为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Roubini)则认为，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举措难以阻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笔者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次贷危机尚未见底，其不确定性风险更值得警惕，其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流动性过剩与次贷危机 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在2007年出现了调整迹象，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出现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泛滥的流动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助涨了全球商品、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价格的高涨使得通胀在全球蔓延；过于泛滥的流动性则放大了全球投资者的"自信"，带来全球信用的膨胀。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 货币紧缩政策时滞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 13次降息，逐次调低到1%。此举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实际利率过低令国内信贷尤其是房地产贷款膨胀，增加了美元供给；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贬值，为全球流动性泛滥埋下隐患。 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效应。针对房价企高等经济过热表现,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上调到5. 25%。伴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升，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 使得信用等级较差的客户开始出现无法承受贷款负担的状况。为避免坏账进一步增加,贷款机构收紧银根，从而使贷款客户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被激化的坏账通过证券化链条传导给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 全球流动性过剩 导致危机影响规模异常严重的原因则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元贬值、低息政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对于次级贷款市场而言，一般贷款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采取"惜贷"的原则。本来其贷款客户是资信等级较差的，但是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次贷证券化的手段让贷款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则让贷款机构忽视风险，肆意降低了贷款审核标准。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再经由证券市场传导给全世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最终演绎成为全球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多次降息的同时放松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的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为扩大利润来源不断设计结构复杂、高杠杆的衍生品提供给客户，对冲基金大量涌现。衍生品市场在提供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旦链条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便会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经济步入景气收缩期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多的骨牌开始倒下。市场也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充裕的资金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萎缩、信贷紧缩等一系列问题。这场危机并没有止步于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 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27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的国民负债增长模式的终结。在过去五年推动美国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既不是社会财富总量扩张、贫富差距拉大、两位数通货膨胀（如俄罗斯），也不是因为大量移民涌入（如新西兰），更不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给稀缺（如中国），而纯粹是因为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需求"，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房地产需求无异于"釜底抽薪"。 表面上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是信用收缩造成的消费低迷、经济减速。但危机背后反映的都是"全球金融机构借钱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购房"的美国债务/ 消费模式的结束。长期以来，美国以双赤字为基础，不仅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消费，而且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投资，其财富总体消耗远远超出财富创造能力所能支持的范畴。次级债及相关金融创新虽然把负债增长的美国繁荣模式发挥到极点，同时也标志着从里根时代开始的以美元信用的外部扩张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内部扩张为基础，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以及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推动的长达27年的繁荣模式，很可能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已经确定无疑，惟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 2008年伊始，美联储在短短8天连续降息125个基点；3月18日美联储又降息 75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但是这种调控行为只能在短期减缓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长期内难以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历史上这种连续大幅度的降息是很少见的，这说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较为客观的预测是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只有2%，远低于2007年年底 的预测值。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显示，次贷危机仍在恶化，并正外溢至美国经济各个方面，冲击到美国经济整体走势。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近期美国失业率也陡然上升，成为美国经济不容乐观的最直接征兆。2007年12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5%，为两年来新高；而新增就业人口仅万人，是200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动部近期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为，仍居高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两次经济衰退的历史经验看，在衰退发生之前，失业率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从2007年3月份触底以来，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了60%；从5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一年之内出现如此高的升幅通常都是经济衰退的征兆。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公布的3月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在1月份小幅上升之后2月份转而下降至，为2003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还伴随其他一些不利的情况。类似的情况曾在2001年预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未到来。按照美国次贷放贷时间推算，拖欠还贷的高峰期应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因此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 全球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它将改变全球政策目标结构并带来各国经济周期的错配，使得偶然的"优质博弈均衡"无法继续维系，如果没有深度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各自为政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带来全球经济滞胀的"劣质博弈均衡"。 美国贸易进口萎缩 次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 GDP增长。这对那些依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加拿大、墨西哥、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等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美元大幅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 资本"乱流" 次贷危机会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 从中期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为了重新盈利，以及美联储继续降息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将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从而助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 从长期来看，一旦次贷危机尘埃落定，美国经济触底反弹，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币值转跌为升，国际短期资本将会重新由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最后这种情景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之后。 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已成定局 从目前获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看，虽然对世界经济是否陷入衰退还存在疑问，但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已成为定局。 2007年，主要工业国家增长减速，由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主要看新兴市场经济的表现。 新兴市场金融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下，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部分亚洲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做法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比如，亚洲国家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的确增强了抵御金融市场动荡的能力，但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资本大量流动的风险。亚洲国家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相对安全的西方发达国家投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雷曼兄弟公司等权威机构报告指出，最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危险有所显现，再次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东亚经济体（除中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以外）内部储蓄和投资金额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降至30%和25%以下，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认为，高风险抵押贷款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可能" 刺破"全球的资产泡沫，而土耳其等高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首当其冲。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因此，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也将会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美国进口需求下降将会造成中国出口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其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缩水；其三，美国步入降息周期，将会加大中国使用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难度；其四，美国经济衰退，将会加大国际短期资本出入中国的规模和频率，加剧国内金融风险。 全球性通胀 当前，无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处于降息通道的美国，还是按兵不动的欧盟和日本，甚至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通货膨胀随处可见。不难断言，当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总供给曲线移动带来的全球性通胀。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都达到近年的最高水平。中亚地区2007年通胀水平已经接近9％，南亚的通胀水平达到6％，东南亚是5％左右。2007年11月美国CPI 环比上升，同比上升，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而11月PPI更是上升，单月升幅达到197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1月份又上涨1%，大大超过市场预期的。欧元的升值和石油价格上涨，也使欧洲的物价水平上涨频频突破2％的警戒线。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形势下，对通胀水平的下降似乎不能过于乐观。 同时，次贷危机后的应对政策也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发展。由于次贷危机产生的信贷紧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货币当局沿用了应对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 事件后的救市操作，采用了注入流动性和降息的办法。比如，2007年12月20日欧洲央行采取了最有力的一次行动，其向市场输入的3486亿欧元两周期贷款创下了单次"输血"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则在次级信贷危机之后连续性降息，仅今年头两个月内就连续降低200个基点。美联储等西方主要经济体5家中央银行 3月11日宣布，决定采取联合措施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这是西方央行在过去3个月里第二次联手应对信贷紧缩问题。这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急剧紧缩的问题，却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势头。 滞胀--全球经济的隐忧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引发了对于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本轮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由流动性泛滥引发商品价格高企所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主要表现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就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言，经济衰退导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将会使物价水平下调，从而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增长之间权衡；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言，衰退产生的需求下降则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滞胀的产生。 接下来的几年内，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美元汇率仍然可能支撑价格走高。如果全球商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许多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格局将会延续，从而加大滞胀的可能性。

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产生价值，储蓄率高了，说明货币的流通率低了。货币流通的少，说明消费少了。消费少了自然就会导致生产萎缩。而生产萎缩，自然就会导致劳动量减少，而劳动量减少，不能快速增加价值，自然也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储蓄并没有沉淀在银行，而是被贷出投资，但能否有收益则不确定，中国前几年的投资为什么能有高收益？因为有出口顺差；现在为什么投资放缓，乃至减少？原因就在于外需萎缩，而内需不振。外需来自哪里？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借贷消费，如果没有借贷消费，那么不但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就其本国同样萧条。经济学有个人人皆知的节俭悖论，即古典学家坚持储蓄能发家致富，但凯恩斯却说，大家都节俭了，必定萧条。新宏观主义认为：两者说的都是一定道理，之所以结论完全相反，就在于两者的视角不同，前者是从微观个体所言，后者则是从宏观整体而论，即前者是微观规律，后者是宏观规律，前者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容量与规模，后者则担忧其宏观边界。单方面的提高储蓄，而不去设法解决最终需求瓶颈制约，那么到头来可能消费债务减少了，也就是次贷危机避免了，但产能过剩一定来临，恰如中国当前窘境，这一药方并不比美国的高明多少。今年的孙冶方经济学论文获奖者刘鹤的《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比较研究》得出的第九条结论认为：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显然，理论解决方案不是增加储蓄，这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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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促进科技的发展2：是人们更加的珍惜和平，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著作约有3万余种。在我国，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夜，就已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1944年6月，湖南群社出版了文元钰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空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百花竞放。 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资料，努力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一些观点：战争开始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为时很短，只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1940年4月德国进犯丹麦、挪威时期；到了6月，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这时战争已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 本着“博采众长，刻意求真”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强调“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加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西方民主制国家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加速剂”。关于引起广泛争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针对“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0年说”等多种说法，该书基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战争发动者不同的情况和战争发展轨迹的差异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的。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在东方揭开大战序幕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战由此在东方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在西方最早挑起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以后，又经过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流血征服，到1939年9月德国大举进攻波兰，大战由此在西方爆发。应该说，这些分析多有新意，较为符合历史事实。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我国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军事史来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重视探求和揭示大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影响。 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阐述抗日战争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 经过我国学者的多年研究，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该书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 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比如，王振德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指出：中国6年的局部战争、8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的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无力与德军呼应，致使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这样，同盟国无后顾之忧，才顺利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如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比如，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他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战略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而非美国的单向支持。 既注重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史料发掘，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不断深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起点、性质、分期以及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大战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国多数学者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揭示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离不开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三部专著先后问世。《法西斯新论》分析了种种法西斯主义现象，并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法西斯体制研究》分别探讨了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陈祥超著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着力研究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 致力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在现实生活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尚未肃清，军国主义分子依然在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即“翻案学派”。我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对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史料发掘等方面取得进展。比如，王捷、杨玉文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近百名中青年学者花费10余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全书共收集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外交事件、战略战役、军事组织、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历史人物等1万余词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或修订再版了一批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22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版）、刘启安著的《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蓉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都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