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秦记论文题目

2009年06月29日 星期一 下午 03:05——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 一两年前的一个白天，德国大牌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作报告，基本座无虚席。我迟到了，到达时报告已近尾声。我有夜间工作的习惯，早上起不来，即使作报告的是苏格拉底，我也无法改变这个习惯。散场后，我去我的办公室，那里坐着一个安徽青年农民，他已经等了很久，执著地要见我。他递给我几张稿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我立即阅读并表态。一共是四页，字迹还算端正。第一页是一篇题为《人本质论》的短文。第二、三页是三首小诗，分别题为《思索》、《痛苦》、《理想》。第四页没有标题。内容都是抒发一种哲学性的情绪，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表态的新鲜论点。我假装慢慢翻阅，心里琢磨着怎么打发他，却终于想不出恰当的措辞。我抬起头问：“你要我说什么呢？”这时候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心中一震。从装束看，他是典型的民工，一身灰暗的旧衣服，和别的民工没有区别。可是，他的非常年轻的脸上的那一双眼睛，却是我在别的民工脸上不曾见过的，在不是民工的人——譬如我们知识分子——脸上也不曾见过的。这是一双潮红发亮的眼睛，闪射着异常单纯的光芒，像被正午阳光照透的湖水，正充满期待地盯着我。听到我的问话，他显露失望、焦急、不屑的表情，指给我看第四页上的两行字，并且念了出来：“自信是人的灵魂；艺术即精神本质。”然后用相当自负的口气问我：“你不认为这两句话是真理吗？”我有些不耐烦了，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理。你不能拿出一、两句孤零零的话，就宣布它们是真理。你至少得阐释和论证。”事实上，在那几页文字中，我觉得就数这两句话最空洞、最不知所云了。他开始叙述这两句话的来由。据他说，当时他的思绪是混乱的，灼热的，慢慢地沉静下来，于是脑中一片猩红色，在猩红色的荧屏上鲜明地映出这两行金色的字，持续了两天之久。“这不是凭灵感所能达到的，”他总结道，“它们是真理，是自己跑到我的头脑里来的。这真理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人类。我知道自己生命的脆弱，我最害怕的是这真理在我死之前没有被人类知道，毁在了我的手里。”听着这些充满巨大使命感和悲剧感的极其真诚的大话，我感到哭笑不得。这种事我遇见得多了，常有类似的疯子或半疯子给我写信、打电话或直接来找我，声称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并以偏执狂的执拗劲头强求我承认。“你一定认为我有精神病吧？”他仿佛猜中了我的心思，苦笑了一下，“我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疯子。但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只有你。我向《天涯》、《读书》和别的一些杂志投过稿，一丝回音也没有。所以，一旦有了点钱，我就亲自前来。我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两次花了一千五百元。这次我去了《读书》杂志社，他们完全不懂。我只能指望你了。”说到这里，他几乎流泪了，而我也为之神情黯然。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能鼓励他，这等于欺他，但我又不忍伤害他。“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问。“我要你帮我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比我的命还重要。如果文章不能发表，我真的会发疯。在中国，能帮我发表这种思想的人，也只有你了。”我无法再拒绝，只好用缓兵之计。我告诉他，文章这样没头没尾是肯定发表不了的，建议他回去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寄给我，然后我再想办法。我只能答应到这个程度。最后他仍是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的。二他回去后，开始不断给我打电话，都是催问文章能否发表，何时发表。我家小保姆已经熟悉他的声音，一接他的电话，就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又是那个哲学家。”他还隔一些天给我写一封信。电话和信都是从温州发来的，他在那里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从信上知道，他的名字叫梁自斌，大约出于对我迟迟未能帮他发表文章的不满，最后两封信的署名变成了梁天傲。正是这些信使我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好感和相当的敬意。我发现，他对哲学和精神事物是真有领悟的，就此而论，称他为哲学家就决不是一种嘲讽。我要在这里摘录他信中的若干句子，我不想转述，因为文字表达本身也显示了他的水准。他这样定义哲学和哲学家——“哲学就是告诉世人应该怎样做且怎样能做好的学说。哲学家就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看到远方理想的目的地及通往理想目的地的道路的人。至少人类要有路可走，这是哲学家的责任。”他不满意“民间思想家”的称号，自命“人间哲学家”，解释道：“哲学家和思想家不同。如老子是哲学家，而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追求绝对，而思想家追求合理。”他论述中西哲学的不同——“中国的哲学是直通车，在风驰电闪之间已到达了终点站——极境如老子的道……西方的哲学是一辆慢车，到了一个站，上来几位哲学家，下去几位哲学家，如此循环。”“如果没有老子哲学中的道，中国也会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因为人类追根求源，总要问一个为什么。”他谈论精神世界和人生——“真理存在于意象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灵感和超意识境界产生。经验现象的世界是零碎的，而意象物的世界是完整的。”“神性就是精神的纯正性，精神凝重出神性。”“当一个人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时，可以和上帝相遇。当他走出那种状态时，又发现自己并不能承担起那种责任。”“人是上帝的碎片，抑或上帝是人的终极。”“在天为道，在地为路，在人为本，天道和人本都高不可攀，人行走在路上。”“上帝造人真是太残忍，百年的光阴只够做一件大事情，实现一个理想，真正地爱一个人。”这些句子闪烁着真知，准确地表达了一个沉浸于精神性思考的人的体悟，而它们的的确确出自一个长年累月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的农民的笔下。三我要继续摘录他的信。这一部分涉及他的自我评价，人们也许会用病理学的眼光看待它们，看出某种精神病的症状，例如一种自大型的妄想症。遗憾的是，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不过，人们在尼采的自我评价中也看出了同样的症状。我当然不会无知到把他和尼采相提并论，但仍有一点可比的地方，就是症状都以极富精神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自己当真把自己和尼采相提并论了，这也许证明了他的无知。然而，他的无知显得何等有气魄而且懂行：“我的思想和尼采的思想是两座互望的高峰，而存在主义不过是两座大山之间奔腾的河流。”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人岂不是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他认为这句话中的“上帝”应改为“真理”，而这个最高道德难题已在他手中解决，因为“所幸真理已经诞生”。他这样描述他的思想的产生方式：“我的这些思想都是自动显现的，也许就是康德说的自在之物。借用尼采的话说：情感的天才像镜子一样静静地躺着，以致内在的天地可以在其上反映出来。”他宣布：“在这个星球上，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和文学家中，能用超意识写作的，我可能为第一人。”他不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先知式的哲学家，而且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先知的悲剧性命运。在他的信中，这类悲壮的自许和自怜比比皆是——“有幸生而为人，却不幸生而为哲学家，是一种哀伤。”“我是一个不能活下去，也不想活下去，却必须活下去的人，这只能让我体验到屈辱和悲哀。”“我自认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现实中我却如此落魄。”“忧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负有限的责任。我觉得世人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导师和权威。”“我是为了那篇文章才活到今天的。我受过多少苦呢？不必说。‘他自以为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是的，我自以为我的思想是真理，所以，一切的痛苦、屈辱、悲哀我必须承受。如果耶稣愿意和我对换，我情愿去钉十字架，而让他创造出这种思想来。”“这种思想已经削去了我的整个的精神和一半的肉体。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思想，在我到达地狱的时候，我就回不来了。那时候，感觉就像走到了自己的坟坑前面，千百次地和自己商量：跳下去吧，跳下去一切都解脱了。不知为什么，突然爆发了强烈的责任心，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意外死亡，我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只好绕过坟坑前进。悲惨中看着自己的样子都感到好笑。六、七年来，身负真理之重，活得惶惶恐恐。”有时候，他也会在悲苦中自嘲。他说：“我本不过是井底之蛙，或许正因为是井底之蛙的缘故，反而看到的那一片天更真实。所以我怀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想打败一切思想者。”接着注明：“说着玩的，我不就是一农夫吗。”他引尼采的话：“我最大的危险是对人类的厌恶。”然后说：“我连自己也厌恶。早一段时间看电视，报道说，钟馗是我们灵璧人。我们是一对好哥们。”他偶尔也会怀疑他的思想可能被别人驳倒，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活了，因为：“我怎么能容忍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竟然是几页废纸。”他心中常常响起帕斯卡尔的呼喊：“上帝，请不要抛弃我！”他表示：“如果我不是一个思想者，我情愿我是一个信仰者，怀着一种宗教性情绪去生活。”他实在太苦闷了，告诉我：“我身体不好，心理矛盾，心情不好，有时只想吐两口血才舒服。”现在我在录入这些话语的时候，心中仍翻涌着强烈的感动和同情。在现实生活中，我极少遇到如此为思想而痛苦的人。他的一些话说得真挚、痛彻肺腑而且漂亮，如果是出现在历史上某位精神伟人的遗稿中，皆可圈可点。然而，如果从一个并无真正重大精神建树的人口中说出，似乎就显得不成比例从而可笑了。尽管如此，我仍不禁肃然起敬。倘若一种精神现象足够纯粹，我们还是不要用结果的大小去衡量它的价值吧。四我们的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要发表他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他留给我的四页纸。在一次次的电话催促下，我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答应可以采用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由我写文章来介绍他文章中的思想。现在我实际上正在履行我的诺言。我反复研究这四页纸，仍不觉得多么精彩，还不如他信中的一些内容。不过，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他的基本思路。在一封信中，他向我追忆他的心路历程：“我从小就处在一种孤独封闭的精神状态之中，我走不出那种精神状态，别人也走不入那种精神状态——痴的状态。十来岁时看一本连环画《永生岛》，描写一个王子去寻找永生岛的故事，开头几页的大意是人总要死的，我看了顿时觉得人活着没有意思，心里好像遭受了一次打击。直到产生这种思想之后，我才走出这种状态，看到外面多彩的世界。”这段话向我提供了一把解读他的文章的钥匙。他小时候受死的问题的困扰，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了信心。他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他认为终于在他的文章中解决了，他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在《人本质论》中，他面对浩瀚宇宙和无尽时空发出了“人是什么”亦即“我是谁”的永恒之问，而结论是：“只有精神之光可以穿透宇宙这古老而永恒的存在，为人类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在《思索》中，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四周是盘旋的宇宙，众星唰唰地从眼前一闪而过，置身在这渺漠的星体，我们是什么？”答案也是相似的：“我们是宇宙的精灵，我们要表达生命的宏阔。”然而，人凭借精神虽能贯通宇宙，但并不能真正成为上帝，于是就有了《痛苦》：“我知道，你的痛苦源于你是宇宙意识的主人。”因此，思索和痛苦只是人的灵魂觉醒和寻找的过程，“最终的家园”只能是《理想》。但是，“理想”究竟是什么，似乎不得而知，这首诗只有两句：“第一次，第一次抬起思索的头颅，遥望着宇宙的极深处。”莫非答案隐藏在第四页上他最得意的两句话里，譬如说艺术是人的灵魂的归宿？总起来说，我觉得整篇文章所表达的无非是一个信念：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惟有凭借精神才能使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具有意义。事实上，这个信念属于每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全然不是什么新思想。在这个青年农民的心中，这个信念如此新鲜而强烈，以至于他对表达了这个信念的他的文章做出了不可思议的高估。五人类天性中有一种不可消除的冲动，就是要对世界和人生的问题追根究底。这种冲动虽说提升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品质，但并不有利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仿佛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上天就只让这种冲动在少数人身上格外强烈。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都有这样一些怀着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人，不妨说，他们是一些中了形而上学之蛊的人。这样的人倘若同时具有巨大的才能，就可能成为精神领域里的天才。可是，倘若才能不足以驾御强烈的冲动，情形就惨了，很可能会被冲动所毁而毫无积极的结果。在一般人眼里，凡是痴迷于精神事物的人都有疯狂之嫌，区别在于，有的人同时是天才，有的人却仅仅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人类精神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还想起宁夏某县的一个小职员，多年来他不停地给我和另外一些人写信，内容永远是几页复印件，宣告他所发现的宇宙真理。由于内容明显荒唐无稽，我没有理睬。后来，在一封亲笔信中，他告诉我，他为复印和邮寄这些信花费了数千元，已经一贫如洗，为此常被老婆责骂。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绝对数字一定不小。这无疑是精神病的一个类型，其特征是狂热地相信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他们往往对于人类思想史一无所知或所知极少，念头一旦固结在某个命题上，就不再转移，从此就为社会承认这个命题以及自己的创始人地位而徒劳努力。事实上，他们多半能够正常应付日常生活，但观念上的偏执已足以使他们潦倒不堪。当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穷人时，便越发显得可怜了。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来关心这一人群。不过，我想强调，对于这一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能仅仅当作精神病人看待。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否认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症候，但是，他的整个精神表现是绝不能用精神病来解释的。他曾向我表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无法使他的思想系统化，因此渴望能够上大学。我不无理由地判断，他的那种偏执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因而知识视野的拓宽可能会把它们治愈。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例向我们提示，在社会底层生活着一些执著于精神事物并且具备相当才能的青年，他们在其生活的环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会有责任为他们开辟获得理解的渠道。我设想，有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坛上，他们中的佼佼者为何不能坐在哈贝马斯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向职业学者们报告自己业余思考的心得呢？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破例改变一次晚起的习惯，做一个准时出席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