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毕业论文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泰定四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目录人物综述生平轶事性情思想个人成就诗文书法诗词名录作品选摘诗作散文书画人物综述 生平轶事性情思想个人成就 诗文书法诗词名录作品选摘 诗作散文书画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综述生平杨氏一族原居枫桥，祖上由绍兴迁来，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 杨维桢半身像[1]，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画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轶事二十岁时，杨维桢赴涌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性情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思想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编辑本段个人成就诗文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 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书法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 杨维桢石刻像[2]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等。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故宫博物院）、《张□城南诗卷》（上海博物馆）、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编辑本段诗词名录1. 西斋诗 2. 览古四十二首 其十六 3. 金人击球图 4. 览古四十二首 其九 5. 龙虎辞 6. 即墨女 7. 招农篇 8. 归雁吟 9. 竹西亭歌 10. 采莲曲二首 11. 绿阴亭诗 12. 善庆堂诗 13. 刘节妇 14. 日重光行 15. 湖龙姑曲 16. 贸丝词 17. 三青鸟 18. 卢孤女 19. 桓山鸟 20. 览古四十二首 其十三 21. 燕子辞四首 22. 香山篇 23. 南妇还 24. 石妇操 25. 丹山凤 26. 贫妇谣 27. 虎丘篇 28. 结袜子 29. 乌 杨维桢像夜啼 30. 义鸽三章 31. 履霜操 32. 五父 33. 金溪孝女歌 34. 焦仲卿妻 35. 小游仙二十首 36. 览古四十二首 其十三 37. 金山孤凤辞 38. 小临海曲十首 39. 松月轩 40. 览古四十二首 其四 41. 彭义士歌 42. 道旁骑 43. 别鹄操 44. 履霜操 45. 桂轩辞 46. 老奴 47. 三使相 48. 朱邸曲 49. 堠子辞 50. 览古四十二首 其二十五 51. 五湖宅诗 52. 南妇还 53. 乞巧词 54.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门柘入云居山中 55. 烽燧曲 56. 花游曲 57. 雨后云林图 58. 宿瘤词 59. 舒刺客 60. 寿岩老人歌 61. 览古四十二首 其八 62. 野雉词 63. 白雪辞 64. 尚志斋辞 65. 金山孤凤辞 66. 送经理官黄侯还京 67. 箕斗歌 68. 西湖竹枝歌 69. 天车诗 70. 览古四十二首 其十 71. 览古四十二首 其一 72. 送康司业诗 73. 张公洞 74. 强氏母 75.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门柘入云居山中 76. 道人一亩宅 77. 览古四十二首 其三十八 78. 连理枝 79. 舒刺客 80. 龙王嫁女辞 81. 吴子夜四时歌 82. 华亭主簿张侯明善 83. 竹西亭歌 84. 联句书桂隐主人斋壁 85. 寄两道原诗二首 86. 妲己图 87. 方丈室辞 88. 感时一首 89. 金山孤凤辞 90. 冶春口号七首 91. 醴泉辞 92. 金人击球图 93. 太师宅 94. 次韵省郎蔡彦文观潮长歌，录呈吴兴二守、云 95. 漫成五首 96. 罗浮美人歌 97. 十月六日，席上与同座客陆宅之、夏士文及主 98. 义鸽三章 99. 览古四十二首 其二十六 100. 尚志斋辞编辑本段作品选摘诗作【相思】 深情长是暗相随，月白风清苦苦思。不似东姑痴醉酒，幕天席地了无知。 【秋千】 齐云楼外红络索，是谁飞下云中仙？刚风吵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 【的信】 平时诡语难为信，醉后微言却近真。昨夜寄将双豆蔻，始知的的为东邻。 【习舞】 十六天魔教已成，背反莲掌苦嫌生。夜深不管俳场歇，尚向灯前踏影行。 【题春江渔父图】 一片青云白鹭前，桃花水泛住家船。呼儿去换城中酒，新得槎头缩项鳊。 【题芭蕉美人图】 髻云浅露月牙弯，独立西风意自闲。书破绿蕉双凤尾，不随红叶到人间。 【漫成（其二、三）】 西邻昨夜哭暴卒，东家今日悲免官。今日不知来日事，人生可放酒杯干？ 徐家园里野莺啼，张家楼头客燕酒。千金买宅作邮传，何处高桓大字题？ 【不赴召有述】 皇帝书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应知汉祚开。 太守枉于堂下拜，使臣空向日边回。老夫一管春秋笔，留向胸中取次裁。 【鸿门会】 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 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馀。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 军声十万振屋瓦，排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排山，气卷黄河酒中泻。 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龙王嫁女辞】 小龙啼春大龙恼，海田雨落成沙炮。天吴擘山成海道，鳞车鱼马纷来到。 鸣鞘声隐佩锵琅，璚姬玉女桃花妆。贝宫美人笄十八，新嫁南山白石郎。 西来态盈庆春婿，结子蟠桃不论岁。秋深寄字湖龙姑，兰香庙下一双鱼。 【花游曲】 三月十日春蒙蒙，满江花雨湿东风。美人盈盈烟雨里，唱彻湖烟与湖水。 水天虹女忽当门，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蹑飞步，步上山头小真墓。 华阳老仙海上来，五湖吐纳掌中杯。宝山枯禅开茗碗，木鲸吼罢催花板。 老仙醉笔石栏西，一片飞花落粉题。蓬莱宫中花报使，花信明朝二十四。 老仙更试蜀麻笺，写尽春愁子夜篇。 【庐山瀑布谣】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渚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 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 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 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冷渊。 【西湖竹枝歌（其一、其四、其八）】 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 劝君莫上南高峰，劝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石新妇下水连空，飞来峰前山万重。 妾死甘为石新妇，望郎忽似飞来峰。 【老客妇谣】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 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涉江采莲，上山采蘼。采莲采蘼，可以疗饥。 夜来道过娼门首，娼门萧然惊老丑。老丑自有能养身，万两黄金在纤手。 上天织得云锦章，绣成愿补舜衣裳。舜衣裳，为妾佩古意，扬清光，辨妾不是邯郸娼。散文《煮茶梦记》 铁龙道人卧石林。移二更。月微明及纸帐。梅影亦及半窗。鹤孤立不鸣。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道人乃游心太虚。雍雍凉凉。若鸿蒙。若皇芒。会天地之未生。适阴阳之若亡。恍兮不知入梦。遂坐清真银晖之堂。堂上香云帘拂地。中着紫桂榻。绿璚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文。焕煜爚熠。金流玉错。莫别爻画。若烟云日月。交丽乎中天。玉露凉。月冷如冰。入齿者易刻。因作太虚吟。吟曰。道无形兮兆无声。妙无心兮一以贞。百象斯融兮太虚以清。歌已。光飙起林末。激华氛。郁郁霏霏。绚烂淫艳。乃有扈绿衣。若仙子者。徒容来谒。云名淡香。小字绿花。乃捧太元杯。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寿。予侑以词曰。心不行。神不行。无而为。万化清。寿毕。纾徐而退。复令小玉环侍笔牍。遂书歌遗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天无形兮四时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复何仙。移间。白云微消。绿衣化烟。月反明予内间。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尚隐隐于梅花间。小芸呼曰。凌霄芽熟矣。书画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