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警舆情论文开题报告

也谈涉警舆情危机应对策略及处置方法吴爱新编者按：3月16日，在宜春市首届和谐警媒论坛上，樟树市委常委、樟树市公安局局长吴爱新作了题为《也谈涉警舆情危机应对策略及处置方法》的发言，对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应对处置涉警舆情危机这一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有益的探讨。发言就涉警舆情危机的特点、处置原则和应对措施三个方面对基层公安机关如何应对处置涉警舆情危机进行了精练的阐述，既有高度又有深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引起了与会同行和媒体朋友们的共鸣，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今刊发此文，请有关单位认真学习贯彻，在实践中妥善应对处置涉警舆情危机，构建和谐警媒关系。所谓涉警舆情危机，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可能严重影响警察队伍形象和行政执法环境的事件，如突发事件公众关注危机、公众谣传危机、媒体负面报道危机、网络舆论危机等等。基层公安机关身处执法一线，随时都可能涉及舆情危机，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如何迅速有效应对处置涉警舆情危机成为公安机关迫在眉睫的新课题。尽管不少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成果不容置疑，但可以说对警媒关系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完善的过程中。笔者就涉警舆情危机应对策略与处置方法谈点粗浅看法，以抛砖引玉。应对涉警舆情危机应把握四个特点涉警舆情危机是公安形象的拐点。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我国，“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例子屡见不鲜，对此，党委、政府十分关注重视。上海“闸北事件”造成民警6死4伤，公安机关未被公众同情，反被公众责问，造成被动,充分说明了公安宣传、舆论引导、媒体联系这三件事，正在演变为现实的政治与公共关系，公安机关必须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否则，将处于被动局面。就樟树市来说，2009年发生的“3·10”、“7·28”两起事件，“3·10”事件我们做到事件处理和舆情引导两手抓，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效果良好；“7·28”事件我们忽视了互联网舆情引导，使案件炒成了事件，对樟树公安工作教训深刻。涉警舆情危机是媒体炒作的热点。新闻媒体是把“双刃剑”，具有公众性强、鼓动性强、影响大等特征，媒体一旦偏听偏信一面之词，报道不全面、不客观，一家媒体刊登，多家媒体转载，必然会将小事炒大，将案件炒成事件，将热点炒成焦点，将焦点炒出爆炸点。2007年至2009年底，网络、报刊等媒体转载报道的贵州“瓮安”、上海“闸北”、云南“躲猫猫”、杭州“70码”事件等一些较为轰动的重大涉警舆情就达30多起，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涉警舆情危机处理是公安机关的弱点。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主要是很多同志还没有经验，尤其是不少地方公安机关领导和很多基层民警认识不到位，在涉警负面舆情处置的观念、态度、方法上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具体表现在：一是“怕”。见到记者能躲则躲，能溜则溜。二是“慌”。面对记者心里没有底，不知如何是好，乱说话，说错话，说无原则的话，缺乏应对常识。三是“捂”。对于一些本已熟知或已了解的事实要么捂着不说，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模棱两可。四是“拖”。对于记者的提问和所提的要求，推诿拖拉，不愿负责，不敢负责。五是“虚”。面对媒体记者的质疑心里有虚，不敢讲实话，不敢讲真话，企图蒙混过关。在这方面，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面对记者假话半句不说，真话不可全说”很有道理。涉警舆情危机的引起有它的重点。当前,抢新闻成了各类媒介的头等大事，媒体记者抢到了新闻就是抢到了金钱，而媒介则抢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阵地。这些年来，容易引起涉警舆情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和“三个方面”。“两大因素”：一是暴力犯罪；二是恐怖性事件。“三个方面”：一是执法过错。主要表现为执法失当和瑕疵，侵犯弱势群体个人利益等；二是违法违纪。主要表现为民警因渎职、侵权、失职，引发当事人或涉案人非正常死亡，诉求索赔等；三是执法不公。主要表现为案件当事人双方地位悬殊，涉嫌以强凌弱、以富欺贫，怀疑警方偏袒等。应对涉警舆情危机应坚持四个原则英国公共关系专家杰斯特提出处理危机中的媒体关系要遵循“3T”原则，即以我为主发布消息（Tell you own tale）；讲清事情的全貌（Tell it all）；第一时间对外表态（Tell it fast）。尽管他是针对企业界处理危机而言，但很有借鉴经验。结合公安实际，我认为在处理舆情危机中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四个度”。态度。一是在思想上要变害怕为不怕。要不逃避、不沉默、不恐惧，按照“反应灵敏、程序简便、流程快捷、反馈及时”的总体要求，准确发布，及时监控、报告、处置。二是在策略上要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新闻媒体，对媒体主动介入涉警案（事）件应当做到“疏而不堵”；另一方面，要将舆论引导纳入处置预案中，与处置工作同步研判、同步安排、同步推进。三是在方法上要变删堵为引导。舆情的处置重在引导，在澄清事实真相的同时，要引导网民理性地思维，做到不偏激、不执拗，不跟风，而不是删帖和堵塞言论。速度。舆情危机发生的过程一般有“四期”：潜伏期、爆发期、后遗期、解决期，专家提出了“黄金4小时”法则。实践证明，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是速度。“7·28”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媒体作出回应，从而致使在互联网上形成炒作。尺度。一是要坚持领导。必须坚持党委、政府领导，严格明确发布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将社会舆论议题设置在公安机关确定的范围和主题之内。这个方面，我们在处理“3·10”事件中，就由宣传部门牵头，牢牢掌控宣传主动权。二是要把握节奏。既要站在媒体的角度，充分考虑媒体对信息的需求，并给予适度的满足，尽量实现信息供求的平衡，又要避免发布尺度和节奏不当，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或过高期待。三是要注意保密。在对媒体的尊重、接纳、满足的同时，在内容及形式方面要掌握适当的范围和限度，特别要对破案思路、侦察方向、技术手段等信息进行保密，防止公安机关在破案，媒体在暴露，使“帮忙”变为“添乱”。梯度。一是突发事件危机应对。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要本着认真查明事实真相和积极承担责任的态度与媒体进行合作，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开展工作，经过周密的决策之后，由指定专门发言人主动发布消息，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公安机关正在做什么。同时，要通过主流媒体对警方进行正面报道，通过专家学者从警方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分析，让社会能够了解警方的观点，使公众对警察产生理解和认同。二是负面报道危机的应对。对于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的涉警负面报道，警方宣传部门和业务部门要及时沟通，尽快进行调查处理，同时要主动与新闻媒体进行协调，表明警方态度和处理的决心；对于经调查属实的报道，要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处理结果，消除负面影响，树立正面形象；对于经调查不属实的报道，要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防止负面炒作。三是网络媒体的传播和危机应对。若互联网上出现涉及公安机关的重大、敏感问题的讨论，公安机关应组建网评员进行反击，发布正确消息，澄清事实，形成一股正面回应的合力。同时，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应迅速与相关网站联系沟通，以公安机关的名义撰文回复，及时解答网民的疑问，引导网上话语方向，使网上炒作迅速降温。 “”事件后期的成功处置经验告诉我们，处理此类危机事件当务之急必须做到：一是成立危机处理领导小组；二是确定专门发言人；三是组建网评员队伍。应对涉警舆情危机应采取四项措施纵观近几年发生的涉警舆情危机，我们看到的是公安局长、公安民警坍塌的血淋淋的事实，这表明危机时刻考验着公安局长和公安民警。危机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即突发性事件，因为其快速和猝不及防，往往成为公安局长和公安民警的生死劫。所以，对突发事件的小觑，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到一次交通违章，大到一起恶性案件，突发性事件迭现，正成为越来越多公安机关领导关注的新领域。在涉警舆情扩散时波涛汹涌，尤其舆论的制造被媒体所掌握时，事件的主角——公安局长、公安民警，有时会变得茫然无措，甚至被媒体绑架和绞杀。如何在媒体围剿时从容解脱？如何引导舆论？如何利用媒体，逢凶化吉？我认为关键要有“四用”：一要乐用媒体。要牢固树立“媒体就是工作伙伴”的理念，建立与媒体长期相处的机制，不能“现用现交”，不可“厚此薄彼”；要为媒体提供采访便利，包括积极联系采访对象、尽量满足他们的采访要求等。二要广用媒体。通过形式多样的“警营开放日”活动，搭建警媒沟通平台，构建和谐警媒关系。通过媒体广泛正面宣传，不断增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三要巧用媒体。当前，公安机关在社会舆论中从“强势”转变为“弱势”。因此，我们要在坚持“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基础上，构建和谐警媒关系，赢得媒体理解和支持。四要善用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要及时向媒体通报情况，做到以我为主、抢占先机、先声夺人，掌握话语主动权，挤压炒作空间，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