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朶蕾咪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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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hui杨6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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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及“把”字句的历史演变规律“把”字句是汉语中极其常用而又复杂的句式,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课题中的重点和难点。王力先生最早发现了汉语的这一特殊句式结构,此后多年来学者们对表处置义的把字句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看,把字句的来源和“把”字历史演变等问题,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早在先秦时《战国策·燕策》中就有“臣左手把其袖”。“把”在这里是动词,表“执持”义。到了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也只出现了三处使用“把”字的迹象:“王先把其手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把”在此处当“牵着、持着”讲,只用作动词,可见“把”字在早期用法意义单一,使用频率较低。到了唐代,“把”逐渐虚化为介词,表示“用”“拿”义,引介动作所凭借的工具。韦庄的《杂曲歌词·古离别》有“更把马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张祜《公子行》也有“轻将玉杖花片,旋把金鞭钓柳丝”。几乎在同时,“把”字用于处置式。考察源流,可见最早的“把”字句只存在于韵文语境。唐宋之间《温泉庄卧房寄杨炯》有“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但是诗句的简约性严重制约了“把”字句中的动词形式,导致了十分普遍的动词挂单的现象。后世的“把”字句显然延续了其原始语境特征,因而像“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之类的语句只有在诗词曲中才有合法性。所以“把”字句是在散文里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动词不再挂单,即其后的一半必须附以补语或助词,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宋代。[1]成书于宋代的《五灯会元》是记录宋末之前禅师佛语的重要语录。《五灯会元》的语言面貌大致能体现“把”由动词向介词转折以及“把”字句初步成型的重要过程。下面笔者就以《五灯会元》为例,对“把”的演变转折以及其成型做计量考察。 一、从《五灯会元》看把字句的初步成型 《五灯会元》[2]的“五灯”指五部禅宗灯录:《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这五部灯录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200年间分别成书。《五灯会元》汇集了佛教产生至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名僧的公案、语录和轶事,是研究禅宗的重要文献。由于禅宗崇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五灯会元》的口语化程度较高,基本上能反映两宋时期的语言面貌。就“把”字来说,《五灯会元》中共出现202个,“把”字在这个时期的用法已有所丰富,出现了“把”字的名词用法和量词用法,共13处。除去作为量词的11个和名词的2个,还有189处出现“把”字,笔者从文章材料的实例中寻求“把”字词义用法的历史演变以及“把”字句句法结构的演变规律,现将其统计结果展现如下: 意义演变 语法形式 计数 例子把(动) 把64 把住、把定把+V 把+V 7 把捉、把玩把+V+O 3 把断妖讹把+O 把+O 56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把将+O+来 7 把将生死来把将+来 1 把将来把将+O+来+V 1 把将一片来看把(动→介) 把+O+其他成分 把+O+其他成分 2 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把+O+来 4 侍者把灯来把+O+V+O2 6 把火烧天徒自疲把(介) 把(用)+O+V+O25 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致使义) 把+O+V+其他成分 把+O+光杆动词 13 师把西堂鼻孔拽把+O+V+其他成分 20 机关不是韩光作,莫把胸襟当等闲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把”字的词性演变以及“把”字句的使用初步成型,这个时期“把”字自身以及“把”字句的演变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个时期“把”字仍以动词用法为主。全书共出现202个“把”字,用作动词的有139处,所占比例为69%。作为动词的“把”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从它被使用的语法结构便可看出,由最开始单纯的动词,逐渐在其后增加宾语,增加第二动词,语用形式的变化推动了“把”字词性词义的发展变革。在“把”字是动词的背景下,它以介词出现在话语中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阶段的。“把”字从动词到介词的过渡性体现在人们使用时的语法形式上。“把+宾语+其他成分”“把+宾语+来”以及初现的“把+宾语+动词+宾语”,这些句法形式使用频率占全书的6%,分析对应的例句时,我们把“把”或当做动词,或当做介词,无法给它的词性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可以明确判断为介词的例句共有5处,典型的一句是“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可以理解为“用、凭借”,“把”作为介引工具类宾语的介词在此期已出现。经过前几阶段的发展“把”字的处置义渐趋成形,全书出现的表示处置意义的“把”字,已达33处,占全书“把”字的17%。其中“把+宾语+光杆动词”这一结构类型的数量已经少于“把+O+V+其他成分”类型数量。说明“把”字句在两宋时期除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所成熟,处置意义趋于稳定。 二、从《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句的完善成熟 “把”字句真正成熟完善的阶段是明末清初时期,其中《醒世姻缘传》[3]颇具代表性。从时间上看,《醒世姻缘转》作于明末清初,清初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时期,该书反映的正是这段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状况。从空间上看,小说具有山东一带的方言背景,口语性很强,真实地记录了当地的社会语言,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资料。下文是以《醒世姻缘传》为文本对“把”字句形式意义类型的计量考察。统计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对“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可见“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式的变化已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首先,除却把字的介词用法,它的名词、量词、动词用法的频率有所减少,与介词“把”相比,在书中所占比例大幅度降低,其中,名词占,量词,尤其是“把”字用作动词的比例下降至。这体现出把字在明末清初的用法结构有了大的变革,首先将“把”字按词性列出一个整体概况,见下表: 性质 结构类型 例子 计数名词火把、把戏 18量词 数词+把+名词 千把银子、一把绿豆 87(名量词)+把+名词 件把嫁妆、游了把月 18动词+一把 摸一把、扭了一把 13一把+动词+补充成分 一把揪翻、一把搂在怀中 18动词 持、掌握、拿、守 把舵、把门 45把+与 两个把与晁大舍看了 12介词 把+O+V+O2 把他一箭射死 1735“把”字用法的大变革表明了“把”字句在明末清初已步入成熟阶段。本文着重对处置式“把”字句进行探讨,结合《醒世姻缘传》中的实例,对此期“把”字句的语法结构及其他特点进行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在《醒世姻缘传》中,绝大多数“把”字句都有附加成分,主要动词为光杆动词的“把”字句仅占1%。唐宋时期的把字句,有许多都是主要动词前后没有附加成分,就只有一个双音节光杆动词,而且这些双音节动词也非动补型双音节动词。这表明了随着“把”字句不断发展,主要动词部分日趋复杂,动词很少单独使用,动词前后总要有其他成分,至少要带上动态助词或者重叠动词等。这个时期的“把”字句,主要动词部分已经被普遍认作一个复杂的动词结构。这类成熟的“把”字句共计1569个,占全书的95%,由于它们与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用法差别不大,在此就不一一列出。本文最关心的是《醒世姻缘传》中与现代汉语语法结构规范相异的“把”字句,或者可以说现代汉语中已消失的具有近代汉语特点的“把”字句使用习惯。下面本文主要从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和语义关系的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把字句句法结构复杂性的探究 把字句结构 例句 计数把+O+V(光杆动词) 那刘夫人狠命把他救治 5把+NP,+句子 把狄希陈的胳膊,寄姐一只手扯着。 15把+NP+插入成分+VP 又将那只死狐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 19把+冗长复杂的宾语+V 人把那见神见鬼,他自己下床来掇银子,搬皮箱,晁夫人祷告许心愿的事,大家都众口一词,学与知道。 17把+非谓语结构 晁凤把那晁源从那侍郎行后,怎么发疟疾,发的怎样见鬼,奶奶差晁书香岸寺请僧保安,撞见梁生、胡旦在寺出家。 9把+O+“象”+O2 那些衙门里的把他倒也不象个犯人。 2把+V 不把放在心上 3否定副词“不”置于“把”后,动词前 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 13把+O+V+O21618从表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时期,虽然历史遗留的“把”字句复杂结构层出涌现,但是“把+O+V+O2”结构占主要地位,使用频率相当高。也正是由于“把”字句被使用的场合过于宽泛,所以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把”字句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限制过程。上表中这些庞杂的“把”字句结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消失。在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汉语别的介词被广泛使用,来分担“把”的职能并不断丰富,形成了现代汉语的介词体系,从而使“把”字句在现代汉语里从结构到语义都呈现出一种较简约的面貌。明末清初使用的如“把+ NP”居主语前,否定副词在“把+NP”后,“把”的宾语过长、过于复杂等把字句的结构问题得到清理整顿,真正将“把”字句规范成为稳定的表示处置意义的句式。 (二)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的语义关系多样性探究 研究“把”字句,除了结构类型以外,语义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方面。尤其在明末清初,“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表现得更多样化。对《醒世姻缘传》全书的考察,统计结果列入下表: “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 “把”字含义 计数 例句处置关系 致使 1569 我把金银珠子撒了。工具关系 用、凭借、根据 22 把灰擦黑了脸。方位关系 “在” 22 晁大舍把一本报后边空纸内故意写了个厂卫的假本。施动关系 让、使 88 不幸把个丫头死了。上表所列的例句在句式结构方面均是“把+O+V+其他成分”类型,但是“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却表现出多样性。处置关系类“把”字句在此不多做赘述。这里所说的工具关系类“把”字句是指由“把”介引实施动作的工具而成的。“把”字介引动作所凭借的工具、依据等,可以译作“拿、用”等,动词之后一般都带有宾语。方位关系类“把”字句式指句中把表示方位,相当于介词“在”。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的宾语从语意上看不是位于中心的受事,而是动作行为发出者,表示某人某事促使“把”字宾语发出某种动作或处于某种状态。《醒世姻缘传》中,除了致使类“把”字句以外,最常见的就是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由此可见“把”字句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经成熟。 三、小结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文学作品详细考察,我们基本对“把”字使用的历史演变规律有了了解。总结如下:第一,“把”字虚化程度提高。唐以前,“把”字用作动词,使用频率极小。唐以来开始虚化为介词,而且虚化是相当快的。在《五灯会元》中,“把”作为动词占不到35%,这个时期的“把”字句呈现初步成型状态,但表处置的意义还未完全稳定。而到《醒世姻缘传》,“把”字作为介词已得到广泛使用,而“把”作为动词只是偶尔为之了。第二,处置式占有绝对比重。由动词虚化而来的“把”字主要表示处置、致使意义。《醒世姻缘传》中处置式占95%,全书“把”字句形成了向处置式倾斜的格局。现代汉语基本维持了《醒世姻缘传》的格局。第三,“把”字句结构更加复杂,意义更为完善。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研究的文本跨越百年历史,与之相应的语言文字也跨越了几个时代。关于“把”字句,就结构看,动词使用范围更广泛,动词前后的修饰成分也更多样,句子框架相当完备,句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就语义关系来看,“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致使、工具、方位、施动关系都表现出“把”字句表义类型的多样性,很多都已经延续渗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 “把”字句作为汉语最为特殊的句式之一,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独特研究价值,本文将中国历史不同的三个时期的文本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探究“把”字句的源流演变规律,希望能为以后的语法研究者提供相关材料,为后人的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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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斑妹ssssss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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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吃无阻

英语文学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课程,对于英语学生的自身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语文学方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英语文学;大学生

一、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现状

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非常重要,然而在大学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文学素养的重视不够,并且学生自身没有较强的意识注重文学素养的培养。大学的英语教学,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在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没有足够的重视。第一,大学英语的教学主要以学生语言技巧为主,以英语词汇、知识点、语法等为主要讲授内容,教师很少讲授到英美文学的知识,也较少布置有关文学阅读的任务,对于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培养非常不利。第二,英语四级、六级考试,作为国家级考试对于学生的学习要求也主要为英语语言自身的应用,但是对于英语文学方面没有很多的要求,影响着全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从学生角度来说,大学生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于英语兴趣不高,很少学生去阅读英语文学的相关资料,或者有兴趣但是英语能力不足,慢慢失去了对于英语文学的喜爱

二、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策略

针对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现状,我们必须注重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从多方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一,英语课堂上教师注意培养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大学的英语课,多是大学英语的课程,很多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对英语不感兴趣,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更小。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可以注意学生文学的兴趣培养。在讲授教学内容时,继续增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喜爱,恰当地为学生介绍文学作品,联系更多的文学信息,将教学内容与英美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引起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

第二,教学内容多介绍英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带领学生学会文学赏析、评论等。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大学英语课程的内容,教师讲授教学内容时比较偏重与英语语言的应用,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作品的赏析进行地很少。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教师可以讲课时注意突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学知识,在为学生讲解知识点的同时带领学生去学习如何赏析文学作品,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论,为学生推荐适合的文学作品,让学生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也获得更多的关于世界、人生的思考。

第三,课上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英语文学的熏陶。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引导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提升学生对文学的敏感度,促进学生的文学积累。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文学学习与电影结合起来。很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后人拍成电影或者电视,而电影、电视是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且对于学生来说更具吸引力,在电影中学生对于文学作品有所了解,对于英语语言的应用也更清晰。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引导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文学知识和作品。在当今时代,接触文学不仅靠书籍,还可以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在信息飞速的时代,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思考。

第四,布置课下文学的延伸任务,定期检验学生的完成情况。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布置恰当的文学阅读任务和文学赏析作业。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推荐英语文学作品,要求学生完成文学作品的相关任务,鼓励学生在进行文学阅读和赏析的任务过程中,进行思考分析,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思考。对于布置的文学任务,可以定期进行检查,通过写阅读反思、影评等来检验学生对于文学作业的完成情况。

第五,学生自身要转变观念,变被动培养为主动提高。大学生为了就业,更多的人都选择学习实用性强的课程,对于短期内实用效果较小的文学学习却很忽略。要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学生首先要从思想上转变以前的观念,意识到文学学习和提高文学素养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重视自身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其次在课堂上和课下主动进行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学习,配合教师的文学学习的教学,积极完成教师布置的文学相关作业将文学素养的培养当成一项长期的活动。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基于思维过程的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思维型课堂教学架构兰春寿课程.教材.教法2015-12-01期刊1

2、 英语专业体裁文本依托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效果分析景婧外语界2015-08-25期刊

摘要:总之,动词汉译英的过程就是由“动态”向“静态”转化、由展开型句法结构向浓缩型句法结构转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由汉民族思维方式向英民族思维方式转化的过程。

关键词:英语文学;研究生

一、汉语的“动态”与英语的“静态”

动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词,是最复杂、最活跃的一种词类。英、汉两种语言对动词的概括意义是一样的,但动词的数量及使用频率与方式却并不一样。从总体修辞效果来看,英语呈“静态”,汉语呈“动态”,亦即,英语有一种少用(谓语)动词而用其他手段;而汉语则有一种多用动词的固有习惯。英语每个句子中只能使用一个限定式动词(并列谓语除外);而汉语中却存在着“连动式”和“兼语式”,如“他到了火车站发现火车已经开走了”,及紧缩句,如“我们下雨也去”。英语的限定动词只能做谓语,而汉语中的动词(包括动宾词组、主谓词组等)不仅做谓语,也可做主语,如“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宾语,如“鲁迅主张打落水狗”,定语,如“讨论的问题很重要”,状语,如“一定要批判地继承我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和补语,如“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了”。汉语是一种离不开动词的语言,除了部分句子(即名词谓语句如“今天星期六”和形容词谓语句如“他这几天心情很好”)以外,大量的句子都不止使用一个动词,有的句子几乎全句都是动词,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怕没办法”。汉语的动词还可以重叠和组合构成新的动词,如“走走”、“商量商量”、“看一看”、“打打闹闹”,而英语的动词却不能。另外汉语中为数不多的介词,也大都是从古代汉语动词演变而来的,有些还具备动词的一般特点,称为“半动词”,“副动词”,“汉语中的绝大多数的‘介词’,应该划归动词的范畴,只是入句时,表现了相当于英语介词的作用”,如“他在家”中的“在”为动词,而“他在家看书”中的“在”则为介词。

二、“动态”与“静态”的思维根源

汉语“动态”与英语“静态”之差异,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英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汉民族重形象思维、重悟性,而西方人重抽象思维、重理性。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汉民族习惯于“观物取像”,即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形成了偏重形象,即偏重具体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注重逻辑与形式论证,形成了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思维形式,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形式的不同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语言常常使用大量的涵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因而显得“虚”和“静”;而汉语则习惯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动词的形象性即满足了中文的需求,由于大量地使用动词,汉语言因而显得“实”和“动”。另外,汉民族相比于西方人更倾向于注重悟性,汉语由意念贯通,行文造句不需要严格的语法规则来规范,词的用法也非常灵活,动词的使用即非常灵活。汉语的动词由于没有形态变化的约束,使用起来十分自由、灵活,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也可以连用形成连动式和兼语式,还可以重叠和组合构成新的动词,动词的大量使用使汉语的表达呈现“动态”的倾向。与之相反,西方人更注重理性,注重形式论证,在语言上表现为形态的外漏和形式上的完整,因此行文造句需要严格的语法规则来规范。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一个句子结构通常只使用一个谓语动词,大量本应该用动词表达的概念,只能用非谓语动词来表达,或借助于动词以外的词类,主要是由动词派生而来的名词,有时还要借助于介词、副词及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形容词,这样便产生了动词的虚化和弱化,使得英语的表达呈现“静态”的倾向。

三、汉译英中动词的处理

鉴于学生动态英译文的问题,从“动态”与“静态”这一修辞差异入手来探讨汉译英中汉语动词(不包括判断动词和能愿动词)的处理,应是汉译英教学中的非常重要的一讲。

(一)单动词汉语句子中动词的处理

“英语的静态修辞的实质是名词优势和介词优势,而介词优势又是名词优势的必然结果。因为名词与名词之间要借助介词来联结”。英语倾向于用名词(词组)来表达汉语用动词所表达的概念,即动作、行为、状态等,尤其在科技、法律、政治等正式文体中更是如此。这不仅使英语句子简洁紧凑,也避免了将人牵涉进来,从而使语句意义更加含蓄、间接,符合英民族表达习惯,因而句子优美。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汉语动词并不是译成英语动词,而是要遵循英语的这一修辞特点,进行必要的词性转换,即动词向名词和介词的转化(如a和b),有时也转化成副词和形容词(如c和d)等,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句法规律,因而更加地道、更显文采。a.他很贪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ThisisnotinkeepingwithourParty’.桌布铺上了吗?Istheclothon?d.他怀疑我的动机。Heissuspiciousofmyintentions.

(二)多动词汉语句子中动词的处理

汉语注重“动态”描写,一个句子中往往会涌现大量的动词,但并不会引起句子的臃肿和混乱.汉语的动词可以作句子的不同成分;一个句子中可以连用两个或更多的动词作谓语,有时一个句子中会集结异常大量的动词,按照各动作实际上的时间顺序或逻辑上的因果次序,将事件一一如实说出,甚至尽量省略关系词以达到动词集中、动词突出的效果。因此在将汉语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宾补的动词译成英语时,有的可以省译,有的要进行词性转换或译成非限定动词;在将汉语的连动式结构译成英文时,首先要确定一个主要动词,作为谓语动词,与主语形成SV主干,构成全句中心,其他动词有的可以省译,有的作为次要动词进行词性转换或译成非限定动词、独立主格结构,打破汉语的时间或事理顺序,运用英语所富有的各种关系词或关系手段,适当地将它们嫁接到句子的中心主干上,形成空间立体布局,使句子语义层次分明。当然,在将连动式结构译成英文时,若有两个或以上动词都该是英译文中的谓语动词,则应将其译成并列谓语。但译文谓语动词如果铺排过多,就会显得很累赘,语义层次很不分明,带有浓厚的汉语色彩,这时,应首先采取断句处理。

总之,动词汉译英的过程就是由“动态”向“静态”转化、由展开型句法结构向浓缩型句法结构转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由汉民族思维方式向英民族思维方式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得好,译文就符合英语语言的规范,这个过程完成得不好,译文就会汉化,妨碍了原文内容的确切表达。我们的学生动辄用动词写英语句子,而且多是小短句或简单的复合句,带有浓厚的汉语气息,主要是受汉语“动态”修辞的影响。因此在汉译英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用英语的“静态”修辞进行思维,克服汉语“动态”修辞的影响,为汉译英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朱振武; 綦亮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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