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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论文
悲剧(Tragoidia),字面意思为“山羊歌”。各家解 释不一,归纳起 来大约有 这 样几种意思:“(一)比赛的奖品是山羊,(二)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三)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总之,与艺术表演中的歌队和山羊分不开。悲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大概产生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雅典,闻名于世的悲剧作者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于自身体系的需要,赋予悲剧以不同的地位。长期以来,学界都将他们的悲剧观乃至文艺观看作是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但笔者认为,从表面看,柏、亚二氏在悲剧问题上态度迥异,但这只是他们认识论上差异所致;在最深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摆脱柏拉图的影响,毋宁是一种温情的超越与人学的归趋。
一、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集中在《诗学》里,这里先检讨《诗学》的经典化历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氏悲剧观的接受情况。《诗学》被看成亚里士多德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它还有一个散轶了的讨论喜剧的部分。和《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比较起来,它较晚进入学者们的视界。长期以来,它和《修辞学》一起被当作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组成部分,连贺拉斯、维吉尔这样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都没有阅读过它,当时学者们甚至混淆了它和贺拉斯的《诗艺》。然而,15世纪文艺复兴之时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G·瓦拉提供拉丁译本,罗伯泰罗是首先撰写《诗学》评论的意大利学者,其《亚里士多德诗艺诠解》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接着朗巴第和马吉分别发表关于它的研究著作,意大利著名文艺思想家卡斯泰尔维特罗就是用意大利语撰写《诗学》评论的第一人,并且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大胆地提出反驳。罗伯泰、明托诺和斯伽里格等其他的意大利学者也就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投入研究。随后法译本、希腊本和拉丁本纷纷出现,甚至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也深受其影响。
二、悲剧摹仿行动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相对于柏拉图的“摹仿说”,亚氏已经将视角转化到了现实“人”的层面。在柏拉图的“床喻”中,画家的.床摹仿的是工匠做出的床,如此以来,“他就像所有其他摹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从知识或真理的可信度方面否定悲剧的价值,并胶着在他的三重世界(理念—现实世界—艺术)上。
三、悲剧的人物在于实现
在柏拉图看来,悲剧诗人必须被逐出理想国,因为:“诗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那么,哪些东西是合格的呢?柏拉图认为,我们灵魂中内涵着“激情”、“智慧”、“勇敢”三种组成因素,如果一种艺术作品有损而不是积极协调这三种核心素质,则它就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在和格劳孔的辩论中,正义一直被定义为一种协调能力———对内协调灵魂的三大构成,对外协调城邦中劳动者、士兵和管理者。以“健壮的身体,高尚的智慧”为标志的城邦守卫者是柏拉图追求的人格理想。
四、悲剧摹仿中的可然律与必然律
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固然在形式上走出了柏拉图“摹仿说”,但在深层次里还是和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温情的超越折射出了亚氏诗学思想巨大的包容性。亚氏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可然和必然”就意味着悲剧的素材有逾越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这与亚氏一向主张的对人的行动的摹仿似乎存在分歧。其实这正是他悲剧观的出色之处。
五、结语
总之,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乃至整个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强调诗人要摹仿行动中的人按照可然律必然律推进的实现活动,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人”被置于文艺中心。但这种超越只能是温情的人学归趋,因为亚氏体系的圆融辩证特征只能部分地顾及到人的生存。梳理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演进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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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 教育 家,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针对哲学方面的研究,是其一生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并也形成了众多思想成果,这些思想的提出对解读哲学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哲学思想; 历史影响
亚里士多德针对哲学方面的研究远远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对日后马克思哲学的诞生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也称他为“古代的黑格尔”。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
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分析通过对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
1.“好奇”。好奇一词顾名思义是指对不了解的事物感兴趣。从古至今,对不了解的事物的求知欲是每一个人的本能反应,因此,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因为好奇才使得他对哲学的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2.“闲暇”。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闲暇并不只是指时间上的充裕,还包括人自身的“闲暇”。他认为,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须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被称为“科学”的哲学,也因此,他的哲学从自然哲学、实践哲学以及形而上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哲学过程中的主要方面之一。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占了较大的比重,由此可见,自然哲学在其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哲学包括本原——原因论、运动论和灵魂论。在本原——原因论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本原就是一个元素,他的这一观点不同于早期哲学家们的观点,他将原因,元素等内容从本原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他还认为,本原是实物产生、存在和被认识和认知的起点。这个观点的提出突破了早期哲学对原有的关于本原的看法,重新认识到本原它不是时间上在先,而是逻辑上在先、本体上在先。
在运动论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既不是一种潜能,也不是现实,而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他把运动分为推动和被推动两个方面,他认为,潜在的事物只有着自身变化的能力,而要想变为现实,就要有一个推动的力量。他还认为,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无限可分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论的阐述是在他的著作《论灵魂》中体现的。他认为,关于灵魂的研究是高尚的、有价值的,因此他关于灵魂的观念提出了以下的看法:第一,灵魂虽然是一个统一体,但可以被划分,成为各个部分的主体,第二,灵魂是自然运动的本原,特别是生物运动的本原;第三,灵魂这门学科所研究的重点是灵魂的内涵以及灵魂的特征和属性。
2.实践哲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哲学是人的哲学。他将伦理学和艺术哲学看做是他的实践哲学,也称作人的哲学,其中实践是指古希腊时期对人和社会所做的理性主义研究的 总结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人的哲学”是后来西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初起源。
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通过善和品德、各种伦理品德,其中包括:勇敢、节制和自制、正义和友爱四方面进行阐述。
而在艺术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构建了西方 文化 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艺术理论,那就是他的诗学。他认为,应该运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对艺术哲学进行研究,在探索希腊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分析其中杰出的作品,总结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原则。
3.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非马克思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亚里士多德通过本体和本质、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三个方面来论述形而上学的思想。其中,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本体和本质方面,亚里士多德将自己原本在《范畴篇》中关于第一本体的观点彻底的颠倒过来,认为形式是各种被认为是本体的东西中最重要的,他早于任何具体事物也早于任何质料,所以形式才是第一本体。并且,形式还是事物的本质。
在形式和质料方面,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的两个因素,形式和质料二者如何进行统一的问题作为解决的唯一问题。他还指出质料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在运动论中,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潜能转化为现实是要通过一个外部力量的作用下才可以实现的,因此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都经历着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如何解决个别与普通二者的矛盾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亚里士多德的难题。在对潜能和现实的研究中,通过认识到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我们认识事物、了解事物都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潜能是普通的而现实是个别的,因此,这对亚里士多德的难题提供了解决的途径。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问题的研究是前瞻的、有远见的,他的一系列哲学思想对当时乃至现如今的哲学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影响。
第一,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亚里士多德研究哲学以前,哲学问题还只是一门研究问题多,研究范围广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开始研究之后,继承和发展了早期哲学家们的思想,将哲学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学问,不同的学科,并分别进行相应的、系统性的研究。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发展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也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他们二人的理论。在宗教文化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被用于解释犹太教义,这在调和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范畴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亚里士多德.论灵魂[M].西安:西安出版社,1988.
[4]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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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nne1987
马德普:本原与永恒——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普遍主义基因古希腊自然哲学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西方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宇宙自然的探讨,其作品大多冠之以《论自然》,他们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早期希腊哲学在解释自然万物何以生成、何以存在的时候,总是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从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批科学家。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哲学刚从神话中脱胎出来,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烙印。但是总的来说,自然哲学家坚持从自然本身来说明宇宙自然,开始摆脱了神话的宇宙创生说的神秘性,标志着人类科学思维的最初觉醒。例如,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并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面,指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2]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把“和谐”视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生的一种美德,这反映了其学派对于宇宙万物统一现象的“数”的把握和对道德完善、社会平等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发现探讨宇宙的自然观和探讨人生的历史观的最初萌芽。即使是早期希腊哲学的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哲学,虽然抽象思辨的程度较高,但实际上也是以自然哲学方式来回答世界万物生成的本原问题。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范畴,就是对自然界作出的一个哲学抽象概括。他在其《论自然》中,以逻辑论证和思辨方法深化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命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阶段的最高成就。巴门尼德以后,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视为组合物,开始探求物质的更深一层的内部结构问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和内部结构是原子与“虚空”,提出原子自己运动的思想,并试图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某些自然现象重新加以解释。在这些解释中,德谟克利特强调“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3],即明确提出关于自然现象的因果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思想。但是,德谟克利特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把因果必然性简单化和片面夸大,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其决定论思想具有机械论色彩。对此,亚里士多德批评说:“德谟克利特忽略了目的因,把自然界一切作用都归之于必然性。”[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谟克利特巧妙地运用原子论来解释灵魂的构成问题,把灵魂学说与人生智慧联系起来,使其历史观也达到很高的境界。在他的著作残篇中,有许多揭示人生意义的箴言:“凡期望灵魂的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5]“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6]“不合时宜的享乐产生厌恶。”[7]“追求美而不亵渎美,这种爱是正当的。”[8]又说:“对善的无知,是犯错误的原因。”[9]“永远发明某种美的东西,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10]“不正当的获利给道德带来损害。”[11]总之,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生真谛的探索,教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抛弃假、丑、恶,从而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当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形态基本上是自然哲学。总的来说,自然哲学探索自然的奥秘,追求万物的本原,试图将世界统一于某种感性存在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自然哲学家们以感官所见的事物为根本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反而把灵魂的眼睛变瞎了。他主张“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12]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认识自身中的善,即人的德性。这是苏格拉底从对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并由此而转变了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从关注自然的自然观转向关注人生的历史观。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哲学所关注的已不再是自然,而是人生问题,即专注于在伦理道德中寻求一种普遍的东西。不过,苏格拉底还没有把普遍的东西与个别的东西完全分离开来。柏拉图沿着这一思路前进,不仅把二者分离开来,而且把普遍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理念。柏拉图认为,人类感官所经验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变动不居,这已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论所证明。变动不居的现象既存在又不存在,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绝对的、稳定的、永恒的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个别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仿和影子。由于对世界作出这样的哲学理解,柏拉图把现象与本质合为一体的现实世界二重化,即在可感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世界。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可感事物则是理念的派生物。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完全荒谬的;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理念论深化了个别与普遍、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则是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古希腊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就提出和探讨万物本原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所谓“本原”或“始基”,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的那个东西。对于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显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本原是组成事物的物质性的元素,从水、火、土、气到“根”、“种子”、原子;另一种认为本原是一般性的范畴、原则,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等。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把本原论的问题转变为本体论的问题,这是哲学思维的一个进步。从本原论到本体论,反映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学情怀的深化。所谓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或者研究存在本身的学科称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其它科学相区别,在研究目的上也与科学不同。研究哲学是为了追求智慧,不是为了实用。哲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抛开了任何具体的“存在”特性以外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最一般的存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运动着的“存在”以及与运动有关的时间、空间、有限、无限等,这是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一类是不变的“存在”,这是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自然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广义的物理学,其原义就是自然。他在《物理学》中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13]。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着的,运动和变化的根源就是自然本身。亚里士多德为了突出自然哲学的地位,把“存在着的事物”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一类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14]。前一类事物如各种动物、植物和简单物体(土、火、气、水)等,其特点是这一类的每个事物都在自身内部具有一种运动和静止的根源;后一类事物是人工物品,如床、衣服、房屋等等,其特点是该类事物带有明显的人为作用的痕迹,因而变化的动力不在自身之内。从自然存在的事物同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的区分来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然”也可以说是宇宙万物所固有的自我运动能力和内在的本质特性。亚里士多德早在《范畴篇》中就对运动的形式作过分类。他认为,“运动共有六种:产生、消灭、增加、减少、改变和位移。”[15]在《物理学》中,他又更为简明地把运动分为三类:“质的运动、量的运动和位置方面的运动。”[16]换句话说,能够生成的东西在生成,能够变换性质、数量、位置的东西在变换,这就是运动。从哲学意义上说,运动观与时空观是相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在运动观基础上,又考察时间和空间问题。他在《物理学》第4章中指出:“存在的事物总是存在于某一处所”,并且“运动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形式是空间方面的运动(我们称之为位移)。”[17]由此,我们就得承认空间是存在的。空间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即以长、宽、高三维来限定一切物体。空间不是该物体的部分,空间是可以和它所包容的物体分离的。关于时间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是和运动观一起考察的。“运动都占有时间”[18],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在时间中存在。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19]时间的特性是运动的尺度,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时间是连续的、可分的。时间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现在’是一个中间点,结合起点和终点于一身—— 一方面是将来时间的起点,另一方面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因此,时间这东西必然是永远存在的”[20],即时间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既有丰富的自然观思想,又内涵深刻的历史观意蕴,其历史观集中体现在伦理思想中。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探讨过善、幸福等伦理学范畴。亚里士多德也把善和幸福等问题,作为自己伦理学体系的中心论题考察。在标志着亚里士多德道德观最终形成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一切技术和研究,正如一切行为或选择,看来都是趋于某种善的,所以,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21]。不同的事物在追求不同的目的,而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乃是“至善”。至善作为最高的善,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因而具有完满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美德都以一定的自然能力为根据,但只有当它们为哲学的智慧所指引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人类的幸福和至善,就在于符合德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之后,晚期希腊哲学家中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杰出继承者。伊壁鸠鲁的自然观进一步修正、丰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提出原子运动偏斜说,纠正了德谟克利特哲学所过分强调的必然性,给偶然性以应有的地位。伊壁鸠鲁的历史观,表现在其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上。他认为,有智慧的人既不应该厌恶生存,也不应该畏惧死亡。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或快乐,而快乐分为两类:一类是肉体上的快乐;一类是精神上的快乐。当我们说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时,并不是指肉体的快乐,而是精神的快乐。明智的人应该为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取舍。心灵的宁静,取决于生活得高尚、正直。当一个人勤奋思考宇宙自然的终极意义时,就能达到精神恬淡宁静的哲学境界。这些思想如同清泉一般,确能启发人们的哲学智慧。而卢克莱修在哲学上的贡献是以原子论为武器,说明自然现象与心灵本性,批判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他用拉丁文写成的哲理长诗《物性论》,激情充沛,气势磅礴,马克思称他为“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22]西欧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信仰与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希腊人原始综合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知识,并从总体上勾勒出一幅大体上正确的宇宙图景。亚里士多德使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综合达到巅峰状态,其自然观与历史观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哲学被教会封为思想权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对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诸如“世界是永恒的”一类自然哲学问题,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激烈争论的课题。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采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概念分析方法,关于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争论,其宗教目的在于论证上帝是如何存在的,但其蕴含的认识论问题,却是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一个过渡环节。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解体。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自然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布鲁诺,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库萨的尼古拉和科森萨的特勒肖的自然哲学,以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布鲁诺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移到自然,即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问题,视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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