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神木论文题目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简介，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 *** 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刘庆邦简介，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新世纪关于底层叙事的大讨论（本人毕业论文里的片段）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人们生活由温饱逐渐达到小康。、并向着富足迈进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日趋严峻的底层生活环境触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纷纷拿起笔来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底层生活图景。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评出的中篇小说三部获奖作品刘庆邦《神木》、曾哲《一年级二年级》、衣向东《初三初四看月亮》以及获提名奖的六部作品，都是表现底层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焦灼和又苦又乐的生存境遇。这一切，反映了底层文学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有声有色地走出地平线了。但是“底层”真正走入文论领域发轫于2004年。《天涯》杂志于2004年第2期开辟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后来又在2004年第6期、2006年第2期间断的做了两次集中的讨论。除这三次专栏讨论外，《天涯》也曾在2004-2007年间的数期上刊载了一些零散的关于“底层叙事”的文章。同年，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引起文坛热潮，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再次引起了文学界对底层的关注。借着《那儿》的东风，学术界掀起了讨论层叙事”的热潮。《文艺争鸣》于2005年度开设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栏，《福建论坛》、《东南学术》2006年度开设了关于“底层叙述”专栏，《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度也设置了“底层生存与纯文学讨论”专栏等。而南帆等人的谈话录《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2005年12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部举办了“‘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发表于其他刊物和报纸上的相关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也无怪有学者说：“2005年以来， ‘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看到‘底层’的影子。”当讨论进行到2007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是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精品，如曹征路的《问苍茫》、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等，但是关于底层叙述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期刊上再也未出现像之前《天涯》、《东南学术》等刊物开设的关于底层叙述的专栏。散见于各种期刊报纸的相关文章，也不再集中讨论某一个问题，要么集中于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在论述中顺带提及一些理论问题，要么依然是针对概念及代言问题的论文。而针对底层叙事本身的批评，“就总体来说，“底层文学”的讨论还没有摆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之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新的建树” [15]。这就是说，这场讨论已渐渐走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