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题目为妥协

我在网上帮你找了一篇，希望能够帮到你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竟败于一个在土地、人口等方面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小国，乍一看来，确实令人费解的。仅就双方的军事条件事说吧：英方不过数十艘舰船，最初投入的兵力四五千人，增加到最多时也不满二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至少要一个月，所以它的后援和供应很不利。在这种条件下英对华侵略本是一种海盗式冒险行为。而中国人民尽管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本土作战，应该说有着极大优势。中国人口这么多，就说当时军队吧，清朝常备军八九十万人（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兵64万，合计89万人），任清廷调遣，但中国却一败涂地，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到“失人心，伤国体……是不能无恨尔！”（姚莹语）当时和后人，有不少总结教训，探究原因，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认为英国船坚炮利，中国皆弗及，敌人有汉奸帮助，中国“兵心不固”等等，有的看法应该就有一定道理，但或者片面，或者表面，都未触及根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关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我们在上边《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中已详细讲了。通过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明显地揭示出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它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就比较精良；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凶恶的真老虎。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这是从总体上说的，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譬如，苟且偷安，骄奢淫佚(例:烟毒泛滥日深,许多官僚,却仍躺在安乐椅上醉生梦死,甚至象奕经那样身膺大帅之人,赴前线途中尚游玩水,优哉游哉)；妄自尊大，虚骄盈心（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对敌情不甚了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开始，大有“区区夷国，何足挂齿”之概，遭到挫败，尚与不堪与外夷计较自慰，无异于阿Q的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如奕山打了败仗却谎报胜仗，道光帝明知其情却顺水推舟地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云云”）；昏聩愚昧，无知之极（如杨芳的“马桶妙计”堪为典型事例）；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俯指皆是：如奕山的“防民胜于防寇”，清当局对三元里抗英的限制和破坏等）。综观之，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同样的英国兵同样的武器装备，为什么在林则徐那里打不赢，在三元里打不赢，而只在琦善、奕山、奕经之流那里打赢了呢？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们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上两点。

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是清朝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1689年8月22日，清、俄两国在尼布楚开始会谈。清朝使团重要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等，俄罗斯使团由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率领。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俄罗斯帝国全权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内容以满、俄和拉丁文三种文字签订。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西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罗斯。在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之后，在17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俄国曾订立了一个国际条约，这就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此条约为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条约。在此以前，中国和外国从未发生过此种意义上的条约关系，而且在此条约的订立过程中，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历史背景在于，此前沙俄一直侵扰中国黑龙江地区，两度占领雅克萨，都被中国击败。而沙俄忙于南方及西北战事，同时因给养困难，无力坚守雅克萨，提出同中国议和。当时，清王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实力强大。康熙帝两次东巡，设黑龙江将军驻守瑷珲，设置驿站，加强水师，保障军需，建立了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有效统治。但因为西北有噶尔丹叛乱，也希望保持东北边疆的稳定。在这一局势下，康熙帝同意议和，派索额图任钦差大臣，率领使团赴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谈判并签订了条约。俄国由于在历史上与欧洲的渊源关系，当时已经熟知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并运用于实践中。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它对国际法尚属陌生，康熙帝当时为了对付西北叛乱，希望达成条约以约束俄国，因此作出了让步，放弃了把俄国看做朝贡国的传统态度。在这次谈判中，康熙帝挑选了两名耶稣会士——法国人传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cois，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1645—1708）参加了清朝代表团，充当翻译和顾问。徐日升熟知数学、天文，尤其精通音乐，在其自1673年以来供职宫廷的十余年里，经过康熙帝考察，对其极为信任，同时康熙帝也对于张诚有所了解，故在1688年派两人出行。康熙帝之所以这样做，除却发挥他们的翻译作用之外，看重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使臣提供相关问题的咨询。两个西方传教士各自写有关于这一谈判的日记，根据他们的日记，中俄双方是在国际法所确立的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结条约的。当时中国的谈判使团代表对西方的国际法是不了解的，参与谈判的张诚等人的国际法知识则弥补了他们的不足，这些耶稣会士读过早期的国际法论著，如格老秀斯和苏阿瑞兹的著作，具备一定的国际法知识。耶稣会士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国际法一些基本要素和原则：如国家间的平等和互惠；在外交活动中使节的性质及其地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等。参与条约订立的耶稣会士在中俄交涉中充当了中间人，并在缔约过程中体现了国际法的运用，推动了中俄尼布楚谈判顺利完成。谈判按双方对等的方式进行，条约的订立过程，包括条约约文的草拟、约文的文本和条约的生效机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谈判中有个有趣的插曲，康熙帝明确指令使臣签订和约后，叩首跪拜上帝，以上帝的名义宣誓。中国方面提出的这套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显然使俄国人难以接受，俄国人决定变通方式进行宣誓。妥协的结果是签约之后，先由中方译员张诚宣读中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再由俄方译员宣读俄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双方同时各自核准校对手中的文本，再进行宣誓。耶稣教会亦对他们卓有成效地推动中俄签订条约颇感自得，1703年，耶稣会士洪若翰在从中国寄往法国的信件中，盛赞了传教士在中国与俄国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当然，徐日升和张诚也因为协助尼布楚条约达成而备受康熙的宠遇。另据《国家人文历史》刊载的文章《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阐述，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分别收受俄国的贿赂，“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后又多次为俄国提供谈判情报，使俄国最终赢得土地的愿望如愿以偿。

这玩意还是楼主您自己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