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当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绘画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人作为绘画的主体开始探究和分析人类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对生存环境的特别关注，并期望发掘丑在当代社会的此在。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谈装饰性绘画

摘 要：装饰绘如果按照功能来划分，应该是具有装饰功能的绘画，但广义上来说，任何种类风格的绘画都具有装饰的功能。所以本文所提及的装饰绘画，是指采用形式美的规律和装饰设计手法创作的绘画形式，是相对于写实绘画而言的，具有抽象或变形特性，作品本身由绘画要素构成因素较多，例如强调点、线、面和色彩构成的绘画作品。

关键词：装饰绘画;传统装饰;艺术

伟大的艺术家米罗曾说：“装饰艺术有如生活的彩练，如果失去它，人类将失去光彩。”可见，装饰艺术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装饰绘画诞生于原始社会，原始居民将野兽的形象画于岩石上，起初是出于巫术性质的占卜或图腾崇拜，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但那粗犷质朴的风格和简练的极具装饰色彩的线条预示着人类的一种潜能。

1 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装饰艺术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装饰艺术，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传统的经典装饰绘画门类。我们都知道埃及绘画中那独特的人物造型和姿态：侧面的头，四肢，正面的身体，还有动物和花卉的形态。埃及手法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就是使这些图画中，没有一样东西使人感觉没有计划，没有一样东西似乎可以挪动位置。就是这种强烈的秩序感使埃及人把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

希腊与埃及的艺术一样，同属于人类童年时期艺术。具有天然的天真，纯朴的特点和装饰的情趣。希腊瓶画以其匀称和谐的比例，精巧细致的工艺，生动地造型，写实的手法，追求理想化的风格，饱满的构图，富於戏剧性的情节，给人以美的抚慰与启迪，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趣。瓶画属于装饰画的范畴，它同希腊的雕刻，绘画占有同样的地位。后来毕加索、马蒂、汉斯等著名画家都被其所影响。毕加索曾说：希腊艺术，不是一种过去的艺术;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生命力。希腊瓶画中的线描人物和动物，每一根线都异常深刻地表达了人体与动物的微妙变化，线在这里所完成的形体表达的准确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中国装饰绘画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秦汉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在世界装饰绘画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画像石和画像砖是秦汉时期用来装饰建筑及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其布局简洁疏朗，物象鲜明醒目，具有古朴豪放，深沉雄大的风格特点。以山东的武氏石祠为精品。

有这样一种艺术，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同时，它既是西方的，又是东方的。这就是古波斯画，亦称为波斯细密画。这种艺术从未出过宫廷，是在极少数人中流传。波斯装饰画所包含的巨大艺术魅力，使它从文学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它的内容来自于波斯诗歌。波斯装饰画是一个二度空间的世界。作者以东方的观察方法创作非立体的世界。高明的波斯艺术家巧妙地运用了多层次，多视点，多侧面，多姿势装饰语言成功地三度空间的“平面世界”，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异样效果，鲜明的对比，谱出了强烈的和谐。波斯细密画的表现手法具有多元性，是西方写实主义与东方的装饰手法交织并用的。整个画面是装饰的，有些细节又是写实的;整体是以线造型，区域性又有以面造型的方法。在画面上，常常以一种形象为主，成为统治画面的主调，其他形象又是按著有视觉次序的流动线组织起来的，往往出现的是一个既丰富又有规律的境界。为了象征拥有财富和恐慌心灵的空白。画面上充满了形象，很少留下空间，但并没有出现杂乱无章的现象。这无疑表现出了波斯艺术家控制艺术空间的特殊本领。

绘画进入现代，由塞尚开始引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之后的马蒂斯，毕加索和康定斯基均以其自身的魅力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装饰语言。马蒂斯的线与以往的完全不同，从前的线是描写物件的轮廓，是从属于物件的，而他的线本身就具有自己的情感和形式。我们都会对他画中那充满装饰感的线条过目不忘，画中夸张的线条运用创造了美的秩序。义大利艺术家莫迪里阿尼，骨子里透出的义大利风格使他的作品优美而不造作，他画中那夸张的拉长的人物并不使人觉得怪诞，反而比写实的绘画更具有表现力量。装饰性的颜色和形象创造了莫迪里阿尼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说到对现代装饰绘画起到作用的艺术家，不能不提到蒙格里安这个名字，他能有效地使用直线的多种“性格”，使直线在他的画面中具有某种感情，它直接强有力地影响现代艺术与现代装饰艺术的造型观和构成观。

2 装饰绘画的语言

装饰绘画的语言包括点线面的构成，构图，造型，颜色的统一协调等。首先，点线面是绘画中最基础的运用元素，是人类再绘画发展历程中运用的永恒语言，“点”在几何图形中没有长宽厚的限制，是具有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它对活跃画面气氛，平衡画面组成是极为不可或缺的。点的各种形式的排列可以产生不同的线和面。有时，点这个在画面中最小的视觉符号被放大甚至成为画面的主角，很多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就是直接以“点”这个元素来完成的。

点进行移动的轨迹就构造出了线，线在二维空间里只有长和宽，没有厚度，画家通过对线条的组织来表现描摹物件和画家的感受。尤其是传统的中国画，把线条本身的韵律当做艺术追求的目标，画家自己的思想与情绪寄托于线条的虚实辗转，抒发著画家的感性认识。线移动的轨迹就形成了面，与点和线相比，面的能量表现更占优势。面可以分很多种，其中包括虚面和实面，不同的质感给人不同的感受，反映着创作者不同的情感思绪。

点线面自身的韵味和装饰性在装饰绘画中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特性。在中国近代，将点线面的关系直接运用于画面，并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的艺术家是吴冠中。他在80年代提出了形式美的观点，认为内容不应该大于形式，否定了一切以内容为主的艺术主张。

开始了对绘画形式的持续探索，无论他创作的江南水乡之白墙黑瓦，还是以植物花卉为物件的形式构图，或者以抽象点线面构成的画面，形式美都是他唯一的主题。他把中西方绘画的精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前期的江南水乡的作品中就开始有点线面贯穿于画面之间，尤其是后期的作品，进入了几乎纯抽象的装饰性表现，以油画语言中纯点、线、面融合成整体，独特的绘画风格让他的彩墨画具有不同凡响的时代气息。

同其他绘画门类相比较，装饰绘画更注重客观性和科学性，强调形式美，创造性和规律性，它的构成核心是夸张和理想化。装饰绘画的构图有几个基本特征，即理想化构图，规律化构图和题材的广泛性。

在莫迪里阿尼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脖子线条长而优美的女性形象，他创作的所有肖像画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他的艺术观点里，脖子长动态优美是最理想的状态，这样，他就为他的作品构图找到了理想化的构成形式。以吴冠中的作品为例，传统的中国画讲究章法和布局，这是中国画的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法。吴冠中怎样把东西方绘画融合得那样具有形式感和装饰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70年代早期，吴冠中的艺术语言还没有那样鲜明，主要使用油画的材料和技法描绘风景，在以后的日子里，70年代中期，他开始大量创作水墨画，他的观点是“拿东方的韵来吞西方的形与色”。在其重要的水墨画作品《狮子林》中，画面流动的点线曲折盘旋，横来竖去，游目无所不至，清心洁韵无所不包朱砂、石青 石绿、藤黄像五彩斑斓的宝石一样，随墨点镶嵌在波涛汹涌的银色韵律中。具象、抽象和幻象，一切都融入混沌的势象律动中，呈现一派东方绘画的风骨和神韵。

造型是装饰绘画中的重要元素。早在东晋时期，顾恺之就提出了以形写神的思想，绘画艺术不是对客观事物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重在表现它的神，只有这样能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感意趣。装饰绘画的造型一般是以变形为基础，所利用的方法不外乎具象与抽象，分解与重组，新增与省略，拉长与缩短，归纳，夸张等。对具象形的研究是变形的前提，具象形是通过对自然形象的观察了解以写生的方式描绘客观物象，从而掌握鲜活、生动的创造素材，抽象形则是用各种几何形及各种符号来表达画家内心感情的手法，这些几何形与符号不代表具体的自然形象，而只是表现情感的艺术符号。

例如著名的毕加索画牛，先通过很长时间对牛的观察，先画出具象的牛，再一步一步简化，最终得到一个最简化的，具有装饰意味的牛的形象。在装饰绘画造型中，抽象的手法早已被广泛的运用。在抽象手法的渐进过程中，分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指一个物体被概括、简化、夸张、变形、挑选、省略，并被有组织地组合成不同构件的只有某些特殊成分的画面。

分解和重组是抽象的一个必然阶段，把一个物体分解成多个部分再重新组装，或者把多个物体的部分分解再重新组装。欧洲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就是分解重组的方法作画，毕加索著名的《下楼梯的裸女》中的元素被分解成多个部分，然后再重组，使观者在一个角度可以看到物体的多个角度的呈现。因为装饰绘画是理想主义的，新增和省略可以使造型扬长避短，趋于完美。

而拉长手法的运用能升华创作者的情感，增强画面的形式感。当然，拉长的程度要根据画面效果与创作者的感受而论。与拉长手法相对应的是缩短手法，即为将被表现物的比例缩短，以创造出物象形态的憨态稚拙、短粗敦实。埃尔格列柯所在的时代绘画作品都是规规矩矩，千篇一律的准确写实形象，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已经知道运用拉长变形的手法，使自己的绘画作品显示出超出当代人几百年的先进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装饰绘画的色彩也是其基本要素之一。“装饰色彩可以任意改变自然形态中色彩的固有面貌。在画面中，装饰色彩考虑最多的是色彩相互之间的和谐与主观情感的表达，而不必考虑是否是真实的色彩关系的再现。”也就是说，在装饰绘画中，花可以不是红的，叶可以不是绿的，艺术家可以根据画面或者情感需要，自行确定事物的颜色。例如凡?高的《床》，整幅画面涂满了明黄的色调，如果真有这样颜色的一个屋子，人住进去恐怕要疯掉。但是凡?高这样的处理恰恰表现出他内心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和身体内极具的难以爆发的热情。

在装饰性绘画中，艺术家可以增强或减弱画面的明度饱和度。装饰绘画的颜色可以是平面的，在自然写实色彩上，色彩的处理大多具有对空间塑造的立体功用，而在装饰色彩的应用中，此功能被削弱了，而更多色彩呈给我们的是平面性的色彩美感。比如画一个美丽的少女，如果运用具象的表现手法，画家要区分出少女身上亮部暗部等复杂的颜色，但如果是装饰性绘画，画家要做的则是撷取少女身上最漂亮，最吸引人，抑或是最能表达作者情感的那一部分颜色，实施平面似的涂抹。装饰性绘画的颜色通常具有具象绘画中颜色所不具备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3 总结

装饰绘画是种很奇特的艺术，它能同时具备人类的天真质朴和最深思熟虑的对美的追求和营造。历代大师都告诫我们：要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儿童的绘画是艺术发展到现在，我们认识到的，十分有境界的美。就像我们对埃及金字塔的望尘莫及和对原始艺术的无比怀念。或许，在人类诞生之初的装饰性艺术，就道出了艺术的本质。装饰绘画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最明了的，眺望美的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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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会见.装饰绘画中的绘画性[J].装饰，20049.

[3] 刘晓毅.装饰与绘画[J].装饰，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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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