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60项重大难题研究论文

【1】政治局会议：支持新能源 汽车 加快发展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 汽车 加快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要强化 科技 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点评：中汽协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 产销双双超过120万辆，创 历史 新高；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新能源 汽车 保有量达603万辆，占 汽车 总量的；而2021年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 新注册登记量占 汽车 新注册登记量的。尽管新能源 汽车 补贴持续退坡，但新能源 汽车 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仍越来越高，甚至成为政治局会议中的一个议题，这是市场和政策双驱动的结果，同时也鞭策 汽车 行业能有更多 科技 创新，持续进化，更好地解决新能源 汽车 的里程焦虑、安全等问题。

【2】国常会：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7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会议确定了简化预算编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加快项目经费拨付进度、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支持方式等多项具体措施。

李克强在会上表示，“必须下大决心，顺应科研人员的普遍呼声，大力破除不符合科研规律的经费管理规定。一定要把科研人员事务性的负担切实减轻。政策要为科学家服务，而不是设置障碍。”

点评：如无意外，本次对科研经费“放权”，接下来会是一个每年近万亿级别的数字！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2021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从亿元增长到9321亿元，十年共计万亿元。

这次国常会对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的管理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方式给科研经费“松绑”，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研团队或项目组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使用权；从另一方面来看，“松绑”不是“放松”，其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科学研究，产生更多更大的成果，科研人员也要把精力真正放在科研上，才能真正实现一个良性循环的科研环境。

7月28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列举了八类信息处理者处理人脸信息情形，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包括：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 体育 场馆、 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者未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违反信息处理者明示或者双方约定的处理人脸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致使人脸信息泄露、篡改、丢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向他人提供人脸信息等。

点评：大数据、人脸识别、AI等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民法典施行以来，截至2021年6月30日，各级人民法院正式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由立案的一审案件192件，审结103件，技术带来便捷的背后，却是无数用户信息被泄露的巨大bug，人脸识别的“合规化”应用，就应该放到最高法的规定中来！

【4】工信部：启动互联网专项整治

7月26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发布“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的公告，宣布启动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8类问题，涉及22个具体场景。

公告中重点提及恶意屏蔽网址链接和干扰其他企业产品或服务运行的行为；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误导用户和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行为；企业在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及对外提供等环节，未按要求采取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行为以及“黑宽带”现象。

点评：互联网行业苦“恶意行为”久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是对前期APP整治行动的进一步强化，只有真正形成开放互通、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才能帮助行业规范 健康 发展，更具建设性地创造创新！

【5】发改委：推广47条深圳创新经验

7月2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在总结深圳经济特区已复制推广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形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共5方面47条，主要包括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 科技 金融 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立健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以规则机制衔接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创新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点评：深圳作为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中国的科创高地，今天深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深圳在 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市场环境、制度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值得总结和学习。

【6】重庆：打造内陆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行区

7月29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重庆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新闻发布会，就《重庆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进行了解读，服务业开放试点主要聚焦 科技 服务、商业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 健康 医疗服务、电力服务、电信服务等7大重点行业领域。

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智奎介绍，上述方案围绕推动建设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先进制造业中心等方面，量身定制赋予重庆36项特色试点任务，其中一些是首次在渝实施、首次在中西部甚至全国突破的创新政策。

点评：2015年北京成为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1年4月，国务院正式同意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四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基于不同的试点城市的地理位置、产业特色等，天津服务业试点还提出了会展服务、批发零售两大重点行业领域，海南的7大重点行业领域中包括了文化 体育 和 娱乐 领域；上海是在重点平台和重点园区示范发展、优化服务业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政策和要素保障等4个重点领域提出了11条开放举措。

扩大服务业开放，重庆是唯一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综合试点的城市，这不仅是重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契机，持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也是为中部地区在服务业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经验。

【7】沈阳：科研活动全面实行“两审一承诺”

7月29日，沈阳市在科研活动中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审核、 科技 伦理审查和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度。按照规定，凡由沈阳市 科技 局立项或推荐的 科技 项目和 科技 奖励，认定或备案的 科技 平台与创新载体、 科技 评审专家等，在项目申报时均将实施“两审一承诺”。

点评：科研诚信是 科技 创新的基石。早在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规范科研诚信管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在科研诚信建设的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进行细化和完善。

比如，陕西省 科技 厅就提出要完善 科技 系统黑红名单管理制度、建立科研诚信互联共享机制，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完善科研诚信体系。四川省内江市则从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强化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和加强科研诚信分类监管三方面入手，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可以明确的是，在完善的科研诚信体系中， 科技 创新才能够越行越远。

【8】深圳：建成全球最大 汽车 充电站

7月底，深圳民乐的士充电站改造完成，共建设有624个充电桩，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 汽车 充电站，日均充电车次突破4000车次，日均充电量达到240000度。

该站由民乐P+R 社会 停车场改建而成，驻站企业包括南方电网、比亚迪、普天力能等三家。南网电动公司的“南动顺发驿站”设有餐饮、休闲、购物等服务，“比亚迪充电有道民乐P+R驿站”设置了多功能会议中心、无人售卖、休闲等定制化服务，集充电、休息、餐饮、办公、维修等功能于一体。

点评：作为中国首个公交出租车全面电动化的城市，深圳在新能源配套设施建设方面也走在了前列，民乐的士充电站改造成为一个综合充电站，既是针对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实际困难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同时也为新能源 汽车 充电站建设的商业化路径 探索 更多的可能。

【9】中科大实现高精度非视域成像

7月2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刊发论文《皮秒分辨率的非视域成像》（Non-Line-of-Sight Imaging with Picosecond Temporal Resolution），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张强、徐飞虎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合作，利用频率上转换单光子探测技术，实验实现了毫米级非视域三维成像，是目前非视域成像的最高精度，为该技术的实用化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传统成像技术都是对视域内的物体进行观测，非视域成像技术（Non-line-of-sight imaging）利用单光子探测技术记录单个光子的飞行时间信息，结合相关计算成像算法，可以实现对相机视场范围外的目标成像，实现“隔墙观物”“视线拐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成像能力。

点评：非视域成像可以实现“隔墙观物”“拐角监控”，在目标探测、医疗检测、智能驾驶、军事侦察、反恐防暴、紧急救援、智能驾驶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2020年3月该团队在国际上实验实现了公里的远距离非视域成像，首次将成像距离从米级提高到公里级。科研团队在非视域成像领域的不断 探索 ，将推进整个领域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10】地平线发布第三款车规级AI芯片，开源开放实时车载操作系统

7月29日，AI芯片公司地平线（Horizon Robotics）发布其第三款车规级AI芯片征程5，单颗芯片AI算力最高可达128 TOPS，支持16路摄像头；采用BPU贝叶斯架构打造，其计算性能可达到1283FPS(每秒传输帧数)，但功耗却能低至30W，延迟仅有60ms；并通过全球公认的 汽车 功能安全标准ISO 26262 ASIL-B 功能安全产品认证，可为ADAS应用提供安全保护方案。

包括上汽、长城、江淮、理想、长安、比亚迪、哪吒、东风岚图在内，与其有合作意向的八家车企，均有企业高层出席发布会。

同时，地平线发布实时车载操作系统TogetherOS ，已与AutoCore、斑马智行、长安 汽车 、长城 汽车 、江汽集团、上汽集团、雄狮 科技 达成生态合作伙伴关系，开源开放，共建车载OS的开放生态系统。

点评：成立于2015年的地平线，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实现 汽车 智能芯片前装量产的企业，其首款车规级AI芯片地平线在2020年3月实现前装量产，实现了中国车规级AI芯片量产零的突破，迄今芯片出货量已突破40万片。相比英伟达、Mobileye在智能驾驶芯片领域的积累，地平线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从他们近年的产品和动作看，他们有着足够的勇气和实力，依托中国整车企业和市场，为智能驾驶行业的进化注入更大的推力。

【11】宁德时代发布第一代钠离子电池

7月29日，宁德时代举行线上发布会，发布第一代钠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与锂电池相似，主要通过钠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嵌入、脱出实现电荷转移。第一代钠离子电池芯单体能量密度达到160Wh/kg；常温下充电15分钟，电量可达80%以上；在-20 C低温环境中，也拥有90%以上的放电保持率；热稳定性远超国家强标的安全要求，可应用于高寒地区的电动化场景。

宁德时代第一代钠离子电池的生产设备与锂离子的生产设备完美兼容，辅助产线随时切换；在系统创新方面，开发了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按比例混搭的解决方案，发挥高功率、低温性能好的优势。目前，宁德时代已启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布局，2023年将形成基本产业链。

点评：随着“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新能源产业已进入到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发展阶段，愈发细分的市场对电池提出了差异化的需求，世界范围内对于电池基础材料的研发速度正在加快，这为钠离子电池的产业化打开了双向窗口。相比锂离子，钠离子存在体积较大的问题，在材料结构稳定性和动力学性能方面要求更严苛，这使得钠离子电池迟迟难以商用。

宁德时代多年来深耕钠离子化学体系材料的研发，而此次钠离子电池的发布是产研结合的产物，为产业提供了示范性的发展模式；同时，宁德时代的多元化技术路线，也有利于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12】中国火箭首次采用新一体化地面测发系统

7月29日，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将天绘一号04星送入预定轨道，开展科学试验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地图测绘等任务。本次发射首次采用新一体化地面测发系统，该系统能够满足长征二号丁和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多种箭上技术状态的测试发射需求，具有小型化、自动化和无人值守等特点，有效地简化了地面测发系统的配置，结合不断优化的测发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点评：中国火箭发射越来越频繁，仅2021年7月就已经发射了6次火箭。新一体化地面测发系统是火箭密集发射的“基石”，不仅仅解决了传统设备分散的问题，还兼顾到了不同型号火箭的自动化和成功率，是航天基础设施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

【13】理想 汽车 赴港上市

7月26日，香港交易所披露了理想 汽车 通过聆讯后的招股书，理想 汽车 即将实现二次上市，此前该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理想 汽车 的首款及目前唯一一款商业化的增程型电动 汽车 车型——理想ONE，是一款六座中大型豪华电动SUV。本次赴港IPO招股书显示，至2021年6月30日，理想 汽车 在中国主要城市拥有97家零售门店，累计交付63751辆理想ONE；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第一季度，理想 汽车 的营收分别为 0、亿、亿和亿元人民币，同期净亏损分别为亿、亿、亿和 亿元人民币。

点评：继小鹏 汽车 之后，理想是第二家登陆港股的中国造车新势力，蔚来 汽车 也正在奔赴港股路上。自身造血能力不够，需要寻求更多的融资，仍是造车新势力们在竞争中活下来的重要任务。理想 汽车 目前的车型有限、盈利来源单一，高投入的情况还在持续，压力更甚。好在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 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但愿资本市场对新能源 汽车 未来的想象空间，能为新势力们赢得眼前的生存发展的时间。

【14】2021年7月科创板上市企业

【15】美国FDA首次批准“脑机接口”装置进入临床试验

7月28日，美国脑机接口（BCI）企业Synchron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其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Stentrode的临床研究性器械豁免（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IDE）申请。

Stentrode产品是为因各种情况而瘫痪的患者设计的，其基础技术是运动神经假体（MNP），通过神经介入技术从颈静脉植入。Stentrode设备通过颈部底部血管进入大脑，通过思考来无线控制外部设备。

这项研究的前两名患者的相关数据，已于2020年10月发表在《神经内科杂志》（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上，研究结果显示每个患者都能够通过直接思考来控制他们的设备进行打字。

点评：“人啊，认识你自己！”脑科学恐怕是迄今为止最复杂、最难懂又最让人着迷的学科。脑机接口技术，近年也是资本追逐的热点，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刚刚在7月底获得亿美元的C轮融资，为脑机接口行业史上最高。

Synchron获得FDA批文，迈出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的重要一步，是患者的福音，是脑机接口技术的里程碑，更是神经科学、信号检测、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等多学科交叉路口开出的花朵。

【16】中国科协发布2021年度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7月28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10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10个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技术难题，并首次发布了10个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技术问题。

30个重大问题难题，是在征集到的89家学会、学会联合体和其他单位推荐的472个问题难题中，由2万余名一线 科技 工作者和战略科学家参与推荐和研判得出。

点评：“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这是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在科研中，提问实际扮演着研究发起者的重要角色，上述30个问题，不仅为科创指明方向，更在提问的过程中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值得科研工作者、行业研究者、投资者细细考量。

南方周末科创力研究中心

华罗庚 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华罗庚1924年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专家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 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 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 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 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哈 代与.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 今仍是最佳纪录。 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 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 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 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 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 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 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 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 “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 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陈景润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 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 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 16 ，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 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中国现代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平阳人，出生于1902年9月，中国现代杰出的数学家。从小的时候起，苏步青就立下大志。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深造。先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转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27年毕业之后进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学习期间，苏步青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这是几何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日本和国际数学界引起反响，被称为“苏锥面”。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的苏步青谢绝了亲友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开始他教书育人生涯。在大学任教时，苏步青尽管生活贫困，条件艰苦，但为祖国培养数学人才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解放后，苏步青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并培养出了谷超豪、胡和生院士等一大批优秀数学人才。 在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的同时苏步青还非常的重视实践。他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创性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造船、汽车、建筑、服装等行业。1972年，苏步青和他的两位学生到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建立了厂校合作关系。经过4年多的努力，他们和江南造船厂的同志合作，解决了船体线型光顺问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实际上，苏步青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为世人所公认。1951年担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以后历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55年他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被任命为校长。1979年后任《数学年刊》的主编（其实1935年就被推选为《中国数学学报》主编）。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陈景润提出了哥德巴赫猜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科技创新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