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制研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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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长官，通称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宰相的称呼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古代中国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1．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宰相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当时名称不固定，职权也并不显赫。春秋站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其中，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秦始皇时，王绾、李斯等先后任丞相。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撑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太尉，“掌武事”，负责全国军事事务，其地位与丞相一样。但秦始皇并未任命过太尉，而是自掌军权。2．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重大调整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丞相“位高权重”，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汉代，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汉武帝时，为了分散和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左右原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中朝”逐渐成为中央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这样，汉武帝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这种做法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为什么要把执掌朝政的实权，由外朝的宰相转移给内朝的尚书呢？主要因为：第一，内朝官地位很低，可以减少皇帝对臣下盗权窃柄的顾虑；第二，内朝官多是皇帝宠幸的近臣，能很好地贯彻皇帝的旨意，不致受到外朝大臣的牵制；第三，内朝官多由外戚、宦官充任，这些人本是卑微之徒，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既能保持外朝相府传统地位的稳定性，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3．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适当。于是，魏晋南北朝时又尝试着建立对决策权的制约机制，这就是在隋唐时代成型的三省六部制度。隋文帝综合汉魏以来的官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唐太宗时进一步明确划分了三省的职权。三省六部职权相互牵制，互相监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的力量。在这种制度下，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且各有分工，这就使秦汉以来的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重要变革。但必须注意，三省六部制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中书省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草拟下令，门下省仅有封驳权，没有裁决权，尚书省负责政令的执行，三者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这种制度能减少中央政令的失误，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4．宋朝相权再分割——宰相制度的衰落宋朝再次分割相权是废除丞相的前奏。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影响，故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局面，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被打破，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局面在宋代不复存在。5．明初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的废止忽必烈即位后，实行中书省一省制。宰相权力很大，是上层权力核心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是皇位争夺战中的重要力量。元朝的相权是中国古代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趋势下的一次重大反弹。明初承袭元制，在朝廷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丞相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宰相“专权乱政”、妨碍皇帝行使权力的教训，利用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正式废除丞相职位，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且明确宣布成立为定制。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从此废止。此后，为适应处理政务的需要，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的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没有决策权。尽管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清代设置军机处，起初仅是单纯处理军事，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事务。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均由皇帝钦定，只能秉承皇帝旨意办事，因而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清代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上丞相制度的残余荡然无存，君权得到极大加强，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揽”。二、规律和认识1．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趋势宰相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伴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始终。在古代中国，尽管君权与相权在此消彼长中间有波折，但总体上说是君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抑制、消弱，直到丞相一职被废除。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宰相人数的增多。秦朝设置左右丞相，唐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丞相，往往出现七八个宰相共同议政的局面，到北宋，多人位居宰相之职，最多时达10多人以上，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宰相的权力。第二，频繁更换丞相。汉武帝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2人，其中多数被免职或处死，使相权受到打击。又如，武则天当皇帝21年，用了76个宰相。第三，宰相的权力日益受牵制和分割。秦朝丞相的职责是协助皇帝，助理万机，可以说他既是国务总管又是皇帝的家务总管。汉武帝时重用“中朝官”，丞相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削弱。唐宋三省制的建立使相权分割，减弱了其对皇权的威胁。第四，君臣等级关系日益森严。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到了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中可以看出丞相地位日益低下。2．相权的存废服从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丞相是封建皇权的伴生物，宰相制度的演变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世卿世禄体系被官僚体制冲击，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冲击，乡里制度、郡县制度开始确立，中央集权开始形成。由于政事繁多，国君一人难以应付，以宰相为首原官僚集团的确立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丞相“位高权重”必然构成了对君权原威胁，“君”和“相”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历朝历代无不采取措施削弱相权。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为确保君王的绝对权威，废除丞相制度也就不可避免。3．正确认识宰相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内部的双重作用明太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相抗衡），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明太祖实录》）明太祖错误地认为宰相的设置是国家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废丞相，集权力于皇帝一身。事实上，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发挥了双重作用。宰相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甚至造成政治动乱。综观古代中国，有辅政功勋卓著的贤相名相，如汉高祖时的萧何，武则天时的狄仁杰，唐玄宗前期的姚崇等，他们因为汉唐盛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青史留名；同时也有专权乱政的奸相权相，如秦二世时的赵高，唐玄宗后期的李林莆等，他们成为加快国家败亡的小人背负千古骂名。明太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而宰相是对皇帝负责而非对人民负责，这也就是宰相的悲哀所在。贤相与奸相的出现，一方面与皇帝的贤愚和担任此职的个人品性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本质决定的。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 商代，一尺合今，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 周代，一尺合今 ； 秦时，一尺约 ； 汉时，一尺大约—— ； 三国，一尺合今 ； 南朝，一尺约 ； 北魏，一尺合今 ； 隋代，一尺合今 ； 唐代，一尺合今 ； 宋元时，一尺合今 ；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

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建社会，手工艺的学习好象不是正规的国家教育）。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会拼命学习的根源之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被选上，取得名誉与地位，所以，人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就是权威规范的内容与社会所认可的内容，至于学习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是不是相符、在生活生产中有没有实际作用，好象学子们没有什么兴趣，在尽力争势夺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他们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学其它“无用”的歪门邪术。 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这一方面主要在于科举的内容是国家所规范的内容，但更在于其选拔的人才往往都是有利于维持统治的人才，一般人往往很难发觉其中奥妙，可能绝大数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科举制度对维护他们既得的优势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因为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社会最公平的制度，因而得到了社会绝大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公认性。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很难为人所发觉的玄机。 实际上科举并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由于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考试学子学习掌握金科玉律的能力，因而科举所选拔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尤其是记忆力特强的人，实际上人的智商与记忆力绝不是成正比关系，记忆力仅仅是体现人智商水平的一个方面，人的智商主要在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在于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在于人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性能力，但是，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的人尤其是自我创新能力的人，他们的记忆能力往往并不强，很多人的记忆力甚至还不如一般的人，因而一般高智商创新性能力强的人往往很难被科举所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正中下怀，因为智商高的人往往最容易威胁到他们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从统治者个人心理的角度看，一个能力远远强于自己的人在自己的手下，人自然会感到不自在，难以随便地发挥。面对这样的人，一般的统治者往往会往往存在着敬而远之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权的整体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由于综合分析能力强，因而往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往往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领头羊，这对于已经居于优势社会地位的统治者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势社会地位很可能会在革新中受到损伤甚至完全损失。因而历代统治者除非万不得以，一般情况往往都不愿任用自我创新性强的人。从个人情感的方面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往往自我主见性比较强，往往难以学习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尤其难以接受在自己看来明显错误愚蠢的意见，因而他们往往难以顺从从别人，有时往往只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顺从。统治者自然也不情愿人任用这样的人，相反，那些学习记忆力强的人却明显不一样，由于他们学习掌握别人思想结果的能力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弱，因而往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顺从别人，自然，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喜欢任用这样的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学习能强的人，虽然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但是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往往比较广，他们诡辩的能力往往非常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维护一定的立场，他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听上去很有理的理由，并非是客观真实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