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村落论文开题报告

很鲜明的观点，你可以借鉴的。 第一，税费改革是当前必须的、符合我国改革总体方向的一大措施，但不宜提”治本之策”。因为总的来讲，这种”并税除费加返还”式的改革仍是我国历史上从租庸调到地丁银无数次类似改革的又一轮，即仍属传统框架内的改制。它离现代社会或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农业税制还差得很远。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赌博、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代理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代理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 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 ，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 万石，仅占44%。1 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万石，其中起运万石，占；存留 万石，仅占。2 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代发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 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 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5 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6 --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国民党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土改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 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 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 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生态建设是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区域发展的热点问题。1、生态市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前提是全面发展，中心是协调发展，根本是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不仅要为今天的发展尽力，更要对明天的发展负责；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与环境。建设生态市，正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论提出来的。我们要通过生态市的建设，实现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使经济发展走上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之路，确保我市经济社会在整体上的全面发展，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在时间上的持续发展。 2、生态市建设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当前，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尺度。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越强。从这个意义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市目前的产业结构以机电、化工、轻纺、建筑四大产业为主，其中机电和化工是我们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化工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区域的环境恶化趋势日益加剧，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如果我们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随着经济总量增长，甚至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那么，离累积性环境问题的爆发将为期不远，到那时我们不仅将失去发展空间，甚至会影响生存的空间。 生态市建设的适时提出，为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途径。坚持通过污染治理消除污染严重的劣势，发掘生态经济发展较快的“潜在优势“，保持杭州湾新区的区位与集聚优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我市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重新整合和配置，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而紧紧抓住21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由龙山时代和曹娥江时代直接迈向杭州湾时代，呼应大绍兴，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不断增强上虞区域竞争力，进而在国内外两个市场有所突破，赢得先机。 3、生态市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层次，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追求。开始注重城市的人居环境，普遍关心环境卫生、生态质量等问题，而且迫切要求这些方面尽快得到更大的改善。经过这几年对城市污染源的综合整治，我们上虞的生态环境与前几年相比应该说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各级党委、政府，我们这些党员干部，怎么去为人民服务？怎么去实践“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建设生态市，努力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人的居住环境，是一件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是一项为民尽责、民为谋利、为民兴业的民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为人民群众创造优美、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住青山绿水，碧海蓝天，真正实践“三个代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总之，生态市建设是大势所趋，时代所期，人心所向。各级、各部门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生态市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建设生态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生态市建设作为事关上虞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不懈地扎实推进。 ： 1、发展生态工业 优化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生态优先，发展第一，强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赢”意识。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拓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引进、培育、发展产业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和企业，重点扶持机电、节能环保产业，改造提升轻纺等传统产业，适度发展化工业和新型建材业，积极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限制压缩重污染和高耗低效产业，形成以机电、化工、轻纺、节能环保四大支柱产业为主导，其它产业协调发展的工业格局。 合理空间布局，推进产业集聚。以企业规模化、产业集聚化、经济特色化、污染治理集中化、资源利用集约化为目标，加快实施“北工中城南闲”的市域发展战略。按照城镇体系规划所确定的市区——中心镇——一般镇三级城镇发展布局和高效、集约化的城市产业发展要求，按照梯度集聚、合理规划的原则和环境资源禀赋特点，优化全市工业空间和产业布局。建立工业发展严控区，做大做强杭州湾上虞新区，做优做高上虞经济开发区，做活做特乡镇（街道）工业集聚区。重点扶持杭州湾上虞新区、上虞经济开发区和丰惠劳保用品、崧厦伞业等一批重点开发区和特色工业集聚区，整合、压缩不规范的乡镇工业集聚区。采取政策措施，推动企业向工业集聚区集聚，形成以城区为中心，上三高速、329和104国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为发展轴，以杭州湾上虞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为集聚发展区，以丰惠、小越、崧厦、章镇、上浦为发展点，符合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和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市域集聚态产业空间布局。积极引导废水、废气排放量较大的项目和企业向杭州湾上虞新区集聚，严格控制化工、印染等废水、废气污染较严重的建设项目在杭州湾上虞新区外落户建设，严格控制造纸、食品脱水加工等废水排放量较大的建设项目在污水集中收集输送管网之外的区域选址建设，分散在城区内和虞中、虞南地区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大的工业企业限期转产或搬迁。 推行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园区。大力实施清洁生产审计，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鼓励选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生产工艺、设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工业生态链，实现工业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强化工业污染防治，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准投产。组织开展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区域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工业园区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完善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生态化改造 2、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特色优势生态农业。调整粮经结构、种养结构、品种结构，逐步提高经济作物、水产养殖、林特产品和畜禽产品在农业中的比重，重点发展蔬菜、水产、花卉、茶果、畜牧五大产业，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形成稳定的生态农业经济体系。根据各地农业发展的区域条件和比较优势，按照“开拓市场、优化结构、提高品位、增加效益”的要求，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优化区域布局，推动名特优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区。在城郊和虞中平原水网地区构筑城郊型优高农业区，建设优质蔬菜产区、花木种植区、名优特色水果种植区、高档水产养殖区；在虞南丘陵山地构筑生态型农林特产区，建设绿色有机农产品区、生态农业特色产业区，建设“后花园”、“休闲区”。积极开发休闲观光农业。 推行绿色生产经营。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绿色农业，推行绿色生产营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面实施农产品无公害生产，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积极申报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组织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着力提高绿色有机农产品比重。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生态示范基地建设，带动千家万户发展生态农业。突出发展茶叶、干果、水果、蔬菜、竹笋等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绿色有机名特优农产品。 强化农产品质量管理。实施种子、种苗工程，大力引进推广优质高效的农产品新品种。积极推广病虫害无害化防治技术、动植物品种优化技术、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和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科学用肥，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各类有害药物。实施农业生产过程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化，突出安全卫生指标，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检测体系。 3、发展生态旅游 全面整合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紧紧围绕“打造虞南旅游休闲基地，建设长三角都市后花园”的总体发展目标，着力构筑曹娥江滨水观览游憩带、春晖白马湖文化生态休闲区、洪山湖祝家庄古典风情休闲度假区、陈溪一覆卮山健身运动休闲区、四明一凤鸣山养生游览度假区、东山文化观光区“一带五区”的生态旅游框架，努力成为杭、甬旅游集散城市的副中心及浙东黄金旅游线上的旅游节点。切实加强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维护景区资源和当地生态系统，打造优美舒适的生态旅游环境。提高旅游区的文化品位，挖掘、包装具有上虞特色的“东山文化”、“曹娥文化”、“虞舜文化”、“英台文化”、“春晖白马文化”、“青瓷文化”和“名士文化”，打响生态旅游品牌，做大、做精生态旅游产业。 第三、加强生态建设。 这是建设生态市的重点，也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突出抓好三点: 一是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发挥城区自然生态资源优势，“森林进城”，建设以山体为绿被，以河流水系、交通绿地为脉络，街道、小区、单位绿地为补充的点、线、面有机结合的城区绿地生态体系。充分利用滨江优势，实施曹娥江“一江两岸”绿化景观带建设，营造特色鲜明的城市中心景观区，展现生态型城市的魅力。利用杭甬运河、百松河、西横河三河贯穿城区的自然条件，精心打造城区碧水绿林人文景观带。加强绿色通道工程建设，在人民路、三环路、四环路、南北中心大道、百松公路、百丰公路、329国道、104国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侧建设纵横交错的绿色生态走廊。加强百官半山、丰山、曹娥凤凰山、峰山等自然山体的景观建设和森林、植被保护，建设城区生态休闲绿地，建设市民广场、青春广场，合理布置街道绿化，增强城市“绿肺”功能。二是加强农村生态建设。整治村落环境。结合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每年100个行政村的进度，开展“百村整治”示范活动。按照布局合理、设计科学的要求，全面规划农村居民点的建设，拆旧建新，改造“空心村”，植树绿化，整治环境卫生，改善村容村貌，达到道路硬化、四旁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布局优化、住宅美化、服务强化等八化要求，以良好的居住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优质的社区服务实现农村城镇化。同时选择生态优势突出、经济条件较好的行政村，大力开展生态村建设工作，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三是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完善城镇排水系统。新建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对现有合流制管道采用截流式合流制，并在道路改造、旧城改造中逐步建成分流制。近期重点加快建制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步伐，完善城区污水收集系统，尽快完成城市污水处理厂截污范围内建制镇的生活污水纳管统一处理工作，保证至2007年全市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60%以上。非城市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内的乡镇生活污水处理，按照集中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予以实施，并尽可能考虑与工业集聚区合建集中污水处理厂。章镇、丰惠、汤浦等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较大乡镇可分别建设小型污水处理厂；其余南部各乡镇由于人口不多，且较为分散，应采取地埋式无动力生活污水净化池或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至2007年，所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外的建制镇必须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加快建设和完善城镇垃圾收集处置系统，建设相应的环卫基地和环卫设施，积极推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近期加快改造、扩建位于城东驿亭镇的城市垃圾填埋场，以满足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需要，其它各乡镇近期必须完成现有垃圾填埋场规范化改造，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中期结合杭州湾上虞新区热电厂建设，建设生活垃圾焚烧设施，集中处置市区和道墟、崧厦、小越、驿亭、谢塘、盖北、沥海等乡镇及杭州湾上虞新区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置一般可燃固体废弃物；并逐步关闭这些乡镇的小型垃圾填埋场，做好覆土、绿化和防渗等工作；同时在这些乡镇建设密闭压缩式垃圾中转站，提高垃圾收运效率。在小型垃圾焚烧设施技术经济条件可行的情况下，在虞南的丰惠、章镇建设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其它乡镇因较为分散，仍以建设小型无害化垃圾填埋场自行填埋处置为主，或建设垃圾堆肥厂进行综合处理。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生态市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生态市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多、涵盖面广，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建设和渐进发展的过程，任务重、时间长、要求高。各级各部门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坚持不懈地把生态市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健全创建机制 生态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全市上下各级、各部门、各行业，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建立以党政一把手为首，由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市长、有关部门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负责人组成的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实施，协调解决生态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确定各阶段的重点任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和处理生态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并对各项生态建设任务实行目标管理。办公室要保证人员编制到位和资金保障到位。市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加强生态市建设工作领导，明确分管领导，明确职能科室或办公室。同时要加强市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之间的配合、联系和协调，建立工作通报制度和交流制度，形成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工作推动机制。 建立生态市建设首长负责制，把生态市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将生态市建设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在生态市建设工作中取得成绩的予以相应的奖励，对严重影响生态市建设或发生生态环境破坏事故的单位和主要领导给予必要的处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要把生态市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将生态市建设的年度目标、任务纳入对市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的年度考核内容，并将生态市建设的年度目标、任务逐项分解，下达到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签订目标责任状。并建立生态市建设评估机制和行政效能监察机制，按照生态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与考核评价制度，对全市及各乡镇、各部门生态市建设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评估，科学地分析和评价生态市建设的成效和阶段性成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生态市建设的职责要求，把生态市建设内容结合到本部门的重点工作中。各乡镇（街道）要按照生态市建设目标责任书要求，抓紧制订工作计划，切实抓好落实。使建设任务落实到基层，实现任务到人，措施到位，确保生态市建设工作卓成有效。 2、抓好项目，落实政策，保障创建成效 建设生态市，关键要抓项目。没有一定数量、质量的项目，建设生态市就是空中楼阁。抓住了项目，也就是抓住了生态市建设的“牛鼻子”。我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要利用生态品牌引项目、争项目、建项目。重点是抓好生态项目的开发、筛选、包装、申报和实施工作，以生态项目推动生态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要选择对生态市建设、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力强、社会效益好、近期可以启动的项目，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拓宽思路，多思考、多挖掘。凡是可以利用生态条件，可以挂上生态市建设的项目都可以充分挖掘出来。环保、发计、经贸等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及时综合和筛选。 建设生态市，必须要有相关配套的政策保障。切实加大创建生态市的政策扶持力度，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要优先保证用地、用水、用电，并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到2012年，市政府计划安排亿元的资金用于生态市建设，各乡镇（街道）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也要筹措相应的资金用于生态市重点建设项目。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对社会资金的导向作用，坚持以改革的思路，运用企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金投向生态市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逐年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投入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以及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市财政每年拨出300万元资金，专项奖励、补助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发展生态经济、开展清洁生产、创建生态镇（街道）村等项目和在生态市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制定鼓励退耕还林优惠政策，加大退耕还林工作力度。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有偿使用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对资源受益者征收资源开发补偿费和生态环境补偿费。 3、强化宣传，全民参与，营造创建氛围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拓宽思想，创新载体，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生态市建设的舆论宣传，进行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教育和科普宣传教育，使生态市建设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单位和市民明确自己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增强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加强消费引导，大力推行绿化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风尚。把生态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培育和弘扬。通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生态文明观和文明发展观教育，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牢固树立环境就是资源，环境就是财富，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的观念，使人民群众像关注经济增长数字那样关注环境质量的改善，像关心社会稳定那样关心环境安全。在全市上下形成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干部是不称职的干部、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是不具备现代文明意识和公民这样一种共识。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畅通交流渠道。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法律和民主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大新闻媒体、社会各界及群众的舆论监督力度，表扬先进典型，揭露违法行为，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建立环保问题公众听证会制度，不定期地公布环境状况和环保工作的信息，扩大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如重点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信息等，为公众关注环保、参与环境监督和咨询提供必要条件。把开展生态市建设切实转化为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实现生态市建设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是世界的灵魂。”“科学是用事实建立起来的。”【科学是什么意思】：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 。【什么是文明】：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是现实主义。”“战略的定义”中“连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发展、持久、和谐和均衡。”“观”， 是观念。【观念的定义】：观念是自身知觉、意识、思想、理智的对象。【真理的定义】：真理是一个观念在个别情况下判断中现时的体验。“真理是由表象真理、知性真理、理性真理、概念真理、智性真理的一致性构成的，一致性都是各种关系构成的。”【战略的定义】：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17、科学的文明实体。【战术的定义】：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 文明的文化性质。“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战术的特征是创造实在的行为。”“发展”一词，就是战略中的连续，也是战略和战术的本质属性区别之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文化，是一个发现，它又是一个文化进程。在博弈的文化进程里，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融入社会，深入人心，变成了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背景的博弈世界观。在资产与共产双方博弈对局中，自然产生了第三空地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文化走向文明和科学的进程中，就是在这第三空地里不断地创新，中国社会就是在这个文化进程中得到繁荣和发展。“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这是文化进程。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这是文明进程。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科学，这是科学进程。”“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博弈圣经》中说：“大自然用时间创造了文化的次序，人类根据大自然双重性和第三空地的优雅产生了博弈智慧的深度。”科学发展观以国情为背景，在多年的实践中，在资产与共产的理论相互交替纠缠中，在成功和失败中，在经验和教训中，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创新型国家，它是一个“博弈实体○9”。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个“博弈实体○9”的战略性命题。《博弈圣经》中说：“应该从战略和战术的横向对局的第三空地里产生博弈的混合、排序、定性，才可能有所发现。”科学发展观的发现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将与资产和共产三方平等博弈，互访、互渗、相互交替。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在大于两个以上的合作者，在国正双赢理论○3的实践中，创造和谐社会的双赢体系，科学发展观具有大自然的博弈占优特性。因此，它是一个政治科学成果。

题目是一篇论文的“眼睛”，是读者关注的首个要点，特别是对于社会学专业论文来说，题目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导师的评审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社会学方向 毕业 论文题目与选题2021，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体育社会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 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 报告

2.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动态计量分析

3. 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体育的非物质 文化 遗产保护--以弥勒县可邑村彝族阿细跳月为例

4. 社会分层视角下居民体育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5.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途径: 体育运动

6. 体育类大学生违法犯罪情况探析

7. 湖南省体育产业统计机制的发展与保障

8. 体育运动对干预青少年网瘾作用的研究

9. 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比较分析--兼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革新

10. 社会文化人类学视域下图瓦人. 克里雅人. 罗布人民间体育文化研究

11. 浅析个人主体性不同时代的体育目的

12. 中国古代女性观的嬗变与女子民间体育的历史回顾

13. 休闲体育对离退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作用研究

14. 用体育运动戒除学生网瘾的可行性分析

15. 社区体育对社会资本的构造性功能

16. 后现代女权主义与美国妇女体育评述

17. 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影响初探

18.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

19. 体育生活化视域下的和谐家庭构建路径研究

20. “社区. 学校. 家庭”体育一体化的研究--以景泰社区为例

21. 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分析--以散杂居区为例

22. 边缘青少年反社会行为体育干预模式探究

23. 从危机公关的视角试析体育明星的“傻爸爸”现象

24. 娃娃们需要更多的体育课

25. 体育消费的互惠激励机理研究

26. 政府. 民间和学界在村落体育保护传承中的角色定位

27. 广西融水芒哥坡会的体育人类学分析

28. 青少年“网瘾”体育参与干预模式建构

29.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原生态体育文化旅游的发展--以广西南丹白裤瑶“油锅”组织为例

30. 体育干预: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以云南为例

3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大众体育特征的统计学分析

32. 网络成瘾青少年体育干预个案研究

33. 运用“社会助长”效应促进青年体育教师职业发展

34. 当代女大学生身体审美观扭曲与体育之救赎

35. 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对体校竞技训练的影响--以南京体育学院附属学校为例

36. 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的变迁

37. 社会体育调查中缺失数据处理 方法 的比较研究

38. 基于PLS路径模型的农村妇女体育行为影响因素--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39. 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

40. 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特征的调查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41. 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竞技体育平等参与权探析

42. 发展社区体育构建和谐社会

43. 体育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分析

44. 从文化学视角论休闲和休闲体育

45. 想象的共同体:电视. 体育与民族身份认同

46. 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

47. 体育专业大学生学业情绪与职业认同关系研究

48. 高教版《体育统计》中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实际意义解析

49. 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50. 重庆市对留守 儿童 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的研究

51.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再审视

52. 体育新闻中的女性形象--基于中美部分主流报纸的跨文化解读

53. 体育类商品 广告 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54. 高等体育院校开设统计学“短学时”课程探析

55. 礼仪课程是体育大学生人文 教育 基础

56. 中国城市文化. 体育休闲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

57. 影响辽宁省城区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发展的因素

58. 学校体育中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

59. 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宁辛同志来我院做“我的成功之路”报告

60. 中日两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闲暇时间与体育生活的社会学研究

优秀社会教育论文题目参考

1、MOOC在社区教育中的应用路径探索

2、新型城镇化与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3、基于新媒体的社会教育传播模式构建研究

4、社区教育社会评价问题探析

5、赋权增能:中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与 反思

6、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7、近十年公民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8、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

9、我国当代社区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10、社区教育的社会效益评价问题

11、“非正规”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12、我国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向

13、美国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

14、现代社区教育发展的若干规律探析

15、美国社区创客教育的载体

16、社区教育网站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7、国外社区教育的特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8、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研究

19、关于对我国社区教育本质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考

20、影响教育虚拟社区中学习动机激发因素的实证分析

21、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2、赋权女性:晚清民国女子教科书的启蒙诉求

23、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学习社区

24、美国公民教育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25、虚拟学习社区空间的社会学分析——以“华师在线”为例

26、妇女教育对农户收入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山西的 经验 证据

27、美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与方法综述

28、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

29、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传承困境与学校策略

30、美国服务学习理论概述

31、美国社区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32、国外社区教育的实践及启示

33、社区教育的内涵、特点与功能探讨

34、近三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进展之文献计量分析

35、公民教育的进展研究：发达国家的探索

36、国内社区教育研究述评

37、民主公民的教育:1995—2005年公民教育的研究、政策与实践述评

38、我国社区教育的嬗变、发展态势及其实践策略

39、中外老年教育比较研究

40、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认识、视野、使命

41、当代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考察

42、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问题

43、美国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

44、老年教育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45、老年教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46、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47、全球化与公民教育:挑战与回应

48、当前我国公民教育研究领域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9、南宁市青少年社会教育教学现状分析

50、试论青少年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51、对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简要探析

52、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出路

53、刍议老年教育如何选择定位

54、美国教育智库对我国社区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55、美国社区学院教育管理特色探析

56、栖霞街道“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计划探索

57、雄州街道志愿者队伍自主建设探究

58、“社会妈妈关爱团”扶持特殊青少年成长的研究

59、引导社会民间组织打造社区教育特色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60、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资源整合的实践与思考

社工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1、(城市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研究

2、(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社会学探究

3、"富二代"现象或问题研究

4、"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5、城市边缘群体(如乞丐妓女农民工等)研究(可从生存状况政策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等任一角度切入)

6、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背景现状与未来取向

7、城市老年人社区福利服务调查与路径研究

8、城市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研究

9、城市某类场所的研究(如公园酒巴饭店娱乐场所等)

10、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11、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

12、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公平感调查

13、 传统文化 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建构的启示

14、从广告中探究性别问题

15、从社会化角度谈谈你对"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看法

16、挫折与逆境总能出人才吗?

17、大学生诚信心理初步研究

18、大学生挫折感的成因及消解途径分析

19、大学生的消费行为观念调查

20、大学生婚恋观的变化

21、大学生婚恋观的社会性别分析

22、大学生兼职的利与弊

23、大学生寝室交往的人际动力研究

24、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25、大学生人情消费问题的思考

26、大学生社团的生存现状与发展--一某高校为例

27、大学生自杀个案的干预策略研究

28、大学生自杀个体的人格分析

29、大学生自杀群体的心理分析

30、大中学生生活满意感调查

31、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32、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形成过程

33、当前大学生活择业倾向研究

34、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治理结构研究

35、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失业等)风险控制问题

36、对白领焦虑症的调查与分析

37、对当代大学生逃课现状成因以及干预策略的研究

38、对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的探讨

39、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分析

40、对网络乞讨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41、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问题研究--以__大学为例

42、高学历高收入女性与婚姻问题研究

43、共青团组织与社会工作

44、关于"爱心超市"的调查与思考--以__大学为例

45、关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调查与思考

46、后大学生的消费观研究

47、互联网与当前社会问题研究

48、互联网与社区生活

49、环境问题研究(民众的环境意识研究;民众的环境行为研究)

50、婚姻家庭问题研究

51、家庭的功能演变研究

52、家庭的居住方式研究

53、家庭社会工作在我国的需求调查

54、简析城乡统筹推进城市化的理念研究

55、简析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56、教育不平等问题研究

57、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居委会选举中的失范问题

58、旧城区改造与"文化保护"

59、救助管理工作中政府社会家庭责任解析

60、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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