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王丽娜

三年扫黑除恶即将收官，是尾声但并非终结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鲁伟 2020年11月17日 19:16 本文7965字，约11分钟扫黑除恶将转入机制化、常态化开展，能否从根本上破解“黑恶势力犯罪屡打不绝”这个难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三年期的尾声。10月19日上午，吉林省榆树市刘立军等23人涉黑案，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长春市中院”）一审宣判，这起案件曾被列为“吉林省十大涉黑案之首”。该案判决后，榆树市前法官于军伟终于摘掉涉黑“保护伞”的帽子。于军伟案发，系因2018年刘立军涉黑案调查中牵出的线索。于军伟曾利用职务便利，为刘立军的一项讼案出谋划策，将原本高息借贷案件拆分为两起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并判决所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事后，于军伟收受刘立军4万元。卷入刘立军涉黑案后，于军伟涉嫌的罪名几度变更。从监察委阶段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到起诉意见书中的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再到公诉时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最终长春市中院认定，于军伟构成受贿罪，不构成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于军伟跨越的这三个年头，正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的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2018年1月开始，至2020年底结束，为期三年。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9月25日公开的数据显示，仅自2019年10月以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856个，打掉涉黑涉恶犯罪集团2458个，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万起。这一时期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超过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约万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395人。三年转瞬而过，但此次专项斗争收官并不意味终结，推动扫黑除恶机制化、常态化已箭在弦上。扫黑除恶三年素描自2020年8月以来，多位刑事辩护律师遇上涉黑涉恶案审判的“高峰期”，往来奔波于多起涉黑案的庭审现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告诉《财经》记者，这几个月，他每月都有一个较大的涉黑案开庭，一般开庭时长都在一个星期以上，还曾经遇到两个涉黑案开庭时间“撞期”。他参与辩护的秦皇岛一起涉黑案，第一次开庭用时4天，庭审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多，中间不休庭。他最近接到该案的第三次庭审通知，称11月要“开25天庭”。另一位律师近期也在频繁出差，“法院都在抢着开庭”。今年是扫黑除恶三年目标实现之年。4月，全国扫黑办提出，展开扫黑除恶大决战，深入开展“六清”行动，即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如今大批案件进入审结“高峰期”。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公开的数据，至9月底，还未审结的黑恶犯罪案件数量为671件5879人，较6月底分别下降了、。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次推进会议透露，截至当天，全国打掉涉黑组织2367个、涉恶犯罪团伙29571个，34792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因涉黑涉恶犯罪被起诉的人数目前尚未有全面统计数据。7月22日的全国扫黑办新闻发布会曾透露，截至6月底，全国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约万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约万件、处理约万人。此次扫黑除恶的力度前所未有。改革开放后，“黑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1983年的“严打”中，此后陆续开展过几次专项打黑行动。2006年至2008年，全国曾连续三年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2009年9月1日，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斗争开展三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万余名。”对比上述两次三年期的专项行动，共同点是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严重暴力案件案发率下降。2009年，公安机关曾通报，三年来，全国最能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杀人、伤害、抢劫、绑架、爆炸、放火、强奸等几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2008年比2005年下降了。2019年1月，公安部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一年来，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此轮三年期专项行动比此前的不同之处更多。仅从涉案人数看，最近三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2006年至2008年三年专项行动的2倍还多。更显著的变化是，专项行动名称从“打黑除恶”变为“扫黑除恶”。一字之差的背后，“反映出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提升和形成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期望。”中国犯罪学学会原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康均心告诉《财经》记者。康均心解释，“打黑除恶”主要是点对点地解决治安层面的重点突出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扫黑除恶”则以面为主、点面结合，全面解决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康均心认为，这次扫黑除恶主要将解决几方面问题：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解决基层政权空心化、软弱化、家族化、被把持等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二是精准打击黑恶犯罪，针对黑恶犯罪披着合法外衣、更隐蔽，呈现公司化、企业化运作的形式，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加有力地给予打击；三是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巩固执政基础，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扫黑除恶将是社会治理中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决策部署。”康均心说。这次扫黑除恶有明确的目标、重点和路径。根据中央部署，2018年属于启动期，明确专项斗争打击的十类重点案件，如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家族或宗族势力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及插手民间纠纷的黑恶势力等；2019年为攻坚期，针对尚未攻克的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点地区集中攻坚。同时，把深挖“保护伞”作为中后期的主攻方向，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2020年是第三阶段，重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拔高、不凑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这是检察机关一再强调的办案原则，既要从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又要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诸如前述于军伟案这类涉黑涉恶案件，经过司法机关审理后成功“摘帽”。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公开表示，截至7月底，各级法院在一审审结以黑起诉的案件中，有未认定涉黑犯罪；在一审审结以恶起诉的案件中，有未认定涉恶犯罪。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余超曾参与“河南九农民恶势力犯罪集团案”的辩护。今年4月，信阳市中级法院在二审中改判，九名农民集体摘去“恶势力”的帽子。余超告诉《财经》记者，该案中九位农民平均年龄63岁，最长者是一名85岁的老汉，“开庭时，这名老汉语无伦次，也听不懂法官讲什么。该案实际上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被拔高、凑数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好在最终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纠正。”刑辩律师朱明勇自重庆“打黑”时代起，就代理过多起涉黑涉恶案，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他代理的一些案件实现“摘帽”。朱明勇告诉《财经》记者，律师在为涉黑案辩护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重点应当审查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因为行为方面的暴力和危害性方面的非法控制，才是涉黑组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征。“实践当中，有众多合法存在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他们都可能具备貌似与涉黑组织类似的所谓‘经济特征’和‘组织特征’，但他们显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朱明勇说。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时，朱明勇总结出一套“快速检测标准”：拿到起诉书后，先审阅该组织的所谓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达到了“重伤1起”或者“轻伤3起”以上。“如果未达到，肯定不构成涉黑，可以坚定地做‘去黑’辩护，而如果达到了，也不意味着‘黑’，仍然要做具体分析。”通过办案，朱明勇认为，一些地方“为了所谓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拔高、凑数的情况。辽宁海城的叶铁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朱明勇参与辩护。朱明勇认为，叶铁春等人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造成一起轻伤害，还把叶铁春20多年前已经改判无罪的“流氓罪”一事又启动再审且改判有罪，“人为拔高、凑数的痕迹明显。”目前，该案仍在辽宁省海城市法院审理中。康均心也观察到，此次扫黑除恶个别地方存在拔高、凑数的现象；个别地方在量刑上比拼，看谁判决得重；“个别地方还比拼案件‘贴标’，是贴‘黑标’还是‘恶标’，还是两个标签都贴。”另外，个别地方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滥用抗诉权。实践中出现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刑罚执行完毕20年以上，没有出现新的事实，又抗诉，撤回生效判决，重新起诉。他认为，涉黑涉恶都是刑法打击和社会治理的对象，但侦办涉黑涉恶案件多、判刑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扫黑除恶必须依法精准打击。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打早打小”“打准打实”的实质内涵，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和界限，准确判定涉黑涉恶，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坚持法治原则，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对此，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蔡军对《财经》记者表示，产生黑恶势力的原因十分复杂，往往会经历从小到大、由“乱”生“恶”、由“恶”变“黑”的过程。如果不对有组织犯罪的早期或初级形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进行及早打击，就可能会滋生出黑恶势力，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完善组织结构、发展新的成员、完成资本积累，最终演变为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并且，有组织犯罪发展演变快、犯罪能量大、行为掩饰性强。这一特点决定了犯罪组织一旦坐大，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犯罪集团，势必会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更难以对其进行惩处。“如果等到其坐大成势之后才进行打击，显然为时已晚，既需要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也已经给社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蔡军表示。至于如何“打早打小”，蔡军认为，应当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从源头遏制有组织犯罪的滋生与发展。一方面，要把源头治理作为扫黑除恶的治本之策，加大行业治乱力度。着力解决金融放贷、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自然环保、文化旅游、信息网络等行业领域中存在的乱象，深化平安乡村建设，使黑恶势力无处生根；另一方面，前移治理关口，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及早发现、及早出手。“需要强调的是，‘打早打小’绝不意味着对尚处于低级形态的犯罪组织可以‘拔高’为黑恶势力处理。不但要‘打早打小’，更要‘打准打实’。”蔡军指出，一方面要坚决杜绝“下指标、配任务”的不当做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准确认定，严格区分违法与犯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在法治框架内科学合理地处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此外，还应当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与程序关，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破解涉黑资产处置难题“打伞破网”、“打财断血”，是此次扫黑除恶中后期的重点任务之一。9月28日，全国扫黑办举行第5次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案件中，已办结39起，尚在侦查阶段3起，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3869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80亿余元。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雷东生指出，黑恶势力往往以开办企业为掩护，非法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于此类案件，要精准“打财断血”，在全面清查涉案财产、斩断利益链条，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同时，严格甄别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依法保护合法财产、合法经营。涉案财产处置是涉黑涉恶案件中的难点之一，这类案件因牵涉人员广泛，情况复杂，财产性质和权属甄别困难。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追缴、没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既要保证充分剥夺犯罪利益，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并明确准确处置涉案财产的实体与程序规定。在吉林涉黑第一案刘立军案中，长春市中院一审判决刘立军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刘立军的妻子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立军案的一审判决长达344页，其中有23页罗列了该案查封的房产、车库、土地，扣押的车辆等物品及冻结的银行账户，其中仅查封的房产就有100余处。庭审中，刘立军案的辩护律师曾提出，查扣的财物未合理甄别刘立军夫妻与公司的财产，以及刘立军夫妻与未涉案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但这些问题在裁判文书中并未得到回应。对涉案财产处置的程序问题，刘立军案的律师提出了多项意见，比如侦查机关未制作财产清单随案移送，银行账户冻结文书的合格率为，冻结文书未明确冻结数额和期限等。在2020年8月刘立军案的庭审中，一名律师还在法庭上提出，办案机关还到律师事务所追缴律师费，“（律师费）是律师劳动所得，依法不应该追究。”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涉黑涉恶案件还应进一步完善涉案财产处置制度——注意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财产的界限，个人财产、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的界限，个人财产、个人的合法财产与企业和家庭的合法财产的界限。刘长办理的一起涉黑案，被告人并未涉案的女婿经营的酒店、女儿名下的车辆都被认为属于涉黑资产被查扣，并且在法院审结前，酒店就已被托管并重新更名。在另一起案件中，律师发现查扣的车辆与案件无关，提出异议后，办案部门返还了车辆。知名企业家因涉黑涉恶被查后，对其企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朱明勇辩护的河南南浦集团董事长秦新伟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秦新伟因为几起与租户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均已经法院民事判决），一审被认定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判处有期徒刑17年，秦新伟在洛阳投资数十亿的化工项目由此中断，其企业一夜之间濒临倒闭。2020年10月27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秦新伟案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精准“打财断血”的同时，依法保护产权，保障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正在引起重视。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透露，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对打掉的涉黑组织涉及的企业及资产实行依法托管代管。目前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扫黑除恶如何常态化此次三年期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尾声在即，但并不意味着终结。9月17日，全国扫黑办会议提出，推动扫黑除恶机制化、常态化，统筹推进《反有组织犯罪法》立法工作。对此，蔡军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黑恶势力犯罪为代表的有组织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交织的结果，是一种长期性、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专项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式治理，具有一定的期限，在治理期内虽然能够较好地实现眼前目标，但在运动过后，随着关注重心的转移，可能会不断反复。”因此，必须建立起稳定的长效机制，依靠常态化的综合治理模式，确保扫黑除恶能够转入机制化常态化开展，从根本上破解“黑恶势力犯罪屡打不绝”这个历史性难题。蔡军认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法治基础。推动扫黑除恶工作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建立健全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打击、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还将为今后治理有组织犯罪提供稳定坚实的法治保障。一方面，制定《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制定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也是借鉴国际立法成果、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有效举措。“一直以来，如何有效惩治与预防有组织犯罪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前述会议还透露，抓紧完善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意见稿，建立智能公开的举报机制、“打早打小”的惩处机制、源头治理的防范机制、精准有效的督办机制、持续推进的领导机制、激励约束的考评机制等六大机制。朱明勇强调，扫黑除恶中需要强化《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的理念，让“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在常态化的执法和司法当中并举、不偏废其一，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朱明勇观察到，传统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在此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又卷土重来，有看守所以涉黑案件的律师会见需要“办案机关同意”、“开具已经备案的证明”等各种名义，阻扰律师会见；有办案机关以案卷需要扫描为由，限制律师阅卷。然而，审查起诉期只有一个月，如果先花15个工作日扫描案卷，等到通知律师阅卷时，数百本案卷往往留给律师查阅的只有10天不到的时间，根本无法保障有效辩护。“还有法院以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为由，不准律师做无罪辩护，这些现象都值得重视。”蔡军还认为，办案机关在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涉案财产状况，收集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依法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等单位的作用，为涉案资产建立统一的专门查询机制，建立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制度，完善集中查询、冻结和定期续冻制度。“应当完善涉案财产保管机构建设、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与涉案财产移送等制度，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以保证涉案财产处理的有效性、及时性与透明性。” 蔡军表示。【版权声明】本文为腾讯新闻“哈勃计划”稿件，著作权归《财经》独家所有，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更多相关评论 热门推荐工作人员：居民不用太担心江西抚州东乡区就“组织核酸检测”发布情况说明《财经》专稿裁员收缩后，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Shopee怎么样了？《财经》专稿专访刘经南院士：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中国北斗最好 | 《财经》特稿《财经》专稿长寿时代，怎样“投资养老”最划算？《财经》专稿2023年新能源汽车还能持续火爆吗？《财经》专稿索偿超70亿，民生银行诉泛海控股及卢志强等《财经》专稿中低收入家庭财务调查：现金流赤字，不信任保险《财经》专稿一千多条调控政策后：利率降了，你今年会买房吗？《财经》专稿兔年中国经济：修复中蕴新生《财经》新媒体专稿打开财经APP2022元宇宙年度最具投资价值榜单重磅发布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下载客户端,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快讯【港股午评：恒指涨跌持平 软件股表现突出 商汤涨超12%】港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恒指午间收盘微跌0.打开快讯【韩国将中国公民赴韩短期签

目前不会判刑，对于不满14岁的孩子犯法，国家应该原谅，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法律。这种未成年具有一定特殊点，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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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存栏数量下跌幅度前所未有，占猪肉市场供应半壁的中小养殖场们或面临，或复产艰难，可以部分猪肉价涨之谜

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朱弢

2022 年末，中国的生猪存栏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亿头猪，同比下跌，这是2022 年2月28日，发布的数据。近20年来，这个下跌幅度前所未有，今年疫情冲击之下，生猪养殖和供应就更趋紧张，猪肉价格因此始终难有明显回调。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国有2600万个养猪场户，其中99%是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场户，中小养殖场户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猪肉，是生猪稳产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农业农村部还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小养殖场户的帮扶带动力度，加快推动恢复产能。

目前，从到地方密集生猪复产的，涉及财政、金融、土地、环评等各领域，为促进生猪生产护航。中国消耗的猪肉总量近全球的一半，生猪保供事关居民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猪和养猪户们经历了什么，生存情况如何，他们能否尽快顺产复养，从而适度增加供应、平抑居高不下的猪肉价格？

今年元旦前后，在全国生猪养殖大省、生猪调出大省河南，《财经》记者走访河南安阳、洛阳、驻马店等多个市县后发现，占猪肉市场供应半壁的中小养殖场们，或面临，或复产艰难，这可以部分猪肉价涨之谜。而各方面切实行动，帮他们解决有关养猪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底层开始缓解猪肉生产与供应的难题。

争抢仔猪，养猪有利可图

在豫南地区从事生猪交易的猪经纪人杨智（化名）经历过多个猪周期，这一年来的经历还是让他有“坐过山车”之感。2022 年7月，生猪出栏价约18元/公斤，现在18元只是每斤的价格，相当于价格翻了一倍。去年10月和今年2月，生猪价格一度逼近40元/公斤，与此相应，一些地方猪肉价格更高时则冲破100元/公斤。

猪价高企，价格又不稳定，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增多。去年12月，一个客户向杨智订了两车猪，近200头，出栏价是37元/公斤，“当天晚上拉走一车，第二天另外那一车客户不要了。估计是看掉价了，一天价格跌了近3元/公斤，拉过去至少赔5万元。”他只好取消第二车的订单，被猪场罚款了事。

现在杨智却被要猪的追着。他合作的一些大猪场，需要先交少量定金，竞拍中标后当天下午打全款。一车百十头的猪70万元左右，浙江的一个客户订了三车猪，全款200多万当天打过来，“俺俩都没见过面。有的小老板听说要先交定金，还害怕，这猪都没见到呢。”还有一个客户，一次从他那订了八车猪，竞拍前跟他商量出价时，“就说今天志在必得，有多少都打包要了。”

这都因为猪源紧张。杨智告诉《财经》记者，前几年他每天接到的90%是卖猪，现在90%是买猪、找猪，“买猪时经纪不再挑大小肥瘦，就问有猪没有。主动权从经纪人转移到卖猪人手中。”

从事生猪交易20多年，杨智以前主要活跃在河南正阳县一带，正阳县是全国养猪大县、河南省生猪调出之一大县。现在即时通讯发达，他坐在家里就可以 全国的养殖户和买猪者，完成交易后赚取信息费。

这并不只是杨智个体的观察，据公布的数字，从2022 年起，生猪存栏连年下降，去年末生猪存栏量比2022 年末少了亿余头。

近年来生猪减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散养户退出、猪周期的影响、“南猪北养”的调整、因环保关停猪场，及2022 年起肆虐的非洲猪。但生猪减少在2022 年尤为明显，2022 年末生猪存栏亿余头，一年中少了亿多头猪。

猪肉是中国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消费的肉类食品，人均年消费40公斤猪肉，生猪保供事关居民“菜篮子”和“钱袋子”，层面尤为重视。多位养殖户向《财经》记者表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业口向他们了解生猪存栏数量，河南省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还纳入直连直报的监测系统，猪场定期上报存栏量。

生猪减少，必然传导到猪价和养猪户接下来的养殖计划。今年2月，情况又变了，杨智接到的买猪大部分是买仔猪，“从大场到小场都在买仔猪。”

活跃在豫北地区的猪经纪李恒（化名），也观察到市场对仔猪的渴求。“现在大场、集团公司都在抢仔猪，砸钱买”。一头30斤的小猪，散养户进价在1600元-1800元，大场进价在2000元-2200元。“集团公司、大场需要的量大，对猪的质量要求高，经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合格后才能交易，因此价格相对高一些。以前人穷才养猪，现在大力养猪的都是有钱人。”

在洛阳经营猪场的王祺（化名），2月16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仔猪火爆预定 ，并配上一段小猪吃食的。很快，他接到多个业务员的，“这个也问，那个也问，即便是在交易过程中，还有几家公司。”

3月初，王祺和一家养猪企业签下仔猪交易合同，1000头小猪均重约14斤，卖价约每头2000元。上个月，他200头仔猪给一个散养户，当时一头小猪的是1600余元。“大公司到处找猪，推高了仔猪的价格。”

资金难题，中小养猪户家底很薄

进入春季，天气渐暖，正是养猪补栏的时节，但高涨的仔猪价格让农户却步。河南新乡市获嘉县的一名养猪户张明（化名）的猪舍里现有50头母猪，比2022 年行情好时减产近75%。这些母猪是他的猪场自繁自养留下来的，买猪补栏对他来说价位太高，“家庭养殖场不少都赔钱，哪还有资金投入，等有钱了再说吧。”

在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河南正阳，与猪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于清（化名）暂时也不打算补栏了。去年他有150头母猪，7月因猪肺疫损失50多头猪，又卖掉近50头后备母猪，现在还有母猪约50头。与很多农户不同，去年他出栏的1000多头猪大多赶上高价，去除饲料、猪用保健品，获利140多万元，一年赚了原来两三年的钱。

于清告诉《财经》记者，暂时不打算买仔猪扩张，一是价高，二是还听说有疫病暴发，“现在我猪少，养殖密度不大，之前一些（养殖场）因为疫病清场的都是密度太大。”

养殖户普遍担心的是非洲猪。非洲猪是一种烈性传染病，高致病性株死亡率可高达90%-100%，世界动物卫生将其列定报告动物疫病。非洲猪流传近百年，2022 年进入中国，同年8月辽宁沈阳暴发首例非洲猪情，随后由北到南扩散至全国。

今年1月8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确诊发生之一例到现在，“全国共报告发生162起非洲猪情，扑杀120万头。”为扶持生猪生产，财政新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7亿元和非洲猪强制扑杀补助资金亿元，已经拨付到县。非洲猪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农业农村部曾表示，扑杀标准一般为市场价格的50%至100%，中国的补助标准达到75%左右。

河南省公布的非洲猪情有两起，其中一起发生在新乡市获嘉县。2022 年9月14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汇鑫牧业养殖场感染非洲猪，发病生猪148头，死亡64头。

从获嘉县去往太山镇程操村的路上，公路旁偶尔可见几个养猪场，有的闲置，有的写着。获嘉县曾经是河南的畜牧强县，但近年来因猪场添加瘦肉精、暴发非洲猪情受到影响。

去年12月底，《财经》记者来到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村北的汇鑫牧业养殖场，场内大门紧闭，办公区也看不到有人走动。《财经》记者养殖场负责人周善智的，一名女士接起后说，他们“没有复养”。

“不敢上猪，现在上不起。”距离获嘉县近100公里的养猪户李月（化名）感叹。她是河南省某直管县的一名农民，从6头母猪养起，养猪20年，去年发展到大小猪1000余头。但厄运突然而至，去年1月猪大批死亡，去年12月又相继死去几十头猪，目前还有30多头母猪和几十头小猪。

去年12月28日下午，《财经》记者见到李月时，她正在和丈夫生闷气。丈夫和衣而卧躺在院子里的汽车后排座椅上睡觉，“他躺这两天了，不吃饭也不说话，他这是生气、埋怨我。”

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前她在产床上看到小猪耳朵发红发紫，担心小猪生病，后来有人介绍一种饲料搭配三种保健药，据称可以预防疫病，她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吨。当时丈夫主张卖掉这批猪，找好了猪经纪人，她没让卖。可是药和饲料用物流发过来，连包装都没有，也没挡住猪发病。“我俩搁家里打架，他也是气得没法儿。”

院子里的板车上，还堆放着小猪的，等待无公害处理。夫妇俩本来希望这批猪可以卖个好价钱，现在希望泡汤，养猪损失再次加剧。去年1月初，她的猪发病死亡时，她报告给当地畜牧部门。李月说，“来人抽血三头猪”，但最终结果她并不清楚，阴历年前猪发的病，到了2022 年春节后70余头母猪和500多头育肥猪被无害化处理，“保险说是非正常死亡，只能报少量”。她没拿到扑杀补贴。

去年8月，李月到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扑杀补偿问题，并被受理。李月出具的事项处理意见书显示，李月家的猪场发病后，县决定协调保险公司为发病猪场先期开展更大程度的理赔，剩余小部分兜底。猪场共有近百头母猪，实际投保不足一半，“故没有对其病死猪进行更大限度的理赔”，“最终仅按照顾和规定”为其理赔6万余元。

这份意见书还称，对死亡的生猪进行就地无害化深埋处理后，李月的核心诉求是按扑杀进行补偿，“该诉求不合上级（因为没有扑杀），无法发放补杀补助，为更大限度减少你场损失，尽快恢复生猪生产：我局决定从上级下达的恢复生猪生产资金中拨付10万元给你场。”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因他们对处理意见不满，最后又多给了几万元。

养猪多年遭此重创后，李月15岁辍学的儿子外出打工，最近因为肺炎疫情影响，又赋闲在家。

豫北一名养殖企业负责人祁亮（化名）同样发愁资金。此前高峰时他有1000多头母猪，年出栏量2万头。2022 年底他的猪场发病，上报之后进行就地无害化处理，减产上万头，其中大部分是活猪被处理。

3月初，祁亮告诉《财经》记者，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与沟通，补偿款至今未落实。祁亮希望拿到补贴后，能够有钱补栏，当地大场的7公斤仔猪，价格已经高达每头2400元。现在后备母猪的价格已经从2022 年底的每头2000元涨至6000元。“补贴款下不来，干什么都没法往前走。如果补偿款能早点下来，就能更早开始复养。”

复养门槛，养猪户的挣扎

亟需生猪复产资金的祁亮，期待能得到扶持。

为扶持生猪复产，从到地方了一系列，这也是市场低谷期性扶持的惯常。去年农业农村部两次发文助力生猪生产，多次会议对全国生猪稳产保供作出部署。12月6日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要确保2022 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2 年恢复正常。

方案指出，落实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保障养殖用地，落实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用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落实非洲猪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帮扶中小养殖户恢复生产等。去年3月的还包括，尽快研究对场、地方猪保种场和规模猪场的临时性生产救助补贴，协调全国农业信贷体系充分发挥性功能，为生猪养殖场户申请提供增信支持等。

祁亮希望申请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去年9月由、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对2022 年底前新建、改扩建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更低不少于50万元，更高不超过500万元。

此前祁亮猪场的年出栏量超2万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一般指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

但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有严格的门槛和资金分配额度要求。去年10月，祁亮了解到河南省细化的申报标准：年出栏必须在1万头至5万头之间，且各地根据2022 年生猪出栏量和前期调查，测算各地可申报项目分配指标，各市一般就两三个名额。为了申报成功，祁亮找专业人员设计申报标书，但最终失败。

申请银行同样困难重重，祁亮的资金支持主要 向亲朋好友筹借。他称，当地还不允许生猪、猪场做抵押物申请银行，他只能以个人商品房作为抵押物。去年，他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贴息，当地银行还只贴部分利息，“算下来拿到1万多元的贴息”。

不少中小规模养殖场都面临困难。王祺在洛阳的猪场年出栏量三四千头，他想再建新猪场需要资金支持。去年11月洛阳市银企洽淡会，方便有意向的养猪企业直接与金融机构对接，当时有王祺在内的多家规模化养殖企业参与。“市和金融办很重视，把一些银行行长叫过来，让行长亲自参与对接。”

但对接并不理想。王祺表示，洽淡会不久，五六家银行的找他，“但是一摆条件，方式还和以前一样，首先问你有没有房产或者什么东西做抵押物？养猪企业更大的资产在猪和猪场上，房产能有多少钱？最后就没贷成。”

但多个养殖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扶持看得到但“落不到自己头上”，现有比较倾向大型养殖集团。

以贴息为例，据去年9月《农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力争2022 年-2022年每年外调生猪在1700万头以上，河南省委、省研究制定了具体支持措施，落实“两场”贴息，对154家养猪企业给予亿元的贴息补助。

另据牧原股份去年12月25日发布的公告，根据河南省《 下达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贴息资金的通知》、湖北省《2022 年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贴息情况公示》，收到流动资金贴息补助共计7300万元，这些补助已由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八家子公司入账。

小型猪场的日子也不好过。王祺在去年以前还饲料销售，与当地和周边县市中小规模养猪场、散养户 密切。他告诉《财经》记者，不少猪场复产不理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资金，造成主动补栏困难，不少养殖户负债累累，2022 年行情不好，一年都不赚钱，春季生猪出栏价跌到5元一斤，后来疫病暴发，一些养殖户恐慌性抛售、减产。“很多养殖户一直在借钱养猪、赊账养猪，饲料款还赖着。”

到目前，还有30多家养猪户拖欠王祺饲料款。疫病暴发后，担心小养殖户防范能力不强，“他们欠我钱我害怕他们的猪发病，我就免费赠送消液。”再后来他看生猪减产严重，饲料销售一度陷入“停顿”，去年春季他停掉饲料业务。

饲料欠款王祺也没急着去要，之前还有讨债公司主动找到他，提出替他讨债，他也拒绝了。他说，自己也是养猪人，“养猪户不容易，真是没钱，有点钱他们还想复养赚钱，你去要他们会非常为难，不能把人家资金一点点挤光了。”

猪经纪李恒也同时兼卖饲料多年。他说，自己也有100多万元欠帐，“在外边飘着，都是周围县里面养猪场欠的饲料款。”去年底，他起诉了获嘉县的一个养猪户，对方年出栏量在上万头，因减产严重，不再养猪外出打工。“我是没办法才起诉，起诉他是因为当时签的借款协议有人。”河南正阳的一名饲料销售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前一名养殖户因环保不养猪了，为了还饲料款，“给了我20多头小猪抵账”。

直面猪周期，风险需要合理分担

46岁的王祺养猪18年，他把养猪事业比作，赌对了、踩准了节奏，就能赚钱。2001年在外打工几年后，他回到家乡在老宅墙外建起猪舍，买入40多头猪，一共投资8000元。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猪，现在经历过四五轮猪周期和疾病淘汰，一个村子没剩几家养殖户，他的猪场发展为规模化养殖企业。他能历数过去每3年-4年一次猪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还记得当时的猪价和每隔几年猪身上爆发的发病率高的疾病。

猪周期的运行逻辑看似简单，即肉价高时，提高母猪存栏量，致生猪供应增加，随后肉价下跌，养殖户减产、淘汰母猪，这又导致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以此反复。每一次价格低谷期都会淘汰一些养猪户，重新调整生猪养殖结构。但复杂性在于，产业、环保因素、原料价格、疾病等外在因素会影响养殖户的养殖行为，养殖户也会进行养猪收益与投入其他劳动收益的比较。因此踩准猪周期并非易事。

王祺经历之一个猪周期时，完全惨败，随后渐渐能把握住行情，又介入生猪交易、饲料、兽药、冻猪肉等领域，深入养猪产业链各环节。“后来每次低谷我的猪最少，在高峰时及时退出，速度要快，胆子要大。”预估到这几年的行情，2022 年他卖掉100多头母猪，留下少量母猪，去年6月补栏100多头母猪，现在陆续产仔猪，赶上这波仔猪的高价。

为加快生猪生产，从到地方提出养殖用地难题，明确提出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王祺希望今年能拿到新的土地建猪场，“规划和环评手续正在做。”

减产损失巨大的祁亮，现在进退两难。他希望能有资金补栏，恢复以往的规模，猪场是他和两代人的心血。

李月表示，喂猪多年使她落下腰病，50多岁了也不适合出去打工，只能继续在养猪的路上“往前走吧。”

获嘉县的张明说，如果不算这次疫情，养猪20多年总体算下来是赚钱的，当地人均六分地务农支撑不起家庭支出，“还能雇几个年龄大点的村民帮助他们创收，年轻点的都外出打工啦。”

也有人不得不退出这行。河南滑县的一名饲料商，此前养了17年猪，靠养猪积攒的钱翻建了家里的房子，但恰恰是在去年，在猪肉价格上涨期间，这位饲料商开始不再养猪，因为相比过去，各种养殖成本和风险上升更快。

正阳县的养殖户于清，算是比较幸运。此前他从事生猪交易，往外运猪。2008年，，对新建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给予财政补贴。次年，于清转投养猪业，申请到15万元的猪场建设补贴。虽然去年赚了140多万元，今年他并不打算急于恢复到之前的规模，准备观望一下非洲猪苗的进展。

去年7月，于清的猪发病时，他担心得吃睡不香，甚至照着听说的偏方在猪饲料里混入打碎的蒜瓣，所幸只是猪肺疫。现在他尽心照料他现有的猪，给猪喂食大品牌的饲料，添加鱼粉、乳清粉，“谁让它贵着呢”。

对于生猪复产，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集团化养殖场和超大型的规模化养殖场，能力强，迎来扩张机遇，业绩增长较快，这在一些养猪上市公司的财报里均有体现。小规模的养殖场和散养户，复产所需资金量不大，“而且船小好调头，灵活性也强。”

比较尴尬的是中型规模化养殖场，复产投资可能需上千万元，困难。因此，这位业内人士认为，生猪养殖结构将可能有所调整，未来的主力军是大型养殖集团和中小养殖户，中小养殖户数量众多，“整体出栏的猪估计占一半以上”。“如果到位，农民有钱赚自然有复养的积极性。”他说。

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的一名人士表示，部分养殖户缺乏复产资金，又信心不足，“一是生猪复产的财政、金融提供的支持有限，二是一些不能实现、难以落地，三是银行向普通养殖户的积极性不高。”对此，《财经》记者还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采访生猪复产的落实情况和复产形势，至今未回复。

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或许在将来能有所缓解。今年3月19日，农业农村部、、中国银发文，将享受临时贴息补助的规模猪场条件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年出栏500头以上；省级农业信贷机构要积极为合要求的场（含地方猪保种场）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提供信贷服务；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并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抵押试点。

今年3月初，祁亮收到市金融工作局有关收集整理银企对接项目的通知，各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需求。祁亮询问得知，此类需求倾向有住房抵押或者公司，最终需求是否被满足还是未知。

以上就是与猪人遇虎年2022相关内容，是关于财经的分享。看完猪人逢虎年运程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