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养动物怎么写的

我国的养猪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猪的生产性能也有了很大提高，无论是母猪年提供出栏猪头数，还是各阶段猪的成活率、饲料报酬、瘦肉率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是随着国外猪种的引入，国内各种猪场种猪之间的频繁调动，猪病越来越复杂，大部分猪病由原来的单一病原转变为多因子协同作用，给我国的养猪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严重影响养猪生产者事业的发展，甚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必须采取综合防治的措施，保障生产的正常进行。猪场的综合防疫体系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消毒、疫苗免疫、环境控制、猪群保健、药物预防等。“防疫是生产的第一生命线”、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防养并举是养猪场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猪场综合防疫体系的建立和实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一些看法。 一、消毒 消毒是保障猪场安全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猪场的许多病原微生物可以通过消毒 工作来达到杀灭和抑制其传播的效果。但是，猪场工作人员在实施消毒的过程中往往会走入以下几个误区。 1、消毒药浓度越大越好 任何消毒药浓度的配比，都具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环境消毒还是带猪消毒，正常的浓度配比就足以杀灭和抑制病原菌的繁殖和传播。如果消毒药的浓度过大，一方面造成消毒药的浪费，增加饲养成本；另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猪的皮肤、粘膜、呼吸道的损伤，同时也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害。 2、消毒药的浓度配比不准确 在生产过程中，在对消毒液的配制过程中不采取称量或使用有固定容积的容器，往往凭感觉，这样配制出来的消毒液的浓度不高即低，浓度低起不到消毒效果，浓度高不仅造成药物的浪费，同时也容易造成对猪只和操作人员的伤害。 3、消毒不到位、不彻底 猪场工作人员在消毒过程中，往往出现走捷径的现象，如消毒速度过快、喷洒不均匀、不采取喷雾的方式等，这样，无论是环境消毒还是带猪消毒很容易留有死角，不能很好的起到消毒的作用。 4、消毒不同步 无论是环境消毒还是带猪消毒，应尽可能在大致固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否则，病原菌就有可能扩散或传播，给猪场的安全生产构成威胁。 5、对人流、物流、车流的消毒不到位 对于规模化养猪场来讲，一般都采用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但是现实决定又不可能完全彻底的封闭，必须要与人流、物流、车流不同程度的接触，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到位，是养猪场最大的安全隐患。 6、消毒池利用不充分 任何一个养猪场都设置车辆消毒池和员工消毒脚池，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大的漏洞，如消毒池消毒药的浓度不够、不定期更换消毒液、消毒池消毒液不干净、员工不走消毒池等；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杜绝，猪场出现疫情是必然的。 二、疫苗免疫 对猪场不同猪群的猪只进行不同的疫苗接种是保障猪场安全生产的基础，给猪只接种疫苗，可以有针对性的净化猪场的疾病和抑制猪场疾病的发生。但是，在猪场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误区。 1、免疫程序不合理 免疫程序的制定，必须以当地疫情的发展规律和猪场猪群的健康状况为依据，不能固定的套用某个地区或某个猪场的免疫程序。如果猪群的免疫程序制定的不科学、不合理，一方面使猪场的某种疾病漏防，另一方面可能引发其它的疾病，导致猪场出现疫情，给猪场的生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疫苗质量不过关 猪场给猪群接种疫苗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猪场的命运。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疫苗很多，同一个种类的疫苗就有多个生产厂家，但是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如果购买方稍有不慎，就会给猪场带来致命的打击。所以，猪场在选择疫苗时必须谨慎，应选择信誉度高、知名厂家生产的疫苗。 3、疫苗运输、保存不科学 由于不同猪场的基础设施有差别，在疫苗的采购、保存过程中不规范，造成疫苗质量的下降或失效。如果使用这种疫苗，对猪群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甚至出现疫情。 4、在疫苗免疫过程中操作不规范 猪场应根据已制定的免疫程序，由专人按标准的操作方法进行免疫注射。但是，由于猪场的监督力度不够或技术人员责任性不强，在操作中往往出现类似情况：疫苗的领取没有做详细的记录；没有按说明进行严格的稀释或在稀释过程中受消毒液污染；针头大小、长度不合适；疫苗没有防日晒、高温，稀释后在2小时内用完；疫苗在使用前或每次吸苗前没有充分的摇匀；注射时没有做好皮肤消毒，注射深度没保证，注射位置不正确，接种剂量不够，疫苗流出后没有立即用沾有消毒液的棉球檫拭、消毒。出现打飞针、不是头头免疫、不是一猪一个针头；病猪、瘦弱猪同步免疫等情况，势必导致免疫失败结果的出现。 三、引种与隔离不当 猪场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都要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但是，由于原有猪群的生产力下降或老龄化，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需要不定时的更换猪的品种。如果对新引进的猪隔离措施不当，会对原有猪群的安全生产带来一定的风险。引进种猪时，要安排适当的圈舍，与其它猪隔离饲养15-30天，并随时观察其健康状况。在隔离期内未发生任何疾病，方可混群饲养。 四、病死猪及胎衣的处理不当 集约化猪场应有病死猪及胎衣处理的专门场所，对病死猪只进行焚烧或深埋，也可在粪场附近设置一沉尸井，将病死或剖解猪只及胎衣进行无害化处理。一般情况下，对病死或剖解猪只及母猪产后的胎衣应立即无害化处理，否则，容易造成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影响其它正常猪群的健康生长。 五、疫病检测不及时 在集约化养猪条件下，应进行经常性的疫病检测工作，以便对场内疫病情况、免疫质量、疫病净化水平进行监控，同时也为本场的防疫工作提供客观依据。尤其本地区、本季节爆发和流行严重的传染病更应该加强检测，以便作出及时反应。同时，对场内使用的疫苗、消毒剂的质量也要进行检测，以保证确实有效。如不能及时的做好以上工作，就不可能准确和深入的了解猪场疾病的流行和发展趋势，就不可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从而影响猪群健康的生长发育。 六、疫病发生时没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 猪场如遇到或怀疑是传染病发生时，必须及时隔离，尽早诊断，病因不明或不能确诊时，应将病料送有关部门紧急检验。如确诊为传染病时，应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对全场进行封锁和消毒。全场猪群进行检疫，病猪隔离治疗或屠宰、焚烧。健康猪只进行紧急预防接种或药物治疗，并对被污染的场地、用具、环境及其它污染物进行彻底消毒。反之，则容易延误最佳防治和治疗时机，造成疫情的扩散和蔓延，给猪场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七、在疫病防治方面主次不分 猪场的防疫工作，要结合本地和本场的实际情况，分清主次，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危害性强、发病频率高的疫病，根据其流行特点、发病规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疗。反之，一方面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另一方面也起不到对疫病的防治效果。 八、防疫措施不完善 传统的养猪防疫似乎仅仅是兽医份内的工作，而且是季节性的。集约化猪场的防疫则是全方位的、常年的。除常规的消毒、免疫、治疗外，还需要加强管理，保证营养平衡，优化场区和畜舍环境。猪场内的诸多因素都和防疫效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集约化猪场的防疫措施要形成配套的体系。 九、不重视猪群的保健 猪场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在消毒和疫苗免疫方面投入很大的精力，这当然是猪场防疫不可缺少和关键的步骤。但是，对猪群的保健，也是猪场防疫不可缺少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对猪群进行保健，需要投入很大的财力，会增加猪只的饲养成本，但是可以提高猪群的健康水平，提高猪只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降低猪场发生疫情的风险。 十、对猪场整体环境的治理不重视 猪场的环境卫生体系是以传统的防疫保健为基础，以猪的生物学特性为根据。要求规模养猪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完善猪场内外布局和猪舍内部的工艺设计等一系列措施，给猪群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和繁育的环境。定期的对猪体内外进行驱虫和杀灭蚊蝇和老鼠，消灭疾病的传播媒介，减少猪只疾病发生的机会。定期清除杂草和填埋阴沟，消灭病原微生物的孳生地。经常保持猪舍内空气新鲜、干燥、温度适宜、干净卫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猪群的健康水平。 对猪场周围和场区空闲地进行植树种草（包括蔬菜、花草、灌木等）绿化环境，对改善小气候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要求猪场内的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每幢猪舍之间都要栽种速生、高大的落叶树（如水杉、白杨树等），场区内的空闲地都要遍种蔬菜、花草和灌木。有条件的猪场最好在场区外围种植5～10 m宽的防风林。 猪舍若能置于这样的环境中，带来的好处是：在寒冷的冬季可使场内的风速降低70％～80％；又能使炎热的夏季气温下降10％～20％；还可将场内空气中有毒、有害的气体减少25％；臭气减少50％；尘埃减少30％～50％；空气中的细菌数减少 20％～80％。 生活在这样一个绿化美化环境中，不仅能使长期在猪场工作的人员感到心旷神情，也能使终生关在笼舍内的猪感受到清晨闻啼鸟，夜听虫蛙鸣，阵阵青草香，飓飓风雨声，仿佛又回归到大自然。 所以猪场整体环境的治理是猪场安全防疫的一个重要环节。 总之，养猪场综合防疫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是一个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防疫体系内的众多环节必须环环相扣、节节相连、步步到位，才能充分发挥综合防疫体系的作用，保障猪场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益性。可以吗？

浅谈动物资源的物权法保护策略一、我国《物权法》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贡献 1.确立了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对于是否应当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学界有较大的争议。我国《物权法》第49条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符合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使用的客观现状和既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实行了动物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物权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而明确了对于包括动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用益方式是以有偿使用为原则，以无偿使用为例外。《物权法》确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协商、拍卖、招投标等程序公正、公开的形式，根据转让价格、开发利用和养护的能力等综合标准，在一级市场将特定的自然资源物权有偿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3.明确了动物养殖、捕捞权。《物权法》第123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确立了关于动物资源的用益物权，即养殖权和捕捞权。《物权法》的规定明确了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在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所取得的用益物权，那么，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其就可依法寻求民事救济。 二、《物权法》在保护动物资源方面应有的完善 尽管《物权法》上述规定体现了我国私法领域对动物资源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我们认为从保护动物资源的目的及解决现行社会问题的角度考量，《物权法》及现行其他立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还需要以下各方面的完善： (一)赋予动物特殊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动物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规定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符合法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动物作为有生命的活物，其作为物权客体确实具有其特殊性，动物是和人类一样有感知和情感需求的高级生命形式，不应与其他物等同视之，应当在《物权法》中有所体现。不论出于理性、道德、同情、自我反省还是人类自身尊严的维护，多数人认为动物享有一定福利，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动物福利立法，我国也不例外。《物权法》是规定人们对物的利用方式的基本法，如果能够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修改，在《物权法》中以宣誓性条款确立动物不同于其他无生命物体的特殊地位，将是有利于保护动物资源并且与我国其他动物福利性质的立法相协调的选择。 (二)扩大并明确《物权法》对动物资源调整和保护的范围 我国相关立法中对动物资源保护范围规定狭窄、混乱，历来为环境资源法学者所诟病，《物权法》在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规定中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物权法》对其所保的动物资源的概念及范畴语焉不详。其次，《物权法》沿袭了我国对于动物资源一贯的等级保护，并无进步可言。事实上，处于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基本法地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因其明显侧重保护“濒危物种”，而不能满足全面保护动物资源的需要。第三，《物权法》对于没有其他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动物资源缺乏所有权规定，却在其所有权不明的情况下于用益物权中规定了养殖权、捕捞权，不能为用益物权人的权利来源及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提供充分的依据。根据我国《宪法》、《物权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可以推知动物资源的权属包括以下几类：1.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有科研价值，有经济价值、有益)动物明确属国家所有；2.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非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森林资源，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国家所有；3.水生非保护动物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其权属，实践中将水生非保护动物作为其所生活的水域、滩涂的一部分加以使用，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用益物权人取得承包权或行政许可以后，通过养殖、捕捞等手段取得水生动物的所有权；4.对除上述动物以外的非保护动物，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物权法》中没有类似规定。这种极端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与实践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有所冲突，不利实现保护动物资源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资源权属体系是凌乱而不全面的。笔者认为，《物权法》应扩大对动物资源的保护范围，而不落等级保护制度的窠臼，改变动物资源所有权规定不周全的现状。同时，《物权法》应当注重对非保护动物的权属设置，现有的非保护动物如果保护不力就会成为未来的濒危动物，必须在保护其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合理有限地利用，为动物福利立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按对非保护动物的利用途径将其分为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工作动物而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 (三)扩充与动物相关的用益物权种类 《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定性原则要求，当事人无权自己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且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约定的物权以及物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而《物权法》中确立的动物资源用益物权方式只有养殖权、捕捞权两种，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首先，养殖权、捕捞权针对的都是水生动物，对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方式完全没有涉及，是一大立法空白；其次，没有涵盖已有法律中规定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6条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27条规定：“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就包括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形式，如果《物权法》不承认以上权利属于用益物权，那么获得上述活动许可的权利人拥有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又如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物权法》应当在用益物权的篇章中根据现实需要，增加对水生、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种类，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四)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度 在我国，野猪、熊等野生动物造成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一直以来，我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确立的国家补偿制度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0条进一步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但是国家补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据统计，1991-2001年全国各地遭受野生动物伤害的实际损失达6065万元，而得到政府的补偿则不到1/10。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中只规定了因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可以取得政府补偿的权利。但是，对于“三有动物”、非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补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屈指可数，仅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多数地区对于野生动物致害之后的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问题处于立法空白的境地。第三，赔偿主体不明。法条中规定的“当地政府”到底指哪级人民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如何分担都无法可依，往往造成各级政府对索赔的当事人推诿搪塞的现象。《物权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且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上述规定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制度，弥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家补偿制度的不足。第一，确认赔偿主体是国家。因为国家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管领下的野生动物造成人民的人身、财产损失，理应由代表国家的政府给以足额赔偿，而不是适当补偿。第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和全体公民，所以它所带来的损失就不能只由少数地方、少数人来承担。因此，赔偿应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以地方财政为辅。我国现实情况是，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国家应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具体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赔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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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一些我国农业畜牧业类的文章，比如写国内畜牧业的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等。摘要：畜牧业作为我国农业四大基础性支柱产业之一,对我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畜牧业实现了量和质的双重飞跃,正朝着现代化和可持续方向稳步发展。本文将利用产值、比例、增速等多项指标从时间横纵向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分析对比我国整体及内部各行政区域的畜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并利用灰色模型GM(1,1)对未来3年我国的畜牧业产值进行预测和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畜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