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史记刺客列传

《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一篇类传。揭示了燕国和秦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侧面反映了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余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余祭。余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适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余、属庸将兵围楚之灊；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余、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翻译：专诸，是吴国堂邑人。楚国大将伍子胥因父兄被楚王枉杀，逃离楚国来到吴国，知道专诸有本领。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打算杀掉吴王僚，于是就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按兄弟次序排，大弟弟叫余祭，二弟弟叫夷眛，最小的弟弟叫季札子。诸樊知道季札子贤明，就不立太子，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最后好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季札子。诸樊死去以后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传给夷眛。夷眛死后本当传给季札子，季札子却逃避不肯立为国君，吴国人就拥立夷眛的儿子僚为国君。公子光说：“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札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所以他常秘密地供养一些有智谋的人，以便靠他们的帮助取得王位。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对待宾客一样地好好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谮城，派延陵季子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举着长矛。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即“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名剑中的三把小型宝剑之一。）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到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毕命。他的侍卫人员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手下的众人此时混乱不堪。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将其全部消灭。

谈论《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的价值，无非文学、史学、文化三个方面。

一、文学价值：

1、《游侠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此文不但善于叙事，且叙事与议论相结合，行文中“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史记评林》引董份语），处处倾泻“愤激”“不平之气”。

2、《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3、在《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有着独特的记史方法，“想见其为人”的创作方法、以小见大的取材方式、不虚美，不隐恶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的史传文学奠定了优秀的传统。

二、史学价值：

1、《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于研究“游侠”这一群体是不可或缺的。

2、《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一篇类传。《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三、文化价值：

1、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身低微。我国古史大多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基本都忽视社会底层，忽视这一群体对于社会的作用。但是唯独司马迁专门为他们做传记。

2、《游侠列传》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3、在《游侠列传》，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4、刺客与游侠，他们身上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以个人力量进行反抗。这在长期专制的中国文化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清风。

扩展资料：

1、《刺客列传·曹沫》：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矢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2、《游侠列传·剧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刺客列传

百度百科-游侠列传

作家杨大侠分析，司马迁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们倍加赞赏。而司马迁先生千年后的宗亲司马光说：“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豢养”二字，让人顿然神伤。

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 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 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 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 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 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 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现在我们称赞的是荆轲重义气，重然诺的豪侠精神，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所谓“荆轲一怒易水寒”！ “士为知己者死”，士有之，然则“知己”何求？ 曹沫身为鲁庄公猛将，豫让也是智伯的群臣之一，鲁庄公和智伯把他们当过知己吗？那就更不用说专诸、聂政、荆轲之辈。此三人都是游侠出身，相信他们的目标就是一个“游”字，游遍天下，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那些君主们却得到小道消息，言三人之能，然后阖闾一句“光之身，子之身也”，严仲子三顾茅庐，荆轲更是多方周折后被引见到太子丹门下，他们是真心如此吗？俗语云：兔死狗烹。这些君主们只想兔死狗还送给对方烹，只不过需要一点点煽情的话语，再加之一点演技落下几滴不知是不是泪水的泪水，就能够让这些侠士们“为知己者死”，不亦哀乎！ 相反的，真正的那些“为知己者死”的不是上述五个刺客，而是文中其他一些人，聂政之姊聂荣，荆轲之友田光，高渐离等人。 聂荣因为聂政之前“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婉拒了严仲子的重金之邀，所以表现出的亲情尚不足以论及“知己”；而田光、高渐离则是真正的侠士。 田光在得到太子丹的命令后，转而引见荆轲，更是来了一句“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于是自刎表明自己不透露国家大事，既保全了自己侠士的威望，又起到了刺激荆轲的举动。可谓“义”也。 高渐离，与荆轲和而歌之的善击筑者，为荆轲饯行，“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是何其悲壮的场面。高渐离和荆轲的友情可见一般。之后荆轲失败而亡，他仿效荆轲献技于秦王，“举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由是观之，身处乱世，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或为忠诚，或为义气，更为甚者只为一句话。太史公评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因而千里马易得，而世无伯乐，此乃大憾也！而那些所谓“为知己者死”的士们，他们的牺牲不也是莫大的悲哀，他们不是“为知己者死”，而是那些为了那些“利己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