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行业市场营销毕业论文

引一篇供参考（作者：王梅）尽管我不是舞蹈从业者，也不是舞蹈评论家，但是受邀参与编写北京市文联《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工作，是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次深刻的洗礼。特别是在物质享受作为很多人终极追求的今天，通过采访几十年前那些老艺术家、舞蹈家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曾经在中国，有一群艺术家不计名利、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和热情献给了祖国的舞蹈事业，他们的艺术脉搏和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也了解到，曾经在中国，舞蹈作为一种主流的艺术是如何深入民心、深入民间的。我记得在《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第一章记录着新中国的舞蹈人是通过《人民胜利之歌》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大歌舞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在整个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我知道了第一个专业舞蹈团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第一所舞蹈学校的建立倾注了多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爱，第一部中国舞剧的演出鼓舞了多少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的人心，第一个学生舞蹈社团的成立凝聚了多少舞蹈爱好者的热情……我也看到，那些行进在庆祝“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舞动着的身影，看到第一个由舞蹈人作为总编导的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是如何令人耳目一新，第一个民间舞蹈艺术节龙潭花会整合了多少民间舞蹈艺术力量……通过对过去60年新中国文艺的回顾我们知道，曾经作为新中国艺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舞蹈艺术，不仅承载者艺术的责任，还曾经作为文化外交手段、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占据着首都艺术舞台，构成上层建筑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首都舞蹈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每一个重要的艺术、文化、社会活动。作为主流的艺术，舞蹈不仅很好地扮演着自身的艺术角色，还肩负着文化引领的使命。但是，我想说，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今天，那些为国家带来丰厚经济产出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中，没有舞蹈的身影。音乐、电视、电影、动漫、展览、网络，小剧场话剧、曲艺、相声都可以有很骄人的业绩，他们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文化产业的支柱、栋梁。但是，在这些支柱里，没有舞蹈的身影。据北京市文化局《2008北京演出市场调研报告》载，在北京的2008年的演出活动中，音乐类演出台数是最多的，共演出剧目592台，占全部演出台数的37%，其次是话剧，共上演269台，占总演出台数的。歌舞类演出占全部演出台数的。在演出场次中，话剧共演出2664场，是所有演出活动类型中最多的，占到演出总数的。到2009年，这一组数字又有所变化。音乐类演出740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其次是话剧演出，447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而歌舞类演出仅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从演出场次的一组数据看，话剧类演出场次全年为3536，占总演出场次的。其次是音乐、儿童剧，歌舞类占常规演出总场次的。低于京剧，高于地方戏曲和曲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话剧、儿童类、杂技演出频率最高。这样一组来自于剧场的统计数字可以让舞蹈界领悟，在今天，表演艺术的中心舞台已经没有舞蹈的位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我相信是每一位有自觉意识、有社会责任的舞蹈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两个人，一年前，中国媒体因为一位德国舞者的突然辞世而热闹了一下，到了这位舞者周年祭时，一向对舞蹈较为冷漠的中国媒体同仁们再次热情了一下。真得感谢这位德国舞蹈思想者皮娜・鲍什，因为她的悲伤的思考，让舞蹈通过媒体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相对于皮娜辞世之后媒体的普遍关注，让我想起四年前辞世的一位中国舞者，尽管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身后的寂寞，像当下中国舞蹈一样。如果说皮娜代表了二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的忧郁、力量和美感，那么这位中国舞者代表的应该是中国动荡的现代历史下的中国艺术家的担当与自觉。这就是在她身后被世人尊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皮娜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舞者被公众、艺术史、文化史记住，人们更多讨论的是皮娜思想的独特和勇气。皮娜之于当下中国舞蹈的意义当首推她的思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何而动，而不是怎样动。”当中国大多数舞者纠结于“出不来动作”、不知道“怎样动”的时候，皮娜关注的恰恰是在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如何支配他的肢体。舞蹈是用肢体说话的，但是，说话是受大脑和思想支配的。“怎样说”是形式，“说什么”是灵魂。皮娜的舞蹈是通过个人化的思考，在她标志性的艺术阐释下――“我舞蹈，因为我悲伤。”――将自己孩提时代的痛苦和德国战后的挫败感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战后隐秘又绝望的舞蹈景象。戴爱莲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投身到祖国怀抱的，战争中她最多的思想表达是民族的牺牲与自强。两位女性，同样是因为战争，一个在战争中，一个在战后，走向舞蹈和人生的舞台。相对于戴爱莲对于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建树来说，皮娜更像是一个舞蹈的破坏者。皮娜之前，舞蹈只是肢体的不断变换的美丽，即使20世纪初的现代舞，解放的也是身体的自由。而皮娜是在颠覆与破坏，舞台上，演员们可以像他们生活中那样，穿着高跟鞋或皮草，漫不经心、走来走去，甚至让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说起了话……而戴爱莲几乎主导、亲历了中国当代舞蹈极为重要的事件，创办一所叫北京舞蹈学校的“舞蹈家摇篮”，就是今天的北京舞蹈学院。创办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她还进行了中国民族舞蹈的收集、整理与艺术化的再现。在戴爱莲回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舞蹈还是一片荒漠，因为她的甘泉，让这片荒漠繁衍出一片绿洲，成就中国当代舞蹈的一泓活水。两位舞者的可比性也许就在于――舞者应该是文化的思考者吗？舞者是否应该担当文化自觉者的使命？――皮娜和戴爱莲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舞蹈的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建设者。新中国舞蹈在他们手中从无到有。新中国的舞蹈文化在他们的理想抱负下生根发芽。戴爱莲的遗嘱郑重地写着：“我是国家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人们的敬意是油然而生的。因为了解而更加崇敬。而忽视、泯灭曾经的历史是对于当下的亵渎。当年《南方周末》在报道皮娜辞世时使用的标题是《皮娜・鲍什不属于中国》，其主要依据是来自吴文光和文慧的关于“当代中国舞蹈沙漠说”的不同的表述，文慧痛惜现在大批的专业院校的舞蹈学生最后沦为电视晚会或商业庆典的大伴舞。进入社会后，他们的蜕变速度更是疾如洪流。文慧向当代年轻的舞者提出了一个询问：“如果不是每天到时尚消费地带耗着去，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多钱吗？”过去的那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似乎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中国舞蹈者必须沉下心来，去除浮躁，认真思考。为什么而舞的意义远大于如何舞。那么，当下中国舞蹈人，该如何接下这薪火，将这一光荣的传统传承下去？当一个艺术产品关系到每一位消费者精神的愉悦与悲伤，情感的渴望与表达的时候，他们会来买票进剧场的。当一个舞蹈让大家看过之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就是艺术家抛弃观众、背离市场的时候。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演出市场营销成为“显学”之后，我们似乎又进入另一个误区，这就是以为不论卖出的产品有多烂，只要会吆喝就行。其实，舞蹈艺术营销管理的缺失不是舞蹈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根本问题还是缺少好作品。所以，我们回答标题所提出的设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这就是请新一代舞蹈人珍视老一代舞蹈人所建立的那些优秀传统，中国舞蹈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中国舞蹈人对人生、对家国、对社会的责任与思考。曾经是，现在仍然应该是。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舞蹈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 土家族摆手舞的艺术风格分析与发展方向探讨2. 舞蹈编导如何力求新颖独特3. 舞蹈表演及舞蹈欣赏之间的关系论舞蹈形象之产生4. 舞蹈教育学在少儿舞蹈教育中的实践与运用5. 舞蹈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立法可行性研究6. 由舞蹈"游龙吟"引发的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7. 中国古代舞蹈资源的开发研究8. 中国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至今的回顾与思索9. 中国汉唐古典舞身体语言及创作方法研究10. 中国汉唐古典舞中专教材研究11.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的发展状况分析12. 重庆市群众舞蹈的应用与普及研究13. 重庆铜梁龙舞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分析

民间舞蹈文化发展态势论文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文化结构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1.“社会转型”简说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 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 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