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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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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杨柳千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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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吗元白唱和 | [<<] [>>]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当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卷下)。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一代文宗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历任要职,并做过两年宰相,兼有政声和文名,“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本传)。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所谓“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搞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诚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来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这里的“元和诗”,实即元稹在其他场合提到的“元和体”。“元和体”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艳体诗。中唐诗人的交往、唱和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元和之后的长庆至开成年间。这一时期,由于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少当年曾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纷纷退出政坛,东都洛阳便成了他们的闲散之地,而白居易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时而与刘禹锡、裴度等人“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新唐书·裴度传》),时而与远近诗友庚答酬唱,就中与刘禹锡、令狐楚、崔玄亮等人的唱和尤多,诗的内容则以叙写闲情雅趣、思念问候为主,很少再有昔日的政治热情了。此外,刘禹锡与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也频频唱酬,一时间蔚为风气。仅以此期编成的酬唱集来看,就有刘、白的《刘白唱和集》,白、刘、裴的《汝洛集》,刘与令狐楚的《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的《吴蜀集》,等等,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令狐楚和崔玄亮。令狐楚(766~837),曾任宰相,长庆以后,历任节度使之职,存诗五十馀首。崔玄亮与白居易同为贞元十六年(800)进士,曾历任监察御史、州刺史等。存诗二首。现录二人唱和诗各一首,以见一斑。令狐楚《春思寄梦得乐天》:花满中庭酒满樽,平明独坐到黄昏。春来诗思偏何处?飞过函关入鼎门。崔玄亮《和白乐天》:病馀归到洛阳头,拭目开眉见白侯。凤诏恐君今岁去,龙门欠我旧时游。几人樽下同歌咏,数盏灯前共献酬。相对忆刘刘在远,寒宵耿耿梦长洲。段承校 【摘要】:元白唱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和的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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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菜一家

韩愈和孟郊之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走向了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代赵翼总结道:韩孟诗派尚奇警,言人之不敢言;元白诗派尚坦易,言人之所欲言。两者的创新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一种进步思想。元白诗派的出现是中唐文化向世俗化转型的证明,其远可追溯到《诗经》的“风”和汉乐府民歌,其近则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一批重写实的作家,杜甫是其代表。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到后来的元结、顾况等人手中得到了继承,到了贞、元年间,元自又将其发扬光大。杜甫在前做指引,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效仿。在诗歌通俗化的道路上,白居易专注于学习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元稹则大量引用当时的民间俗语,这批诗人还自觉向民歌学习,留下了不少具有民歌色彩的作品。当追求通俗的自觉审美要求和杜甫诗中的写实倾向结合在一起时,诗坛从此开始改头换面,通俗话的诗歌成为时代风尚。张籍和王建是较早从事乐府诗歌创作的诗人。张籍是苏州人,性格比较好,一生交游广泛,上与韩孟交好,下与元白唱和,与韩愈关注最为密切,为韩门大弟子,但性格更接近白居易,为人平易通脱。张籍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经韩愈推荐成为国子博士,后来转生水部员外郎,人称其张水部。张籍有乐府诗90首,取材广泛,多表现民间下层人民的疾苦,还有对商人牟利,官府暴敛,战争残酷,边将邀功的讽刺,但其乐府诗的重点依然是人民群众。他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多是平常之事,但挖掘深入,往往由一人一事反映社会生活;他也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一首《节妇吟》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诗为诗人拒绝藩镇将领的回赠,用比兴手法表明自己的选择,诗中“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一语双关,表明自己两美难全的矛盾,成为千古名句。张籍的近体诗也追求着一种平易却意蕴深刻的风格,如《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张籍的很多优秀作品看起来平易简单,却融入了他很深的感情和精心的布局,一如他的性格,易于接近,却刚肠嫉恶。 赞曰: 性且平淡人且真,与君相识造化深。 贞元年间首开创,诗文多写民间恨。 韩公荐为张水部,感恩而成节妇吟。 向来平易最动人,大处布局险用心。王建是张籍的好友,河南许昌人,出身贫寒,为官之时年届五十,写诗530余首,曾与张籍有过同窗之谊,诗风相近,所作乐府多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生活气息浓厚。王张二人虽然都以写实见长,但张诗的主观色彩比较强,情感充沛;王诗更具客观性,长于描写,多用俗语,接近本色,表现手法也更含蓄,委婉。除了大量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之外,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诗,如《饮马长城窟》、《辽东行》等。王建还有反映宫女生活的《宫词》近百首,其中有一些较出名的作品,如“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在扭转大历诗风,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王二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它们的努力对元白二人的新乐府创作有直接影响。元稹是洛阳人,字微之,二十六岁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共同登第,后两人又一起升迁。元稹生性激烈,性格刚强,年少时风流不羁,曾有艳遇,参政后功名意识强烈,屡屡上书论事,惩治奸官,后一路升任到宰相,还未及有所成就,四个月后就被拉下马,皆因其对权力太过于执着终被同为宰相的裴度给整治,五十三岁死于任上,存诗830余首。元稹乐府诗创作最先受到张王二人的影响,而他的“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悯农》作者李绅的启迪。当他读到李绅写的20首乐府诗后,写了12首和诗,这些诗歌乃写实之作,但其中的一些诗歌却很少情致,概念化太强,叙事比较繁乱。比起新题乐府,元稹在之后创作的和别人相和的《乐府古题》要好一些,这些作品运用古题,却用新词,讽刺时事。元稹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叙一意,使得主题明确,同时杂以三五言句式,参差错落,稍多风致。但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仍然语言晦涩,通篇议论,比较乏味。元稹的代表作是《连宫昌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借连昌宫门前的一个老翁之口叙述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政治的状况。连昌宫位于今河南省宜阳县,诗中先写宫中衰景,近而引出宫中老翁对昔盛今衰的看法,后半部分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的问题,最后写出诗人对昌明政治的渴望,同时表达对乱政之人的痛恨,诗人直呼“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这首诗虽是一首纪实诗,但据考证文中多虚构成份,这是艺术的构思和创作方法的表现,诗中将与连昌宫本五联系的人物、事件连接在一起,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让诗歌感情更加生动。此诗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融合了唐代小说的史才议论之笔。元稹另有一首《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此诗寥寥数句却含意深刻,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才思敏捷,而且风流多情,他根据年轻时的艳遇写下了很多艳情诗,而且还写下了唐传奇《莺莺传》,这部传奇大约有元稹自身的经历。元稹更出名的是那些对自身经历的回忆,如《离思五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元稹对妻子的怀念之作,但从元稹的为人来看,他是一个私生活很混乱的人,年轻之时抛弃与之私定终身的情人,娶了妻子韦从,后来又勾搭上薛涛,最后有续取了小妾。也许怀念都是真的,元稹见一个爱一个的经历也是真的,从古代来看三妻六妾不足为奇,以今人之眼光,爱一个人就要专一。之前元稹因为爱情,写下了很多怀念妻子的作品,读来也很让人感动,在《谴悲怀三首》中有诗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唐诗三百首》的编撰者蘅塘退士评价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在中唐诗坛,元稹与白居易交情深厚,二人留下了很多唱和诗,而且元白之间在官场共事,在文坛共同倡导乐府诗,有很多人生的交集,但论成就,白居易的成就在中唐终究无人能敌。白居易曾这样评价过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赞曰: 年少多情始终弃,晚来乃作会真记。 娶妻韦丛长相依,一段相思沧海里。 写诗唱喝有张籍,半生相逢白居易。 行宫诗里宫女泪,连宫词里老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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