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围城人物形象分析

方鸿渐 开放分类： 文学人物、钱钟书、围城 方鸿渐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小说《围城》的主人公，作品着重写了他和几位女性的瓜葛，以及他从上海转至内地三闾大学任教的遭遇、人事矛盾。他的性格特征是：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方鸿渐的思想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当时一部分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围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以无与伦比的讽刺艺术魅力和解析旧中国都市知识分子怯懦人格根源及透辟的现实主义魅力而获得了“现代《儒林外史》”的美称，至今仍葆有一种常读常新的人生感受，它以深厚丰富的思想内涵给读者以深刻的人生启迪。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旧中国一个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位江南的绅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他们家乡很看重的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由于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未来丈人的帮助）便毫无心理准备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学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显得有些滑稽，但“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了，又不访《永乐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国的文献……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受个性解放新思潮的影响，萌生对自主爱情的向往，大着胆子给父亲写信要求解除包办婚姻，最终被浇了一桶冷水，在与鲍小姐的调情，苏文纨的应酬中，渐觉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当遇到“摩登社会里那桩罕物——唐晓芙时，他真正坠入了爱河，但他俩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在苏文纨的无情报复下夭折了。也许是为了逃避心灵的痛苦，方鸿渐和赵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三闾大学虽然地处湖南一个偏僻的乡下，但远非一方净土，这里有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市侩校长高松年；有外形木讷，内心狡诈的假洋博士韩学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迹学校的旧官僚汪处厚；有专事吹牛拍马，浅薄委琐的势力小人陆子渊……清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三闫大学中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中被排挤出来，被解除了教师职务。他还没有在事业的挫折中清醒过来，便受到孙柔嘉的诱惑，而逃避到了“一个自己并没确认是否爱他的孙柔嘉的婚姻中”，以为这里是一个可以逃避失败和压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湾，或许是孙柔嘉在婚前过于心计。婚后，方鸿渐忽然发现自己娶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新家和旧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再加上他们性格不同，的确很难相容，终于不离而散，他丢下昨日的失望，怀着对明天莫名的祁盼，方鸿渐终于冲出了家庭的围城。 方鸿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生活环境对其的影响。 （一）方鸿渐自身方面的因素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 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方鸿渐便萌生自主恋爱的念头，但在父亲的痛骂下，顿时“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不再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在这里，方鸿渐的怯懦性格就暴露无遗了，在后来与女博士苏文纨的交往中，明知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始终合不拢成为一体。”但却在苏文纨的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中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心。当他失去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唐晓芙时，心瘦弱到了极点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但方鸿渐此时却毫无力挽狂澜的勇气。只是呐呐的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把握幸福的关键时刻，他不是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和解释，却把本存幸福的爱情结束的那么轻率，这不能不说是发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对于内心的痛苦，他从不敢直接面对，而是一味的回避。他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到三闾大学求职，却并不如意，受人排挤和诽谤，却无力抗争，受孙柔嘉的诱惑而任其摆布；没有接到下学年聘约，不是去斥责高松年食言，而是冲动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孙柔嘉为其设置的“温柔的网”中。可是他错了，正象那句法国谚语：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得人想冲进去，城里得人想逃出来。这里也不是方鸿渐的避难所和归宿地。由于自身的懦弱，他宁肯自认失败，却不敢面对现实，被孙柔嘉连骂三声“懦夫，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懦夫”像戏剧高潮般地对方鸿渐悲剧添上了极为传神的点睛之笔。 “正如任何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就被包围着的，被感染着的传统文化。”方鸿渐出生于传统士族文化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幼承家教，“国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一。”可见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极深，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释”文化，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方鸿渐虽没有入世的精神，却持着道家的处世态度，随着历史的演变，道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定势根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道家的柔弱胜强、宁静、少私寡欲等观念，业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它成为人们“全身选择”的法宝，也是形成人民懦弱、无能、无力抗挣等性格的重要遗传因素，使每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都会在你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这是文化对人的制约性，而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了解的方鸿渐，这种制约性就愈加强烈。我认为，这就是方鸿渐性格中最大劣根性的根源所在。 孰不知，面对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现实世界，面对新旧文化的尖锐冲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客观上只能助长恶势力的嚣张气焰，这就导致了构成悲剧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方鸿渐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化为实践的真正动力，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方鸿渐而言，他只有一条路，除了退怯、就是逃亡，在这矛盾和痛苦中徘徊、迟疑、苦闷、挣扎，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其次，方鸿渐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是导致他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归国船上与已有未婚夫的鲍小姐的追逐寻欢，就显示了方鸿渐玩世不恭，荒唐苟且的一面。他很怪鲍小姐行为不检，但对鲍小姐的勾引又觉得十分兴奋。因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一样迅速生长”。方鸿渐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但并不爱她”，“不爱她”却和她发生了说不清的关系，鲍小姐把他玩弄而不理睬他后，他心头直冒火“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到翁，按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的更厉害”。他明明被玩弄了，心头的火还没有平息，却又安慰自己“并没有吃亏”，“占了便宜”。“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只是块肉，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反而自鸣得意起来，但他对真纯自然，聪明妩媚的唐晓芙的追求，却又显得极为认真，慎重的态度。但在关系到幸福与否的关键时刻，采取的却是无所为的态度，在“失掉自主”的情况下，身不有己的与孙柔嘉结了婚，他就是这样在两种文化的交战下，在极为矛盾的心态驱使下，一步步走进他人生的围城，他曾想摆脱一切束缚，过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可最终又陷进了新的围城。 方鸿渐形容博士文凭“仿佛有夏娃，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却又在无法摆脱崇洋风气的左右下，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向家里交待，为了藏拙，还故做地在家信中“千叮万嘱”，“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但当了“洋博士”的方鸿渐“荣归故里”之时，在本县两个记者口口声声叫他“方博士”时，他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给三闾大学的登记标中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直到在三闾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方才觉得自己撒了谎，又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只得到一个“帮闲打杂”的副教授，连苏小姐都嘲笑他。 方鸿渐万里回乡找职业的坎坷经历，也表现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矛盾态度，最初靠“丈人”帮忙在银行做职员，如笼中之鸟，一饮一啄，听命于人，卑微又低下，“丈人”容不得他自由恋爱，下了逐客令，他“高视阔步”地走出经理室，高傲又自信，“仿佛银行全在他口袋里似的”，这位封建世家出身喝过洋墨水的大公子，一面讲面子，自视很高，旅途中觉得与李梅亭，顾尔谦这样的宵小之徒为伍简直是“可耻的堕落”，他对高松年用政客手腕办教育，也极为反感，可他知道被解聘离开三闾大学的最后一刻，还幻想着校长派人送来教授聘书。回到上海再度失业后，孙柔嘉要他进自己的姑母的工厂做事，他大喊道：“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这是他偏偏忘记曾经做“丈人”的周经理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 “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限制。”复杂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征。方鸿渐生存活于三，四十年代，正直中国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才留学西洋，受西方现代文化尊重个性，重视人的价值，鼓励个人发展的影响，方鸿渐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但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束缚下，他的理想和愿望化为泡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划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使人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异化自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中，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在这两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夹击，形成了方鸿渐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认真而有玩世，正直而有脆弱。（二）方鸿渐悲剧的社会根源 “任何悲剧冲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 首先，现实世界的虚伪丑恶，荒唐无聊是导致他悲剧的重要原因。 方鸿渐生存的环境，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侵略……中国被卷进了时代的旋涡。 其次，中国的传统生存结构——家族本位制内部的明争暗斗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是导致方鸿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生活规则中，“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和确认，每个人的自身价值与意义都显现在与他人的对应关系上，建立关系的成与败，意味着自身追求的成败。而方鸿渐的性格特点恰恰绝定了他与这些关系的亲密程度，从而形成了方鸿渐悲剧的社会根源。《围城》出版于1947年，标题“围城”对作品具有突出意义。表面看“围城”二字涵义是小说中一段对话描写，将婚姻比作“被困的城堡”，未婚想进，已婚想出，比喻揭示婚恋中人复杂心态，也是对人伦中夫妇关系的嘲讽。但整部小说反映远比上述含义更为深广，作者将这种心态倾向扩展到人生万物，包括职业、人生的愿望等方面。小说的中心就是主人公进出于事业、爱情、家庭几座围城，结果屡屡败北，象征当时人生有着“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困厄，反映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也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