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敦煌莫高窟毕业论文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敦煌莫高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以及艺术特点详解如下：一、概述：敦煌莫高窟的创始年代，据初唐武周时代的“李君修佛龛记”碑文载，当始于前奏符坚建元2年（公元366年），后经历代开凿，蔚为大观。虽经一千六百余年的人为和自然的摧折，如今它仍保留下492个洞窟，万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排列起来，可以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这些丰富多彩的壁画，昭示着中古时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根据莫高窟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分时期介绍如下：1、早期壁画：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窟顶及塔柱各处，除了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天、药叉等的形象。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和佛出世成道后的佛传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用以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其中艺术性最高的当数第254窟《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九色鹿救溺》以及第290窟《佛传故事》等。 254窟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采用“异时同图”的构图方式，将三王子山林中游猎，发现母虎饥饿不堪欲食其幼崽，遂发悲悯之心，坠崖舍身饲虎，其父母兄长悲痛欲绝，拾骨筑塔等情节统一组织在一个画面上。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把不同时空发生的事情穿插组合，而主题却十分突出。人物和虎的造型十分生动，线条亦粗壮有力，由于时间久远，色调变得更加沉郁丰富，画面笼罩着强烈的悲壮气氛。 同一窟内的《尸毗王割肉贸鸽》壁画，表现尸毗王为从鹰口中救出鸽子的性命，愿割自己腿肉为赎的画面。壁面主体部分刻画尸毗王单腿垂坐，正在被割腿肉，上部一鹰正在追逐鸽子，右侧眷属惊惧哀劝，左为臣民敬仰赞叹，左下方一着胡服者持秤称肉，画面主题突出，情节完整，鸽子端立于国王手掌上，老鹰在国王脚前仰头陈述，这些细节的描绘，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独具匠心。“尸毗王本生”和“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是北魏佛教壁画中非常流行的本生故事。这些本生故事都是说佛的前生如何为救助旁人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借以宣传佛教教义，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 《九色鹿救溺》是莫高窟第257窟壁画的主要题材。画面以横卷式构图加以处理。情节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描述九色鹿将一落水者拯救后，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它赞扬了九色鹿王的忘我精神，鞭挞了忘恩负义的丑恶人性。艺术家生动地刻画了九色鹿那富有人格化的神态和不向邪恶屈服的倔强性格，增强了惩恶扬善、因果报应这一主题思想。这幅壁画无论在构图、色彩的处理上，都十分巧妙。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分段描绘内容复杂的情节，每一个段落都附有文字说明，与汉代壁画相近。全画取横卷式分九个场面表现，人和动物多取侧面，背景山水无皴擦。线条有力，色彩浓重，造型具有装饰性。用深色染外缘，中间渐浅，用白粉点最亮的部分，加强体积感。这是从外来艺术中吸收的“凹凸法”。画中的山水，用土红或蓝绿等色平涂，尚无皴擦，具有装饰意味。树木的枝干是用土红色画的，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285窟有西魏年代确切的题识，并且表现出传统风格的进一步的发展和莫高窟与中原地区石窟造像的联系。此窟窟顶中央是一“斗四藻井”，四面坡面上画的是日天（伏羲）、月天（女蜗）、雷神、飞廉、飞天，还有成排的岩穴间的苦修者。苦修者的岩穴外面，有各种动物游憩于林下溪滨。窟顶的这些动物描写得真实自然而又富于感情。窟的四壁，大多是成组的一佛与二胁侍菩萨。但窟壁最上方，往往有飞天乘风飘荡，最下方有勇猛健壮的力士。南壁中部是《五百强盗故事图》。这一部分壁画和北魏末年中原一带流行的佛教美术，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例如菩萨和供养人的清癯瘦削的脸型，厚重多褶纹的汉族的长袍，也与顾恺之、陆探微创造出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风格相近。树木的画法正如如唐代张彦远所说的“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可以代表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美术的新形式。 莫高窟早期壁画，表现方法上用‘凹凸法”渲染，即用深色晕染外缘，到中间渐浅，最亮部分用白粉点染，表现出物像的体积感。设色浓重强烈，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色。形象轮廓的勾划，屈如铁丝，遒劲挺拔，可看出受到汉代壁画及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此外还有一些民族神话题材，例如249窟窟顶的狩猎图中除描绘了活泼的奔驰着的动物、人马，和山峦树木的骑射图像外，并有青龙、白虎、十二首虺龙等异兽以及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与佛教的摩尼珠，阿修罗等穿插交织在同一画面中。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玄学和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说明艺术家们在汉晋绘画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内容、格式和技法，逐渐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从绘画风格的演变来看，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透露出隋唐圆熟画风即将到来的征兆。2、中期壁画：隋唐两个朝代是宗教艺术的鼎盛时期，艺术家们在不断吸收近域与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作题材也空前广泛。宗教绘画艺术亦显得更为绚丽多彩。敦煌莫高窟壁画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创建，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均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这时的壁画布局一反旧式，四壁最下层的药叉不再出现，其位置被供养人所占，或者被通壁大画所代替，四壁上端的天宫伎乐，亦不再沿窟旋飞，而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员。大幅经变故事的完整构图多在左右两壁的中部，洞顶为华丽的藻井图案。藻井图案和经变四周围的长条边饰是敦煌绘画中装饰美术方面的重要成就。 经变故事是以佛教经典为题材而创作的壁画，亦称“经变”或“变相”。经变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唐代壁画最为盛行的是“净土变”，宣扬今生来世之间的因果报应。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可以说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佛国世界。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穿插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在172窟绘制的《西方净土变相》，采用自上而下的全景式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层次繁密而有节奏，重点突出。画面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向四面放射。阿弥陀佛安祥地坐在富丽堂皇、复杂环回的宫苑中央，左右坐着观音和势至两大菩萨，周围环绕着罗汉、天王、力士以及众多供养菩萨。佛像前面的伎乐轻歌曼舞，与两旁的乐队互相对比呼应，上下左右飞天回翔，化生童子和神鸟等，似乎也在随声歌舞。加上金碧辉煌的楼台殿阁、宝池莲花、天空祥云，整个画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气象万千的极乐景象。 在唐代壁画里，不仅形式多样，反映的生活更加广泛，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刻划也更加深刻，对主题的表现也更加明显。例如220窟《维摩诘经变》是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论辩时种种景象，以及各国王子来听的热闹的场面。维摩诘激动的富有个性的面部表情刻划了出来。维摩变的左右两下角绘有帝王出行参加法会的场面，衣着华丽，随从簇拥，与传世初唐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卷》相比，毫不逊色。 艺术家们不但善于用华丽绚烂的色彩描绘豪华的场面，而且善于用多变的墨线刻画景物。魏晋时代的铁线描发展成兰叶描。在描画人物的面部时，有的线条圆滑流畅，有的粗重枯涩。在运笔时又有轻重徐疾，浓淡枯润的区别。在对103窟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刻画上，工匠们用不同的线条画出须发和衣袍，达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和“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笔墨极具表现力。 另外如445窟（盛唐）北壁的弥勒经变中表现剃度的场面，也同样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渲染了故事的情节。画家非常巧妙地把六组男女剃度场面交错地、互相对称而又有变化地描绘在画面的中下部。这里有不同年龄身分的各种人。但是画家不具简单地只依靠服饰、须发或外部的动作来区别这些男女僧尼，而是同时运用不同的情态神采刻画他们之间的不同性格与身份。供养人的画像也是唐代壁画重要内容之一，大部分供养人的画像被绘在经变的下方，也有被安置在经变里聆听说法，这类形象描写了真正的现实人物，但也按照这一时代的审美理想加以美化了的。唐代中后期，供养人的地位在壁画中逐渐重要起来，尺寸变大，而且是作为独立的作品加以精心描绘的。130窟中盛唐时期乐庭瓌和他的妻子王氏的供养像是优秀的代表作。人物仪态优美、衣饰华丽，有亲属奴婢协侍，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女供养像和菩萨像在脸型上有共同点。中唐以后在描绘供养人中，有进一步夸耀供养人的豪贵生活的作品，如有名的156窟《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以乐舞为先导，随以仪仗车骑，富有威仪声势的漫长行列，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取材范围更扩大了，表现形象更真实生动，构图更丰富复杂，技术更纯熟，充分表现了宗教艺术中世俗艺术的契机。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代画家的艺术智慧和熟练的绘画技巧，既继承发展了汉、魏以来的壁画转统艺术，同时又吸收了外来艺术的长处，把壁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把主观想象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壁画作品愈发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划人物的精神气质，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形象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腴，容貌端丽。尤其是菩萨形象，戴宝冠，穿天衣，生动有姿，光彩照人。衣装多用中间色晕染，层次浓淡富于变化，恰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女性之美的认识和愿望。壁画大多线条熟练酣畅，飘逸自由而有韵律，设色灿烂绚丽，又很调和悦目。所描绘的歌舞欢乐场面，也正是当时帝王贵族生活的反映。唐代伎乐十分盛行，富贵之家都养着女乐伎以侍奉主人及同宾客共娱乐。《西方净土变》之所以显得那么动人，主要在于这种幻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按当时现实生活的模样，加以渲染夸张描绘出来的。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3、晚期壁画：时间跨度历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五代的敦煌壁画承袭了晚唐余韵，洞窟中仍有规模宏伟的钜制。如98窟的《劳度差斗圣变》，壁画采用左右对称的构图形式，画出了劳度叉与舍利弗各坐一方，劳度叉惊惶失措，而舍利弗则泰然自若，在他们之间穿插着各种斗法的情景，形象地向信徒们展现了佛教的法力无边。这些经变故事画内容丰富而多变化。其中很多动人的场面和情节都被处理得真实有趣。全图统一在摇撼一切的狂风中，可以看出构图技巧的能力。 宋代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是“五台山图”，以40多平方米的尺幅描绘了五台山为中心的城镇与乡村，其中有山川、河流、寺庙、市井、各色人物、各色建筑，对地理特点和标志性建筑物的描绘基本写实。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供养人往往尺寸极大，如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敦煌地区的统治者曹议金也摹仿张议潮画了自己的出行行列。 元朝管辖敦煌时期，第3窟的壁画艺术有着独特的地位。此窟可以说是一个观音洞，大大小小的观音画满了壁间，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她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婷婷玉立。线描的运用是这幅画的最大特点，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集铁线、兰叶、钉头鼠尾于一体，变化丰富。观音的衣裙轻柔细润，似有风动之感，可见创作者的线描功夫之深。此窟壁画的敷彩，与以往艳丽厚重不同，而是出之以简淡润泽，因而就更突出了线描的造型功能，堪称独一无二的上乘之作。 从以上三个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特征与风格流变来看，莫高窟壁画从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和成就，而这些成就总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观察研究了生活，以及进行辛勤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的。古代艺术家这些伟大的创造，曾经丰富并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而今天它仍然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艺术创作上的巨大启发。

从西魏到隋代，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仙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壁的飞天。 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 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间神的乾闼婆，散花飞天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歌舞神的紧那罗，天宫伎乐，冲出了天空围栏，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其代表作品如第249窟西壁佛龛内上方的四身伎乐飞天 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教飞天相融合的飞天：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宣传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2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飞天。这十二身飞天，头束双髻，上体裸露，腰系长裙 ，肩披彩带，身材修长，成大开口横弓字形，逆风飞翔，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四周天花旋转 ，云气飘流，衬托着飞天迎风而飞翔，身轻如燕，互相照应，自由欢乐，漫游太空。 北周是鲜卑族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统治时期较短,但在莫高窟营建了许多洞窟。鲜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且通好西域，因而莫高窟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这种新出的飞天具有龟兹、克孜尔等石窟飞天的风格，脸圆、体壮、腿短，头圆光，戴印度宝冠，上体裸露，丰乳圆脐，腰系长裙，肩绕巾带。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躯体采用凹凸晕染法，现因变色，出现了五白：白棱、白鼻梁、白眼眶、白下巴。飞行姿态成敞口“U”字型，身躯短壮，动态朴拙，几乎又回到了莫高窟北凉时期飞天的绘画风格特点。但形象却比北凉时期丰富得多，出现了不少伎乐飞天。 最具有北周风格的飞天，是第290窟和第428窟中的飞天。这两个窟中的飞天。体态健壮，脸形丰圆，头有圆光，戴印度宝冠，五官具有五白特点，上体裸露，腰系长裙，肩绕巾带，躯体用浓厚有凹凸晕染，现因变色丰乳圆脐更为突出。第428窟中的伎乐天飞，造型丰富，或弹琵琶，或弹箜篌，或吹横笛，或击腰鼓，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尤其是南壁西侧的一身飞天，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从身下飘飞，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姿态，像一只轻捷的燕子俯冲而下。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隋代飞天的风格，可以总结为四个不一样。 区域特点不一样。在隋代洞窟里，既有西域式飞天，也有中原式飞天，更锪 是中西合壁式的今天。 脸型身材不一样，脸型有丰圆型，也有清秀型；身材有健壮型，也有修长型。但大多数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肢柔细，绰约多姿。 衣冠服饰不一样，有上身半裸的，也有着像章支的；有穿无袖短裙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头戴宝冠的，也有头束发髻的，还有秃发僧人式的飞天。 飞行姿态不一样，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但飞行的姿态已不呈“U”字型，身体比较自由舒展。 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最具有隋代风格的飞天，是第427窟和第404窟的飞天。 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洞窟之一。亦是隋代画飞天最多的洞窟，此窟四壁上沿天宫栏墙之上飞天绕窟一周，共计108身。这108身飞天，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腰系长裙，肩绕彩带，多有西域飞天的形旬、服饰的遗风。肤色虽已变黑，形象仍十分清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捧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绕窟飞翔。其姿态多样，体态轻盈，飘曳的长裙，飞舞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飘飞，落花飞旋，动感强烈，富有生气。 第404窟是隋代中后期的一个中型洞窟，窟内四壁上沿画天宫栏墙，栏墙上飞天绕窟一周。如同第427窟的飞天一样，姿态各异，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托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各种乐器，朝着一个方向逆风飞翔，体态轻盈，姿势优美。但在首饰服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头无圆光，不戴宝冠，有的束桃型仙人髻，有的束双环仙人髻，有的束仙童髻，脸为蛋形，眉清目稻，身材修长，衣裙轻软，巾带宽长。衣饰、面容、身态如同唐代初期的飞天，已经安全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