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温柔
读了路遥的《人生》这部作品,令我感慨很多,先看了电影然后又看了小说,这的确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
作者描写了高加林这样一个性格复杂,有着上进心与拼搏力,同时又虚荣、自私,极力想摆脱贫困生活走出小村庄,立志出人头地的农村男青年。他不甘于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劳动生活,他热爱文学,热爱生活,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是现实的处境却使他无法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望。
高加林在自己村的一所民办小学当教师,却被村长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了下来,不是因为高加林不如高明楼的儿子三星,而是因为他没有门路关系。这使高加林备受打击,他拼命的干活、劳动,接受了残酷的命运带来的现实。就在他最困苦艰难,人生最不得意之时,高加林遇到了巧珍。巧珍是一个聪明伶俐,勤劳能干的农村姑娘,正因为巧珍的出现,使高加林暗淡无光的生活出现了色彩。与巧珍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美好的,最开始巧珍悄悄接近高加林,给他摘自己家自留地里的甜瓜,看似漫不经心的路过,实则是巧珍早已留意高加林很久了。自从高加林的教师被下了后,巧珍的心里又痛苦又高兴。痛苦的是她的加林哥没有工作了,高兴的是加林哥能跟自己在农村一起劳动了。当高加林去城里卖馒头的时候,巧珍也是整整跟了高加林一天,早就知道高加林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巧珍故意在大马河桥上等着加林回来,把馒头全部送到了姨妈家,对高加林说馒头全部卖掉了。多么细心聪明的一个姑娘啊。高加林也被巧珍感动了,巧珍也早有此意,俩人就成了情侣。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身在农村的高加林能不心动吗?俩人成双入对,村里的人除了羡慕就是嫉妒。与巧珍在一起的高加林,也不能说是真的爱巧珍,两人的文化程度差异就避免不了之后的结果,现实的状况下,高加林又别无选择。可就在他要接受现实的命运的一刻,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高明楼村长让高加林和德顺爷爷去城里拉粪浇地,巧珍去给他们做饭。他们等到了晚上才开始拉粪,因为城里人白天上班,为了不打扰他们工作,所以才晚上进行,可高加林的同学在广播站和副食品公司,这两家单位他实在不想去,因为怕碰上自己的同学,觉得这是件丢人的事。可为了完成任务,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拉粪了,不巧碰上了自己同学克男的妈妈,但克男妈妈并没有认出这是高加林,在旁边冷嘲热讽,嫌高加林脏。高加林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就顶撞了起来。正因为此事,高加林在心中暗暗决定,有朝一日,一定要走出农村,一定要来到这个城镇!
一个机会来了,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从新疆部队调过来当了劳动局局长,因此高加林就被安排到了市里当记者,他冒雨连夜赶到马河公社抗洪救灾第一线报道救灾情况,体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又笼罩了一层无形的虚荣和狂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黄亚萍,与黄亚萍的谈天说地,讨论诗词文论,使他淡忘了老家里惦记着他,苦苦等候他的巧珍。当巧珍来城里看高加林时,说的一些家常琐事更让高加林觉得不耐烦。与黄亚萍在一起谈论的是诗词文论,跟巧珍在一起谈论的只能是家里的老母猪生了几个猪仔!当黄亚萍准备去南京时,向高加林说了心中的打算,她不知道高加林在农村还有一个正处于恋爱关系的女朋友。当她知道了巧珍的存在时,她竟然不相信高加林能跟农村妇女一起生活。高加林内心也在斗争,如果跟黄亚萍去了南京,觉得对不起巧珍,如果不去南京,也许一辈子就会呆在这个小城镇了。他自私自利的心占了上风,他决定甩掉巧珍,跟黄亚萍去南京发展,并不说明高加林有多么的爱亚萍,他爱的是她给他带来的前途与工作。当克男的妈妈因为高加林抢走自己儿子的女朋友而揭发了高加林的工作是走后门得到的时候,高加林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物是人非,巧珍已经嫁人。而亚萍也不可能跟着他回到农村。最后,高加林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高加林的矛盾复杂的性格完全是当时的社会现状造就的。在爱情上,高加林爱巧珍多一些,因为巧珍的心完全都在高加林的身上,朴实而又无华,高加林却完全不用任何付出,当他累了,有巧珍给他剥鸡蛋,他想抽烟,巧珍给他买,他困了,巧珍给他唱歌……巧珍对于高加林来说,是在人生不得意之时的慰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果高加林一辈子都走不出农村的话,也许跟巧珍是有可能结婚的,但高加林一直抱着走出农村飞向大城市的梦想,所以他动摇了。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是在双方互利的情况下产生的,双方产生的爱是有目的的。如果高加林是个农民的话,黄亚萍还会爱他吗?想想在城里看到高加林提着篮子在卖馒头的时候,黄亚萍在意过加林吗?因为加林的条件不如克男家的好,所以黄亚萍选择了跟克男在一起。在事业上,高加林是积极向上的,他渴望得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且永不满足。从小接受了农民的朴素的传统教育,又在县城读了十多年书,深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既受到农村生活的浸染,又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的他,一心向往更广阔的领域。社会的现实又使他不得不回到贫困的家乡,回到自己那片黄土地上。
一、高加林的生活背景
《人生》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上会,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小说中巧珍的父亲刘立本就是在这几年做生意,进而成为高家村首富的。
高加林生长在高家村,学习在省城,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同学不一样,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他是不能留在城市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给高加林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距离上的,还有心理上的。“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第三章)原本同窗多年的同学,城里的找到了工作,而他却被同村大队书记高民楼的儿子挤掉了民办教师工作。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社会各方面的肌体是健康的,无疑会正确地引导这样的.青年认识整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类似社会问题的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有时,还是出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生活的顺风船上。转眼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自己顺利得有点茫然。”
二、高加林的心理变化
在这样的环境中,高加林的心理难免产生变化。
去省城卖蒸馍却被同学看到时,由于内心的虚荣,他撒谎自己是去城南走亲戚。高加林是好胜的。面对走后门的高明楼一家时,他不甘于被“潜规则”压倒,他想要比高明楼他们活的更好:“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他还有着小小的报复心态,当遇到与高明楼合伙“潜规则”掉自己民办教师工作的马占胜时,连虚荣心都显得无关紧要:“当他们城关公社文教专干马占胜有点尴尬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这一刻不觉得胳膊上挽的蒸馍篮子丢人了——哼!让他看看吧,正是他们把他逼到了这个地步!当专干问他干啥时,他很干脆地告诉他:卖蒸馍!他并且从篮子里取出一个来。硬往马占胜手里塞;他感到他拿的是一颗冒烟的、带有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但是这些心理的负面变化,并没有让他的优点消失。
他有知识、有文化,能活用学校里学到的化学知识,用漂白的粉收拾水井,清洁井水。他怀抱理想,关心时事,从高中起就开始做时事简报,每天读报的习惯更是从未改变。他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高中时就经常和黄亚平一起热情地讨论国际大事。
他容貌俊美,擅长运动,原来就是中学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当上记者后又成了县委机关队的主力,有着本城第一流的篮球技术。
他积极工作,热情待人。为了不让重感冒的同事老景病情加重,他顶风冒雨地摸黑前往南马河公社采访洪水受灾现场。他在游刃有余地完成了写报道的工作后,还熬夜连续写了三篇短通讯和一篇综合报道。他的工作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文章才气横溢。
他有善恶观念:他喜爱刘玉海这样心系人民的好干部,厌恶高明楼、马占胜这样的奸猾干部。无论是当教师、种地还是做记者,他都认同自己的劳动,并努力使劳动有价值。
可见,高加林的心中固然有阴暗之处,更多的还是优点。他并不是一个让人厌恶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充满朝气的青年。
三、高加林的选择悲剧
没有考上大学和被挤掉民办教师工作,是高加林所经历的两大挫折。一个让他对自己失去信心,格外的自尊之下隐藏着他的自卑;一个让他对他人的正直与社会的公正失去信心,不齿他人利用权势关系的同时,自己也利用关系实现自我价值。这两点影响了他的选择,也让他步入了悲剧之中,伤害了两个年轻姑娘的感情,也伤害了自己。
笔者对高加林气愤之余,更多的是同情。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让高加林不能尽情施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上只重个人利益的歪风又左右了他,最后这股不正之风甚至传染了他,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当今社会中,固然没有了如此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只重个人利益的风气却是愈演愈烈。希望这样的风气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高加林这样的悲剧能够更少一些。
高加林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矛盾和矛盾方面组成性格的当代农村青年的典型形象。在他的性格中,既有自尊、自信、自强、富有理想的一面,又有自卑、自负、自私的一面;既有乐观、倔强、勇于追求的一面,又有悲观、懦弱、虚荣的一面;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黑格尔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高加林的性格就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和矛盾的诸方面组成的统一体,是独特的“这一个”。
高加林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来也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他对家乡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辈那样当一辈子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另一种说法是奴隶),即使他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同时也是为了将来通过考试或许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离开土地,进而争取做他理想的工作。当民办教师职务被高明楼下掉时,他愤愤不平,决心豁出命来和他“拼”个高低,当马长胜为了巴结他的叔叔开后门使他住进了县委大院时,他却坦然地依靠了权势,与高明楼的矛盾迎刃而解。他上街卖蒸馍躲躲闪闪,生怕碰见熟人,成了这个世界最无能的人。他在精神危机中遇上了巧珍,巧珍那纯洁、无私的爱情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滋润着他焦躁的心田,使他精神重新闪光,激起他对生活的热爱。当他享受初恋的幸福时,他又十分懊悔、惆怅。他时时刻刻地想念巧珍,但又处处躲避巧珍。他在与巧珍的相爱中,敢于冲击顽固的习惯势力和世俗观念,可是当他进城后却又成了黄亚萍爱情的“俘虏”。他在与黄亚萍热恋的时候,也还时常挂念巧珍。他向往大城市,有“联合国都想去”的理想,但又没有找到通往理想的正确道路,他终于成了离开生养他的土地的孤独奋斗者。他冒雨连夜赶到马河公社抗洪救灾第一线报道救灾情况,体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又笼罩了一层无形的虚荣和狂热。他与黄亚萍的相爱,带有发展自己的目的。他在黄亚萍面前既暴躁,又温顺,而且无条件地接受她的“考验”,听从她的指挥。可以想见,高加林由贫穷落后的农村,“飞”到了文明的县城,既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又得到了“时髦的女郎”,如果不是克南妈妈“公报私仇”,恐怕高加林将会“飞”到更大的城市,他的追求便会成功,他的理想便会实现。高加林是生活的强者,他的性格中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短处。高加林既是“不正之风”的受害者,又是“不正之风”的承担者、得益者。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高加林在人生道路上几经沉浮,最后终于“败”下阵来,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回到农村
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去往城市
周里京扮演的高加林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重回农村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爱家酒店
其实这部书主要是讲了现代人的爱情困惑,高加林之所以没有和巧珍在一起,乃是他们本身的带有阶级性的爱恋,无法融合在一起,真正的爱情应该脱离阶级,两颗真诚的心相互碰撞产生的火花,而不是去征询远方的遥远茫茫未知的感情,应该知道此时此刻嘘寒问暖添衣盖被的人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的爱人,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
杜拉拉candy
初读《人生》时,因为作者在开篇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于是就顺着这段引言的思路想当然地认为主人公高加林就是一个因为背叛爱情,所以丧失爱情,因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工作,因而丧失工作的“咎由自取者”。今天,重拾起这部作品,内心中却多了一丝茫然——高加林究竟错在哪里呢?一句“咎由自取”就可以解释他的遭遇吗? 高中毕业后,高加林没有考上大学,失去了唯一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城市里的机会。回到农村后,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因为工作清闲,他可以有时间进行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不久他便小有成就。但是,好景不长,大队书记的儿子三星也回到村里工作,同样都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毫无疑问,民办教师的工作“更适合”领导的儿子来干。高加林“失业”了,接下来就只能种地,做个农民。高加林不鄙视农民,但这不是他的理想,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命运待他还算不薄,失意时,他“收获”了巧珍“金子般”的爱情,这也算是他艰苦劳作生活的巨大精神安慰吧。从此,好事接二连三地光顾他,高加林的叔叔从军队转业到了地方,当上了地区劳动局长。没等高加林开口,县里的劳动局副局长就给他安排了县委通讯组通讯干事的工作。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工作,无疑比民办教师更理想,凭借他文学方面的造诣和专注、敬业的态度,他很快就因工作出色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成为当地一颗闪亮的“明星”。这位有为青年,又吸引了县里的播音员,高加林的高中同学黄亚萍对他青睐有加,一发而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经过一段痛苦的煎熬,高加林毅然告别了“金子般”的巧珍,因为选择黄亚萍意味着事业上的更大发展,他可以凭借亚萍爸爸的关系去省电台当记者。虽然此时的黄亚萍也有一个家事背景、工作条件都不错的男朋友克南,但她也立即和这个略带小市民气的男人摊了牌。 就在两个人憧憬着去南京谋求更大的发展时,克南的妈妈,这位药材公司的副经理“义无反顾”地向地区纪检委揭发了高加林走后门找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克南的工作,同样是凭借关系安排的)高加林不但没去成南京,连县里的工作也没有保住,但这一次他表现得出奇的冷静,没有像丢掉民办教师工作时那样痛不欲生,他果断地和亚萍提出分手,他深知自己即将恢复的农民身份是不配和县里的播音员亦或即将成为省里的播音员的高干千金谈恋爱的。 高加林又回到了那片生养他的土地,这时的他又想到了“金子般”的巧珍,如果有了她的陪伴,也许农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难捱。无奈,巧珍已嫁作他人妇,高加林顿感生活的无趣,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但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德顺爷爷春风化雨般的教诲,让这个在城市里迷路的青年,又找到了来时的路。热爱家乡,热爱生养我们的土地,热爱劳动,农村一定会好起来的。面对德顺爷爷,面对这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高加林发出了“亲人”的慨叹。 我们要问的是,难道只有回到那片土地,做与自己人生理想相悖的事才是最好的归宿吗?选择能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人生道路有错吗?是的,通过门路,通过关系,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是不道德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为高加林这样的有志农村青年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制了吗?我们无法想象,在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如果没有一个当大官的叔叔,他如何在城里获得通讯干事的工作,尽管可能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胜任这份工作,但他的农民身份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改革前中国社会的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进出规则清晰、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很难改变。”(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难道如君子般“固穷”,绝不做任何“穷斯滥矣”的事就“道德”了吗?当我们能够证明一种不正义的机制导致个体若不采用不道德的行为则无法获得他的基本权利,而且该不道德的行为并没有明显地、直接地伤害到其他个体时,该个体就不能从道德意义上被指责和惩罚(现实中被不正义的机制惩罚是另一回事)。巧珍是在高加林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出现的,她和《绿化树》里马缨花的作用基本相似,她们都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和超凡的生存能力,因而成为章炳麟和高加林这些缺乏劳动技能而又需要大量时间阅读创作的读书人在农村生活的最佳选择。这种感情的缺憾就是对封闭环境的过度依赖,环境一旦开放和转移,这种带有“强大实用功能”的爱情自然就会破产。但是,具有某种功能,和存心想要利用这种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让当事人做何选择呢?如果社会给高加林提供了公平地实现抱负的平台,也许“陈世美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因为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个体会更加自主,更会以自身的真实情感作为情感抉择的依据,而不是其效用和结果。正如李银河所说的,“中国的问题既不是要让那些改变了经济地位的青年不再去爱原来的朋友,也不是鼓励经济地位不同的青年——比如城市和农村青年都相互恋爱起来——一对一对结了婚,而是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缩小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使每一个人(例如城市青年)都能不以同另一个人(例如农村青年)结合为难事”。因此,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关键就在于该社会是否为公民提供了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甚至价值观的公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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