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博士毕业论文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

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

黄仁宇在1959年完成其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感到自己对明代的财政制度只有一知半解，为了解决自己的疑惑，于是开始广泛搜集明史资料，另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有关的新旧著作，耗时7年，于1978年写成《万历十五年》。

该书英文版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获得美国书卷奖1982年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黄仁宇，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他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余英时还是《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