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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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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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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四年前,我和两个胖子用准备买色情小报的钱换来了这张盗版碟,当时我们觉得中分的蘑菇头很帅,上网的人很素质,我们会在聊天室里给自己起譬如“阳光男孩”这种今天想起来恨不得把自己阉了的网名,然后找个很女生的网名对她说,“你好,可以聊聊吗?你是哪里的呀?”当时我们在众人面前大谈佛洛依德,波德莱尔,卡尔维诺;背地里却抢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的面红耳赤不能自持。当时我们披着年少无知的外衣做了很多今天看来脑残无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爱,那就是,在看完这张盗版盘之后,决定扒运煤的火车到北京去,然后把三个小混蛋扔给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明星都住在京城。 我无法确切描述初次看这张唱片时的感受,我只觉得有无数的热情无处发泄,这个世界瞬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觉得大陆的摇滚是这个星球上最NB的存在没有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攒钱买把吉他然后混入他们乐队的话就能体验到比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征服天下时更High的感受,我们把摇滚当作自己的图腾,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们鄙视一切不听摇滚的异类。我在把老师气的浑身发抖然后骂我是个废物的时候,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对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个图腾之中,我将永远如此NB的过下去,因为我的上帝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不爱上他们。 十几年后,他们说,何勇疯了,张楚废了,窦唯老了。中国摇滚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潮期,特别是和他们光彩万丈的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所谓摇滚人不过是弄些个还算过得去的动静,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得特立独行,然后发几张唱片,数数票子,骗骗姑娘。当花儿乐队都把自己标榜成摇滚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摇滚二字如此的厌恶。这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时代,这是美丽脸蛋和完美身材的时代,这是凭一首口水歌混同一首歌就能混到你死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琢磨着人民的币,大城市的房子,能让美女两眼放光的车子,至于理想,坚持,信念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现在的娱乐圈。 十几年前,我把张楚放给某女听,她听后说,有点怪怪的不过挺好。我又把何勇放给她听,她说,这人是个疯子嘛?十几年后,我把何勇拿出来给某90后听,她坚持了不到1分钟后跟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啊?然后带上她的Ipod继续周杰伦蔡依林。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跟前像圣徒朝拜一样在听这个的啊。不过,那种录音机再也看不见了,记忆中的魔岩三杰,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直以为我还青春年少,但当我一改往日的冷静开始跟小孩子们争吵周杰伦根本不是摇滚,唱摇滚的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发摔吉他砸汽车烧房子的时候,看着他们眼中的茫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可以昂着头继续装无谓然后冲上去和他们狠狠干一架的年代了。 曾经我想做个亡命徒,做个像他们一样的疯子,时间让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俗人而已。那几个胖子和我一样,早就剪短了头发,把专门磨破洞的牛仔裤扔进垃圾箱,人模狗样的穿着衬衫夹着公文包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等死。 只有一件事,我们拒绝否认我们曾经的信仰,因为麻木的心灵最深处还有着一小块无比柔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小孩子们问“为什么王菲会和窦唯结婚啊他一点都不帅”的时候露出无奈的笑容,为什么在穿水手衫的时候忍不住想系条红领巾,以及在看到苍老的张楚多年后再次站在台上唱“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的时候,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个满身伤痕而又媚俗的SB,很多年前,是一群无比骄傲的要改变世界的小亡命徒啊 老实说,窦唯、张楚、何勇的年代不属于我,那时我还太小(还在上小学的),对于摇滚乐这种东西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音乐,我属于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开始补课的,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们,这种补课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窦唯、张楚、何勇,他们那时的音乐绝对可以说是经典,既是最中国的,也是最摇滚的。有人郁闷的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中国摇滚继续辉煌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新的经典的乐手。不奇怪,我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说。 看看那时的窦唯、张楚、何勇们吧,他们呐喊,他们诅咒,他们反讽,他们……(摇滚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现在你给我在和谐社会中来个这个试试。所以现在人们用无厘头和恶搞来颠覆权威,在游戏中麻醉自己。甚至一个超女海选都被民主派们高喊为民主的尝试(民主难道是指针对娱乐的吗?民主难道不是个政治词汇吗?)我想我们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堕落和无聊了。 又:看到何勇在《钟鼓楼》表演时介绍到:“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并深深鞠了一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过年无法回家,只能默默的祝你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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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之猪

你学的什么专业啊,这种论文题目。我个人的理解,此论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1/西方摇滚乐的产生背景 和发展状况 2/中国摇滚乐的产生背景 和发展状况 3、中国摇滚乐产生发展过程中受西方的影响二、音乐类型和思想1、西方摇滚的类型和主要流派2、西方摇滚乐反应的思想和意识形态3、中国摇滚的类型和主要流派4、中国摇滚乐反应的思想和意识形态5、中国摇滚类型与西方异同三、音乐表现形式和内容1、西方2、中国3、异同四、摇滚乐在社会的认可程度1、西方 主流文化 一个类型 格莱美有专项奖 猫王 甲壳虫 queen bobdaylan 代表时代2、中国 不接受到接受 与流行 民谣 结合 逐渐进入主流 代表人物 汪峰等五、出版行业的影响1、西方 独立唱片 独立厂牌2、中国 夹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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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leryz

《母亲教我的歌》旋律深情动听,含蓄优美,表达出作者对母亲的怀念和感激。《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渭城送别友人时写下的著名的七绝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改编的。因取诗中含意至深的“阳关”一词,加上其主题三次叠唱,故名《阳关三叠》。一唱三叹,一叹三叠,让人叫绝。这首作品风格古朴、典雅,情感真挚、深沉,格调细腻、高雅,旋律抒情、如歌,特有的古琴韵味赋予了乐曲极大的魅力。既体现了分别在即的惆怅之感,又可以看出诗人的几分旷达。《沃尔塔瓦河》是一部风格奇特,构思新颖,近似于音画的作品。弦乐器奏出了宽广、抒情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充满了迷人的诗意,时而又有着史诗般咏唱的特征,抒发了作者对沃尔塔瓦河的无限热爱。作者一面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面忘我地讴歌祖国光荣的历史,抒写祖国美丽的河山。这是一阙充满对祖国和人民深刻的爱,对未来和光明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乐观精神的颂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在轻柔的弦乐颤音背景上,长笛吹出了优美动人的鸟鸣般的华彩旋律,接着,双簧管以柔和抒情的引子主题,展示出一幅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的画面。诉说了爱情主题,充分揭示了梁祝真挚、纯洁的友谊及相互爱慕之情。轻松的节奏、跳动的旋律、活泼的情绪生动地描绘了梁祝三载同窗、共读共玩、追逐嬉戏的情景。它与柔和抒情的爱情主题一起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梁祝友情与学习生活的两个侧面。结束部,由爱情主题发展而来,抒情而徐缓,断断续续的音调,表现了祝英台有口难言,欲言又止的感情。而在弦乐颤音背景上出现的梁祝对答,清淡的和声与配器,出色地描写了十八相送、长亭惜别、恋恋不舍的画面。真是“三载同窗情似海,山伯难舍祝英台”。《欢乐颂》出自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首经典表达了当时人们渴望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胜利和欢乐、团结和友爱的理想。它告诉人们:只有当所有的人们都成为兄弟姐妹时,全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音乐鉴赏p33“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广义的讲,音乐就是任何一种艺术的、令人愉快的、审慎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所谓的音乐的定义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但通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对于有声、无声具有时间性的组织,并含有不同音阶的节奏、旋律及和声。音乐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体验,最传统的一种是到现场听音乐家的表演。现场音乐也能够由无线电和电视来播放,这种方式接近于听录音带或看音乐录像。有些时候现场表演也会混合一些事先做好的录音,如DJ用唱片做出的摩擦声。当然,也可以制作自己的音乐,通过歌唱,玩乐器或不太严密的作曲。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乐,最著名聋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极大量的音乐流派已经发生变化。人种音乐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这些流派起源及发展的学科。音乐是一种声音艺术而非视觉或其它什么感觉的艺术。把乐音(有时也适当使用噪音)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使人听之产生美感,这种艺术就叫音乐。-------------------------------------------------------------------------------音乐鉴赏p51欣赏和理解这一类的音乐作品,主要就是多听。在听的基础上,有条件的话可以了解一些背景,细心体会音乐传达出的情感。下面就以《江河水》为例,介绍一下。《江河水》是一首令人心碎,也让人心醉的乐曲。它从另一个侧面演绎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新婚刚过,丈夫就被抓去做劳役,一去几年不归。可怜的女子决定去千里寻夫,可在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得知丈夫早已死去,她悲痛欲绝,来到数里相送,与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知道故事的人相对少些,但并不影响对音乐所表达情感的领会和感受。乐曲开始,双管从最低音区起奏,旋律连续四次四度上扬,悲愤之情迸发,随后旋律即层层下落以引出主题。主题为起承转合四句。第一乐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乐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愤的情绪。接着第三乐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尾部变宫音被强调(以变宫为角),为中段从已羽调式转入同主音徵调式作了准备。中段“对仗”式的结构句法,上下呼应。平稳进行的旋律,音乐深沉。在经过中段的对比以后,紧接着双管和乐队用强力全奏,犹如强压心头的怒火爆发。这个动力性再现段落,以与前段不同速度、力度和奏法,表现的情绪更为激越。乐曲的结尾,不是女主人公哭过之后精神得到片刻的解脱,是哭累了,是泪水哭干了。乐曲结束了,故事无法完结,给人们留下的是对她以后生活的担忧。乐曲的三段中,前后两段是悲哀的哭声,中间短短的乐句是回忆。回忆什么?值得她回忆的东西太少了。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有婚前的恋爱,只有极其短暂的婚姻,而这,不仅是主人公全部的感情归宿,也是她生活和生命的寄托。带着这种期待、梦想,她在孤苦中艰难的生活,就是等着夫君回来的这一天。可是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这对她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回忆非常短暂,很快就被哭声中断。这前后两段的悲哭,前一段是有“准备”的,因为她来到与丈夫分别的河边,其哭声悲愤、痛苦。后一段,由于从片刻幸福回忆中回到现实,这巨大反差下,其哭声则更是凄凉、绝望。像这样,这首音乐作品就分析得比较透彻。-------------------------------------------------------------------------------音乐鉴赏p61曲艺音乐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调查统计,我国仍活跃在民间的曲艺品种有400个左右,流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众多的曲种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其表现为:以“说、唱”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说的如相声、评书;唱的如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等鼓曲;似说似唱的如山东快书、快板书等;又说又唱的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等;又说又唱又舞的走唱如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等。正因为曲艺主要是通过说、唱,或似说似唱,或又说又唱来叙事、抒情,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洗炼精美并易于上口。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不装扮成角色的演员,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告诉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只要有一两个人,一两件伴奏的乐器,或一个人带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一副竹板儿,甚至什么也不带,走到哪儿,说唱到哪儿,与听众的交流,比之戏剧更为直接。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自编,自导,自演。与戏剧演员相比,曲艺演员所肩负的导演职能,尤为明显。比如一个曲目、书目,或一个相声段子,在表演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结构、场面的安排、场景的转换、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出没、人物心理的刻画、语言的铺排、声调的把握、节奏的快慢等等,无一不是由曲艺演员根据叙事或抒情的需要,根据对听众最佳接受效果的判断,来对说或唱进行统筹安排,进行调度,导演出一个个令听众心醉的精彩节目。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也就是说曲艺是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形象思维构成的意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曲艺表演可以在舞台上进行,也可划地为台随处表演,因而曲艺听众的思维与戏剧观众相比,不受舞台框架的限制,曲艺所说、唱的内容比戏剧具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为了把听众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规范到由说、唱营造的艺术天地之中,曲艺演员对听众反应的聆察更其迫切,也更为细致,因而他与听众的关系,比之戏剧演员更为密切。为使听众享受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艺术美感,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并需具有高超的摹仿力。只有当曲艺演员具有了活泼泼的动人技巧,对人物的喜怒哀乐刻划得维妙维肖,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才能博得听众的欣赏。而上述坚实功底之底蕴是来自曲艺演员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积累,以及对历史生活的分析、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对一个曲艺演员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是400来个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而400多个曲种各自独立存在,自有其个性。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之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异各有特色,这就形成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音乐鉴赏p98民族乐派是在东北欧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摆脱外国文化的统治,建立本国民族近代文化的强烈要求,加之受到西欧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们发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运动。其中的音乐家即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复兴。他们创建民族的歌剧院、音乐学院和音乐协会,收集、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力求创作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作品,以建立本民族近代专业音乐,改变西欧音乐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民族音乐的发展受到压制的落后状况。此外,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中不断增长的民族性因素,也为民族乐派的产生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作曲家肖邦和李斯特,更以其具有炽热爱国感情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创作,成为民族乐派的直接先驱。三十、四十年代,在俄国首先出现了民族乐派的奠基者——作曲家格林卡,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并在艺术上达到与西欧专业音乐并列的水平。50年代后,各国接连涌现一批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促使各民族音乐空前繁荣。民族乐派代表人物:穆捷斯特·彼得洛维奇·穆索尔斯基,俄国作曲家,“强力五人集团”成员。童年时就表现出非凡的音乐天赋。十三岁进彼得堡禁卫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充御前禁卫军。两年后脱离军界。早期的作品不够成功,后从师于巴拉基列夫。他的作品不仅是庄严的悲剧,而且具有热情奔放的特点,以及辛辣的讽刺和幽默感。他的代表作有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霍宛斯基党人的叛乱》、《索罗庆采市集》(此作由居伊续成)以及管弦乐《荒山之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歌曲《跳蚤之歌》、《可爱的萨维什娜》、《叶辽木什卡的摇篮曲》等。鲍罗丁,俄国作曲家,化学家。1833年11月12日生于圣彼得堡,1887年2月27日卒于同地。少时受良好教育,精通数国语言,擅长钢琴与长笛,14岁开始作曲。1850年入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85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72~1887年创办女子医科大学并任教。他的音乐创作活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写了一些声乐浪漫曲、钢琴小品和室内乐等。1862年结识.巴拉基列夫,成为新俄罗斯乐派(强力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代表作有体现古代俄罗斯宏伟历史画卷、抒发爱国主义精神的歌剧《伊戈尔王子》,奠定俄国史诗性交响乐体裁的第二交响曲《勇士》,富于俄罗斯风格和东方色彩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两部弦乐四重奏,声乐浪漫曲《为了遥远祖国的海岸》、《睡公主》、《幽暗森林之歌》、《海王的公主》、《海》、《我的歌声中充满了恶意》等。在化学研究上,最早制成苯甲酰氯,曾探索醛类缩合反应。斯美塔那,捷克作曲家。捷克民族乐派的创始人。1824年3月2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波西米亚的Litomysl(现属捷克共和国)。8岁创作第一首作品,后从普罗克什学习。后来到Leipzig与舒曼、门德尔松相识。1848年与钢琴家Katharina Kolárová结婚,并在布拉格创建音乐学校。成为李斯特挚友。1856年以前一直在布拉格从事教学和创作活动,他的早期作品深受古典大师们的影响,后来结识了李斯特和柏辽兹,对自己作品的传统风格产生疑问,使他逐步摆脱西欧传统古典音乐的束缚,走上民族音乐的道路。1856年赴瑞典,先担任哥德堡交响乐团指挥。并在此居留5年。1859年其妻去世。奥地利被匈牙利击败后,怀着捷克民族主义热情,到布拉格剧院任指挥。他发现捷克战争年代带来的沉闷气氛已消失,一个新的捷克已经诞生,他充满热情地写作,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与风格写歌剧,他先后写了10部歌剧都以爱主义主题为主导。1866年完成的《被出卖的新娘》成为斯美塔那的代表作。1874年又写了三部民族题材的歌剧后,因患梅毒导致突然耳聋。但他仍然写出他的不朽名作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其中包括6首乐曲,从各方面歌颂了他的祖国美丽的河山,和祖国的苦难、传奇的过去并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其中《波尔塔瓦河》一段,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为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曲目之一。1884年5月12日因梅毒逝世于布拉格。爱德华·格里格,挪威作曲家,19世纪下半叶挪威民族乐派代表人物。1843年6月15日格里格生于卑尔根的商人家庭,1907年9月4日卒于同地。6岁随母学钢琴,得到音乐启蒙教育。经著名小提琴家O.布尔推荐,1858~1862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卑尔根举行首次作品音乐会。1863~1866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活动,与挪威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音乐家R.诺拉克等人共创“尤特皮”音乐社,创作并介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族音乐。回国后,为建立挪威民族乐派积极展开音乐活动。1871年创立克里斯蒂安尼亚(今挪威首都奥斯陆)音乐协会,曾任该协会爱乐乐团和卑尔根“和谐”合唱团指挥,并多次到英、法、德、意等国举行作品音乐会。1874年被政府授予终身年俸,1890年被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曾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和牛律大学授予的音乐名誉博士衔。逝世时,挪威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格里格一生经历了挪威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年代,具有进步的民主爱国思想。他沿着布尔、诺拉克等人开创的道路,努力钻研民间音乐,作曲家.林德曼搜集出版的《挪威山区民间曲调》 《挪威民间叙事曲曲调》等集子,成为他创作的音调源泉。在创作实践中,他借鉴欧洲各国音乐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来浪漫主义音乐发展的成果,通过对民族历史的歌颂,对祖国大自然和民间生活的艺术感受,创作出具有挪威民族特色和浓厚乡土气息的音乐。他的创作主要是钢琴抒情小品和声乐作品(包括百余首抒情独唱曲)。如歌曲《来自祖国》(1894),以淳朴的民间曲调,表达了对祖国真挚的感情,钢琴曲《祖国之歌》(1868),以古挪威民间叙事歌的庄严风格,赞颂了民族历史的光荣,诗人比昂松特为此曲配上《前进!这是我们先辈们的战斗呼唤》的诗篇,借颂扬祖先的业绩,为现实的民族独立斗争呐喊。在合唱《水手之歌》(1868)、《乡土在望》(1870)和许多民族题材的作品里,都以鲜明的民族情调表达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争取独立的愿望,适应了当时挪威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在格里格的创作题材中,最突出的是以音乐表现了北国挪威壮丽、俊秀的自然风貌,农村山区的民间生活和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如以民间歌曲、舞曲为素材写的钢琴曲《挪威民间生活素描》(1871)、《挪威农民舞曲》(1903)等,特别是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点的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分别编为10集发表)。在这些作品里,通过民间音调和精雕细刻的艺术提炼,借景物抒情,把挪威的大自然和民间生活乃至神话世界,都描绘成一幅幅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水彩画。其中,出色地再现了挪威民间节日和农村婚礼的欢乐场面,响彻着典型的挪威民间舞曲哈林、斯普林的热情奔放和活泼的旋律,艺术地模拟出西部峡湾地区民间提琴手拉奏的五度和弦音响和山区牧民的牧牛歌调,也生动地刻划了民间童话里山妖、风精、侏儒等奇幻形象。在民族风格的探索上(如民间乐汇、调式的运用、民族色彩性的和声配置、民间舞曲特定的节奏音型等),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许多以个人精神生活为题材的抒情歌曲里,格里格表达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情,歌颂了爱情、母爱和友谊,为“消逝的日子”写过叹惜的哀调,为“孤独的流浪汉”唱出了同情的短歌。如在《我爱你》(1864)、《茅舍》(1869)、《游吟艺人之歌》(1876)《母亲的忧伤》(1868)等形象单一并具有随笔性的浪漫抒情歌曲里,他着力于细腻的心理刻划和独具一格的艺术意境,笔调简洁,形象真切,渗透着强烈的挪威民族的浪漫主义感情色彩,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1874~1875年间,格里格为H.易卜生的幻想诗剧《彼尔·金特》写过2段音乐,后来选出8首重新配器,分别编为两部管弦乐组曲,成为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戏剧原著采用挪威民间传说,通过青年农民彼尔所经历的光怪陆离的冒险生活(如战胜山魔、掠财致富、异国漫游等),嘲讽了追求权力与金钱的私欲,讴歌了淳朴、自然的生活理想。格里格还为戏剧写了一系列充满诗情画意、色调丰富的配乐。如《晨景》中音乐如一股凉爽的清泉,在一片安谥的田园气氛中,衬托着太阳破云而出的晨曦美景,颤动着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脉动;《山魔的大厅》中那种狂暴粗野、咄咄逼人的音乐给人难忘的怪诞印象;《奥塞之死》是彼尔在弥留的母亲床前的挽歌,忧伤的旋律如长眠前最后的呼吸和生命的慢慢衰亡;而《索尔维格之歌》则是全部配乐中的杰作,它以晶莹透彻婀娜多姿的民歌风格,刻划了索尔维格温顺、纯洁的性格和心灵。此外,在一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片断里,如具有典型东方特色的《阿拉伯舞曲》,既文雅轻盈又热情奔放的《阿尼特拉舞曲》,都由于绚丽多彩的配器色调而独具魅力。他的具有卓越艺术成就和民族特点的作品,还有早期创作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1868),弦乐曲《两首悲调》(《创伤》和《晚春》,1881_)、G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1867)、c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1887)、《g小调弦乐四重奏》(1877~1878)、《e小调钢琴奏鸣曲》(1865)。为纪念丹麦民族戏剧奠基者、戏剧家.霍尔堡写的《霍尔堡康塔塔》和钢琴组曲《霍尔堡时代》(1884,曾改编成弦乐组曲);以民歌主题写成的标题幻想性小品《g小调钢琴叙事曲》(1876)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格里格在钢琴抒情小品里的思想情趣和清新的格调。格里格的音乐很快流行起来。一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不仅在正规的大音乐厅里演奏,在咖啡厅和餐厅里也同样听得到。如此轰动的公众应与人们对一名在贫困中苦苦拼搏的艺术家的传统想象大相径庭,而后来的轻音乐演奏者们又滥用了格里格和声方面的创意,这种作法对格里格的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57年,就在纪念格里格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评论家们宣称,格里格的名字已经确定无疑地在古典音乐圈中失去了其重要作用。然而历史又再一次出现了转折,这一转折对格里格来说是个良机。许多浪漫派音乐作品开始追求复古,格里格的音乐正属于这一范畴。他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上演,他的唱片发行量还在直线上升。新一代音乐家们已经重新认识到对其作品的无休止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在法国印象派新世界之声研讨会上,许多音乐研究者们指出了格里格晚期作品的重要意义。1926年2月,墨里斯.拉维尔访问奥斯陆时说:“我所在的法国作曲家阶层已经强烈地被他的音乐所吸引。除了德彪西还没有一个作曲家象格里格这样能引起我的共鸣。”贝拉.巴托克,这位曾试图在民乐基础上革新二十世纪音乐形式的作曲家,也同样感受到了格里格钢琴改编曲的巨大冲击力。格里格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民族的音乐形式,充分表达挪威人民的个性,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其他的作曲家是个极大的激励。然而,他的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仅限于此,事实上他成功地运用音乐这一形式表达了一种众所认同的思想和激情。格里格的音乐早已超越了国界,这充分表明他决不仅仅是一位民族作曲家。-------------------------------------------------------------------------------音乐鉴赏p107学会欣赏——20世纪音乐欣赏的苛刻条件20世纪音乐的“新”特点,也对音乐欣赏者提出了“新”要求。那种知道了“贝多芬,男,德国人,1770年生……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几个爱情故事哀怨曲折,等等等等”,就能徜徉于乐圣的海洋里流连忘返,并有可能悟出让音乐爱好者叹为观止、让音乐工作者不明就里的长篇、深刻的见解的时代,也已经过去。那种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心情故事”不利于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据报载,“在德国,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习音乐理论,中学音乐课已经包括现代音乐的内容,有的分析巴赫的一部完整作品,有的甚至还写关于20世纪某一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分析文章。”我们的距离是明显的,我们的音乐教育界、音乐理论和评论界有很多事情要做。20世纪音乐欣赏中的第一个基础条件可能是既“听”又“看”。听在任何时代的音乐(尤其是初次听),能有乐谱对着,当然好。而欣赏20世纪音乐的时候,看乐谱,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20世纪音乐的复杂性,有时候需要“耳朵”与“眼睛”的共同配合才能把握。已经有一些唱片公司敏感意识到这一点,在出现代音乐唱片的同时附上精美的乐谱。第二个要求是“敏锐的耳朵”,共性时期的音乐作品,在纵向层次上往往总能归类为分主次的旋律、和声、对位、低音等几个部分,而20世纪音乐不仅纵向层次繁密,而且地位平等。如果我们仍然抱着“旋律是音乐的灵魂”、“节奏是音乐的生命”等老“教条”,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一无所获。听不到旋律不要紧,听不到律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听音乐中的一切声响,我们可以用心感受“声响与声响之间的寂静”。平等地对待音乐中出现的一切,摆脱既往标准或习惯认识,将有助于在20世纪音乐欣赏过程中扩大视野、增进发现,并尽可能实际地贴近音乐作品的实际或本质。第三个要求是艺术加科学的态度。20世纪音乐对形式的倚重及其所导致的音乐构成上的复杂性,使20世纪音乐的欣赏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解读”其”预制材料“和”创作程序“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艰难,但又具有无限吸引力的问题。20世纪音乐作品总谱的前面以及唱片封套里面经常附有详细的乐曲说明(有的就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在欣赏之前阅读这些资料是非常有用的。面对20世纪音乐,作为欣赏者或者解读者,仿佛已经没有专业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之分,这可能才是20世纪音乐欣赏最苛刻的条件。但愿这些危言耸听,不会吓走一批音乐爱好者,事实上20世纪音乐中的一些复杂化处理,也常常会把玄乎的音乐搞得很简单,欣赏它们,有时比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巴赫的宗教音乐要容易得多,你真的就不想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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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吞不動城

我爱摇滚~ 重复写800次左右就有3000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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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三轮去拉萨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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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客C

从前有个非常有个性的姑娘叫西方摇滚乐~在她18岁的时候与心爱的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小时候还挺乖的~~什么都听大人的,突然有一天这孩子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变得特别浮躁~~特别虚伪,这孩子就是中国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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