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的诗毕业论文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但也有人骂徐志摩是诗坛“小丑”。对前人的否定与批判当然能引以为鉴，但肯定与赞扬更加符合审美心理，于社会于历史也更有积极意义。鲁迅先生说得好：“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同样，我们看待徐志摩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像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一、不竭的创作源泉 徐志摩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对于“爱、自由、美”的顽强不悔的追求。纵观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颇多传奇色彩：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出身名门、贤淑端庄的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不成，后遇陆小曼两人爱得感天动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他至情真率的个性。他的这些石破天惊的举动，尽管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都是他听命于心灵呼唤的自由选择。他正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以抗衡恶俗，救助他人。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的离婚、再婚，无非是想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感情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那么，他真是个怪人么？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正是这近乎傻、近乎痴的求真精神，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世间极为难得可爱的真人――“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也正是这可贵的求真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二、虔诚的创作态度 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英国浪漫派的诗歌艺术，为自己树立了理想目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徐志摩，他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信仰而竭力地歌唱。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徐志摩诗中的恋爱，指的是这种对于单纯的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虔诚追求。 徐志摩“爱，自由，美”的人生理想，“爱”是最核心的内容，有了理想的爱，人生才是美好的，也才是生命自由的真正实现。他认为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大多是不纯粹的，那就不值钱。须知真爱无罪，就怕爱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绝对义那才做到爱字。当一个人的心上还有上帝时，还觉着“怕”时，那他的思想就没有完全叫爱染色，他的情就没有到晶莹剔透的境界，那就好比一块光泽不纯的宝石，价值不高。“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入整个，像糖化在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这样全身心地爱过，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的爱。尽管当时他们的爱并没有得到世俗的理解，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有了交代。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在爱的理想王国中，他主张做精神的贵族，物质的平民。他认为在奢华的生活中难有真爱，在俭朴的生活中，爱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华的生活中，即使有爱，不能纯粹，不能自然，像是热屋子里烘出来的花，半天就有衰萎的忧愁。遗憾的是，徐志摩的对爱的这一番真情告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为世人所了解，否则他的离婚、再婚何至于遭遇诸多的非议与嘲讽？又遗憾的是，徐志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在盛行，婚姻与爱情无关，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却视徐志摩擅自离婚、自由恋爱为大逆不道。可以想象，在当时环境下诗人为追求自己的真爱、实现其真爱的理想是何等的艰难，真爱的孤帆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破冰前行,而他居然做到了！《爱眉小札》是他的丰碑，他在书写他的爱的同时，也书写下他自己的尊严。在爱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个至高点。尽管徐志摩反抗礼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真爱的痛并快乐着，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徐志摩的爱情诗为他的诗名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这类爱情诗又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艾青说他“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就体现了批判的意向。徐志摩江南才子型的温情在他的爱情诗中有鲜明的展示。但对此理解若是过实了，难免要产生误差。好在人们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警觉。朱自清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讲：“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当作单纯的情诗来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些评论都精辟地指出了徐志摩的“假想”的恋爱。 三、善与美的创作主题 徐志摩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只是一团同情心，一团爱，从没有疑心，从不会妒忌，他是朋友们的链锁，谁也不能抵抗他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如果说爱是他的出发点，那么善与美便是他理想的终点，是他创作的主旋律。徐志摩与林徽音、梁思成的莫逆之交是最令人感动的。当徐志摩不顾一切地听从心灵的呼唤，追求他心目中的女神时，林徽音这位留过洋但又不失传统理性的才女，因不愿破坏他人的幸福、承受第三者的罪名，而听从父母之命，选择了梁思成，留给徐志摩一生的思念，造成了徐志摩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自己心中的恋人却成了他人的妻子，尽管心在滴血，尽管泪往心流，尽管难以忘怀，尽管情不自禁，但诗人尊重她的选择。他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并化作最真挚的友情，以兄长般的情谊无私地照应着他们的生活。梁思成与林徽音，曾经的情敌与恋人，终因徐志摩的真心相待、坦然相处而成为日后最好的朋友。 更为可贵的还有徐志摩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怀。在那男尊女卑、三妻四妾的社会，有的是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他们把女性视为他们的“战利品”、“玩物”和“家奴”，女性在他们面前谈不上人格，更没有尊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徐志摩对纯真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赞美便显得弥足珍贵。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了平等的地位，而且他还大声呼吁女性应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给“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句造孽的格言以报复，并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同时期望女性把温柔都给了她的郎的同时，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这样的呼吁与期待，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黑夜烛光，沙漠甘露，寒冬炭火。这样的换位思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女性是何等的真！何等的诚！何等的善！可见真、善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也是贯穿其作品的不变主题。 有些人虽有长长一生，灵魂中因失去了真，生命如同一段朽木，一潭死水，一片荒漠！徐志摩的一生短暂得如同一缕飘向天空的轻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为人们所不忘。做人，率性天然；论爱，晶莹剔透；待友，以心换心；为文，至情至善。真是他的魂，他的梦，他的根,也是徐志摩创作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应巧姿，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大学语文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徐志摩是杰出的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说他还是个有成就的散文家,那就知者较少了。的确,置身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李广田、朱自清等诸多散文大家中,徐志摩尚不能称杰出者,但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却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自成一家,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一．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总体评价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胡凌芝《徐志摩新评》等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分别从风格， 修辞， 语言三方面论述。他的散文韵味独特, 别有一种自己的气质。浓艳绚丽是其散文的总体风格。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渲泄情感, 营造意境, 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在语言的驾驭上, 徐志摩尤其强调散文语言的音乐性, 使语言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 诗意盎然, 且还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欧化句、英语等多种成份,形成了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 读后使人经久难忘。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提到徐志摩的诗非常有名，但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总的基调为:华丽端庄,飘逸流光。通过散文,我们可以重新熟识一下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胡凌芝在《徐志摩新评》曾经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从个人创造、情感投射、时空观念、思想彩虹三个角度来论述徐的散文风格，论文中提到：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在徐志摩的《轮盘序》中, 徐志摩就对自己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他以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为范式, 称赞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 在他们的笔下, 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徐志摩的散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它荡漾着诗的韵味、活的生命力, 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流动着情感的血液, 吐纳着宇宙大化灵气,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展现出观念内部的撞击。论文中，作者着重举了《曼殊斐儿》这篇散文，说这篇散文是一篇诗化散文,它更多地流露出散文的异彩,它字里行间,疏密有致, 长短相依, 轻松活泼,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尤其是, 作品不仅体现了诗与散文的结合, 而且体现了散文与小说的结合, 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徐志摩运用文学语言, 创造了诗的意境, 真地生动地再现了曼殊斐儿这一中心人物形象, 并用情感的纽带, 将诗人自我与人物形象连接在一起, 透过诗人热情洋溢的赞颂和细腻的刻画, 描绘了人物的真善美, 实现了散文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小说所要求的典型性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在这种结合中拓展出深广幽远、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在意境中, 闪耀着美的光华。二、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评论关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许欣的《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提到：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之自由华丽,在现代散文家当中,可以称之为最了。有人曾用一个“魔”字来概括徐志摩的风格。确实,他的散文,感情奔放,不可阻遏,其行文如秋空一缕行云,舒卷自如,其文字如黄昏夕阳,华彩纷呈,瞬息变幻。对于徐志摩这一散文风格的形成,作者还引用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读法指导》里,的话“大概本篇作者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文体,一半从他的品性,一半以他的教养。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往往自己也遏制不住。他通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中有所谓‘散文’的一个部门,娓娓而谈,舒展自如,在自来我国文学中是不很发达的。他那品性与教养交叉在一点,就产生了他的自由的文体。”可以说,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就是他的生活、思想、性格,情怀、气质、艺术、修养和趣味的总的集合,以及所有这一切在创作上的体现。在众多的研究中这段话笔者认为是对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形成缘由的最好概括。在论文结尾，作者又十分亲切的写道：“赏读徐志摩的散文,常常有一个错觉：读到的明明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首好诗。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是诗化了的意境,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读徐志摩的散文,你不能去解释,也不要去字字句句地条分缕析,它们是许多美的意象的感受,是情绪的自如流淌,是心灵振颤的曲线;读徐志摩的散文,也许一遍就可以读懂,因为它——语近,但也许好多遍也读不懂,因为它——情遥,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来形容徐志摩的散文,也许最为贴切。一般说来,散文的风格以简约质朴为好,但是像徐志摩散文这样的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美。虽然他的绮丽、浓烈、绚烂、甜腻、雕琢、铺张的文风常遭非议,但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在散文界独树一帜,让散文界看到了散文的又一种笔法,更加证实了散文的笔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对徐志摩散文如此客观的评价，且道出散文的真谛，让人佩服作者对徐志摩散文研究的深刻与对散文创作内在规律的把握肖灵《试论徐志摩散文的诗化特征》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所营造的诗境上,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注重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运用,讲究音乐美、形式美。黄宇《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黄乃江《徐志摩散文“野马风”探析》从写作触点、语言个性、意象选取、行文程式和目的关怀等方面对徐志摩散文“跑野马”风格特征进行探析, 并认为徐志摩散文体现出“不可测, 不可节, 不可预逆, 起, 动, 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的野马禀性和张力,徐志摩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张扬着“最有灵性、最富理想色彩和生命光泽”的野马精神。认为“跑野马”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理”通而不郁，“辞”强而不溺，“博见”而不贫，“贯一”而不乱。三、从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研究徐志摩散文张智辉的《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提到：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胡建军在《论徐志摩散文创作的美学灵机》也是提到与张智辉相同的观点：把握志摩散文创作现象和艺术风格，就不能不首先认识志摩的美学思想——“性灵说”.同是作者张智辉，他在《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认为突出呈现,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超然物外,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 徐志摩作为富商之后，成长背景令人羡慕，他毕业名牌大学，继尔留学欧美，回国后创领新文化运动。一直涉足于顶层社会，与名流人物打交道，他的出身起点，生活氛围，社会阅历，加之极高的天分，无不使他成为人之骄者。重要的还有文人天赋的浪漫秉性与固有的自由意识。他的才学和能力对当时社会的潜在价值，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后人对其“纨绔”的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崇拜自然，寄情自然是徐志摩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现实采取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不承认现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娱乐、教育，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性灵自由发展的东西，所以强调“要一切都重新来过：不是在书桌上整理国故，或是在空枵的理论上重估价值”。在《鬼话》里，他一再说明自己是个”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论其细如涧石，暂如花，黑如炭，明如秋月，皆孕有甚深之意义，皆含有不可理解的神秘，皆为至美之象征。”后又在《话》里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一本绝妙的奇书”，每页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只要学会研究这本书的方法，了解其奥义，那样我们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 徐志摩的反璞归真的欲望，只有从大自然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并不去具体的描绘，精心涂抹，大抵借景抒情，富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翡冷翠山居闲话》是这样，《天目山中笔记》等也是这样。 徐志摩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态度是他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思想既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代评论”派是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后期“新月社”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们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有过批评，甚至于抗议，但也有期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它的统治，而徐志摩又是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违背了他要“自由而不是激烈”的理想，于是就是不满，说什么如果“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他对群众爱国运动的这种指手画脚的责难，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直接表现，因而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在散文里还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资产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在《自剖》里，他回忆1924年直奉战争是就极端烦闷的思想感情，“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他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是造成外祸频繁的根源，他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老朽昏庸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是不可以追源到我们的昏庸……”从徐志摩这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害怕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妥协的倾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绘形象,表达思想,语言又是构成作家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徐志摩散文华丽夸饰的风格,在语言上有着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