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毕业论文

试论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辽宁电大 张素华陶渊明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东晋刘宋易代之际，素有“田园诗人”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往往都运用寄托和象征的手法，在他吟咏的如“飞鸟”、“青松”、“孤云”、“秋菊”等自然景物中常常寄寓特殊的含义，使之都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意绪、心态的意象，从而组合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有别于其他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主体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飞鸟”形象的探讨对我们研究陶渊明的历史时代背景，陶渊明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同时，对“飞鸟”形象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理解陶诗及其隐逸心态，同时也为全面探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一条线索。陶渊明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着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从现存的陶集中写“飞鸟”有14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对于这样一个“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1的隐逸诗人来说，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还是与时事紧密相联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的改变，几度出仕和归隐的经历，使陶渊明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不同时期诗歌中的“飞鸟”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诗人复杂情感的形象再现。下面就从陶渊明生活的不同时期着手对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试作分析。一、倦鸟与欢鸟——心怀两端徘徊时期陶渊明一生中几度沉浮，几度仕隐。他反反复复出仕为官的十三年中（29岁—41岁），始终为自己的出路，即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仕与隐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他的心理矛盾，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中留有鲜明的印迹，他以“飞鸟”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陶渊明虽然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败，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4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他时仕时归的十三年政治颠簸生涯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占据他思想上风时，他几度从政，但从政又使他感到疲倦：一方面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一方面又为官场的是是非非而感到“志意多所耻”5。陶渊明生活在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在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因此陶渊明又希望能够归隐故里，去过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这在他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途中所作的诗中有所体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6陶渊明以鸟自喻，鸟儿应当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林间，飞翔于高空，那么自己也应当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过“息交以绝游”7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笔下的“飞鸟”是“鸟倦飞而知还”的倦鸟，“鸟倦”——“倦鸟”是被情思化、人格化了的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他以鸟代人，以鸟之迟出早归喻自己刚刚出仕又旋即归隐，表达出他立志归隐，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要“守旧辙”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伴随着归隐之际的孤寂与苦闷、探求与无奈。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8“鸟”“欢”——“欢鸟”。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在这里神游于物，又神随景迁。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冲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9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10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归田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无异于他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诗中写出了归隐后，陶渊明过着“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清淡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本。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11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当时诗人四十二岁，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开头几句追述往事，不胜懊悔。他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象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开荒南野际”以下转而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象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了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情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像一幅素描，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的优美宁静。炊烟依依，是那样悠然自得，与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狗吠”二句，以动写静，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四句对全诗做了总结，欣喜舒畅之情溢于言表。诗人向来苦于仕宦，而现在自己这只久困于“樊笼”中的“羁鸟”终于得归“旧林”，这自然把诗人与田园生活、农村景物相依相融的怡然自乐之情，借“飞鸟”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其喜悦之情不言自见。诗人又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2诗句中，以悠然自得的情怀表达了人各有志，而自己独乐于流览群书的淳朴的田园生活观。能够全面展示陶渊明这一时期悠然心境的诗是《归鸟》：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顽，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陶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找寻到本真诗意生存后的渊明，其笔下的鸟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这首专门咏鸟以自况的抒怀咏志诗，抒发了他自己归隐田耕的喜悦情怀和充实而愉快的田居生活。归鸟的一举一动无不与诗人自己的遭遇相一致：归鸟也曾振翅而飞，而且能够“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但随着环境不利于飞鸟生存的方向转化，归鸟只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反旧栖”。去林而返的归鸟正是诗人自我的化身。他最初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出仕，最终却因“世与我而相违”不得不归隐田园。“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与“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3，所表达的对人生之路的思考是一致的，即他在内心深处反抗尘俗却并不逃避人生，奉守着热爱生活，积极进取而不流于粗鄙玩世的人生哲学。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翼翼归鸟”其实就是陶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生命与精神的依托之所。鸟之于山林，恰如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当然，陶渊明之回归并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性的抉择与判断。从中可见其人格涵养的力量。叶嘉莹先生对陶渊明的这一段寻觅的过程，有过诗意的分析：“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14归鸟形象成为诗人超越人生，追求自我价值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象征体，饱含着诗人全部的情感。对归鸟生命形式的写照，实际上正是他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思考，肯定“归鸟”也就是肯定自我的选择。三、孤鸟栖林——生活归宿反思时期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步地接近了人民，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另一方面，他对统治者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晋末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饿了好几天了，起床都困难了，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5檀赠以粱肉，陶却明麾而去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归田后期的生活相当艰苦，虽然能够摒弃浮名，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6不能说不是困扰陶渊明的一个实际问题，而这一时期朝廷的征召又被他拒绝了。这一切引起了陶渊明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再认识。他全面地思索人生，总结自己，决定遵循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并坚持到底。而且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陷于乱世，渺无知音的失落和对死亡体验与言说，使他趋于苦闷和孤独，思想上表现得比较消极。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越清醒，这种苦闷、孤独之情就越强烈。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时所作的《饮酒二十首》其四中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失群而终归宿于孤松的“飞鸟”，实际上用以比喻经历了人生坎坎坷坷而终于归隐田园的诗人自己。“失群鸟”的“独飞”喻诗人之独处；“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17相辉映，喻诗人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追问自己人生价值与人格理想时的心理矛盾；“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喻苦闷侵袭着诗人，使他忍受着漫长无期的煎熬。这里的“飞鸟”形象已不再是鸣叫于林间的欢乐之鸟了，而是寄托了诗人全部的政治苦闷和理想的孤鸟。陶渊明是并不甘心隐居的，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归鸟由“相鸣而归”“众声每谐”18变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情态与遭遇正与诗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孤独体验达到了“形”与“心”的默契，艺术地再现了陶渊明的凄凉心态和“吾驾不可回”19的坚定决心。陶渊明始终忧患于自我人生价值无法实现，隐居又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这使他处于孤寂、苦闷并试作自我解脱和安慰的不安与凄楚的状态中，孤鸟形象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诗人那颗不安的灵魂的形象化表现。这种孤独而凄苦的形象在历代不遇文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曾以“鸷鸟”自喻；空有壮志，遭遇坎坷的曹植在“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鸣”中寄托情志。陶渊明笔下的孤鸟与前代文人笔下的孤鸟共同构成了怀才不遇，知音难求的不遇文人形象，不仅仅形象地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声和要求，而且还传达出他在所处时代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其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创作风格。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悲剧作家拉辛所说的那样：“社会是一头猛兽，它会踢蹴蹦跳，除非你能用它的语言对它讲话……否则一个人就不能不随波逐流。哲人圣贤也是生活在猛兽群中的人……他们假如不愿意被裂为齑粉，那么他们就只能缄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观那些被雨淋泥溅的人，而自以能洁身自保为庆幸。”20陶渊明也是一个不得不缄口不言的贤者，而“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又使他趋向于无限的矛盾和痛苦，这在他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中“猛志固常在”就有所体现，诗人咏赞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空怀报负而无从施展的慷慨不平的心情。因此，他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只能靠诗文的方式“借物引怀以抒之”，以达到渲泄的目的。综上所述，陶渊明笔下的“飞鸟”形象无论是虚写还是实写，都不是客观的写景材料和仅供人们观赏的景象，而是浸染着主观情感、兴发主体人生多种情绪体验的一种媒介，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意象，含蓄地展示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感受与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者打开诗人心扉的一把钥匙。

论陶渊明思想实质颜延之《陶徵士诔序》曰：“夫璿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緜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以隐者目陶，故但称其高，曰：“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并将之与黔娄、展禽并论。“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按《宋书·颜延之传》：“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徵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涂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志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疑此《诔》即作於“屏居里巷，不豫人间”之时，故言辞之间，感喟殊深。又按《宋书·隐逸·王弘传》：屡徵不就，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牋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敍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其诔陶亦以敍德为事，於其文，但称“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而已。然此对昭明当有启发。故萧统已论及其人品与诗品之内在联系，《陶渊明集序》曰：“其文章不羣，词采精拨，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淤隆，孰能如此乎？”又曰：“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弛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逰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风教也。”（《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孙绰《聘士徐君墓颂》曰：“惟君风轨英邃，德音徽远，播餐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岂无青云之怀哉？”（《艺文类聚》卷第三十六《隐逸上》引）《后汉书·王畅传》：“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闲。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於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遗烈。’”渊明尝言“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此“先师”，当专指孔子；“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此“遗烈”则谓“伯夷”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昔武王伐纣，迁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於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咏贫士》二：“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见有愠言。何以慰此怀，赖古多此贤。”渊明思想，前人多谓内儒而外道，实则不然，盖其外在之表现，亦与当时之崇尚老、庄者不同，其所实践者，实为周、孔之道，而非老、庄之道也。《饮酒》第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待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复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后四句乃《饮酒》诗之总结，全诗主旨在“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对孔子可谓赞美有加矣。都穆《南濠诗话》：“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予谓渊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语亦不止是。如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如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如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云：‘及时当勉厉，岁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分阴，念此使人惧。’观是数诗，则渊明盖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钱钟书《谈艺录》：“按陶公诗又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又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又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盖矫然自异於当时风会。《世说·政事》注引《晋阳秋》记陶侃斥老庄浮华，渊明殆承其家教耶。”按《晋书·陶侃传》：“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於斋外，暮运於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侃性聪敏，勤於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於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於时，死无闻於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颜氏家训·杂艺》：“《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傥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又上逊位表曰：“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晋书》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按陶侃出自江左溪族，故《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对庾亮有“溪狗”之称，据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种姓出於世奉天师道之溪族”，《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陶氏家传》曰：“侃迁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学，善谈玄理，尤明《诗》《易》，以孝行闻于时，储选殊难其人，特召君焉。”“善谈玄理”者，乃其少年所为，欲以此干进耳。士之生於末世，欲求功名以显於时，不得不委屈以周旋，可胜言哉！观其晚节，已翻然改图，本传虽未言其崇尚儒学，然其於老庄释氏均疾之矣。渊明承陶侃遗风，故不入莲社，安能乐老庄之浮华哉！又《晋书·隐逸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於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苏轼《书陶淡传》：“陶士行诸子皆凶暴，不独夏也，而诸孙中乃有淡，曾孙中乃有潜。潜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隐约有行义，又皆贫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与潜近亲，而潜无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苏轼文集》卷六十六）按《晋书》渊明与陶淡并传，其无一言及之者，盖其所守之道不同耳。朱熹曰：“渊明所说者老庄，然辞却简古。”（《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渊明虽言老庄而实不倾向於老庄也。今人谓渊明受庄子思想影响者，其主要依据在陶集中用《庄子》较《论语》为多，然《庄子》文本十几倍於《论语》，若照此说，用《庄子》应十几倍於《论语》才是，然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多数处。且渊明所引，益其辞气而已。渊明好酒，於竹林七贤竟无一言，观其集，《孟府君传》外，不谈两汉以下人物，视越名教而任自然者，盖蔑如也，其高风甯阮籍、刘伶辈所能及哉！谓其受玄风所扇，未能砥立於中流，可乎！其直接言及庄子仅一处。《拟古》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首阳、易水亦寓愤世之意，《说苑》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知世莫可为鼓也。惠子卒，而庄子深暝不言，见世莫可语也。伯牙之琴，庄子之言，惟钟、惠能听，今有能听之人而无可听之言，此渊明所以跋远游也。”吴瞻泰《陶诗汇注》卷四：“此篇无伦无次，章法奇奥。始而张掖、幽州，悲壮游也；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公平生志节，亦尽流露矣。”钱钟书《谈艺录》：“以山水通於理道，自亦孔门心法，……陶公不入此社，固也，与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拟古》肯称庄周为‘此士难再得’；阮学老庄，而《达庄论》乃大言庄周不足道。……余复拈出其儒学如左，以见观人非一端云。”按此诗乃慨叹知音不遇，盖伯牙逢子期以赏其琴，庄周得惠施以作其质，今渊明饥食首阳之薇，渴饮易水之流，却不见伯夷、荆轲，其有慕於伯夷之遗烈、荆轲之慷慨，固不待言矣。钱氏言虽杂乱，然其“陶尊孔子”一语，亦非无见也。陆九渊《语录》：“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魏鹤山《费元甫陶靖节诗序》曰：“称美陶公者曰：荣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词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则未之深识也。风雅以降，诗人之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物观物，而不牵於物，吟咏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逹，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岂小小进退所能闚其际邪？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本）谓其有合於先儒，亦陆象山“有志於吾道”之意。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於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源於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从经术中来，故形之於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翫其词，时亦悲凉慷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真文忠文集》卷三十六）罗愿《陶令祠堂记》：“自东汉之末，矫枉既过，正始以来，始尚通旷，本欲稍反情实，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胜其伪，叫号裎袒，便足欺世，倾身障簏，犹为名士。若渊明生百代之后，独颓然任实。虽清风高节，邈然难嗣；篇什所寄，率书生之素业，或老农之常务。仕不曰行志，聊资三径而已；去不曰为高，情在骏奔而已。饥则乞食，醉便遣客。不籍琴以为雅，故无弦亦可；不因酒以为达，故把菊自足。真风所播，直扫魏晋浇习。尝有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呜乎，自顷诸人祖庄生余论，皆言淳离朴散，翳周、孔礼训使然，孰知鲁叟将以淳之也。盖渊明之志及此，则其处亦审矣。”（《罗鄂州小集》卷三）章祖程《白石樵唱序》：“诗自《三百篇》、《楚辞》以降，作者不知几人，求其关国家之盛衰，系风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义之旨者，殆寥乎其鲜闻也。惟陶渊明以义熙为心，杜子美以天宝为感，为得诗人忠爱遗意。”（《霁山文集》原序，四部丛刊本）郭祥正《读陶渊明传》之二：“陶潜真达道，何以避俗翁。萧然守环堵，褐穿瓢屡空。梁肉不妄受，菊花欣所从。一琴既无弦，妙音默相通。造饮醉则返，赋诗乐何穷。密网悬众鸟，孤云送冥鸿。寂寥千载事，抚卷思冲融。使遇宣尼圣，故应颜子同。”（《青山续集》卷二）刘克庄《戊子答真侍御论选诗》：“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气所钟，非学力可摹拟，四言最难，韦孟诸人，皆勉强拘急，独《停云》《荣木》诸作，优游自有风雅之趣。在五言尤髙妙。其读书考古，皆与圣矣不相誖，而安贫乐道，遁世无闷，使在圣门，岂不与曽点同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二十八）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若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俎豆孔庑之间，弥朽而弥高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愚尝谓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澹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盖夷、惠之间，曾皙、原宪之流。”沈德潜《古诗源》卷八：“晋人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杨，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刘熙载《诗概》：“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於《骚》，阮步兵出於《庄》，陶渊明则大要出於《论语》。”又曰：“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陈延杰《诗品注》：“按钟嵘谓陶诗出於应璩，沈、刘二氏谓陶诗源於《论语》，其实一也。盖应璩亦学《论语》者，如《百一诗》：‘下流不可处’，‘是谓仁者居’二句，可证也。”按渊明诗用《论语》者所在多有，兹引几例如下：《时运序》：“春服既成。”见《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荣木》：“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用《子罕》：“四十、五十无闻，斯亦不足畏矣。”《赠长沙公》：“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悲从弟仲德》：“为山不及成。”用《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土，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劝农》：“孔耽道德，樊须是鄙。”用《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圃。”《命子》：“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用《孔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形答影》：“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用《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在己何怨天。”用《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用《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屡空常晏如。”《饮酒》十一：“屡空不获年。”用《先进》：“回也岂庶乎？屡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丙辰岁八月中於下潠田舍获》：“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扇上画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用《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又“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用《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劝农》：“沮、溺藕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扇上画赞》：“辽辽沮、溺，藕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羣。”用《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责子》：“阿宣行志学。”用《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箪瓢谢屡设。”用《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谬得固穷节。”《饮酒》二：“不赖固穷节。”《饮酒》十六：“竟抱固穷节。”《有会而作》：“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咏贫士》二：“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用《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用《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又“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用《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饮酒》十一：“颜生称为仁。”用《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饮酒》二十：“凤鸟虽不至。”用《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感士不遇赋》：“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用《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为椁。”用《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用《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与子俨等疏》：“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用《颜渊》：“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祭文》：“宠非己荣，涅而不缁。”用《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此外，用经传诸子中之孔子事语者，亦多，如：《形答影》：“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尽。”用《说苑·杂言》：“孔子见荣启期，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咏贫士》三：“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利口巧刺，孔子常黜其辨。”《挽歌诗》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用《家语》：“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必有终矣。”（《文选》李善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用《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用《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是之，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非也。”《桃花源记》诗：“借问逰方士。”用《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逰方之外者；而丘，逰方之内者也。”……用孔门弟子事语及《孟子》者，亦多，如《咏贫士》五：“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用《韩非子·喻老》：“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於胸中，未知胜负，故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杂诗》八：“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用《孟子·万章下》：“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读史述九章》（箕子）：“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用《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桃花源记》诗：“斑白欢逰诣。”用《孟子·梁惠王上》：“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渊明诗文虽亦有用《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等道家书籍者，然远不及《论语》、六经为繁，盖其隐乃儒者之隐，非道者之隐也。《感士不遇赋》“原百行之可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於君亲，生信义於乡闾。推诚心而弗显，不矫然而祈誉”云云，亦可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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