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散文毕业论文

台湾作家王文华的散文《回家》.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与你分享 !___回家/王文华回家【王文华】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清明节，我们去爸爸墓前。妈妈、哥哥和大嫂布置鲜花和水果，我和六岁的侄子拔两旁的杂草。「为什么要拔草呢？」侄子问。「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啊，就像我们家一样，如果地上有脏东西，当然要清理干净啊！ 」我们上香、烧纸钱，火灭了之后，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像包着中药材。我注意看，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我只看出「丰乐镇」三个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家，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回家的路，总比离家的路漫长。小时候，爸妈把我们送进管教严格的私立小学。我们住在民生社区，却要到景美兴隆路去上学。那九年唯一的感觉是：为什么我家住得这么远？每天早上，我坐○东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再换253到兴隆路。有时候起晚了，爸爸得开车送我，再赶去上班，最后总是迟到。有一天起晚，被爸爸说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大吼：「谁希罕你送啊？」甩了门去坐公车。那天下大雨，○东特别挤，摇晃到清真寺，我快要吐出来。公车停下，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雾气擦掉，我竟看到爸爸的车停在车站旁。他的雨刷快速转动，两边的煞车灯焦急地闪烁。他身子向前倚，撑着方向盘，睁大眼睛注意来往的公车。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我从来没有问爸爸在那里等了多久。那个早晨，我的家在清真寺，我宁愿跟陌生人挤在公车上，不愿回家。上高中后，参加社团，每天七点出门，十一点回家。上大学后，把户籍迁出台北，为了申请六人一间、又脏又臭的宿舍。自以为长大了，就觉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学校拱门长廊，图书馆有浩瀚的典籍。家里只有蟑螂，和生锈的热水器。学校有校园美女，女一舍的门口种著禁果。家里只有发福的阿姨，和没有收好的麻将桌。家，就像饭店。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离家时，可以拿妈妈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钱。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长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瞬间消失。以前一回家就关门，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现在是你站完卫兵去叫排长。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贵。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晚上洗澡时间，蓝色公用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你气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尸。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收到家书。一个月一次，和家人坐在营区的大树。我不再是大少爷了，我是空军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出国念书的那晚，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什么时候再见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朋友接我到学校。我领了钥匙，搬进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间，打开窗。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我终于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有一些东西不见了，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实都在隔靴搔痒。在国外，台湾学生遵循着农历，想尽各种方式联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举办舞会和卡拉OK。挤在同学家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我们包粽子，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开国事论坛，有人故意要讲台语。因为寂寞，爱情也变得容易。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第一封家书，在我开学后一个礼拜寄到。爸爸在信中叮嘱我「出门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项」：「一、开车上路前，先检查汽油与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四、休息与睡眠要充足，熬夜对身体不好……」我是史丹佛的MBA，爸爸担心我的车忘了加水。我的GMAT考得比谁都高，但爸爸担心我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半年后，妈妈来看我。「你早餐都吃什么？」她问。「我会煎蛋饼！」我从冰箱冷冻库中拿出超级市场买来的葱油饼，丢到平底锅中，上面打一个蛋。她摇摇头：「你至少要学会做红烧牛肉，这样可以吃牛肉面！」临走前，她煮了一大锅，够我、以及我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吃一个礼拜。她把做法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一、牛肉切成块状。二、把姜打碎。三、葱切成长段。四、胡萝卜切成块状（要削皮！）……」洋洋洒洒，也写了十一条。儿子自己住半年了，妈妈挂念的还是：他会不会不知道胡萝卜要削皮啊！后来我当然从来没去做红烧牛肉，但当我感受到课业压力时，我总是在心中默念：「要削皮！要削皮！」那三个字成了我的大悲咒，念着念着，我平静下来。对留学生来说，回台湾表示你没有办法。没有人毕业后要立刻回去，大家都想拿绿卡。为了留下来，我们愿意低头，去华人的公司做大材小用的工作。为了打进美国人的生活，有些留学生甚至刻意不和台湾人交往，甚至以此为荣。但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移民，孤单时哼的还是「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朋友来美国玩，最渴望他带来台湾最新的CD。我们开老远的车去买《世界日报》，只是想知道台湾两三天前的消息。住在校外的同学接cable，看得到台湾的电视新闻。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我们竟欢呼起来。美国幸福地让人觉得虚幻，但你永远只能旁观。台湾又脏又乱，但至少还有东森主播王佳婉。出国后，搬家成了常态。到了最后，不常用到的东西干脆放在箱子里不拿出来。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年。一九九四年，纽约。九五年，东京。九六年，佛罗里达。在东京，公司在繁华的六本木帮我安排一间公寓。搬进去的那晚，坐在客厅里看到远方大楼顶端的霓虹灯，听着电视主持人兴奋的日文，我的胸口很闷。在佛罗里达，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海滩帮我找到豪宅。我在四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不知道该睡哪里。回到纽约，周末下午在大楼的地下室，注视着烘干机里滚动的衣服。烘完后，我拿出衣服，发现内衣还是台湾带来的。我离家好远，整整差了十二个小时。但令我激动的，竟然只是内衣上的标志。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妈妈有时会来我住的地方，帮我烧开水。对于长大的儿子，这是她少数还能做的事。妈妈烧水时，习惯把水壶里剩的一点点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再把壶装满生水去烧。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把剩下的水倒在杯子里？」她说：「因为烧开的水很烫，几小时之后才能喝。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先喝前一壶的冷水。 」那时我终于了解：家，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址。任何地方，当家人对你表现出细心、体贴、没必要的担心，和无心的贬抑时，那就是家。它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民生社区。可以在台湾，可以在美国。可以在冷水和蛋饼之间，也可以在那碗你永远没有做的牛肉面。清明节那天，当我们要离开爸爸的墓地时，妈妈打开手上红色包裹，里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一撮一撮，把包裹里的泥土撒在草地上：「我回老家去了，带回来一些家乡的土，撒在这，你就等于回家一样了。」我走上前去，拍着妈妈的肩。她说：「这些土撒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原本以为闷在包裹里那么久，土一定变黑了。没想到老家的土和这里的土，其实都一样。 」那些土离开妈妈的手，落在地上、飘在风中，就再也看不见了。在那一刻，我，曾经住过那么多地方的我，没有人再提醒熬夜对身体不好的我，在热水太烫时总有一杯冷水可喝的我，终于回家

去这里看看 然后我又给你找到这一篇，关于佛教的中国佛教在台湾之发展史p. 289提要现代学者在研究宗教现象时，往往依宗教组织形式之有无，将宗教大别为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或称非制度性宗教、民间宗教、通俗信仰）。[1]但是在各种地方志书中，却将宗教大别为「官方祀典」和「民间崇拜」两大类，近代学者视为制度化宗教的佛教和道教，都归属于「民间崇败」的「大众信仰」宗教，而「官方祀典」也同时是「民间崇拜」的对象。因此，要了解台湾佛教发展史，首先要知道：一、台湾佛教从明郑时代自闽南传来算起，虽已历三百多年之久，但因台湾位处大陆东南海疆的边陲，并且是一新开发的岛屿，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层化或精致化，除少数个别情况外，是缺乏足够发展条件的。二、由于地理位置和移垦的人口，都和对岸的闽、粤两省具有密切的地缘关系。所以台湾佛教史的发展性格─边陲性和依赖性─主要便是受此两省的佛教性格影响。三、虽然台湾近三百年来的佛教发展史当中，日据时代的影响只占其中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冲击，所以一旦日本势力退出，改由对岸祖国重新接管，在短期间内，便不得不面临再度急据地由日本的佛教转变成为中国化佛教的艰难适应问题。[2]四、近五十年，台湾佛教发展的各个层面，虽然颇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如果说数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全无起色，全未进步，这也非持平之论。从各方面看，尽管进步、革新的幅度不如经济、艺术、政治等层面来得大，但是佛教在台湾的发展，确实已在层层云雾中透露出一线曙光。 关键词：1.台湾佛教2.皇民化运动3.白衣佛教4.斋教 p. 290壹、绪论─不可抹灭的一页1927年，已故的佛学泰斗彻尔巴次基（Th. Stcberbataty）曾说：「虽然在欧洲，自开始了关于佛教的科学性的研究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可是我们对于佛教的教与哲学最根本意义的理解，迄仍在暗中摸索。」[3]从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多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卓越的佛教学者们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书籍，演译注释了佛教教理的教义；另一方面，有许多居士们也从佛陀的教训，发现了对二十世纪的人民与国家有妥恰的指导原理。三百年来台湾的佛教发展，从清代以前、清末、日据时期到光复后的各个阶段，皆有各自不同面貌的呈显。其中，在清末以前，主要是闽南系的禅净双修寺院（「闽南化」抑或「斋教化」）；日据时期则结合日本曹洞宗在台的发展，而建立起则结合日本曹洞宗在台的发展而建立起较具全岛性的佛教组织（「日本化」、「皇民化运动」）。光复以来，日本佛教的影力消退，而随着大陆各省的佛教僧侣和佛教组织的来台，在传戒与中国佛教会的组织运作底下，使得台湾传统的佛教寺院出现明显的变迁。质言之，近五十年来，已中国化的印度原始佛教，在台湾土地上本土化，又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国际化，在「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弘传里，佛教能有今日的盛况，台湾佛教五十年可说是关键之传承，而曾经为此流血流汗努力播种开创的高僧大德居士，亦将在这历史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一页。贰、郑氏东迁与佛教来台明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之间（1624─1661）荷兰以其政治及经济力量在台湾南部先住民之间传播基督教。[4]公元1636年开始引进中国人到台湾来开垦土地，种植米、蔗、靛菁。至公元1640年移民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人左右，此后随着中国大陆政局的演变，移民人数或增或减，根据─ 一般人认为这是最后一任台湾长官揆一（ ）的化名─所发表的〈被遗误的台湾〉一文的记载，在台湾缴交人头税的中国人约有二万五千人，加上妇孺当在五万人以上。[5]荷兰人占领澎湖之后，日渐增加的汉移民在今天台南市区兴建了崇祀医神吴真人（又称大道公、保生大帝）的慈济宫（又称真君庙、 p. 291关山庙）也有明确的记载。[6]「大众信仰」随移民东渡，盛行于闽粤的佛教也于是时随缘来台，应是合理的推论。[7]台湾佛教史之展开，若就信实之史料而言，当自郑氏延平王国东迁始。据延平王户官杨英怔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清以海澄公敕印招成功降，并遗其弟持芝龙书劝之，在十七日条下有如下记载：二使到安平镇，发吕太礼物不只就布帆安驻诏敕。藩见其意不善，不肯受诏。又藩复禀与太师（芝龙），禀内： 「九月十一日即回，儿嘱其致意诏使，约期相面，而诏使忽于九月十七日遂到安平，盛设供帐于报恩寺安顿，乃诏使不敢住宿，哨马四出，布帆山坡」云云。[8] 由此可以想象郑氏与佛教不无接触。至于郑氏时期所建之寺庙，可以认为佛教寺院者，根据清代之各府县志记载如下：在宁南坊有观音堂、准提堂，在镇北坊有观音亭、万福庵、赤山堡，六甲之龙湖岩等六处。而在家居士对于佛教有修养者，多为明末遗臣，痛心亡国，不愿再仕，乃变服为僧，或终身持斋，或终日诵经自娱，如沈光文自文开，少比明经贡太学，福王元年授太常博士，闻贵王立粤中，走肇庆，累迁太仆哨卿，永历三年来台，其后为人进谗，几遭不测，故变服为僧。李茂春字正青，隆武二年举孝廉，善属文，永历八年来台，卜居永康里，日讼佛以自娱。林英字云义，崇祯中，次岁贡知昆明县事，后祝发为僧，间道至厦门，入台湾。张士郁，崇祯六年副榜，明亡入山，耿精忠之乱后入台，居东安坊，持斋念佛，倏然尘外。另有明鲁王女，聪慧知书，工刺绣，适南安儒士郑哲飞，生一男三女，夫殁来台依宁静王以居，晚年持斋独处，邑人钦之，以为女师。[9]前述六人，实开台岛在家学佛之先河，且为台湾早期佛教史之珍贵一页。参、清代时期的台湾佛教具体文章： 网页最下面有一些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