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绛的毕业论文开题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比喻幽默，回味悠长。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库府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子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父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边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及中国国体。“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有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索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术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之卒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买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化，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出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种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有谈得来得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然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沾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买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了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真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战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 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 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 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 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围城》是一部读来回味无穷的书。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语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 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钱钟书的“稚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

杨绛的简介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杨绛主要著作译作

散文类：《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杂写与杂忆》（含《怀念陈衡哲》等 ）、《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

长篇小说《洗澡》；

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玉人》、《我们仨》

译作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

剧本类：《弄真成假》、《称心如意》、《风絮》

论集类：《春泥集》、《关于小说》

杨绛是杨之健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瑗（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 杨绛，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90年代后因为钱钟书先生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钟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高)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编辑本段主要著作译作 散文类：《干校六记》、《将饮茶》（含《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杂写与杂忆》（含《怀念陈衡哲》等 ）、《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老王》（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小说类：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玉人》、《ROMANESQUE》、《鬼》、《事业》、《我们仨》 译作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剧本类：《弄真成假》、《称心如意》、《风絮》 论集类：《春泥集》、《关于小说》编辑本段语言特点 杨绛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编辑本段家庭简介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围城》)，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钱便挣得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文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文：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100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女士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子路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编辑本段杨绛说命理 杨绛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在她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中说：命如果“没有理，怎么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她回忆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虽然杨先生说自 《走到人生边上》己“无意学算命”，但也偶尔听到一些“皮毛之学”，并在书中略做了介绍。 杨绛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绛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铁板算命”，以前上海人称为“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也称“太极数”、“先天数”等，相传是宋代邵雍（康节）发明的。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有介绍：算命先生坐一室中，两位仆人站在一旁伺候，桌上放着一块砚、一支笔、一把算盘，旁边一个长几上堆满书。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他，算命先生就在算盘上推算，珠走如飞，琅琅有声，也不知道是在加减还是乘除，算好后告诉仆人，几千几百几十几，仆人就到长几上翻出一本书给他。算命先生问客人一个问题，如兄弟排行第几，如果不对的话，再重算。大约一事相符，则其余皆合。以往的事情历历如绘，不差分毫。但推算将来，则“茫如捕风”。编辑本段杨绛文集自序 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小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锺书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就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杨绛文集》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锺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但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份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只随笔写了好多篇文体各别的散文。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的厚爱，愿为我编辑《文集》，我衷心感谢，就遵照他们的嘱咐，写了这篇序文，并详细写了一份《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二00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丈夫钱钟书是著名文学研究家和作家。杨绛是杨之健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瑗（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 杨绛，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90年代后因为钱钟书先生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钟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高)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