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毕业论文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中间再从事着其他的研究，也可能是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找更多的材料，所以他们两个人各用的时间都不一样。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著作书目：《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l/2 1/1 l/1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那天我无意间想到这位大师，之前关于他的散文读过不少，只是后来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当时很崇拜他。 他的文学造诣确实对当代人影响深远，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活了98岁。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记得很早的时候，在好友圈里看到过他写的日记，在网络上盛传，有点吃惊，我还特意去求证了一下，去湖北省图书馆找了一本很厚的《季羡林文集》来看，有一本《清华园日记》。 综合在网上看的文字，看到后来，每每想到就会想笑，真是个有才华而不失幽默的人啊： 北平真是一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曰几个女人，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早晨本想躲在床上躺一会，但因昨晚豆浆喝得太多，半夜就像撒尿，现在实在再也不能忍了，于是乃起来。 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 早晨除了读点法文以外，可以说什么也没干。我老早就想到阅报室里去，因为我老希望早些看到我的文章登出来。每天带着一颗渴望的心，到阅报室去看自己的文章登出来没有，再一方面说，虽然也是乐趣，但是也真是一种负担啊。  早晨只是上班，坐得腚都痛了。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就这种不调和实在是人生一切悲剧的起因，再进一步说一句，不调和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调和的。 我讨厌一切人，人们都这样平凡。我讨厌自己，因为自己更平凡。 仍然预备功课，知道是无意义，白费时间，但又不能不念。真是天下第一大痛苦事。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文字学考过了，星期三还有一次考——毕莲真混蛋，讲的简直不成东西，又考，像什么话。 今天考两样。完全是临时乱抓，预备的全用不上。 我总主张，诗是不可解释，即便叫诗人自己解释也解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似有似无，这么一种幻觉写到纸上而已。 我以为老叶不上班，他却上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我现在总觉得，一切事情都可以不去作，但却不能不写文章。我并不以为我的文章是千古伟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只不过我觉得这比一切都有聊，都更真实而已。 晚上看电影，《火山情血》，开头很好，愈来愈糟。我看了几部中国片子，全是这一个毛病——《野玫瑰》亦其一。我真奇怪，有些地方，简直可笑。 【四日】今天是旧历初一，早上起来上供，接着打牌，一打打了一天，糊里糊涂的。 【五日】仍然在家打牌，因为晚上睡得太晚，几天精神坏极。 【六日】到了弭家去拜年，过午秋妹来，又是打牌，大输。晚上接着打，仍输。 【七日】到彭家去拜年。回家仍打牌，精神身体两劣。 【八日】仍在家过着无聊的生活。 【九日】生活单调如故。 【十三日】一天神志昏昏，早晨又没做什么事。过午希元弟来打乒乓球。又同叙青访大千，不遇，乃回家，骑在自行车上，简直想睡，两天走了二百里山路，在自行车上，真够腻了。 【十四日】早晨回写校，天色阴沉，替尹相圻改译文。牟善初来谈。一早晨没做别的事。过午大千来，打了半天乒乓球，走后大睡。周铭西来谈。 【十六日】早晨早起来，回家等四哥找我去打球，但杳无踪影。一天没做正经事。 【二十六日】又开始无聊了。早晨东晃西晃，过午仍然东晃西晃。分差不多全出来了，真使我生气，有几门我简直想不到我能坏的分数。这些教授，真是混蛋，随意乱来。 【二十九日】今天旧历是六月初八，我的生日。秋妹来。饭后，菊田亦来，打牌消遣，微负。晚饭后又打，又负，怪矣。 【三十一日】晚上又打牌。 【八月一日】饭后，打牌。 【二日】晚饭后，同胡二太太打牌，一直到十一点。 【三日】孙二姐来，打牌，大负。 【五日】饭后遇牧来，打牌，大胜。 【六日】菊田来，打牌。晚又打牌。 【七日】现在成了打牌的时代了。几天来，几乎一天打两场，手腕都打得痛了。 【八日】早饭后，打牌。晚饭后，赴彭家，又打牌。 【九日】今天是秋妹的生日。饭后打牌。 【十日】饭后，打牌，一共打三场，大负。晚上又打牌，胜。 【十一日】饭后又打牌。 【十五日】晚上到长之屋打牌，打的是扑克。 至于另外的看起来似乎有损他形象的话，季羡林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有很高的成就之人。这本《清华园日记》读着有当代的一股烟火气，网上有卖的，可以看看，后人把大师神化，只有大师本人认为自己只是个凡人，所以读着很有意思。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的学术成就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先生的品格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这是因为两个人的选择不同，并且他们之间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同的，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也不一样。

一共十篇，一个帖子发不完，分几个,用不同的名字，选这个为最佳答案季羡林文章1清塘荷韵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 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 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 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 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 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 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 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 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 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 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 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 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 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 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 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飘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运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 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 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广大，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 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 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 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 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 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察一下，就必 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 作，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整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 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 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 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 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 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莲瓣，看上去当然就 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 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 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 荷而传吗？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 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 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 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 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 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 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 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 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她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 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她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 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 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骨朵，都是在 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 算是洋洋大观了。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 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 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 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 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2《我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一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无论怎样说都只能说是老了。但是，除了眼有点不明，耳有点不聪，走路有点晃悠之外，没有什么老相，每天至少还能工作七八个小时。我没有什么老的感觉，有时候还会有点沾沾自喜。 可是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生来就是一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人。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完全是环境逼迫出来的。我向无大志。小学毕业后，我连报考赫赫有名的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认为，只有英雄才能有，与我是不沾边的。 在寿命上，我也是如此。我的第一本账是最多能活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到四十几岁，我绝不会超过父母的。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五十之年在我身边倏然而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接着是中国老百姓最忌讳的两个年龄：七十三岁，孔子之寿；八十四岁，孟子之寿。这两个年龄也像白驹过隙一般在我身旁飞过，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到了现在，我就要庆祝米寿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才四十多岁，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到自己是否能活到21世纪。我生于1911年，必须能活到八十九岁才能见到21世纪，而八十九这个数字对于我这个素无大志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阅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有一个别人未必有的习惯，就是注意传主的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和大文学家活到九十岁的简直如凤毛麟角。中国宋代的陆游活到八十五岁，可能就是中国诗人之冠了。胆怯如我者，遥望21世纪，遥望八十九这个数字，有如遥望海上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望而不可即了。 陈岱孙先生长我十一岁，是世纪的同龄人。当年在清华时，我是外语系的学生，他是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我们可以说是有师生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同在全国政协，而且同在社会科学组，我们可以说又成了朋友，成了忘年交。陈先生待人和蔼，处世谨慎，从不说过分过激的话；但是，对我说话，却是相当随便的。他九十岁的那一年，我还不到八十岁。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老了。”我当时颇有点吃惊，难道九十岁还不能算是老吗？可是，人生真如电光石火，时间真是转瞬即逝，曾几何时，我自己也快到九十岁了。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不可信的事情成为可信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奈之何哉！ 二 即使自己没有老的感觉，但是老毕竟是一个事实。于是，我也就常常考虑老的问题，注意古今中外诗人、学者涉及老的篇章。在这方面，篇章异常多，内容异常复杂。约略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叹老嗟贫，这种态度充斥于文人的文章中和老百姓的俗话中。老与贫皆非人之所愿，然而谁也无力回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叹而且嗟，聊以抒发郁闷而已，其次是故作豪言壮语，表面强硬，内实虚弱。最有名的最为人所称誉的曹操的名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初看起来气粗如牛，仔细品味，实极空洞。这有点像在深夜里一个人独行深山野林中故意高声唱歌那样，流露出来的正是内心的胆怯。 对老年这种现象进行平心静气的擘肌分理的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多。最近偶尔翻看杂书，读到了两本书，其中有两篇关于老年的文章，合乎我提到的这个标准，不妨介绍一下。 先介绍古罗马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的《论老年》。他是有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论老年》是他的“三论”之一。西塞罗先介绍了一位活到一百零七岁的老人的话：“我并没有觉得老年有什么不好。”这就为本文定了调子。接着他说：“老年之所以被认为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它使身体衰弱；第三，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第四，它的下一步就是死。” 他接着分析了这些说法有无道理。他逐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了积极意义的答复。我在这里只想对第四项作一点补充。老年的下一步就是死，这毫无问题。然而，中国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死，也可以说，任何人的下一步都是死。 最后，西塞罗讲到他自己老年的情况。他编纂《史源》第七卷，搜集资料，撰写论文。他接着说：“此外，我还在努力学习希腊文；并且，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我仿效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方法，每天晚上把我一天所说的话、所听到或所做的事情再复述一遍……我很少感到自己丧失体力。我做这些事情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即使我身体很弱，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也能坐在沙发上享受想象之乐……因为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具体而真实呀。我自己的做法同西塞罗差不多。我总不让自己的脑筋闲着，我总在思考着什么，上至宇宙，下至苍蝇，我无所不想。思考锻炼看似是精神的，其实也是物质的。我之所以不感到老之已至，与此有紧密关联。 三 我现在介绍一下法国散文大家蒙田关于老年的看法，蒙田大名鼎鼎，昭如日月。但是，我对他的散文随笔却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的随笔极多，他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停就停，愿起就起，颇符合中国一些评论家的意见。我则认为，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这样松松散散，是没有艺术性的表现。尽管蒙田的思想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但是，这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可以有这种本领，但文学家最关键的本领是艺术性。 在《蒙田随笔》中有一篇论西塞罗的文章，意思好像是只说他爱好虚荣，对他的文章则只字未提。《蒙田随笔》三卷集最后一篇随笔是《论年龄》，其中涉及老年。在这篇随笔中，同其他随笔一样，文笔转弯抹角，并不豁亮，有古典，也有“今典”，颇难搞清他的思路。蒙田先讲，人类受大自然的摆布，常遭不测，不容易活到预期的寿命。他说：“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这话不易理解。下面他又说道：人的活力二十岁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他还说，人的全部丰功伟业，不管何种何类，不管古今，都是三十岁以前而非以后创立的。这意见，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最后，蒙田谈到老年：“有时是身躯首先衰老，有时也会是心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蒙田就介绍到这里。 我在上面说到，古今中外谈老年的诗文极多，不可能，也不必一一介绍。在这里，我想，有的读者可能要问：“你虽然不感老之已至，但是你对老年的态度怎样呢？” 这问题问得好，是地方，也是时候，我不妨回答一下。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害怕，我不是死鬼显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谓“死过一次”，只要读过我的《牛棚杂忆》就能明白，不必再细说。总之，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满意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如果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 根据我上面说的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我是陶渊明的信徒，是听其自然的，“应尽便须尽，何必独多虑！”但是，我还想说明，活下去，我是高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我对老年的态度约略如此，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跟我抱同样的态度。摘自《忆往述怀》 3永远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己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於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盯，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於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日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麽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於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祥，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信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仅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建在。家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麽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於是就大块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於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侍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於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拿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呵！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於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