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次第下士道毕业论文

前文中我们述及所谓“下士道”，强调了下士道是儒家社会的基础。这个基础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社会宏观层面，这个主要通过严格的，形式上没有矛盾的，完全逻辑化的律法系统来得以展现；其二是相对内向的，以“孝”为核心，以婚姻为纽带的伦理规则。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下士的世界所蕴含的碎片化，局部化的趋势，即当我们放大视角，会发现很多涉及社会整体运行，变革的宏观问题在下士的世界里无法进一步得到解决，自然，对于那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庭，或者家族视角，开始关注更为广大世界进展的个体而言，甚或哪怕仅仅出于一个个人天赋的好奇心的驱动，我们也有必要继续前进一步，这就是所谓“中士道”要讨论的问题。 秉承了儒家最为基本的气质，自然，所谓“中士道”也依然是“学”和“习”的问题，与“下士道”相比，只是在“学”与“习”的侧重和内容方面有所区别罢了。与下士相比，中士更为强调“学”，或者说中士是经由“学”开始，逐步沉淀出，也就是“习”得一种更为深沉厚重的情感。这种情感其实也不陌生，就是在古典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忠恕”而已，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简单辨析一下这个“忠恕”，其主要原因是“忠恕”在历史中被不求甚解的滥用远大于其正解。俗常认识中的“忠恕”只是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个体的品质，道德，或者说特定人格最终的结果状态，而很少去提及形成这个“忠恕”结果的过程，这就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教条和僵化，其本质和我们先前在讨论“孝”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形如出一辙。诚然，所谓“忠恕”对于个体而言似乎总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忠恕”，不知道“忠恕”从哪里来，也说不清楚“忠恕”确定的内涵，这能算是真正理解“忠恕”了吗？不理解，又如何以其为原则践行呢？ 总体上，我们说，“忠恕”是比之于“孝悌”高一个层面的观念存在，相对而言也更为抽象。它不像“孝悌”直接的源于血亲关系，在耳濡目染，耳鬓厮磨中直接感受到，它更多的存在于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当中，故而不能简单的将其视为一种直接的，不加分辨的存在而予以接受，也同时是这个原因，真正意义上，或者说可靠的“忠恕”是必须通过如理的，正确的“学”的过程才能成就的。这个过程如果得不到保证，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古典中国史中随处可见的“大奸似忠”的例证。 此外，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似乎“忠孝”在一定条件下是矛盾的。可是按照我们上述的看法，所谓“忠恕”只是“孝悌”的承继和进一步的延伸发展，也就是说，中士道只是下士道基础上的进展而已，那么，“忠恕”应该是完全地涵盖“孝悌”所指示的内容，这样，我们还需对二者的关系做一个解释和界定。当个体脱离了家庭，家族的藩篱后，直接认识到的就是所谓的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其表现基本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个体在不同程度上都会意识到我们“属于”她，或者有类似的关系存在，但要非常严格地对不同的概念予以辨析，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和直观。的确如此，这些不同的存在在真实的历史展现中也是时而交融，时而分流，甚至彼此对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也总是能感知到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哪怕若隐若现，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理解并命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比如中国文化，英国文化。正是这种绵延不绝，流传有序的文化存在赋予了我们个体人的所谓文化人格，对这种特定文化的体认就是中士道，也就是“忠恕”所要研习的主要内容。 在下士的世界里，我们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采用的方式是回答我是谁的儿女，谁的父母，谁的兄弟姐妹，一直到我是社会的公民，这样的方式。进展到中士，依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追溯到文化传承这样的观念中去了。我们每个个体都自然地浸润在我们所属的文化环境中得以长成，亦同时自然的形成了该特定文化所具有的人格表征，但这种人格的存在属性多还是相对粗糙，缺乏系统，或者说流俗的。对于真正的中士的修习而言，就如在下士修习中要了解我们血脉的传承一样，也必须正本清源，真实，完整的了解我们所属文化的传承脉络，透过这种传承的厚重历史，形成对这种文化的真正认同和皈依，这种自觉的人格状态，我们就将其称之为“忠”。 显见，所谓“忠”其实就是个体文化人格状态的表达，当然也可以简单的视为一种情感。这种表达或者说情感是必须建立在真诚之上的。而这种真诚也只能来自于完整的了解和认同，当然，这是具体的修习方法，我们稍后再谈。再来辨析一下更为我们所熟悉的“忠臣孝子”里的“忠”，古典中国臣子对君主的“忠”这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古典中国是完全的政教合一，君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世俗的政权和文化的解释权，更是上天的意志，“忠君”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的“忠”只是我们讨论的真正的“忠”的简化版，或者说合理的意识形态版本，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自然是教条的，有限的和外部的，这种确定化的过程，简化了其理解，使得其获得了操作性，自然，同时也引致了矛盾，比如先前的诸如“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会产生，至于真正的“忠”，我们知道，它必须是建立在“孝”之上，并且完全的蕴涵“孝”，哪来矛盾之说。   “忠”来自于对于所继承文化的研习，但文化显然也是个非常抽象的观念。文化如果仅仅做这种字面的了解，那显然是空疏不当的，我们要说，所谓文化，也必然的体现在器物中，制度中，伦理中，体现在它们的流传，演进中，所有这一切，概略的说来就是历史。因此，所谓“忠”，所谓中士道，其本质简单的说就是对历史的追溯和认同，当然，所说的历史前提是真实的历史，虚假的东西本质上是没有存在性的，更何况是能体现在族群文化中的存在。这样，经由这种对历史的认知，个体能够获得文化层面的自我确认，并同时了悟自己在这整体链条中的位置，责任，义务和担当，进而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这一切，和我们在下士道中所熟悉的路径大体上是一样的情形。 对“忠”的内涵有了了解，我们再来谈谈“忠”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在“孝”里我们曾经说到，对于下士而言，真实，正直是下士世界的特征，其中，真实是外化的，主要表现为律法系统，正直是内蕴的气质。那么，到了中士这里，随着视野的扩展，其内外的要求也就有了相应的变化。对外，“忠”要求中士承担历史责任，这个责任是与下士承担的直接社会责任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将这种责任称之为“善”，它表达了对族群历史的尊敬和继承。对内，荣誉，或者说羞耻是对中士的气质要求。 有了“忠”，我们就能自然的进展到“恕”，因为如果我们将“忠”视为相对个体化的形态存在，那么这个“忠”的群体化表现就是“恕”，其实质就是“一”和“多”的关系。有了这个“忠”的共同基础，“恕”所代表的个体之间的宽宥，谅解才能真正的得以实现。如果说“忠”是一种“质”的存在，那么“恕”就是相应的“量”，它代表着融合和沟通，可以想见，如果是完全的原子化的，分立的存在状态，那么本质上这种融合是根本无从完成的。上一节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中士道，亦“忠恕”之道的内核，以及偏重于个体心性方面的内容。按照儒家一贯的看法，我们知道，所谓个体心性是不能脱离整体泛泛而谈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中士道的另一个方面，即其外化于社会存在的表现形式，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对中士道整体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以中士道为依据所建立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中士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在下士道中，我们说下士的世界是一个完全“真实”，可感知的有形世界，其特征是边界清晰可辨，所以可以用律法来创制或者说管理的世界。但中士道的根本诉求却是对历史的继承和追溯，换言之，中士的世界本质上是完全历史性的，整个族群的文化史就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这个世界是另一种的“真实”，比之与所谓的可触摸的真实世界，我们毋宁说这样的世界更为真实。就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士直接承继于先圣先贤。这个世界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显然，用下士世界的律法是无法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作出规定的，相反，这个世界由于其时空上的历史连贯性，反而对现实的直接世界起着必要的约束作用。与现实的世界相比较，这个世界显然更为恢弘而久远，当下的世界在这样的角度下也无非是这个世界的一隅而已。 当然，这个世界也有其显在的，或者说现实的存在形态，我们大致将其称之为“知识分子共同体”。其实，古典中国的“士大夫群体”，或者说“士林”是这种存在形态的更为恰当的描述。这个群体自有一套评价体系，一般而言是相对软性的标准对其成员作出必要的限制以及评价，更主要的是历史地位的评价，这种地位，是决定中士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重要的考量，其分量就相当于在下士中社会地位的重要程度。前文中我们说过，下士道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浸润，“习”得的一种情感，与下士道相似的是，中士道的最终成就也是一种情感状态，不同的是，中士道必须通过如理的，系统化的“学”，进而沉淀而成的一种情感，下士道的情感状态是直接的，自然而然的；而中士道的情感是间接的，经过积累凝华而成的，不经过这个过程的中士道是虚假的，尽管我们说在意识形态层面，这种未经沉淀的，直接的来自外部教条的“忠”并不是没有意义，但如果穷根究底，意识形态毕竟是外部的，杂凑的，因而其必然的空虚不实。这里，我们提及了情感，与情感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是所谓理性，或理智之类的名词。要对二者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能大致地区别如下，即所谓理性更多的指向一种思维化的存在，总体上这是一种打破，变革的开拓性力量；而情感毋宁说是理性，或者说思维长期沉淀的产物，其本质是更深的理性，一般体现为维系，融合的保守性力量。 一般而言，成就中士道的可靠路径建立在下士道的基础之上。中士是要靠长期，深入的系统学习来获得人格的提升，而这种所谓的学习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所谓“学”如上述，是一个打破，解构，变化的过程。“学”初起时，多是纯粹的体现为一种技术化，碎片化的知识积累，但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这种所谓外在的纯粹知识，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其内含的系统性要求不断增强，这就对学习主体的固有人格体系，大体上说就是既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造成了影响，或者干扰。如果这种人格体系本来就不甚牢固稳定，那么更深入的学习实际上是无法继续下去的，甚至造成既有意识形态系统，也就是学习主体人格的崩溃，由此可见，学习并不是我们一般意识中想当然的一件“好事”，它是有风险的行为，甚至盲目学习是一件风险很大以致不可控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下士道是成就中士道基础的主要原因。合格的下士道成就者能够提供继续“学”下去所必须的情感保障基础，没有这种情感的支撑，中士道的“学”是很难完成的，勉强为之，甚至是祸患。前面我们提及，下士也有“学”的内容，但是我们同时强调过，下士道中所谓的“学”其实并不能真正称之为“学”。从内容上讲，下士所学习的通常只是我们所说的各种部门，或者叫学科专业的知识，其技术化，应用化的色彩比较强，整体思维的程度比较浅，严格的说来是算不上所谓思维的，只能说是为中士的继续修习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材料准备。 中士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一般而言，中士首先进入的“学”的内容应该是一个特定专业领域的学习，任何人类精神活动的特定领域，都自然的体现出人类的理性精神，而对这种理性精神的把握，是中士道的首要的，也是基础的要求。因为只有透过这种相对具体的专业化知识系统的认知，讲理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才能得以成型；求真务实的品格才能得以塑造；虚妄无知的夸夸其谈才能得以驱除，而这些是中士下一步学习的基础。除此以外，人类的任何一种专业活动领域均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活动史的局部例证，中士对这种个别部门史的研读也当然的为将来对整个文化共同体历史进行研究提供了准备。总而言之，某个特定领域里专业知识系统的掌握是一个中士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讲，中士首先要成为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对这个特定领域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与其他部门的区别，联系，以及这个领域的历史沿革，发展都要有综观的认知。不存在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只会明辨是非，口诛笔伐，道德至上的中士。 不难看出，中士道的这个开始的“学”本质上就是一个讲“理”的过程。何谓“理”，无非就是人类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符合既有经验的思维概念系统罢了。这套系统最大的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去掉观念中虚假的成分，并对无法证实的部分保留疑问，我们生活中熟知的科学，技术，法律都属于这样的讲“理”的系统。这个系统的重要性更体现在中士道下一步的学习过程上，这就是对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核心文明构成的学习上。我们知道，由于无法避免的现实利益的影响，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的被歪曲篡改几乎无法避免，某种程度上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但对于中士的学习，这确无疑构成了干扰，缺乏了事实的真实性和态度的真诚，是谈不上所谓“学”的。所以，经由实际事物训练出来的讲“理”的思维系统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摒弃虚假历史的作用。 接上述，中士道的第二个重要的“学”的内容就是历史。只有在历史的接续中，文化的薪火才得以相传，个体才有获得文化人格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要说，中士道的修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理学”部分，这个所谓的“理学”其实就是在为我们现在要谈的“史学”部分做准备，在中士道中，对历史的学习才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因为，正如下士生活在血脉传承的世界中一样，中士的世界本质上是历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整个历史的时空对于中士而言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中士的生命是存在于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和下士不同的只是，要看到，或者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已。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下士的世界是直接的，而中士的世界是要经过“萃取”的，或者说“否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理智和思维构成了某种类似于过滤，成形的装置。中士道成就的标志和下士道一样，也是一种情感，无非就是经过了沉淀，凝结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再是直接的来自于自然，而是通过必要的“学”得以生发，再通过反复的锤炼，酝酿，也就是“习”得以巩固，确定。 以上我们主要讲的是中士道修习的内容和次序，接下来我们来说方法。在下士道中，我们强调了下士道成就于家庭之中，没有真正的伦理意义上的家庭或者说家族存在，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下士。至于中士，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得知，中士的诉求其本质是历史性的，故而，中士的修习显然是主要由家族之外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所主导的。如果说，对下士而言，父母代表着家庭最为主要的影响；那么，对中士而言，这种影响的代表就是老师，导师。这里中士和下士的发生的情形是基本一样的，没有合格的老师的培养，也不可能存在所谓中士。当然，应该明确，我们这里所言及的老师这个称谓决不是时下职业教师的概念，它更类似于古典中国的“授业恩师”这样的观念。与父母亲族这种自然的关系有所不同，老师毕竟是外缘的社会关系，所以，师徒名分的建立与解除应该符合相应的程序，以及适当的外在形式。 再来仔细的讨论一下中士的“学”与“习”呈现螺旋式进展的过程。在下士道中，我们知道，下士主要是通过家庭环境造就的，也就是所说的“习”，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又来自何方呢？显然，整体外部社会良好的伦理规则和意识形态是成就个体家庭的最为重要的力量，那么其实下士的成就在本质上是外缘的，也就是说，下士是相对被动接受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下士是社会氛围环境的跟随着，而不是领风气之先的引导者。 到了中士，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如果说中士也是跟随者，那么我们知道中士跟随的是历史的进展，而真正的历史进展总是隐匿的，是需要通过艰苦的挖掘，也就是“学”，才能得以一窥门径。需要进一步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学”绝不是头悬梁，锥刺骨似的闭门造车状的纯粹技术理论学习，其真实内涵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儒家的“学”的本质内涵其实是一个破除，开拓，更新，建立的活动过程，用今天的话讲，这里的“学”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谈的“学”和“习”本质上是不能做生硬的割断理解的，只是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侧重罢了。如此讲来，儒家中士道的修习的要旨我们大致就可以了解了，即听闻了道理，然后在实际生活中演练，修正，评判。这也就是夫子所说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内涵。 我们甚或可以说的更为具体一点，也就是所谓中士道成就的外在形式化的判断标准。标准有二，一个我们先前已经提及，即专业领域的通达；其二，就是人情，世故，伦常变迁的了悟。尤其是后者看似庸常而无足轻重，殊不知这些才是推动历史进展的更为深沉的力量，自然也是真正的历史情感的源头。中士道在儒家君子道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中士构成的世界，或者说中士所居的这个世界其本质是完全历史化的，它来源于直接的下士世界，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它贯通了整个族群的文化命脉，本质上，它是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最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