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l中国和全球化毕业论文

经济全球化的历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资源、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于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探寻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新航路的开辟。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出现了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家、冒险家渴望得到欧洲之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将欧洲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图发财致富；同时又要绕开控制了东西方商路的奥斯曼土耳其，所以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开始了探索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的历程。经过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探索，到达东方及环球航行的新航路开辟出来。新航路的开辟，彻底宣告世界各地隔绝状态的终结，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征服掠夺的过程。美洲大片的庄园被开辟出来，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但交换的是近亿的黑奴；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等整船整船地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英国逐步征服了印度，大肆掠夺印度的棉花等原材料，并把棉布等商品倾销到印度。由此可见，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繁荣与非洲、美洲、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不再是独立地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765年，英国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了。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用于纺织部门，将人类推进到蒸汽时代。随后，交通运输等部门使用蒸汽动力，火车、汽船相继发明问世，生产效率获得飞速提高。此后，法国、美国等国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地区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东方从属于西方。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促使垄断组织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并被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并被美国控制，这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便利了列强攫取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把世界经济活动从时间、空间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快速。这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优势互补、互相依存，日益紧密地形成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发展。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两大集团剑拔弩张局面消失，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成为有效扼制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世界局势得到缓和，各国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中取胜。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是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更加现代化，国际资金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加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为获得超额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企业内部分工，形成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使一国的生产与多国的生产紧密相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2002年，中国海尔集团已在美国、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建立13家工厂，在海外有8个设计中心，4万多个营销网点，12家海外销售公司，实现全球营业额602亿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不断，因而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仲裁，以促进成员国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页，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一体化的经济区域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商品、劳动力、技术等的国际流动，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及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将获得最大利益，这将压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从而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执行同样的“游戏规则”，承担基本相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甚至有的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再次，经济运行风险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普遍增大，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密切，因而更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如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导致世界经济严重下滑，大批银行倒闭、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规避其对我国不利的一面，利用其对我国有利的一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抢抓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浅议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摘 要：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关键词：工程管理；项目管理一、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程建设采用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设计单位、施丁单位、物资供应单伦分工协作的体制，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员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棋越来越大，上程内容越米越复杂，建设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传统的以工程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为主体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各主要环节设计、施工、物资供应之间互相分割与脱节，工程建设周期长，工作效率不高，投资效益低下等缺点。二、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呼唤专业管理组织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有专门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为之服务。这种组织应该有与项目管理相应的功能、机构、程序、方法和技术；有相应的资质、人才、经验，能够为业主提供最优秀的项目管理服务，能够为业主创造最大限度的效益。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英文简称)推荐的项目管理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委托完成设计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商，但承包商不负责设计。另一种是以FIDIC《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完成雇主要求或项目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总承包商，这种模式承包商负责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全过程服务，这就是EPC总承包模式。FIDIC合同条件是在总结近百年来工程承包合同经验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出版的范本。它反映了建设项目的共同规律；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业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各方的责、权、利，力求不偏袒任何一方：它的有关条款以法律为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按照国际工程承包的惯例进行编写，许多条款在工程承包界都有共同的理解，具有科学、公正、严谨、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三、有关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一）大力推广采用FIDIC项目管理模式和FIDIC合同条件我国已在一些大型工程和国际承包工程中采用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采用还不够普遍，宣传面也不够广泛。1999年，FIDIC出版了一套新的合同条件范本．对老版本从结构上、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作了较大改进，这对我国工程项目承包业将起积极作用。我们应尽快组织制定以FIDIC合同条件为基础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范本，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改变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业主单位和部门主管领导观念陈旧．地方和部门条块分割，在项目管理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盛行，保护主义严重的局面。尽快让工程项目管理从传统的自营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二）大力培育EPC全功能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目前我国设计力量和施工力量总体过剩，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存在“僧多粥少”现象，而专门从事EPC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力量却十分路弱，能为业主提供全过程项目管理服务和具有EPC承包能力的工程公司寥寥无几。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对全过程项目管理能为项目和业主创造可观效益这一点认识不足。实践证明，全过程项目管理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是最能为业主创造价值和效益的一种服务。二是对项目管理要求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项目管理需要专业化这一点认识不足。国内有相当多的业主和主管领导认为项目管理很简单，谁都可以管理，因而不愿意委托专业化的工程承包公司实施工程项目管理。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在我国大力培育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因为设计在工程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设计院人才较集中，人才资源丰富。把一批骨干设计院转变为具有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是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三）加快落实投资项目法人制，组织业主培训1992年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并随后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又指出：全面实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收理制、合同管理制，健全投资约束机制。这使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二点：一是业主责任问题。业主责任问题的根本还是“真业主”和“假业主”的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而由于所有权和机制上的各种原因，业主真正关心的或者在决策时实际上考虑的，往往不是项目的最终效益，在立项阶段，他们往往考虑怎样使项目能被批准，什么时候能被批准；在决定项目管理模式时，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附和政府官员的意志；在决策是否推行EPC总承包时，他们更关心本邪门人员安排及利益等。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浪费和腐败，最终后果是损害项目的效益，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项目法人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二是业主素质问题。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最大的决策权，能否正确决策取决于业主的素质。业主不一定必须是项目管理专家，但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业主应该具备必要的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项目管理费用、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他们应该懂得项目的费用不一定越低越好，费用低到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程度，工程就会出质量事故。进度也不一定越快越好，建设周期压缩到不合理程度，就会不得不增加费用或影响质量；质量也不一定越高越好，质量的标准应是适宜和合格，质量过剩是一种浪费。也就是说，应该用最终创造的效益来衡量和决定项目的合理费用、合理周期和合格的质量标准。当业土盲目拍板一个不合理的费用、不合理的周期或不合理的质量标准，实际上往往已适得其反，埋下了项目失败的祸根。业主的项目管理涉及到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设计和承包商的选择、项目的协调和控制、项目的合同管理和接收等诸多方面。业主既不要代替和过多于预专业化的工程公司的项目管理，又不放弃对项目的监督和控制，这要涉及到项目管理方面的许多知识。实践证明，业主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成败，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以后，对业主(项目法人)进行培训是很有必要的。（四）组织开展项目管理技术研究开发，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是分离的。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咨询公司还为数不多。我国现有的工程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或评估；现有的设计院不负责采购和施工管理。现有的监理公司主要任务实际上是项目施工阶段的现场施工质量监督，因此，对于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科学，EPC全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过程以及项目管理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工具，还缺乏研究、总结和提高。发达国家的某些业主和承包商甚至认为中国的工程公司和承包商目前还不具备独立管理和控制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项目管理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提高项目管理技术水平是我国工程建设界的当务之急。为了提高我国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应重视和提倡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

（1）中国面临的机遇。其—，世界形势的缓和，为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2）中国面临的挑战：其一，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其二，正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军备竞赛的作用相对下降，综合国力的竞争提到了首位。各国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发展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各国都把科技开发作为综合国力一个关键因素。如何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并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迎接和战胜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是当今时代向中国提出的新课题。第三，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任何国家已很难保持封闭的经济模式，所以，中国的唯一选择，是适应这一趋势，争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第四，正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考验。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推行强权政治时减少了前苏联的牵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加。（3）面对以上挑战，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迎接各种挑战，尽快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二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三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二）中国的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三）中国的大国策略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