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专业：应用化学姓名：张煜民学号：00710008指导老师：王晓恩格斯在谈到事物普遍联系的“辨证图景”时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食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它具有一系列的特点：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联系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认识和意志为转移。联系都是现实、具体的，相互联系是物质的普遍本性之一，不能用主观臆想的联系代替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坚持联系的客观性是把普遍联系的原理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联系的客观性，就是要求我们从客观事物联系的本身出发，这是为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诡辩论的重要区别所在；坚持练习的客观性，就是在练习的观点上唯物论。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事务联系的普遍性有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求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结构性。第二，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第三，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存在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中，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东西。事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联系形式，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现实联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这已经成为人类的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所证明。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网结，并通过这个联系之网体现出联系的普遍性。最后，联系具有多样性。世界上的事物是多样的，因而事物的联系也是多样的。联系的多样性表现在：①不同的物质运动领域、不同具体事物之间有不同的联系；②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联系，联系随条件变化而变化；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不同的联系构成事物内部和食物之间的存在和发展趋势。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指物质世界的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具有普遍的相互联系的根本特性。联系作为一般哲学范畴，通常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在无限的宇宙中，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着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都体现着普遍的联系。同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运动一样，联系也是无限的、永恒的。联系的普遍性是指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过程都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坚持联系的普遍性观点是辩证法观点，否认联系和联系的普遍性观点是形而上学观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的相互联系通过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而相互作用就必然引起事物原有状态或性质的变化即运动。由联系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必然得出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1) 普遍联系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彼此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个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也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各要素彼此联系组成的有机整体。普遍联系具有多样的形式。各种形式的联系，其性质、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2) 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对于我们理解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普遍联系构成运动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从规律的高度揭示现实世界普遍联系的一般形式和本质内容。唯物辩证法的所有规律和范畴，都是从本质层次上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的。所以，只有掌握普遍联系的观点，才能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才能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一件工作，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中，具体分析它的联系形式和特点，才能认识它的性质，发现它的运动发展方向和规律，才能做好工作。(3) 普遍联系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①联系观点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只有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全球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发展战略，才能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②从联系观点出发，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注意事物的系统性，注意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运用联系的观点，从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体出发所做出的重大决策。③在现代化建设中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再分配领域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协调好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种分配方式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改革、繁荣经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性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当代中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紧急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世界眼光，顺应世界潮流，把握世界发展进程中诸方面的相互联系、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参考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自然辨证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谈谈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人生论文
在各领域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谈谈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人生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对当代大学生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分析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人生?
对待中国古代哲学的态度，有人认为应当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有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为传统的哲学思想，主张全然抛弃中国古代哲学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古人所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在一定阶段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我们必须肯定它们的存在，以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对待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对人生的审视，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体会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有人曾质疑：21世纪，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给予它们新的理解，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细细品味，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便放松了自己，对未来
感到很渺茫，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取得荣誉，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将自己定位于何处，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人无论在何时，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自身的操守，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庄子认为：“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善行与能力相适应，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做人，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在义利问题上，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误入传销组织，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名利富贵皆烟云，“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个人应以大局为重，必要时，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这无可厚非，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择手段谋取利益，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远离父母，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凡事只考虑自己，那么，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凡事多做换位思考，平等待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倡导言行一致，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并要身体力行，做到言行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并根据现实，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为我们自身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概念范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来梳理中医学的古代哲学基础，进一步从哲学角度对中医理论的窘况提出几点反思意见。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中医的创新和现代化势在必行，但是切莫削足适履。广大的中医学者需要在深入理解中医古代哲学经典的基础上,吸收新的哲学思想，衷中参西，使得橘泉井香，中医学满园春色！
浅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及其发展的150多年历史，就是其真理性和当代价值不断得以证明和充分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位，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不仅直接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命运，同时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建设[正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问题，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是从建构新的体系开始，而是从解决时代性问题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标志也不在于它的哲学体系的完成，而在于它对时代性问题的科学解答和新世界观的科学阐释。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从问题出发研究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以构建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给人类提供永恒不变、包治百病的绝对真理为目的。因为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与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就会变为僵化的教条。所以，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自己哲学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反对把自己的哲学公式化、模式化；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德国的大学生动不动就要找一个所谓的逻辑出发点，搞一个主观思辨的体系的做法。今天看来，这种批评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实现人和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曾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在当代，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它的价值、意义仍然存在。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指导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第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第二、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第三、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第四、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学者认为，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就应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应由实体形而上学转向人的生存的本体论结构的展开；二是从关注马克思思想的表层结构转向关注其深层的精神；三是从工具性层面转向理性层面，对马克思哲学能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时，其当代价值就会得到展示。有学者认为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既要有正确的方法去看马克思，又要找到恰当的角度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面对人类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关键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与人类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相关的理论内涵。综上所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的一个思想性主题，它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决各种建设中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参考文献：1.《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 周辉2.《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当代诠释》徐海波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就按雨巷的内容去写好吧！
雨巷是为爱情而写，可以看成一首爱情诗或一首象征诗来解读。
原文选段：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此诗出自现代·戴望舒《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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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雨巷》是中国诗人戴望舒1927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诗中描写了抒情主人公“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他怀着一种缥缈的希望，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个姑娘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与芬芳，而她的内心却结着忧愁、哀怨。
他逢着了这样的姑娘，然而转瞬即逝，“像梦中飘过”，她的颜色、芬芳、“太息般的眼光”以及“丁香般的惆怅”统统消散在“雨的哀曲里”。他依旧“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依旧怀着希望，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
《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这首诗写得既实又虚，朦胧恍惚。“我”似乎有着满腹的心事，无限的烦忧，但又不愿明说，或者是说不出来。
“我”似乎在期待什么、追求什么，而期待和追求的目标又显得那样遥远而渺茫。“她”出现了，这或许是在幻觉中，或者是真的，但“她”的出现是那样地快，逝去也那样地快，一刹那间擦肩而过，消失在前方，“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我”只有自怨自艾，自悲自叹。诗中的“姑娘”，可以认为是实指，是诗人心中期待已久的美丽、高洁而忧郁的姑娘。但也可以把这位“姑娘”当做诗人心中朦胧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诗人陷入人生苦闷时，对未来渺茫的憧憬。
作者简介：
戴望舒（1905~1950），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派代表诗人之一。因诗作《雨巷》一度被人称为“雨巷诗人”。著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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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诗歌的创作特点之我见，2.现代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浅析，3.现代诗歌的中的主观意向剖析，4.现代诗歌的....等等，这一类的论文题目可以分别进行选择，以上四个仅供参考，只是抛砖引玉，只有找一些现代诗歌的作品，举例论述就可以了，不要拘泥于观点，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的论点，论据，加以论证就可以了。并不难，注意论文不要太大，具体才好写。
导语：“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浅谈初中现代诗歌赏析，希望大家喜欢！
摘 要：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而诗歌最讲究的就是语言的应用，因此，教导学生赏析诗歌作品时，要引导学生的感知为基础，来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对于诗歌的赏析要通过了解创作背景、理解思想情感、感受诗歌意境、体味语言以及反复诵读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指引学生掌握正确赏析诗歌的方法，教会学生从诗歌中找到生活的哲理，陶冶情操，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
关键词： 现代诗歌 初中 赏析
诗歌是反映人的思想与情感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现实社会写照。阅读现代诗歌不仅可以提高初中生的文学修养，也能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现代诗歌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社会蕴含的深刻哲理，这可以使学生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诗歌的字里行间都蕴含深刻的内容，因此，在赏析过程中，对每一句都要仔细的揣摩，从而正确解读诗歌的涵义。
一、通过诗歌背景找到解读切入点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现代诗歌基本上选编的都是篇幅小，通俗易懂的名人作品。学生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只能浅显的理解诗歌表层含义，而不能深入理解诗歌所表达的内涵。因此，教师在现代诗歌的教学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该诗歌的创作背景，学生理解诗歌的背景后就能正确解读现代诗歌的思想和情感。
如果学生不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那么就不能够理解诗歌的内涵以及不能把握作者的精神特点。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对即将学习诗歌的作者生平、作品的特点以及世人对他的评价等内容，接下来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就应讲解该诗歌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等，这样，学生对诗歌就有了深刻的理解，就能从更高的角度理解诗歌的内涵。
二、准确把握诗歌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诗歌能更好的集中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诗歌中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和思想感情。它跟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能体现社会生活，诗歌一般采用抒情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诗歌重在语言的精炼以及句子的和谐，讲求节奏鲜明，阅读诗歌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诗人常借助于诗歌来表达自己豪情壮志、寄托相思，因此，阅读诗歌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世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初中生在赏析诗歌时，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把握其中的思想和情感，这样学生才能把握诗歌的灵魂和主旨，才会真正体味到诗歌的意蕴。对于诗歌的赏析，首先要理解诗歌的历史背景、创作由来等内容，然后解析诗歌中所表达的理想抱负，以及表述出对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学生在真正理解诗歌的思想和情感后，就会被作者的情感所感染，深刻感受到作者的志向与抱负，从而树立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了自身的理想努力奋斗。
三、捕捉诗歌意象，感受其意境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作者通过特定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以此来反映现实生活。在诗歌创作中，意象是整首诗歌的关键点。意：指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象：指具体事物。意象是主观思想与客观形象相结合，所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具体形象。因而，在现代诗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善于捕捉诗歌的意象，通过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经历，再加上学生自己对诗歌的想象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来挖掘诗歌真正的内涵，体味诗歌所表达的意境美。
对于现代诗歌的赏析，学生应学会把握其意象，这样对领会诗歌的思想情感有极大的帮助。比如对余光中《乡愁》的赏析，学生就可以从诗歌中找到四个最有代表性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作者以这四个意象来推动对时间的发展，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怀念之情。学生捕捉到诗歌中的意象，就能领会诗人所抒发的爱国情怀。
四、体味诗歌语言的魅力
文学作品的好坏一部分原因是取决于语言应用是否得当，而诗歌又是极其讲究语言的文学体裁，对于意境情感的表达以及艺术形象的塑造都借助语言。诗歌语言的特点是平实质朴、朴素自然、含蓄隽永，含蓄委婉，要求用最简洁的词句传达丰富的内容，比如，在余光中的《乡愁》中分别用“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描写了作者的人生，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四个阶段变化。
五、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音乐美
对于赏析诗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反复诵读，诵读可以把握诗歌的表现手法以及领会诗歌的'思想情感。诵读是品味语言最好的手段，学生通过对诗歌的诵读可以读出诗人在诗歌中思想感情，深刻理解诗歌的意境。学生反复诵读现代诗歌，可以诵读出诗歌的音乐美。赏析诗歌的基础就是引导学生直觉的感知，核心是调动学生的想象，即从指导学生诵读，变成引导学生想象。让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诗歌的意境中，感受诗歌的美。
诵读诗歌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确定诗歌的朗读基调，即诗歌的态度感情，每首诗歌的情感基调都不同，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平和，比如在诵读余光中的《乡愁》时，就应深情、深沉的情感，因此，学生在诵读时必须要掌握作品的情感基调。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诵读时要吐字清晰，读准字音节奏，抑扬顿挫，把诗人倾注在诗歌中的情感读出来，感受诗人的思想。现代诗歌的诵读应让学生学会自我思考，形成“我心中之诗”。教师引导学生感悟诗歌的意蕴之美，体味诗歌的意境。
六、总结
初中生对现代诗歌的赏析不能只停留在字面，要从各个角度去挖掘其内涵，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从语言、意境、意象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学会赏析现代诗歌，使学生感受到诗人在诗歌中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把学生引领到更广阔的诗歌天地中，去享受诗歌所带来的美。
参考文献：
[1]李永锋.现代诗歌赏析探究[J].教师博览（科研版），2013，03：24.
[2]罗巍.初中语文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现代诗歌赏析能力的培养[J].语数外学习（初中版中旬），2014，02：52.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知网找找可以的
①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⑤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以下五个
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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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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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三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四“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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