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奋斗与女性意识，显示出人格的尊严和完美。简·爱身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下层，却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理想而生存，凸现出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敢于抗争、敢于追求的新女性形象。她自觉地把独立和自由作为自己强烈的生存意识，时刻要为自己诚实的本性、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一生。于是，面对丑恶的社会，她拿起了当时唯一可以拿起的武器：“恨”和“反抗”。从幼年到成年的人生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反抗的生活史。当里德舅妈把她推出家门时，得到的却是简·爱愤怒的宣言：“我宣布我不爱你……我决不愿意再叫你舅妈了，我长大成人的时候，决不愿意来看你，我要说你用悲惨的残酷对待我”。在劳渥德学校，简·爱对好友海伦·彭斯说：“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在桑府，她的主人用动不动爱命令人的口气与她说话时，她勇敢地反击说：“先生，我并不以为仅只因为你比我大，或是因为你比我多看些世道，你就有权利命令我”。当贵族太太和小姐们用鄙视的口吻谈起家庭教师和保姆时，她的心理更是愤怒和不平……这些都表现了简·爱不卑不亢、桀熬不驯的反抗性格。简·爱的反抗不仅显示丁女性的自觉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建立，而在生存意义的价值取向上，简·爱的反抗和追求已超出对“男女平等”的要求，而达到通过反抗去证实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并实现人的价值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光辉。
天那,简爱有女权主义色彩吗,简直瞎搬吧.简爱至多只是在争取女人应该得到的基本权利吧,和女权主义色彩没关系吧,不知道这个题目怎么会通过的,你的导师有问题
20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为《简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的两位女教授：桑德拉 吉尔伯特和苏珊 格巴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的见解新颖奇特，令人耳目一新。她们认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就是简爱。疯女人烧毁桑非尔德庄园、致使罗切斯特伤残，这都是简爱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伯莎是愤怒的简爱，她不仅替简爱行动，而且行动酷似简。乍一看，这种说法有些荒唐，中国读者会感到难以接受，但是，这两位女教授以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以及原型理论为依据，表述的颇有说服力。她们认为，简爱具有双重人格。在她的深层意识中，有一个愤怒的简、一个仇恨的简。简爱的人格分裂可以追述到她小时侯和表兄约翰打架，被里德太太关进红房子的那次冲突。幽禁的愤怒和恐惧，导致简爱自我形象的陌生化，也就是人格的分裂。当时，小简爱通过穿衣镜，看到里面有“一个瞪眼盯着我的古怪小家伙”，像一个“幽灵”。这就是另一个简爱。成年之后，愤怒的简爱化为一种潜意识，她没有消失。在桑非尔德，简爱爱上了庄园主罗切斯特，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简爱对自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关系中所包含的不平等因素，非常敏感，并且充满忧虑和恐惧。是疯女人伯莎的存在、伯莎的疯狂行为，适时的阻止婚姻关系的建立，清除了不平等的因素，为最终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平等的爱情关系，奠定基础。所以，疯女人是潜意识的简爱，她的行为体现了简爱的深层意愿。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疯女人还有更深的寓意。她是女性存在的一种象征。比如为了劝说简爱留下来，罗切斯特对自己的婚姻、对伯莎，有过一大段的解释：婚姻是一桩交易，伯莎带有遗传性的疯病，她纵欲、凶残，而罗切斯特好象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且不说罗切斯特的申辩是否真实，关键在于，这是一次缺席的审判。关在黑暗阁楼里的伯莎•梅森，既不知道一场关于她的名声、命运、权力的审判正在进行，也无法出场为自己辩护。她的一切只能由罗切斯特说了算。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缺席审判的场景正是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疯女人就是女性的原型：生活在秩序之外、黑暗之中，没有为自己申辩和表白的机会和权力，始终处于缺席和匿名的状态，因此，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而女性的本质、身份与特征，都是男人给定的，其间何尝没有扭曲、失真、变形以及恶意的因素？于是，她们惊叹，原来自己就是从疯女人那走出来的。
《简爱》与女权主义确实扯得上关系。但是如果能从罗切斯特的疯妻子方面去展开说明会比较有深意。 《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这样的疯狂的形象。男性主人公罗切斯特是权力的中心，他为了金钱和欲望娶了后来成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伯莎为妻。在发现她的疯狂后，便将她关进桑菲尔德的阁楼里。而这个疯女人又正是简·爱的另一面。伯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是简·爱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毁灭男性的象征。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是解答有关妇女创造力问题的一个答案。疯女人就是叛逆的作家本身。女权批评的任务就在发现一个真女人，一个隐藏在父权制文本表象背后的真女人。能够在显性的父权制文本下面，发现隐性的文本的真相。 推荐一本书《阁楼上的疯女人》。
一、成长环境带来的自卑心理简爱自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她跟着舅舅一起生活，但是舅舅照顾她没几天就离世了，而里德舅妈始终不喜欢简爱，不但对她恶语相向，还任由儿子对她进行欺凌。在里德舅妈的家里，简爱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必须容忍表兄约翰对她的欺辱，否则她可能真的如约翰所说的“你本应是要饭的，不应该呆在这儿，跟我们这样上等人的孩子一起生活，吃一样的饭，穿着用妈妈的钱买来的衣服。”在这样的环境下，简爱艰难求存，必须活得小心翼翼，她不但要应付里德舅妈的刁难，还要提防约翰的欺负和虐待。对此，简爱在文中是这样自述的“他经常欺负和虐待我，根本不是一星期两三次或一天一两回，而是持续不断的，以致只要他一靠近我，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害怕，骨头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胆怯得痉挛。”长期生活在欺凌、虐待、缺乏关怀与爱的环境中，简爱的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她心中充满恐惧、憎恨和绝望。最终在约翰欺负她的时候，她喊出了那一句：“你这个凶残的坏家伙。你真是个监工头，就像那些罗马暴君！”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简爱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符的痛苦，也深深懂得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而这份不安感滋生了她性格当中的自卑感，使得她对这个世界有着本能的抵制与抗争。那么，一个人有自卑的心理往往来源她的原生家庭，如果家人给予的关怀与爱不够多，那孩子自然会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才得不到家人的疼爱。关于自卑心理，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自卑是人从婴幼儿时期，由于无力、无能和无知的状态，必须对父母和周围世界的依赖而引起的。对于简爱来说，童年缺乏的关爱使得她对自身的认知不足，以至于她在桑菲尔德遇见英格拉姆小姐时，那种骨子深处的自卑感一直主宰着她的人生。即便是嫉妒，也无法超越内心的自卑感。简爱始终认为自己是“孤苦无依，相貌平平的家庭女教师”，她认定“自己有些矮小，过于苍白，五官不端正”，“对于自己的容貌，我都会自生怜惜”，这种自我认知使得她认定自己配不上主人罗彻斯特。如果简爱一直沉沦于在自卑的心理当中，那么她的命运将和大多数人一样随波逐流，在别人的安排下过完一生。但是，简爱的身上似乎有着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不服输。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无可否认的，外在的事件助成了大部分的命运，像恩宠、机会、别人的死亡、合时的优点等等；但一个人命运的塑造，主要在他自己手中。”
国外早先出版过简爱的前转，上世纪被翻译成中文“藻海无边“。对于你想了解罗彻斯特和旧妇的关系乃至其发疯的原因都有描写。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掠夺海外资源的历史背景下，一文不名的罗彻斯特作为奴隶庄园主（娶了旧妇之后获得的财产）后所实行的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引起了农奴的反抗（受到了美国南方黑奴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至于农庄被烧毁，而且殃及了他们无故的幼害（被活活烧死），高压下的反抗产生的反抗也是血腥暴力的，旧妇从此心智失常，而罗彻斯特退回到了英国本土，继续开始做他体面的乡绅。 多角度理解罗彻斯特性格，而不是单从两性关系来考虑这本小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沙子里
这本书告诉我们坚毅勇敢，独立不卑不亢
这是一种很偏激的行为，这个词带着一定的强权色彩，其实只是追求男女平等而已，不应该这么的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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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诗中将1933-1943年形容为“黑暗时代”。在这十年中，反犹主义兴起，《纽伦堡法案》通过，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对犹太人展开迫害，这些事件使欧洲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反抗极右势力；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流行着一句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运动相互交织，政治陷入极度混乱。在这首诗里，布莱希特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 。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巴黎政治大学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副研究员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Sylvie Courtine-Denamy）选择了三位女性，写成了《黑暗时代三女哲》一书。她们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哲学家，几乎是同代人，她们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那个时代对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正要风行于世。三人后来都引起了她们的老师们的注意，这些老师就是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阿兰（Alain），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而且想超越他们。三位才女的执教生涯都将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后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是因为身为女性才不能获得教书资格的。不知是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权斗士（尽管她的立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保守）。只有西蒙娜·韦伊一人讨厌自己的女儿身，拒不承认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认她的犹太身份一样。
她们的著作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不时发生的一些悲剧性事件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充满 *** 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若望。
她们对于各自女性身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她们遇到过“妇女解放”的问题吗？她们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吗？当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叠加，黑暗时代对于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新近出版的《黑暗时代三女哲》中文版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文 |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 译 | 高毅 高煜
我们所面对的是三个叛逆者，更确切地说，是三个有主见的女人，因为实际上她们不受任何束缚。三个人都如阿伦特所说，“总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们是女人，又是哲学家，在哲学几乎不受重视的那个年代，她们谁都没有遇到过“妇女解放”的问题吗？
确实，对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的汉娜·阿伦特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她在与贡特尔·高斯（Günther Gaus）谈话时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证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汉斯·约纳斯所回忆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与男性的友情和与女性的友情，不会混淆”，她乐于接受男人对她的爱慕，喜欢男人向她献殷勤，不愿放弃女人享有的特权。对她来说，身为女人是和她是犹太人一样重要的事实：“当女教师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因此，要是有人以她为榜样，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哲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门职业的女人”，她就会生气，她反驳高斯说：“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的。”同样，当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讲座的第一位女性时，她也感到气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写给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绝人们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痛苦地联想到“特别的犹太人”这个角色。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评论.内特尔（）写的罗莎·卢森堡传，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共鸣和赞赏。
汉斯·约纳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1933年，汉娜·阿伦特为阿德勒学派心理学家阿丽丝·鲁尔·格斯特尔（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当代世界妇女问题的心理学回顾”。在文中，她指责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单纯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无意义。
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机会还追求它，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惊讶，她为什么不否认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句套话。雅斯贝尔斯为了能使她作为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获得德国 *** 的赔偿，认为有必要在推荐信中明确指出，汉娜·阿伦特经过他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的学习，在1933年以前那种条件下，“尽管身为女子，仍然获得了学术的职业”。由于被迫流亡国外，她的大学老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被耽搁了很久。除了1929年发表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尔·法恩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位德国犹太女人的一生》，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章。直到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才让她在美国声名鹊起，尽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来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学任教，但大部分时间——从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然而，经过长期交涉，她迟至1972年才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获得她被纳粹剥夺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资格。
埃迪特·施泰因也是这样平平稳稳地成为女哲学家的吗？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很想到大学里教书。尽管当时大学教师的门尚未向妇女打开，但她还是提出了申请。1919年底，她的申请被驳回。胡塞尔亲自为她向他的哥廷根大学同行们写了一封推荐信：“如果某一天大学教员的职位能向女士开放，我首先就要热烈地推荐她。”她还发出了一封为妇女争取大学任教权的 *** ，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埃迪特很沮丧，但仍继续奋力抗争。1928年，胡塞尔要退休了，埃迪特便打算到弗赖堡大学再碰一次运气。但她不想找在论文答辩前不久在胡塞尔那里认识的海德格尔帮忙，况且他曾明确告诉过她，作为天主教徒（埃迪特·施泰因于1922年皈依天主教），她最好还是去找马丁·霍内克尔（Martin Honecker）申请任职。因此她最终只好接受施佩耶尔多明我会学校的文科教师职位，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31年，是年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科学教育研究所为她提供了一个讲座教师的职位。但希特勒的上台又使她在1933年4月9日失去了这个职位。在她的房间里，天主教圣徒的雕像和民族英雄的雕像并排陈列，其中主要是犹滴（Judith）和以斯帖（Esther）。
埃迪特在上中学和大学时，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参加过普鲁士妇女争取选举权联合会这个激进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关系到妇女职业生活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涉及家庭、教育、政治以及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等许多方面。1928年4月，在路德维希港市召开的巴伐利亚州大主教女教师联合会会议上，埃迪特·施泰因第一次做公开演讲，谈论的问题是“妇女固有的价值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3日的萨尔茨堡学会会议上，她是唯一的女性，还做了一个关于“妇女职业生涯伦理学”的演讲。
但无论如何，很难说她是一个革命者，因为她反对男女在一起工作。她认为妇女的天职在于婚姻与家庭，也就是说，要按照妇女的特性行事，圣体圣事和礼拜仪式应足以滋养她们的灵魂。在苏黎世，她做了“女基督教徒在大学的使命”“女基督教徒的生活”等演讲。她应德国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关于“妇女教育的基础”的报告，另外还协助电台做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她的全部有关思想都记载在《妇女及其命运》（La femme et sa destinée）这本书里，其中收录了六篇论著。在书中，她着重思考妇女是否存在一种特有的本性，即“女子特性”，一种“对某种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形式”。她没怎么借助于实验心理学，但提到了托玛·安格莉卡·瓦尔特（Thoma Angelica Walther）嬷嬷的著作。这位作者在《存在的和谐》（Seinsrhytmik）一书中，把亲在（女人）和此在（男人）区别开来，在每个人身上，这些要素或多或少都有些侧重地并存着。埃迪特·施泰因更喜欢关于本质和存在的更为经典的区分，即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实体形式的”差异。观察世界的能力可能属于女性的本质，而认识世界、影响世界的能力则属于男人，这不排除上帝可以根据男人和女人各自的才能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在她看来，女性的“楷模”是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Sainte Elisabeth）和圣母玛利亚，她们体现了“默默顺从”的美德，代表着“宁静之路”。
西蒙娜·韦伊则不同，她讨厌自己的女人特性。我们知道，“火星人”“可怕的怪物”“赤色贞女”，这些都是她的绰号，无论如何都不太好听，说明她在青少年时期的假小子举止和不遵守习俗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乔治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曾在20世纪30年代和她打过交道，当时两人都为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创办的《社会批判》（La Critique Social）撰稿，1957年他保留了杂志上的一幅吓人的画像，画的是《天之蓝》（Le Bleu du ciel）中一个名叫拉扎尔（Lazare）的人物，十多年前他在为《批判》杂志撰写的关于《扎根》的文章中就已经勾画过这个人物。西蒙娜·韦伊认为，生为女人是一种不幸。据她的传记作者西蒙娜·佩特曼回忆，“她具有尽可能做一个男人的决心”。在她写给父母的信中，落款往往是“你们恭顺的儿子”，父母也满足她的愿望，称她“西蒙”，或者“我们的二儿子”，甚至还以阳性词称呼她为“我们的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
她既没有什么女人味，也不是女权主义者。1927年底，她和阿兰的几个弟子组织了社会行动团（Groupe d’action sociale）。当团体中有人请她就女权主义的主题做一个报告时，她断然回绝：“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结果他们让亚历山大夫人代替了她。有时莫里斯·舒曼尽可能委婉地建议她多注意外表形象，免得让人担忧，她噙着泪水抗辩说，她没有时间花在那种琐碎小事上。她继续裹着破旧的短披肩，戴着那顶多年不换的无檐软帽，行色匆匆地生活，只有当她去参加雷诺工厂招募时，才让西蒙娜·佩特曼帮她打扮了一下！她认为爱情不值一顾，有一天，她写信给她以前的一个学生说：“……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爱情时……我就努力摆脱这种欲念。我对自己说，在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对生活的一般要求和期待是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贸然把一辈子押在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我的意思不是要躲避爱情，而是不该刻意追求它……重要的是不要终生一事无成……”
对她来说，纳粹主义也将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就要“存在”的障碍，至少她估计到了这一点。1938年和1939年，她曾因患头痛病而从国家教育部获准病休，但后来申请复职时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她在1940年8月给公共教育部部长、拉丁语学者热罗姆·卡尔科皮诺（Jerôme Carcopino）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推测，前一段时期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说法与这次不予答复不可能没有关系……我不懂犹太人这个词的定义，这一点从来未列入我的研究计划……这个词是指一种宗教吗？我从未上过犹太教堂，也从未参加过犹太教礼拜仪式……我记得我的祖母上过犹太教堂，但我知道我母亲的双亲思想自由……这个词是指一个种族吗？那么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我父亲那一方，或母亲那一方，和两千年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民族有什么联系……我父亲的家，能回忆起来的，就住在阿尔萨斯……我母亲的家从前在斯拉夫人的国度。再说，就算种族有继承性，也难以设想宗教信仰有继承性，至于我，我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当然没有继承犹太教……如果要说有一种宗教传统被我视作遗产的话，那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基督教的、法国的、希腊的传统，就是我的传统；我对希伯来的传统一无所知。”西蒙娜·韦伊后来再也没有恢复教师职位。她后来抗拒了1940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要清查自由区的所有犹太人。她发誓：“我宁愿坐牢也不去犹太人区。”
这一段傲气十足的话可以看作她的“自恨”吗？西蒙娜·韦伊常常会这样恨自己。西蒙娜·佩特曼还记得，西蒙娜·韦伊的“自恨”甚至发展到了很极端的程度。1934年，她竟向贝尔谢博士（Dr. Bercher）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反犹主义者。”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明那种斯多葛主义的“爱命运”态度是对的，这种态度包含一种自在感，一种在她一直依赖的世界里“扎根”的意愿。在韦伊1940年和1941年写的那些作品中，她仍然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统为依托，扮演反希伯来人的希腊人的角色。尽管西蒙娜·韦伊自称是在一种不可知论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她最终拒绝了洗礼，但她还是和埃迪特·施泰因一样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她们对世界和对她们人生责任的看法，也就因此和汉娜·阿伦特有了很大的差异。
书摘部分节选自《黑暗时代三女哲》第一部《成长岁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有修改。
为了反对导师批评自己裤子太短，这个妹子在论文答辩时当众脱了衣服。2018年5月5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公共表演课程论文答辩现场，华裔女学生Letitia Chai当众脱下衣服，只穿内衣进行答辩，表示这是为了反对自己的女导师Rebekah Maggor志强批评她“裤子太短”。
Letitia Chai在自己的Facebook上解释称“预答辩时我只不过穿着蓝色带扣牛仔短裤，但老师上来第一句就是你怎么穿的这么短，这是你穿短裤的场合吗？”“批评我不分场合不说，还调动在场其他同学一起批评我”。但目前这些文章已被删除。
据悉，这门公共表演课程并没有正式的着装规范，但要求学生“为他们将要呈现的形象适合地着装”。Maggo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不告诉我的学生要穿什么，我也不给他们定义什么是合适的衣服，”“我要求他们反思自己，做出自己的决定。”
Maggor提到，在这个课上她曾要求一名学生把帽子脱了，遵守服装规定。
但对此，Chai表示“告诉别人拿帽子和告诉女孩她的短裤太短了是不一样的。”她还提到，Maggor告诉自己，她会将“男人的注意力”从自己的演讲内容上吸引走。
“我不负责任何人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有能力为自己思考”Chai表示。
在Maggor批评过后，有一名男留学生在讨论中评论说，演讲者在论文答辩过程中为了听众有“道德义务”要保守地穿衣。这时Chai离开了房间，两个学生在后面安慰她。
有11名同时预答辩的同学的声明中表示，在Chai离开后，Maggor为自己的措辞向班上的学生道歉，并承认“女人身上的短裤有很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包袱”。
不过，Chai却表示，在Maggor离开房间后，事情恶化了。Maggor问自己，妈妈会对自己这样穿衣服怎么看。Chai当场怼道：“我妈是女权主义者，性别及两性关系学教授，她可对我的短裤没意见！”
Maggor追问，那你想要做什么。Chai告诉她：“我要去做我一生最好的演讲。”随后，Chai就回房间脱掉了衣服做了答辩。在Chai把这件事情放上脸书之后，引发了很多关注。
11名同时预答辩的同学的声明中却表示，虽然教授存在部分“措辞错误”，但她对班级的态度和鼓励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愿望一直是“非常诚恳的”。
如果要进行论文写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区别应该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在提法上的区别。“女权主义”是更早期的译法，针对当时的女权运动，争取妇女合法的投票、工作、参政权利等，而“女性主义”的提法是在妇女权利运动取得一定效果后，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身份、地位，强调女性的特质与独特的体验。简言之，“女性主义”较“女权主义”意义更广，也更为广泛采用。2.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过程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主线的，但在主线的发展中有许多支线。主线的研究是a 对男权的否定，争取女性权力——b 认为两性完全平等，落入将女性规训为男性的窠臼——c 强调女性的特质与独特体验但当过分强调女性特质时，又容易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等于兜了一圈又转了回来。所以说，女性主义仍然是在发展与成长的过程，有多个流派，如英美女性主义、法国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极端女性主义等等，没有盖棺定论式的体系化结论。3中西方女性主义的现状女性主义是又西方源起，国内主要是吸收与本土化的过程。针对论文而言，建议立足于国外的理论研究。如果在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初期，建议先看法国女性主义学者的相关理论研究。因为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逻辑有联系的体系，有也较多的文本与理论支撑。西蒙·波伏娃、朱莉娅·克利斯蒂娃、 露西·艾瑞格瑞、埃莱娜·西苏的东西是一定要看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因为女性主义学者各自所处的地位、种族、阶层等各有区别，但反对男权压迫、寻求女性平等的主旨是相同的，只是各有各的践行办法与理论主张。4.论文建议a 可以针对女性主义学者对男权学者如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的理论异议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鉴定；b 可以针对女权主义文学、影视作品，如伍尔夫、陈染等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的分析；c 可以就两个女性主义流派进行比较性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上是看个人意见，希望能有所帮助。女性主义是一个内涵很广的研究范畴，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深入看下去就会发现自己希望探究的内容的。祝论文顺利。
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被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研究。
1、宏观理论
女性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只是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分析这些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忽略了女性主义的因素。
2、微观理论
交换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为自私的、相互隔离的、无情感的行为者，而女性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另一种假设，它假设人是相互连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性主义还用交换理论解释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
扩展资料：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the second-wave）。
也有第三波女性主义（the third-wave），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英语单词（feminism）在国内的两种译法。女权主义是跟男女分工等值，妇女权益相联系的。
毕淑敏 李清照 曼德拉
你可以分类些最好写成议论文。知识女性，家庭主妇型，事业型，还是两者都不是从广义到狭义。从东方到西方。从性格到人品都可以写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 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 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 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 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 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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