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唐的灭亡实际上是在唐初就注定了！唐随隋制，而隋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压制士族，扩大皇权，主要的手段便是科举制、六部制、均田制。隋朝也获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一）改革的长远意义还没有呈现；（二）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贵族，以骑射为本，并且可以通过统治地位保有利益，地位优于崔卢郑王等在北方统一战争中失势的一等士族，对此改革故而缺乏敏感性。在隋统一中国后，新制度推广于南方，南方的世家大族因此几乎全部叛乱，随后被镇压。唐建立后，这趋势没有改变，更有利的是士族在隋末农民起义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故而唐太宗可以颁布其可笑的<氏族志>，而没有遇到类如北齐“谤史那样激烈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治的需要激增，崔卢郑王等山东士族借助科举制或其他手段重新进入统治核心，并为此自得。中国没有再一次出现贵族与皇帝联合执政的局面，是因为此时士族已无实力于皇帝抗衡：如李世民所说“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丧失了经济实力，没有了可迅速组成军队的大量依附民，也失去了强悍果敢的精神，甚至由于长期的和平宗族的向心力也消弱了！有几位清流认识到这些？又如何有效的对抗皇权？ 士族代表的地方势力衰落了，以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从未有过的扩大了，初次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国家力量——这便使唐王朝拥有了给以人深刻印象的机会！可惜在封建时代，专制皇权是无限集中为目标的，于是宦官专权便又一次作为皇权专制的延伸出现了，而无庞大宗族背景的寒族武人尤其是蛮夷武人也让皇权青睐，处与弱势的官僚也只有结党才有某种安全感，士族的地位再一次下降，皇权进一步扩大。皇权的唯一劲敌——士族呢？或许是由于士族因为大唐的长期存在，可以有做官的机会，或不能做官的也可以因有地位有影响有超出小地主的生活而自得，又一次近乎积极的放弃了他们的一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北朝的可怕混战不能消灭的，能干的少数民族暴君不能消灭的，在甘露之变时卑贱的宦官做到了，黄巢的叛乱与朱温的残杀实际上不过是在棺材上钉上钉子而已。 不这样解释，我们便不能理解何以区区契丹在大唐国力如日升天的武则天时代横行河北，而大唐军队的表现则令人扼腕。这不是某人的愚蠢，是制度所致——在冷兵器时代，对付游牧民族，最有效的不是明英宗的倾国大军，而是豪族的坞堡、宗族子弟兵——这便是以腐败著称的晋朝可以抵抗无数凶恶的野蛮人轮番进攻，而高度集权的宋朝、明朝和罗马灭亡的原因——打败了皇室，便击败了整个帝国！ 在古代，有了真正的贵族，便可以制约专制，民主便有脱胎的机会，科学与平等与自由便可能诞生，民族的活力便不会丧失，可惜中国丧失了机会！英、法则抓住了机会，历史的新篇章产生了！至于唐朝，在专制的恶果——安史之乱发生后，虽有无数伟大的人来挽救，但专制日甚，朋党日兴，士族日衰，藩镇日盛，民族活力日失——大唐成功的原因反过来变成了灭亡的原因！在令人惊奇的长久衰亡了150年后，灭亡了！
早在明朝中期，就有学者对《诰封太宜人薛母颜氏墓志铭》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该墓志铭原件现藏于江苏苏州博物馆,志主颜氏乃明代名医薛己之母,志文乃前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文徵明著并书篆。 明代学者在对墓志进行录文的基础上,曾尝试从颜氏生平、薛氏医士家族、墓志著并书篆者和刻工等几个方面进行考析。 现代，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文涛教授著述的《北史·列传中·河东薛氏增加史料问题探析》一书，在《北史·薛辩传》和《魏书·薛辩传》基础上,增加了其父亲薛强的大量生平事迹。 此外，还从《北史·薛修义传》和《北齐书·薛修义传》中发掘出不少内容。 这些增加的内容,尽管《资治通鉴》没有采用，但根据薛元超墓志和薛修义墓志来判断,这些增加的内容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广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杨丹丹在研究晚唐诗人薛能的生平后，认为薛能是晚唐颇具特色的一位诗人。 尽管官方所撰的新、旧唐书皆未为其专门列传，但《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著作记录了有关其生平、仕途的事迹,比较零散,有些地方还有缺失,并不全面。 《全唐诗》存录薛能诗歌三百多首,编为四卷,诗集《繁城集》已散佚,不可考。 薛能作为晚唐较为著名的诗人,至今约有三百多首诗歌流传于世,绝句、律诗成就颇高,在晚唐及北宋前期,薛能诗作都曾有过积极的影响。 由于史料记载简略,薛能又生在唐这一诗歌大家辈出的朝代,其人其诗并不引人注目,目前学术界对薛能的关注还是很有限的。 杨丹丹以薛能现存诗歌为基础,根据史料和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同时代诗人的诗作旁证,对薛能的生平、仕历、家族家世、诗歌创作和性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从闻一多考证薛能生于817年之说,从薛能诗作,其友人寄赠之作证实薛能生于817年确有可信之处，从考证薛能仕历,以《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为底本范例,将这几者做比较,给出了薛能在各个阶段清晰的任职时间、所任官职、在任事迹,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补遗。 根据这些考证和梳理，可以将薛能生平、仕历列成一个表格,将其为官经历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为辨析薛能籍贯,考证其家族渊源和家世提供了强力依据。 唐以后诸书均记载，薛能为汾州人，杨丹丹研究后提出质疑，她通过材料考证薛能籍贯应为河东汾阴。 在此基础上，她继续考证出薛能与历史上著名的河东汾阴薛家有很大联系,其同时据史书记载和诗作分析,推测薛能出自汾阴薛家。 汾阴薛家名士众多,有名望但性情狂傲之人,如薛逢,薛昭纬之类,与薛能相比较,得出狂傲自负似乎是薛氏族的通病这一看法。 同时，结合汾阴薛氏家族的兴盛、衰落历史,可知薛氏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和衰败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以及晚唐穷途之象,是薛能狂妄之性的主要原因。 通过探析薛能的诗品与人品，分析薛能的诗歌后，将其诗歌分为三大类：题物咏怀诗、送别诗、酬唱寄赠诗。 薛能题物诗咏物广泛,能咏别人不常咏之物。送别诗情真意切,感情真挚,令人感唏。寄赠诗中除了与官场名流的酬答之作,还有众多的寄赠歌女舞者的诗,体现了薛能对她们的同情赞美。 除了这主要的三类,薛能还有一些民歌、乐府体诗,不乏优秀之作。薛能之为诗,以“闲中日月长”，这说明薛能诗作主要以闲适、闲吟为主,无言志载道传统,少家国生民之思,诗中自我意识强烈，其作品抛开了传统封建士子的儒者心系天下情怀。 薛能作为一个平凡之人的平常之处在于他不喜束缚,一生放纵游乐,随性自在,独立行走。他治政严察,禁绝拜谒,清正廉洁,在晚唐极为难得。而且为诗力求出新,废陈调,具有创新精神。 薛能性情率真,胸怀坦荡,豪爽大气,但也轻浮鄙薄,以第一流自居,目中无人,狂妄不已，颇带魏晋古风。 陕西师范大学侯纪润先生对河东薛氏家族研究也比较多，本人曾多次与侯先生沟通，他认为，现存有关薛氏世系的主要史料有《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元和姓纂》薛氏部分散佚严重，所以只有利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墓志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薛氏部分做尽量详尽的校勘，才可以得到一个详尽明了的世系。 由于社会对士族重视程度的不同，现存记载士族史料也有多寡不一的现象，即南北朝时士族世系记载较唐代明确详细，所以他的研究材料呈现出对南北朝时代薛氏世系考证远较唐代系统。 经过侯先生的勘证，发现了《新表》薛氏部分整体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其中犹以官职的疏漏最为严重。 山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者李晶通过对薛氏家族各房发展过程的论述来分析其盛衰原因、家族特点，进而明确薛氏家族在隋唐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其研究主要是薛氏家族族源的相关争论。 李晶通过查阅多种相关文献、墓志资料对薛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了整理，为家族研究提供支撑，研究成果主要论述了薛氏家族的发展进程及盛衰原因，介绍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的发展背景。 其次，李晶着手还论述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发展繁盛局面，并从门阀政治累世传经的社会影响、家族自身的努力、经济实力的积淀、同皇室贵族的联姻四方面具体分析了薛氏家族的兴盛原因，阐述了唐朝末期薛氏家族的衰落，并从社会影响及家族自身发展两方面分析了家族的衰落原因。 李晶认为，薛氏家族壮大的原因主要依靠军功，借助军功立足并在北魏时期荣升郡姓之列，为家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外，薛氏尚武习文并举。在门阀政治和累世传经的社会环境中，为取得更长远的发展，北朝末期，薛氏家族发展侧重点转变，从重武到文武并举，兼容并蓄治学，以儒道佛、文史、艺术作为家学的主要内容，讲求德行并重治家。 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唐霞在考察了修武薛氏祭祖仪式后认为，河南修武郇封镇郇封村薛氏后裔每年农历八月初三祭祀其始祖薛澍,整个仪式分为行上香礼、行一献礼、行连献礼、行三献礼、行轮献礼等几大项,气氛庄重肃穆,仪程严谨规范。 祭祀仪式中，薛澍及其夫人窦氏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作为象征符号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合族祭祀中体现着祖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保留了汉族祭祀的完整仪式,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沈文凡博士则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沈文凡博士认为，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者李杨婷数年来坚持从历代官方史料中挖掘河东薛氏西祖房的文史资料。 薛氏西祖房从隋初就完成了从习武到崇文风气的转变。西祖房凭借自身优势，促进了河东地区浓郁的学术文化，家族中大量文人致力于文学风气的养成，这些都促进了薛氏西祖房文质转变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西祖房支五分，唐代有三支发展繁盛，其中薛瑚房与皇室互为婚姻，家族地位显赫。后因卷入政治斗争，家族遭受重创，逐渐衰落。这一变化对薛氏西祖房门风的调整及家族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影响。 唐初家族文人多为显贵，既参与宫廷唱和，又结寒俊之士，推动诗风的改革。盛唐、中唐时文人寥寥，创作热情不高。到晚唐时，薛氏西祖房经过休整步入正轨，薛氏西祖房文人创作又开始繁盛起来，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洪隆房文人多集中在盛唐，这与其实力薄弱、文质进程缓慢有关。 薛氏西祖房文人多进士及第且颇有文学才华，但因文学保存意识较差，导致作品数量存世极少。 薛据是薛洪隆房成就最高的文人。他因怀才不遇、家族历史及个人性情的原因，形成了既慷慨雄健又无限悲怨的诗风。 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昂房在唐代因对儒学传统的延续、家族特殊的经历和薛苹个人的影响，家族逐渐形成治政廉洁的家风。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薛昂房文人的重心转为追求以政绩上的卓越，导致薛昂房的文人虽有着较高的文学素质但文学创作热情不高。 薛氏西祖三房，文学创作绵延有唐一代，薛瑚房文人集中在初唐和晚唐；薛洪隆房文人在盛唐占有一席之地；薛昂房文人在中、晚唐较为活跃。这些现象跟社会的变迁、家族的发展、文质的转换过程及关键人物的引导有着很大的关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者王雪源以《历学会通》为依据，比较系统地对薛凤祚科学思想进行了总结研究。 薛凤祚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历法和算学家。他是中国引进对数的第一人,对中西方的天文历算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学贯中西,名列畴人之首的著名科学家。 王锡阐与薛凤祚被誉为“南王北薛”,王锡阐学界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薛凤祚的研究极为薄弱,与“南王北薛”、“畴人之功首”这样的称誉极为不符。 长期以来，学界对薛凤祚的研究非常薄弱。八〇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才逐渐对薛凤祚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 有的从科技史角度进行考证,有的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想分析,有的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有的从时代文化背景方面进行探究,特别是山东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上集中刊发的几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薛凤祚的学术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薛凤祚,重新评价他在科技史上的地位。
北齐的胡太后是非常奇葩，但也令人同情的存在，本也是出身名门贵族，进宫后受惊冷落，被刺激成放荡不羁的样子，最后北齐灭亡，被迫说出为后不如为娼的话。
首先，她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人，她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以及学习了琴棋书画。其次，她是一个温婉可爱的人，她在她的一生当中恪尽职守。
若说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荒唐奇葩，可能没有能出北齐之右者，毕竟作为一个女子、身份尊贵的胡太后都喊出了“为后不如为娼”这样的惊人之语，那么北齐胡太后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一）荒唐的北齐
北齐国祚不长，只有二十八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与这些皇帝的荒唐淫乱、脑子不正常有关。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几位奇葩的北齐皇帝。
第一位皇帝高洋：好酒贪色、荒淫无道、残暴不仁、强抢民女臣妻
高洋在逼迫东魏孝静帝禅让后，便自己做了皇帝（不久孝静帝被高洋毒死），建立北齐。早期的高洋也算有所作为，开拓疆土，击败北方少突厥契丹、山胡，南下战胜南梁。但一旦四方安定，高洋立刻丑态毕现，简直可以荣登中国古代最荒淫无道君主榜首。最著名的几个例子就是喜欢聚众淫乱，而且暴虐嗜杀，其最宠爱的薛嫔，也因为其一次酒醉，想起薛嫔与臣子有过暧昧，直接当场杀死，还亲手将尸体肢解，取下大腿骨做成乐器，弹唱“佳人难再得”，惊得旁人目瞪口呆 。
第四位皇帝高湛：好酒贪色，残杀兄弟，逼奸皇嫂，虐杀侄子，宠幸奸佞
高湛高洋、高演的九弟，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弟，几乎高洋干过的事他都一个没落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突破所谓的人伦大道，竟然觊觎自己哥哥高洋的皇后李祖娥，以其子高绍德的姓名要挟，逼其就范，并且为他生下一个公主。李祖娥将公主掐死，高湛恼羞成怒，用刀柄砸死高绍德。其皇后胡氏也不相上下、在不甘寂寞之中，与随从、僧人等通奸，一派淫乱。
第五位皇帝高纬：残害忠良，宠幸奸佞，荒淫无道
高湛次子，19岁接受父亲传位，因为对朝政完全不感兴趣，只见少数宠臣。在奸佞宠臣的怂恿下，也是出于自身皇位考虑，高纬残杀了众多大臣，包括著名的兰陵王高长恭。自毁栋梁。而其最著名的典故，就是那个成语“玉体横陈”。
高纬有一宠妃冯小怜，高纬竟与宠臣们在朝堂上，让冯小怜脱去衣衫，让宠臣们品评。所谓“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眼见即将亡国，匆匆将皇位传给八岁儿子高恒，然后带着后宫佳丽南逃投奔南陈，半路被擒，做了北周俘虏，一年后被诬陷谋反，被赐死。
（二）北齐胡太后
在大致了解北齐皇室的荒唐事儿后，北齐胡太后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才是怪事呢，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且在皇权高于天的封建社会，即便她想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也几乎不可能，所以她干脆破罐子破摔、完全放纵和堕落了，因为才说出“为后不如为娼”这样让人惊掉下巴的虎狼之词。
胡氏是安定人胡延之的女儿，在她出生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在外面的帐篷上鸣叫，当时的人们以为这不是吉祥的预兆。胡氏及笄以后，被选为长广王高湛的妃子。胡氏姿貌并不特别突出，但是性情却极为淫荡。高湛也是个好色的膏粱子弟，得到如此奇葩的妻子，也算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之后，高湛看上了自己的嫂子李祖娥，成天夜宿其处，而不甘寂寞的胡氏也也没闲着。给事和士开善于握槊，又工于弹奏琵琶，是个风流隽朗的人物。胡氏一向对和士开暗自倾心，就趁高湛外出打野食的机会，贿通宫女，引和士开入宫淫媾。二人还发下千般毒誓，要做长久一对鸳鸯。胡皇后这边，由于和士开善于阿谀逢迎，喜欢讲一些淫秽的笑话，高湛非常喜欢听。李祖娥死后，高湛就与胡氏、和士开一起寻欢作乐。
当高湛死后，他的儿子高纬继位，便将她的老相好和士开给杀了，胡皇后悲痛欲绝，就在寂寞无聊的时候，她去寺院拜佛烧香，遇到了淫僧昙献。据说昙献与秦朝的嫪毐好有一拼，二人眉来眼去，就成就了好事。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胡太后托辞让昙献诵经超度亡灵，索性将昙献召入后宫，让他夜夜在胡太后的肚皮上超度死去的高湛。
事情的败露也是很有趣，除了昙献之外，胡太后还把昙献那些面目姣好的小徒弟召入宫中享用。胡太后从此就像皇帝一样，每夜召幸一个小和尚，其乐融融。 因为害怕高纬知道，就将这些僧人打扮成尼姑，涂粉画眉装扮起来。但由于这些僧人化妆的过于妖艳，偶然被高纬拜见胡太后时遇到，惹得高纬欲火焚心，于是强迫他们侍寝。结果小和尚们原形毕露，于是高纬下旨将这些和尚全部杀死，并将胡太后迁徙北宫幽禁起来。
577年，北齐被北周消灭，胡太后与高纬、高纬的皇后穆黄花等一起，被俘获到了长安 ，其中一部分人被遣散出宫，而胡太后也在遣散之列，她不愿去益州受苦，就在长安最繁华的大街上，开了一家青楼。胡太后拉上儿媳穆皇后，一起做起了皮肉生意。以两位皇后做噱头，而且胡太后四十余岁、风韵犹存，穆皇后二十出头、风华正茂，自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胡太后因此兴奋地对穆皇后说：“为后不如为娼，更有乐趣。”殊不知，也正是这一句话将她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李祖娥16岁就嫁给了文轩帝，在她26岁的时候文轩帝去世，李祖娥成为太后开始辅佐新皇理政，于41岁的时候去世。
隋文帝（公元541－604年）名：杨坚，汉族，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隋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杨坚称帝后，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亡后梁，一年后下诏伐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亡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隋文帝杨坚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所仿照原形）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中国重新置于一个政权治理下,外御强敌突契,内令人民安宁生息,功业之伟大,连后世盛唐也没有完全恢复隋朝的国面积.然而,御下过严,令不少功臣未获善终,尤其立杨广为太子,令遗祸后代,竟使江山断送,实为遗憾。文帝在位24年，604年病逝与大兴殿（目前基本公认死于杨广之手），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县西南20里）。隋文帝无过啊！隋炀帝锈的大运河！
隋文帝得来天下，是相当容易的。隋文帝杨坚和父亲杨忠，两代仕周，在北周位尊权重。周静帝继位的时候，仅仅八岁，杨坚轻而易举取而代之，自己当了皇帝。古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长叹：“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取周而代之之后，对于北周王室采取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从而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接着隋文帝在北部中国稳定之后，以强大的武力平陈，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分裂历史，统一了中国。平陈的过程，是武力杀伐的过程，陈室君臣，都有臣服之意，因而隋文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让南方有了较快的发展。 隋文帝出生在一个尼姑庙里，是一个叫做智仙的尼姑把他抚养大的，13岁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隋文帝的生身母亲不能过问任何关于杨坚的事情。甚至母亲思儿心切，偶尔抱抱儿子，智仙尼姑也要大声呵斥和责备。并且说：“你为什么大胆妄为接触我的儿子？”让母亲悲愤交加。在寺庙里长大的隋文帝，对于佛教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修寺塔。公元601年6月30日，是隋文帝的生日，在30个州修建了30做寺塔。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下诏修建寺塔，全国113个州，总共修建了113做寺塔，达到了每州一座。有了寺塔，就要有僧有尼。隋文帝在全国广度僧尼，史书记载，隋文帝在位期间，全国共有三十万人成为僧尼。当时全国的人口为4600万，就有这么多僧尼，比例是十分庞大的。隋文帝不但修建寺塔，广度僧尼，还在全国范围内广写佛经。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隋朝，就有了伪造的佛经。隋文帝让高僧们鉴别真伪，予以重新抄写。在隋文帝管理国家期间，抄写佛经13万多卷，可谓是汗牛充栋。隋文帝信奉佛教，就广交僧侣，把天下的僧侣作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僧侣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皇宫，还经常随驾巡幸。如果那个朝臣不和僧尼为友，隋文帝就会震怒。 作为一个佛教徒，隋文帝却是一个吝啬之徒。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说自己是一个“躬履俭约”，“薄赋于民”的皇帝。当时在隋朝的国库里，囤积的粮食，可以国用五十年。但是在开皇14年秋，关中大旱，出现饥荒，尽管国库里“仓粟红腐”，但是隋文帝不准打开粮仓放粮，并且率领关中饥民就食洛阳。史书中记载：隋文帝在逢到饥荒之年，带领民众就食不止一次，关中又一次大旱的时候，隋文帝不予赈济，而命令老百姓就食山东。隋文帝国库里的粮食最后干什么去了？为李密、李渊父子起兵准备粮草去了，为推翻自己的军队提供军需去了。隋文帝的国库了到底有多少粮食呢？到唐朝的贞观11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隋朝两京府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唐太宗说：隋朝末年的”天下储积，可供50年。”王夫之这样评价隋文帝：“隋文帝，锱铢之主也。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王夫之对于隋文帝吝啬为民的做法，笔下进行了痛斥：“粟朽于仓，人殣于道，豪民逞，贫民毙，争夺兴，盗贼起，有国破国，有家亡家，悲夫！”做为一个信封佛教的皇帝，国库里堆满了粮食，该普度众生的时候，不屈普度众生，对于佛教简直就是一个嘲弄。 隋文帝信封佛教，极端吝啬，但是对付隋朝腐败的官员，他的手段是十分严厉和苛刻的。隋文帝是一个性格里充满了猜忌的皇帝，对于朝臣的清廉程度一概不放心。他认为，只要是一个臣子，都怀有贪婪之心，都会有贪占之心，都会有受贿之举。隋文帝拥有一个庞大的对付朝臣的特务机构，监管朝廷里的官员和地方的官员，一旦发现官员拥有过失，就加以重罪。有些不该处以极刑的，往往会处以极刑。隋文帝作为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大度和敦厚，喜欢实施一些小人一样的术数，来对付官员，搞的大臣们身心憔悴。就是开国的功臣，隋文帝也以贪贿的罪名处以极刑。隋文帝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命令一些人，悄悄的把一些金银财宝和钱，把一些丝绸和南方的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贪贿。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和钱物，就以贪贿罪处理，在朝堂之上当着大臣的面砍下头颅，以儆效尤。隋文帝用这种实验贿赂的办法，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隋文帝时代，是中国各个朝代里，官员最不保险的朝代。一个皇帝，如此的不光明正大，如此的用阴谋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朝臣，也算是创造了皇帝之最。 中国有一句古话：始以欺人，终于自罔。隋文帝的灭亡，就应验了这句话。公元604年，隋文帝大病在床的时候，儿子杨广指使党羽，入仁寿宫，在床上把隋文帝杀了。史书记载：“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接着杨广又杀了隋文帝的大儿子、自己的亲哥哥杨勇，当上了皇帝，就是在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阴险狡诈、骄奢淫逸的隋炀帝。 隋文帝当了25年皇帝，隋炀帝当了13年皇帝，隋朝就灭亡了。在他们沉重的历史背影里，我们看见了历史沉重的一页。
秦始皇主要是疆域的统一而杨坚则是政治上的统一
那是因为他：确立三省六部制：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二）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三）修订「开皇律」：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四）领均田令：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五）设置粮仓：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北齐书·卷十一·列传第三》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栢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巨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芒山之捷，后主谓长恭曰：“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前既有勋，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妃曰：“何不求见天颜？”长恭曰：“天颜何由可见。”遂饮药薨。赠太尉。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参军阳士深表列其赃，免官。及讨定阳，士深在军，恐祸及。长恭闻之曰：“吾本无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尝入朝而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无所谴罚，武成赏其功，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兰陵忠武王高长恭墓志碑阳圭额四行篆字：“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下为碑阳正文：18行，行36字。“王讳肃，字长恭，勃海蓚人，高祖神武皇帝之孙，世宗文襄皇帝之第三子也。神则龙首，元火师而成帝，兵称虎翼，拧水母而称雄。王命守巨宝，惟卿族均大名而复始，逾盛德之后昆。抚天潢而焕落，临地轴而彪明，祝祭孔明，史词无愧。王应含宝之粹气，体连譬之英精，风调开爽，器彩韶澈，譬兹尔不跨，玄指而扬荣，若彼高鸿，摩天霄而远翥。天保八年，起家通直散骑侍郎。王满观兵，实惟绮岁，扶风待谓，兆复黄中，落甚不明，虽容顾问，感兴恒贯，伦望允归。九年封乐城县开国公，食邑八百户。爱应利建，选荒邑社，求带厉之书．游山川之锡。十年，除仪同三司。象服画龙，辎车倚厩，（冒夫）钟犹予之爱，亦推尚德之无。其年，进上仪同三司。游息锦组之味，云月沛辅，推其对易准安耻其传骚石。岭外河地穷虞汉，紫津玄塞，闲以边营，刃以屡惊。桔槔时动，将循条务，良在懿亲。仍以本官行肆州事。王少览治章，北闲敕术束经期，乃复著民谣。又进仪同三师。乾明元年，除领左右大将军，增邑一千户。陟降朱墀，统兹近习，去来青屋，勤深卫奉。其年三月，除兰陵郡王。逾往上乘，更（足柬）高官，响白京而洧钺，振绦绶而交彩。皇建元年，增邑通南一千五百户，转中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爰董荣戍，广命僚属，门有玳瑁之簪，庭蹑珠綦之履。雄儿抚剑，兆止莲花，交人荻藻，动成雪气。肃宗大渐，顾托受遗，丧君有君，清宫夜拜，乃至龙山作镇，俯瞰双流，虎落旁通神□珍思，□营栉比，戍役相寻，筑逮能迩，咎难逃其选天。世祖武成皇帝践祚，除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余官昔如故。而王乃勉其耕桑，又能均其劳逸，朝夕思念，哀矜勿喜，虽复宣光寒食之请，细饮劝马之谒，其为官效，无以过也。二年，别封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进领军将军。令命在？实厅武府契问，夷险在诚，弥亮既而半驰，煌羯奔狐杂种肉阗，下都矢及离殿，天兵雷动，舆羁□□往道□□□□□□□剥□需而□也。”（二碑阴文字多已风化，刻26行，满行52字。）——刘心长先生主编的《邺城暨北朝史研究》《乐府杂录·序·鼓架部》 段安节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著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案：《御览》五百六十九引《乐府杂录》云：“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捴击刺之容，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疑此有脱误）。
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到周文矩《合乐图》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历代绘画史论著作中的文献资料和当前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最新研究资料，对是图的时代性、画面主要内容、绘画艺术风格及作者进行新的探讨，初步推断出：《韩熙载夜宴图》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关键词：《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周文矩；《合乐图》；长期被认为是五代南唐画院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如图一，以下简称《韩》卷），绢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⑴此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为避相而纵情于声色酒宴的放荡生活场面，是我国古代绘画极为珍贵的代表作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一） 关于《韩》卷的著录和流传南唐曾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其一为顾闳中，最早见于《宣和画谱》，⑵“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欢呼狂饮，不复拘制。李氏……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 图1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心记，图绘而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其二是顾大中，江南人，与顾闳中同籍，《宣和画谱》卷七疑为顾闳中的“族属”，他曾绘有《韩熙载纵乐图》，也著录于上书中。其三系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伪主李煜为翰林待诏，奉旨窃绘《韩》卷，《宣和画谱》未录有周氏画本，大约未入北宋御府，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周文矩名下有《韩》卷，其时是“兰坡赵都丞与□所藏”，短卷，“纸本，长七、八尺，前有苏国老题字，内又题：‘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神采如生，真文矩笔也。”⑶这可能是对周文矩版《韩》卷最早最详细的著录。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中载：“顾闳中……尝与周文矩同画《韩熙载夜宴图》。” ⑷汤垕《画鉴》亦有同样的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有史魏王浩题字，并绍兴印。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耳。”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与上述三人画本均无牵涉。《韩》卷末未钤有北宋宣和的印玺，故决非《宣和画谱》卷七所著录的韩画。《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中亦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可见顾画在南宋末时已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本文论及的《韩》卷应该是汤垕《画鉴》记载的“闳中笔”，因卷末钤有“绍兴印”。徐邦达先生曾尖锐地指出汤垕把“绍勋”印误识为南宋高宗的“绍兴印”，⑹也就是说，《韩》卷最初是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的。那么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和《石渠宝芨初编》中著录的应为今存的《韩》卷。从《韩》卷的著录及相关的历代收藏家的题跋和印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传奇而坎坷的流传脉络。现存《韩》卷，无款，姓名见跋中。卷后有“绍勋”一玺，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勋”是《韩》卷最早的收藏印，与宋人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上的印文一致，印主是南宋太师左丞相史弥远，“绍勋”二字系史弥远是要克绍父业之意，甚为允当。是图自此流传有序。又有“商丘宋荥审定真迹”一印，又一印存“吴氏家” 三字，其一字漫漶不可识。前隔水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以修为时论所诮著此图”二十字，余字及款皆缺。后隔水有“蕉林”、“冶溪渔隐”二印。引首有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拖尾有行书韩熙载小传，后有元代班唯志题跋，经他手被明末的王鹏收藏，又后经清代王铎的两次题写，相继传入孙承泽、梁清标、宋至等收藏家的府第。它和清雍正朝权臣年羹尧也有过短暂的缘分，所以图上盖有年氏的收藏印，年氏获罪抄家，于是《韩》卷便被清宫收藏。上有乾隆二玺，并御笔题签，“然闳中此卷绘事特精妙，故收之秘芨甲观中，以备鉴戒。”⑺此后它一直被珍藏于清廷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1921年，溥仪将是图卖出，流落到北京古玩字画市场——北京琉璃厂，恰巧被张大千撞到并购走。1952年由国家从香港私家手中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二） 今存《韩》卷的争论对今存的《韩》卷，在它的创作年代、作者及画面内容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许多争论，长期困扰着美术史界。可以说《韩》卷最初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后，明、清的大部分的画家、学者都毫不怀疑的接受了他的论断，惟有清初的孙承泽隐隐感到《韩》卷“大约南宋院中人笔”。⑻文物是历史发展的轨迹，文明传承的载体，能够反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文化特征。随着我们对相关《韩》卷的大量的出土文物、图片资料和历史文献等背景资料的占有，它神秘的纱衣已渐渐被揭开。首先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质疑了《韩》卷笔墨建构的时代性，认为：一、江南诸臣入宋而在淳化以前，按照法令男子必须服绿，图中男子一律服绿，作画应成于南唐降宋以后。笔者案：李煜被俘，《韩》卷本来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二、“叉手示敬”是两宋制度……三图中所列古器物和《宣和博古图》流行相关，本画完成时间当更晚。沈先生的考辨实际上否定了《韩》卷南唐的时代性。前面 图2 《重屏会棋图》（局部）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考证出此图最早印“绍勋”，有根据的上限只能断代到南宋中期，而且图中人物描染细腻精工，决非五代画家所能做到的。又根据是图中所涉屏风画之风格极近似南宋马远“一角”剪裁画法等，最终得出结论：《韩》卷为南宋人摹本。余辉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是一篇考证详实而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是文首先列举作为南唐图像风格的标尺性文物，如卫贤《高图3 《宫中图》（局部）士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如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宫中图》卷(如图3，宋摹，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弗格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其次从衣冠服饰、乐舞礼仪、家具、有关器用、画风题跋与作者五个方面，详细考证了《韩》卷绘画的时代性,特别是在画风上，《韩》卷与现存的南唐画迹和摹本相 比较，缺乏一定的风格联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风格断层。可以说经过北宋徽宗朝刻意求真的艺术追求，南宋绘画的写实技巧远胜五代，状物精细入微，《韩》卷即已全入此境。如描绘人物，“渲染细腻，神情微妙；勾勒家具，器物，线条平整精到，体现了颇为雄厚的写实能力和界画功底。”⑼与许多宋画的风格技巧极为相近，如北宋末年的《听琴图》轴(传宋徽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的《女孝经图》卷和《却坐图》轴、《折槛图》轴等(后两幅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汉臣的人物画风亦与《韩》卷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著名学者铃木敬先生认为是图中山水画是“北方系山水的样式”，⑽《韩》卷应为南北两宋交替时期甚至还要往后的作品。其次对今存《韩》卷的画面内容和作者也是持论不一。早在二十年多前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松先生就明确指出：“从重新装褙的情况看，第一段听琴与观舞之间屏风处有剪接痕迹，第二、三段之间也有接痕。而没有接痕的最后两段转折最自然。由这些迹象看，这卷画在重新装褙之前，可能有更多内容，由于画面残损被剪掉了。”⑾美术学博士刘伟冬也撰文谈到此画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许多美术史论家根据画面表现的不同情节或场景通常将其分为五段，即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这五个情节看上去相为呼应、严谨连贯，然而经作者慧眼详察，按照传统的“五段法”去解读或认知画面内容会产生故事情节逻辑上的矛盾，于是推断出最后一段的“送别”应该是紧接在“观舞”之后的。其实这一节中的韩熙载并不是在向友人告别，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玩后稍事歇息，各尽所兴，并把图中的人物次序重新进行了更为合理的排列。笔者认为刘氏的论点虽为一家之言，但也能自圆其说，极有创新可取之处。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以“境界说鉴识学”，更是对此图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细致的求证，不但进行了详细的断代，而且彻底的否定，《韩》卷并非画史上的《韩》卷，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惊天玩笑，《韩》卷其实是《龙舒瑞应图》!描绘的应是老将宗泽以舞乐打动年轻的康王赵构，寓教于乐，促其复国救民，进而瑞应称帝的故事。图中衣红服者正是康王赵构，即将称帝的宋高宗，情节展开皆以他为重心；“韩熙载”正是老将宗泽，是瑞应事件的策动者。全卷应分六段，即嘱咐，宗泽布置计划行动；小憩，宗泽洗手准备；听音，宗泽指挥乐队；观舞，宗泽亲执擂鼓，振奋情绪；唱怀，感化赵构瑞应；最后一段应是称帝，是极为悲壮的“中兴”誓师大会。是图后经明人作伪，可能是唐寅所为，重新裁剪接帖，才改成今天的《韩》卷。⑿余辉根据引首的一段佚名题文，认为《韩》卷的作者应是南宋画院的高手，且作者的名字应在题文中，后被人为的删去，其用意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假顾闳中手迹，以求善价。五代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曾在南宋流传，现存《韩》卷的作者可能是受周氏画本的影响。（三） 笔者对《韩》卷的几点看法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动乱，但南方比较安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南唐在当时割据的诸侯国中，比较强大，因此，各方面人才纷纷前来投奔，其中也包括韩熙载等杰出人物。夜宴图中的主人翁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出身于宦官世家，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登进士。其父光嗣被李嗣源所杀，926年，韩熙载被迫南投，其初深受中主李憬的宠信。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还曾有拜他为相的意图。韩熙载定居南京的住所，在今南京城南中华门一带，《同治上江志》载：“戚家山，在江宁城南聚宝们外，南唐朝韩熙载居此。”⒀ 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后，中原的后周、北宋力图统一中国，韩熙载屡献国策，频遭冷遇，使南唐多次错失了北伐的战机。李后主为挽回败局，欲用韩熙载为相，韩氏深知已无回天之力，但又不便违抗君命，遂采取自我放纵的消极方式，沉溺于晚间的美酒佳色和歌舞的狂欢之中。他曾对密友德明和尚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⒁——可能是他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真正原因。李后主得知后，命顾闳中等人夜入韩府，详观细察韩氏的夜生活，《韩》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绘成的。有趣的是，李后主欲以此画规劝韩熙载，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是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太常博士陈致雅、门生舒雅、紫微朱锐、状元郎粲、名僧德明、教墩副使李家明及其妹歌妓王屋山等人的宴乐情况。全卷共分五段，每段巧妙地以屏风相隔而又连贯一气。第一段画韩熙载坐床上，与其他宾客听李家明妹弹琵琶；第二段画韩熙载自击鼓，与宾客观看王屋山舞六幺；第三段画韩熙载洗手休息；第四段画韩熙载聆听众妓吹奏；第五段画韩熙载宾客与诸妓调笑。《夜宴图卷》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杰作，对图卷里所绘各段听乐观舞、言情调笑等诸人色相，已有许多专门文章细细评论，笔者这里不再赘述。《韩》卷经过人为的裁剪而使地画面故事顺序显得不合理，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然就此卷的顺序问题前面已详细论述过，笔者亦认为，是卷最后一段 “送别” 应紧接在“观舞”之后，特别是从韩熙载手里拿着的鼓槌和衣着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根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僭伪传·李憬传》引《五代史补》记韩熙载故事，“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宴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芴，无不曲尽，然后熙载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后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⒂笔者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最后一段 “送别”应该是原来《韩》卷的“第一段”，即宴饮前众宾客与韩熙载的妻妾女仆相互玩乐、调情，为后面夜宴高潮作铺垫，而“观舞”一节应作为第二段紧接其后的。欧 图6《韩熙载夜宴图》观舞部分（局部） 阳修撰《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载“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⒃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韩氏的风流不羁。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对《韩》卷重新合理的排序，是否更能表现出主人公韩熙载的放旷不羁、声色犬马的荒诞生活，从而达到他“不能为千古笑端”的政治目的？对于《韩》卷被裁剪去的内容，笔者更倾向于任大庆的观点：“我认为，更为合理的推测是裁去了不雅的荒纵淫乐形象。”⒄前面汤垕《画鉴》记载：“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耳。”但于画面所见几乎全为“乐”的场面，毫无“淫”的内容，只有睡床上隆起的棉被及宾客与女仆的调笑起暗示的作用。又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说：“（熙载）婢妾有北齐徐才之风。客亦赋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⒅ 徐才之事，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其妻与人淫，之才遇而退避之，曰，妨少年嬉笑，宽纵如此。且此卷首尾也分别记载了其“致妓乐殆百以自污”、“君臣专事春色游戏，徒贻笑于后世乎？”等评论，因此《韩》卷极有可能描绘了一定的淫乐画面，后人嫌其不雅，谋高价而割去重裱，成了今天“乐而不淫”的《韩》卷。《韩》卷笔墨构建的时代性，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笔者基本同意徐邦达先生的观点：五代画家曾作图，是图为南宋摹本。余辉在论证《韩》卷的时代性时，认为图中所绘器物具有典型的宋代气息，这是不科学的。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考证，图中温酒用的“鸡首壶”类型的注子并非是固定的宋代模式，其实五代末时就已经出现了。《韩》卷在明代江南的流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现存两件题为《韩熙载夜宴图》的祖本。其一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无款印，亦无清宫鉴藏印，是图共分五段，顺序与《韩》卷相同，只是画中的衣冠与屏风不同，画风稍有生拙粗略之感；其二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画中有唐寅题字，一说是唐寅临，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图为明人临仿本，但唐氏诗题字却是真迹。全卷共分六段，《韩》卷第四段“清吹”被分割为两部分，画中大量出现了明式家具和器用等，室内更加豪华繁丽，屏画也系明代浙派末流的山水画风，但在人物绘画风格方面，线描显得粗重方硬，眉须草草，毫无唐寅灵动秀逸、精巧慎密的工笔人物画风，缺乏文人情致。⒆明·李日华曾见唐寅笔《韩熙载夜宴图》，他在《味水轩日记·万历四二年九月四日》记载：“唐伯虎笔《韩熙载夜宴图》，是卷共分四段，主人公沉湎声色，神情姿态具备，狎客与其姬妾戏，而熙载于屏后追随。”可见此图在意义上是更接近《韩》卷的。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模本《韩熙载夜宴图》是更早的临本。东博本《韩熙载夜宴图》，明·杜堇作，同《韩》卷比较，东博本在背景器物上有所增加，衣裳、屏风等色彩纹样变化很大，画中人物的数量、姿态、动作等与《韩》卷完全一致。但在段落顺序上迥然有异：全图共分六段，《韩》卷的第四段“清吹”接于第二段，而单独切离“韩熙载休息”为第五段。五位吹笛歌伎独坐于屏风后，各具情态，上有杜堇跋文：“上已之月，主人出周文矩画韩熙载夜宴图……因仿而摹之，自愧不至而效颦也。”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东博本与《韩》卷出自于同一母本，如果东博本的裁切顺序是合理的，那么《韩》卷的顺序是有问题的。⒇同时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载熙载“小面美髯著纱帽”，认为东博本描绘的人物，温厚凡庸，没有个性，不能跟气质高逸的韩夫子相比，只不过一好色之徒耳！（四） 对《韩》卷作者的讨论根据前面的著录，南唐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即顾闳中、顾大中、周文矩。顾闳中，一般画史上都说他是“江南人”。“江南”的地域很大，到底是江南何地？这一直是个谜。据《句容县志》的记载，才明确顾闳中是江苏句容人。然而没有一本画史记载他的绘画风格，因此他的绘画风貌现在无从得知。顾大中，被疑为顾闳中的“族属”，《宣和画谱》录有他的《韩熙载纵乐图》，但现已失传，无法比较。我们从《韩》卷画面内容和形象上来理解，画面中使人强烈的感受到纵声情色的气氛，虽然也有宾客宴饮的场面，但占据画面主要内容的还是享乐。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对《韩》卷产生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画面中没有夜宴的气氛，因此他对此画的定名彻底的否定。如果前面所猜想《韩》卷中已经裁去了许多荒淫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把《韩》卷的母本归属于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是否更加合理？是否可以这样想，宋人摹了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因无款字，被汤垕误识为顾闳中的笔迹而一直误传到今天。或者是宋人临了顾大中此本后，而收藏者认为顾大中的名气不如顾闳中的大，从而依托于顾闳中传世。《韩》卷三位作者中，惟有周文矩的资料稍详细一点。周文矩，也是金陵（建康）句容人，与顾闳中既是同乡，又是同朝为官。周文矩的绘画风格，《圣朝名画评》评曰：“周文矩用意深远，于繁富则尤工。”《图画见闻志》载：“尤精仕女，大约体近周昉，而更增纤丽。” 《宣和画谱》里说他“行笔瘦硬战掣，有煜笔法。”《图绘宝鉴》记“至画仕女，则无颤笔”；《画史》说他“士女面一如昉，衣纹作战笔，此盖布文也。惟以此为别……战笔。”（21）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他从后主李煜书法中得来。周文矩真迹不传，流于世上的都是摹本，如《重屏会棋图》、《宫中图》、《宫女图》（美国芝加哥大学藏）、《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宋人临古画是很注重原作的，非常写实，因此根据这些传世摹本的画风，我们可以考证《韩》卷绘画与周文矩画风的关系。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韩》卷与《捣练图》（传宋徽宗摹，波士顿美术馆藏）比较，《韩》卷线条更加自然，具有流动性，线描优美，熟练极致，衣服轮廓鲜明，人体纤细，一洗唐代丰满华丽的“周家样”，与同时代阮郜笔《阆苑女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看，《韩》卷中的线条更能体现主李煜的线描“铁钩索”，近似“松叶描”，衣纹线较多，与庆陵壁画风格类似，具有形式化的特点。这是与周文矩绘画面貌相近的。而传为他的《宫女图》，人物姿态阔达，衣纹线条比较洗练，笔力瘦硬，纤巧精细，表现出良好的人物画技巧。这与《韩》卷中精细的人物画风是相近的。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与 《韩》卷有重大联系。这不仅是此图在绘画风格上与《韩》卷极为类似，而且在画面内容上也符合画史事实。众多画史记载，韩熙载不但妻妾众多，而且皆通晓音律，《韩》卷第二段中的鼓急第四段“清吹”中的笛子、拍板等都来源于民间乐器。《合乐图》中“吹奏”一节（如图8）所展示的正是画史记载的场景。是图中的主人公头戴轻纱帽，据《清异录·南唐拾遗记》记载，这种轻纱帽是韩熙载自制的，当时非常流行，加上有特征的长髯，正是画史记载的“小面美髯” 韩熙载的形象。（22）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认为：芝加哥美术馆所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其实是失传已久的周文矩笔《韩熙载夜宴图》的部分。无论从画面内容还是画史著录，笔者也非常同意此观点。《韩》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注释：⑴、⑶、⑷、⒁、⒃、（21）陈高华《宋代画家史料》 [M] 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⑵（北宋）宋徽宗《宣和画谱》[M] 引自《画史集书》第二册[A] 于安澜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⑸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C] 上海书画出版社⑹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6月⑺、⑼（22）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J] 《文物》1993年6期⑻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 转引《中国书画全书》[C] 卢辅圣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⑽ 古原宏深申《韩熙载夜宴图》[J] （日）《国华》⑾ 李凇 《韩熙载夜宴图》[M] 转引《欢宴的另一面—解析〈韩熙载夜宴图〉》[J] 刘伟冬 《东南文化》 2002年12期⑿ 方元 《〈韩熙载夜宴图〉疑辨》 [J] 《荣宝斋》（总第十九期）2002年11月 荣宝斋出版社⒀ 洪霞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与江苏》[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04年4期⒂ 潘金玲《韩熙载与〈夜宴图〉》[J] 《东南文化》 1998年4期⒄ 任大庆《〈韩熙载夜宴图〉疑辨的疑辨》[J] 《荣宝斋》 （总第二十期）2002年12月 荣宝斋出版社⒅ 同⒂⒆ 同⑹⒇ 同⑽
明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放了很久，回答了也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点赞，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进来了。不为别的，只为对得起自己在异国他乡所学到的东西。（哎呀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之前的最高票回答已经讲过了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层面的研究成果了。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心灵哲学层面的吧。柏林洪堡大学有一个研究院叫Berlin School of Mind and Brain（网址Berlin School of Mind and Brain），顾名思义，这个研究院干得就是将柏林各大高校与研究所的人聚起来研究人类大脑功能与心灵本质的事。其中洪堡大学的哲学系有两位讲席教授也在Faculty members之中。由于这个研究院经常会开设一些哲学相关课程，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有一部分内容是和哲学系重合的。而在上个学期（WiSe 15-16）刚好选修了一门该学院的课，课名叫Introspection and Consciousness。具体内容如这张Schedule所示：从课程设置的阅读材料可以看出，除了W. ALSTON 和 D. M. ARMSTRONG的两篇介绍性质很强的文章年代比较久远以外，其他十余篇论文都是21世纪甚至近五年以来的发表的。称其为心灵哲学前沿的研究成果应该不为过吧？那么，这些关于Introspection and Consciousness的论文到底讨论的是什么呢？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只能介绍部分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内容，如果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话可以按照这份单子去找相应的阅读材料。首先，我们先从一张第一节课的PPT介绍讲起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天你头疼，医生给你开了药，你回去吃了药头疼仍然不见好转。于是你又去找了那个医生，说“你的药没用啊！” 但是医生（假设他没说谎）的回应是，“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脑科医生，我也用最先进的仪器扫过你的大脑了，药的成分和作用我也有把握，所以，肯定是你弄错了。”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医生的话有道理吗？我们可能会弄错自己是不是在疼吗?一个人们几乎共有的直觉是，我们关于自己内心状态的把握应该是不会错的。比如，我可能会分不清白百合和王珞丹的脸，结果把白百合认成王珞丹。但有可能我感到了一阵疼痛然后我其实压根就不疼吗？好像不是的，再比如，如果我现在在想喝水，我自然就知道我想喝水，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这种直觉哲学家们称作privileged access。也就是我们关于自己内心状态是具有认知特权的，这种特权主要体现在
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生理学上，意识脑区指可以获得其它各脑区信息的意识脑区（在前额叶周边）。意识脑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识真伪，即它可以辨识自己脑区中的表象是来自于外部感官还是来自于想像或回忆。这种辨识真伪的能力，其它任何脑区都没有。当人在睡眠时，意识脑区的兴奋度降至最低，此时无法辨别脑中意像的真伪，意像基于记忆中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梦境”。意识脑区没有自己的记忆，它的存储区域称作“暂存区”，如同计算机的内存一样，只能暂时保存所察觉的信息。意识还是“永动”的，你可以试一下使脑中的意像停止下来，就会发现这种尝试的徒劳。有研究认为，意识脑区其实没有思维能力，真正的思维都发生在潜意识的诸脑区中，我们所感知到的思维，其实是潜意识将其思维呈现于意识脑区的结果。一种更一般的定义将意识视为一种特殊而复杂的运动，可以反映（映射）真实世界以及非实有意识自身的运动，可以正确映射真实和意识本身规律，也可不正确或歪曲反映。一般意识需要真实物质媒介才能对真实和意识本身产生作用。它的存在可以分为静态和能动两种状态，静态意识一般以编码形式存在，比如语言文字、声音、图像、软件或其它静态物质载体，意识能动态可以继承静态形式而提升意识范围和水平。意识的静态和能动态互相作用是新意识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这种定义的出发点源自于物质永恒运动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对人工智能有一定参考意义。中文名意识外文名consciousness拼音yì shí意思觉察；发现快速导航词语解释 详细释义 学科术语 研究历史 相关名言科学研究最早进行意识的科学实验的可能是Libet。其用脉冲电直接刺激大脑皮层体感区，使被试者产生感觉。其主要结果，必须有一定的刺激强度和一定的持续刺激时间才能产生知觉。因此，其认为意识的产生要求脑的一些部位的神经元在足够时间（可达500毫秒）内有足够的兴奋。这一实验表明，意识是因脑内神经活动而产生。词语解释1．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2．觉察；发现。她不高兴啦，我并没意识到。[1]识见。〔汉〕王充《论衡·实知》：“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北齐书·文宣帝纪》：“ 高祖 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 高祖 是之。”〔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先入之见。〔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柳青《铜墙铁壁》第二章：“我那阵农民意识太重，总想回家安贴一下老娘。”韩北屏《非洲夜会·酋长的故事》：“大多数的酋长总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特别是那些偏僻的边远的地方。”觉察，感觉。阿英《夜》：“她意识着这一定又是敌人在扫射自己的同志。”茅盾《喜剧》一：“连同乡会也是委员制了么？他这才更明晰地意识到世界确是换了一个样子了。”
北齐美男子王爷高润，最后的结局是病死。
一、继承来自母氏的美貌
北齐的王爷高润是高欢的第14个孩子，母亲长得倾国倾城，这个孩子也就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历史上的他，长相极其俊秀，算得上是北齐的美男子。历史上与这位王爷相关的有一个污点，那就是据说他在14岁的时候还和自己的生母睡在同一张床上，而他的生母名声上本来就不是很好。再加上这位王爷的美貌与母亲很相似，因此就谣言满天飞。
二、得皇帝信任
身为一名王爷，他最开始的时候是被封为冯翊王，担任过定州刺史，都督，右仆射。高润为官清廉正直，深得当时的皇帝高湛的器重他，不但懂得为官之道，也懂得如何为人处事，所以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至少这个王爷在做官的期间没有犯什么大错，而且还受到皇帝很大的信任。当时有两个周的都督，因为侵吞官田，收受贿赂而被高润揭发，这两人去皇帝面前进谗言，但是皇帝选择相信高润，而把这两个人各打100大板。要知道这个皇帝高湛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是很一般的，但是他能够相信高润，这反过来体现出高润的为人处事是没有问题。
三、患病去世
古人的寿命一向不怎么长，在公元575年的时候高润就患病去世了，这个时候高润才34岁。虽然在普通人眼中患病去世是非常可惜的，寿命也是相当短的，但是北齐王朝，很多皇宫贵族都是荒淫无度的，其他兄弟姐妹的结局不算好，要么死于兄弟残杀，要么死于背后算计。相对来说高润患病去世反而没有经历那么多阴险狡诈之事，并且也没有受到来自自家兄弟的攻击，反而是比较好的结局。
关于高润的资料，只有《北齐书》和《北史》里有，而且《北齐书》里就只有几段话，你可以自己去查。
理论研究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整理的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篇一 国际合作理论研究 摘 要：国际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两者在合作对象、基础、方式方等面进行比较，得出两种不同理论的差异性以及理论缺陷，从而为中国外交提供启示。 关键词：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合作文化论;马恩国际合作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2-0006-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合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关于国际合作理论的解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合作理论构成了西方主流的国际合作思想，并且相当成熟。相比较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以国际合作为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成果“极为有限”[1]。尽管如此，国际合作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将从国际合作的对象和基础，合作的方式等方面将两大合作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差异。 一、合作的主体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对象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即主体是阶级，希望通过国际联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因为无产阶级处于同一受压迫的阶级，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国际合作的阶级属性。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下，侧重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一旦联合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成为苏联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的是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领导人也会导致合作对象的不同。毛泽东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邓小平强调的是扩大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基础方面，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认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2]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平等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国家是西方主流国际合作思想的主体。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国际合作也是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决定国家间的合作。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新现实主义根据中央权威干预国内市场的功能，认为国际社会如果有一个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国家，如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等，那么霸权之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了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由此可见，霸权合作论的合作基础是权力。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依附于霸权国的意愿之下;如果霸权国不存在，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国之间处于一种纷争的状态。历史表明，霸权国的存在使国际社会相对稳定，一旦霸权国的力量衰弱，国际社会就会陷入动荡，直到一个新的霸权国出现，国家之间才能重新稳定，从而继续合作。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应运而生。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交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准则，尽管缺乏强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时，国际机制可以为各行为主体提供评估其他各国政府的标准，从而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机制可以将许多国际问题集中起来，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解决，减少了各国的成本。正因如此，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在后霸权时代促进国际合作。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为研究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天然既定的，而是由国家建构的。她认为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存在三种不同的共有观念。在霍布斯文化中，每个人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所以在这种文化中，国际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于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大家互为“竞争对手”，有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但竞争关系仍是主要关系;只有在康德文化下，国家之间形成视对方为“朋友”的共有观念，进而获得集体身份，国家之间由此建立起相互信任而长久的合作关系[3]。所以，建构主义合作观的基础源于能使国家形成集体身份的共有观念与文化结构。 二、合作的方式 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的合作方式不尽相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组矛盾对立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多种合作方式：如早期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的第一国际等。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国际合作主要采取的是“结盟”方式。毛泽东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结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也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合作。再后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仍然是“不结盟”，在此之上，加强发展了双边“伙伴关系”、区域组织、多边论坛等。在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中，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国际合作是民主、多样、共赢的。 霸权合作论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的代表是金德尔伯格。在这种方式中，霸权国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霸权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其他国家会因“公共物品”而参与国际合作体系之中。第二种方式的代表是吉尔平，在这种方式中，霸权国由于拥有强大的实力，因此在制定秩序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其他国家迫于霸权国的实力从而被迫参与这一秩序，进而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具有强制力。在第一种方式中，除霸权国之外的国家可以选择是否合作，即使他们参与合作，如果霸权国容忍其他国家“搭便车”，那么他们无须付出代价。在第二种方式中，由于霸权国具有强制力，非霸权国没有权利选择是否参与合作，因此，他们加入合作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即使这是不平等的合作。制度合作论的代表人物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是霸权衰落之后维持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条件。国际机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惯例[4]。基欧汉认为一旦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功能如信息对称、惩戒欺、行动明晰等就会发挥作用，在以上功能的作用下，可以减少国家一味地的追求自身利益而阻碍合作。正因为机制有此作用，在没有霸权的条件下，各国也能找到彼此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信任。由此可见，制度合作论的合作方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相关国际机制来达成合作。当今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 三、理论缺陷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缺陷使其发展曲折。首先，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其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被过度强化，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集团的相互仇视的冷战。冷战不仅仅影响到自身的外交，更是使得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加深。第三，忽视了生产力跨越国家边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本性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与战争，害怕“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和平演变，从而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自我封闭，这严重桎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教训，因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5]。 一方面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不仅有着共同的缺陷，另一方面三大流派也有不足。第一，三大流派的合作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无政府状态假设出发。实际上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际社会有政府权威的替代物，如制度。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造成国家安全的问题的唯一因素。第二，这三大流派都强调在国际合作中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从而忽略了国家的自主性。因为主权国家选择合作的一系列内容都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参与到其中的也是国家本身，因此国家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忽视了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紧密联系，国内政治的发展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再来看各自存在的缺陷。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过分强调霸权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作用，就现实来看，称得上霸权国家的只有美国，这也暴露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学。霸权合作只是强权国家推行的合作形式，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剥夺了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权利，因此这种合作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解决国际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是出自于国家的需要。但这只是国际制度产生的动因，如制度差异和发展的趋势等重要内容没有解释清楚。在合作与制度产生的先后问题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合作文化论的缺陷在于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缺少一个准确的客观标准，使其研究混乱。 四、结语 目前，我国的国际合作理论研究还处于借鉴西方理论的阶段，这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现实外交的需要。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不断抛出“大国威胁论”，没有认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纵观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殖民与扩张，因此，他们害怕中国走和他们相同的道路。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认同，同时，中国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成熟的外交理论。因此，在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充分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而构建符合中国自己利益的国际合作理论，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存刚.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J].国际政治研究，201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18-381. [4]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 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篇二 自动化理论研究 摘要：自从中国正式进入WTO，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紧追国际的步伐。尤其是自动化理论被应用到电力企业中后，国内的电力自动化系统发展速度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电力，所以一个完善的电力系统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而自动化理论在被广泛的应用到电力工程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所以仍然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为电力系统的高自动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自动化理论 电力系统 研究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自动化理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契机之下，电力行业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发展点，通过自动化理论的成功应用，为企业赢得了更高的利润空间。但是自动化技术的引入毕竟是一个新兴领域，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萌芽时期，其在运行期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该理论的优势，必须对电力自动化的发展前景进行更加科学合理与深入的分析，提升电力工程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和国家创造更高的价值。 1 电力系统自动化 本文所涉及的自动化理论是建立在电力系统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笼统的来讲电力系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概念为：生产电能并且将它们合理的分配给用户的电能输送过程，其连接了多种设备并且将它们编制成一个完整的电力系统;狭义概念为：调整和控制整个电力系统，并通过各种自动化设备对该系统进行保护和调度，也可称之为电工二次系统。我们所常见的自动化设备包括监控、继电保护装置，其实所谓的自动化电力系统就是通过这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来实现的。电力从生产到输送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体化过程，在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达到一种双赢的状态。 电力自动化系统也可称为电力数据传输系统。过去，传统的电力生产依靠的是手工传送，这种方式不但工作效率低而且安全隐患多，除此之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作为支持。而现在的方式则是通过自动化远程监控和操作设备来完成电力的生产与运输，不但满足了临时调度工作的需要，而且在时间上实现了实时性，整个过程基本依靠自动化设备来完成，节省了很多人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电力企业的成本投入。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自动化电力系统网络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完善，在尽可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将用电安全提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2 变电站自动化 自动化理念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所以对于电力企业的自动化系统而言，其必须从基础设施开始为实现整体的自动化提供支持。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网络中的节点，其运转情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电网的工作状态。目前，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对变电站的设备和功能进行整理和优化，并且依靠先进的互联网完成监控管理和实时信息的通讯，将变电站的管理规划成一个综合型小型系统。变电站功能的实现，直接影响用户用电情况，所以必须周期性的监控和管理。通过计算机对变电站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然后再利用网络通讯传输给中央控制系统，这个过程就是自动化理论的实现过程。传统方式中对变电站的维护通常需要专业人员定期进行，但是因为变电站一般被设置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维护起来十分不方便，而且一旦发现问题其上报、分析和处理的时间较长，因此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预计的。通过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系统不但可以做好实时监控而且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间减少到最短，与传统方式相比，其维护了电力企业和用户的双重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技术在变电站系统中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成熟。有了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可以将任何距离任何类型的变电站联系在一起进行统一的维护与管理，同时尽可能的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但是，由于自动化技术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应用于变电站的自动化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变电站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和分散，对于变电站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靠人工进行维护与整修不但实现起来十分困难，而且会浪费很多人力和物力，一旦维护与整修不及时那么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所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成为电力系统改革的一大转折点。 3 电网调度自动化 自动化理论的应用在电网调度上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故障失效有时是引起灾难事故的重要原因。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和全国大电网的互联，对二次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对电力二次系统可靠性进行系统、定量的研究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是由调度主站、远方厂站自动化系统以及连接主站和厂站的数据通信网络所组成的复杂系统。根据调度系统设备的特点，建立电力二次设备的软、硬件可靠性模型和综合模型，定量评估各设备的可靠性指标。利用该方法对微机保护装置的可靠性进行估计，根据保护装置模块化的结构特点，建立保护装置的结构可靠性模型，得到保护装置及相应模块的可靠性指标：误动失效率、拒动失效率和总失效率。 电网的自动化调度离不开计算机的网络支持，而整个电网的安全运转直接影响着电力系统的稳定与用户的切身利益。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稳定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在网络中的广泛应用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电网调度系统的工作效率，但由于互联网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预计的危险，所以必须不断地对自动化电网调度进行系统升级，尽可能的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其自身安全防范能力。即便出现问题也能够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出解决方案，将国家和电力企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所以，我们在享受自动化理论给电力系统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充分研究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不断的去完善电网调度系统，做到防范于未然。 4 配电网自动化 电网的自动化进程拉动着配电网的技术不断提升。作为电网系统的重要辅助环节，配电自动化系统也必须跟的上时代的步伐。该系统又被称为人工智能配电系统，当电网发生供电障碍时通过它便可以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智能处理全区域的紧急配电问题，保证用户的日常用电。总而言之，配电网的自动化就是为电网系统设置了一个智能保护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平衡电网中的负荷问题，使电网资源得到最佳的优势配比。电网的智能化为电力企业节约了人力物力，并且极大的提高了时间效率。而智能配电系统则是电网系统的一把保护伞，它能够将电网的意外损伤降到最低，并且尽可能的完善电网的分配方式。 5 结语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影响着电力企业运转的重要因素就是电力自动化，而且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开始运用电力自动化技术，同时电力企业正在逐渐的淡化在电力系统中运用传统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先进的新技术。电力自动化技术想要突破常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飞跃，需要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电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在实践中进行更新和完善，进而快速的推进电力系统从传统层面向新层面发展，进而保障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罗强，游大海，何红艳.基于嵌入式GUI的电力自动化设备人机界面设计[J].电力自动化设备，2004，09：63-67. [2]王翠红.中小型电力自动化企业发展战略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8. [3]陈飞.适用于电力自动化设备的EMI滤波器研究和设计[D].东南大学，2006. [4]李洋洋.电力自动化通信管理机的研制[D].西北工业大学，2003. [5]沈群红，封凯栋.组织能力、制度环境与知识整合模式的选择――中国电力自动化行业技术集成的案例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12：82-88. 作者简介：张鸣男(1982-)，山东东营人，中铁十六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机电安装)经理，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电气工程施工，自动化理论，机电安装工程。看了“理论研究型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格式 2. 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探讨论文 3. 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探析论文 4. 本科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写法 5. 标准的学术论文格式范文
高润（543年－575年），字子泽，北魏至北齐时人，北齐追尊神武皇帝高欢的第十四子，母为冯翊太妃郑大车。出生时父母俱已过中年，因而深受喜爱，高欢称之为“千里驹”，十四五岁时郑大车还要哄儿子睡，因而有秽杂的传言。北齐开国时封冯翊王。历位东北道大行台、右仆射、都督、定州刺史.高润容貌俊美，性格温和，为官清廉严正，摘发隐伪，奸吏无所匿其情，很得嫡兄武成帝的器重。开府王回洛、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两人曾因侵窃官田、受纳贿赂被高润揭发，两人记恨，上表进谗说高润有谋逆之意。高湛发怒道：“冯翊王少小谨慎，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鼠辈欲横相间构，曲生眉目！”下令打了王回洛二百鞭，独孤枝一百大板.高润升为尚书令，领太子少师，历司徒、太尉、大司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台、领录尚书，别封文成郡公、太师、太宰，复为定州刺史。武平六年（575年）八月六日高润患病，廿二日薨，谥号为“文昭”，次年二月十一日安葬于邺城西北三十里釜水之阴。赠假黄钺、左丞相。儿子高茂德袭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