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73册PDF电子版
如何从百年复兴中汲取奋进力量论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我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未来之问。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通过学习百年党史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从中汲取建功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只有正确认识现在才能科学把握未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我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未来之问。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通过学习百年党史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从中汲取建功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在锚定伟大目标中不懈奋斗。
百年波澜壮阔，百年大道如砥，百年初心如磐，百年勇毅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如下：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
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刀和红缨枪。100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坎坷沧桑；九十九年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
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x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
是党带领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胜利;是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100年征程岁月峥嵘，100年征程金光灿烂。如今，南极上空早已飘扬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太平洋上出现了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神州5号也带着刚强的气势冲向了太空。
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那些曾经蔑视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列强，一个个低下了自命高贵的头，就连大洋彼岸那个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道歉。
我们这个曾经饥寒交迫的民族，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一个伟大的党正带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小康，走向富裕。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题目选定后，基本上不能有太大变动，但可以进行细节上的修改。
2、提交大纲时，不只是每章一两句话，弄个四五行交过来完事。而是整篇论文的大致结构和框架要说清楚：研究目的和意义；分为几个部分说明；每个部分的大概内容是什么，都要交代清楚。
3、论文写作一开始就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论文的模板来，从封面、摘要、正文一直到参考文献，以及页脚注释的所有格式，都必须一模一样，注意，是一模一样！否则到了后面再修改会有很多格式问题发现不了。
4、如果有人很傻很天真地问，老师，论文应该怎么写啊？这种问题我一概不回答。如果真有此疑问者，请直接登陆学校图书馆网站的期刊网去观摩几篇，体会一下正规论文的写法。
5、一些概念和定义，不要在脚注中写来自“百度百科”，即便你就是在百度当中查的，也要找到这句话的源材料，一般百度的下方都会有源链接，要写出这个概念具体出自哪本书或者哪篇期刊文章。
悟空办公：10000篇的论文排版经验告诉你，如何搞定论文排版？临近毕业季，微信上又有越来越多的好友来和我抱怨论文的事情，今年经历过翟天临事件后，各大学校基本都在狠抓论文质量，这就苦了我们众多高校的学子。放眼望去，只见在导师办公室哭泣的毕业生更多了，甚至有的学生改了十多遍都没有通过，导致大家花费在论文打印上的费用也更高，所以甚至都有学生和我说：心力憔悴，都快抑郁了。作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我其实是并不太愿意看到这种现象的。作为一家有社会担当的企业，我们公司决定将进行论文排版业务以来，所累计1万余篇的排版经验全部公开，以方便我们的学子高效搞定论文排版。一、准备篇建议把论文写作和论文排版工作进行分开，不要同时进行写作和排版。根据高效工作法则，专心做一件事的效率最高。所以应该是先专心进行写作，然后再进行排版。如果导师愿意的话，可以写完内容后，请导师审核内容是否OK，然后再排版，这样效率最高（有些导师为了节约时间喜欢内容格式一起看，其实这样反而耽误大家时间）。在内容没有问题后，我们首先应该详读一遍学校的格式规范，不要求每条都记住，但大概要求了哪些，大概在规范文档的哪个地方，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就是准备好固定的页面，如封面，原创声明等，这些页面在排版的时候可以直接粘贴进去，再填写相关内容就行。注意：固定页面一定不要自己制作，一定是从学校发的格式文件或者模板里面复制出来，实在没有，找同学甚至学长学姐的论文，从那里面复制出来。自己制作吃力不讨好，花费时间不说，做的也不是正版，和学校的总是会有差异。二、排版篇然后就是按照论文页面顺序进行排版了，封面、原创声明这些改好内容复制到自己论文里面就行，中、英文摘要根据学校要求的格式进行排版，在这个时候不要管页眉和页脚，这个是后面再一起搞定的。接下来就是目录，目录页留好位置就行，具体内容是后面自动生成的。接下来是正文排版，具体的软件操作大家都在学校或者自己学过，并且大家所用的软件也不一样，我就不具体讲解。如果在某个功能使用上确实不是很明白，可以百度或者花点时间学习下秋叶大叔的教程（找秋叶大叔的课程学习虽然花费时间，但后期对大家的工作有巨大帮助）。在这里我主要讲些技巧上的提示：（1）各级标题除了要做到学校要求的字体、段落等格式要求外，注意一定要在段落里面选择大纲级别，章标题选择1级，节标题选择2级，条标题选择3级，没有选择大纲级别，后期将生成不了自动目录。（2）正文除了设置好学校要求字体、段落外，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是对齐方式应该是两端对齐（包括中、英摘要的正文），有些学校格式对这点可能会忽略，但我们也需要做到。（3）在设置过一次标题和正文格式后，可以利用样式功能，创建对应的样式以快速排版后面的内容。样式的名字可以用“1级”、“2级”、“1正文”等类似命名规则，用数字开头的命名可以保证你创建的样式排在样式库的最前方，方便你的调用。（4）如果学校要求每章的页眉或页脚不一样，那么在排版完一章后，可以用分节符进行分页，如果学校要求较简单，正文的页眉页脚内容都一样，在正文中可以简单用分页符进行分页。此处情况较为复杂，我将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具体讲解。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敲换行的方式进行换页，这种方式如果你排版完后修改了前面的内容，会发现后面的内容全部影响了，许多学生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的原因就是因为此。（5）参考文献的写法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百度参考文献自动生成器，有很多类似的小工具可以帮助你快速正确的写作参考文献。（6）在所有的正文都排版好后，然后就可以设置页眉页脚。页眉页脚简单来说，如果现在所排版的章节和前面的章节的页眉页脚内容不一样，那么就取消链接到前一节，这样就能实现每一章的页眉页脚内容不一样。相反，如果这一章的页眉页脚内容和前面是一致的，那么就把链接到前一节点亮。（7）最后自动生成目录，正文的所有标题都设置好大纲级别后，在引用-目录功能下插入个目录就行。这里提醒一点，如果后期调整了正文的内容，只需要在目录上点鼠标右键，点更新域，没动标题内容选择只更新页码，增、减或者修改了标题内容点更新整个目录。三、检查篇我们公司最开始也忽略了检查的重要性，但后期发现不管在排版的过程中如何细致小心，排版完后一定会有一些格式可能被其他操作影响了或者什么的，达到没有做到学校的要求，所以后期我要求公司所有的技术人员排版完每篇论文后，一定要细致的检查2-3遍，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失误的地方，提高格式一次性通过的概率。后记至此，一篇论文就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排版好了。论文排版也算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但如果掌握好技巧，再加上花费一定心思，还是可以做到高效通过学校的要求的。当然，一些要求复杂的学校，在排版论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碰到困难的同学欢迎关注我们公司微信公众号【悟空办公服务】，给我们留言提出，我们很愿意为大家解决。最后，祝愿天下所有毕业生们论文都能高效顺利通过！附：为造福更多学生，本文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允许各种形式的转载。
论文格式 1、毕业论文格式的写作顺序是：标题、作者班级、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2、毕业论文中附表的表头应写在表的上面，居中；论文附图的图题应写在图的下面，居中。按表、图、公式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编号。 3、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作者姓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或发表时间。 4、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5、论文格式的字号：论文题目用三号字体，居中；一级标题用四号字体；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页眉、页脚用小五号字体；其它用五号字体；图、表名居中。 6、格式正文打印页码，下面居中。 7、论文打印纸张规格：A4 210×297毫米。 8、在文件选项下的页面设置选项中，“字符数/行数”选使用默认字符数；页边距设为 上：3厘米；下：厘米；左：厘米；右：厘米；装订线：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页眉：厘米；页脚厘米。 9、在格式选项下的段落设置选项中，“缩进”选0厘米，“间距”选0磅，“行距”选倍，“特殊格式”选（无），“调整右缩进”选项为空，“根据页面设置确定行高格线”选项为空。 10、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2002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国内外课程研究：课程实施的核心是主体参与〔 作者：王 升 来源：人教网 点击数：784 文章录入：arbor 〕一、主体参与是现代课程场的关键因素现代课程不再是静态的内容，而是实现学生发展的动态场。传统课程论一般都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课程进行分析研究的，这严重影响了课程实践的丰富性、生动性。课程一旦发生，就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生动活泼的课程形态是由理解、沟通、主体参与、互动这四个活性因素构成的。它们既是形成课程机制不可或缺的因素，又是课程形态的基本内容，同时，它们也是对现代课程的一个总体描述。(1)理解。课程的运行是建立在对意义符号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理解贯穿于课程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课程的一切形态。意义不通过个体的心理实现个体的内化，就不能达到课程主体对它的理解，课程的指令、反馈、调控、评价等也将无从发生。理解发生在课程主体的自身内部，它是单个主体在课程运行中的心理行为，是课程实施的心理学前提。(2)沟通。只有个体的内显的理解行为，课程还是不能发生的。主体际的信息、情感的交流，即沟通是课程的发生学前提。这是因为没有沟通，主体际的理解就无法实现相互传达，课程也就不可能发生。沟通是理解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理解相互转换的重要机制，它实现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际交流。其实，从主体性的角度理解课程，课程就是意义在师生、生生中创造与分享的一个过程。(3)主体参与。课程作为一种发展性活动，必须人人主体参与才能顺利完成。参与是课程实施的起源性机制，个体如果不参与课程，课程就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课程运行中的主体参与强调学生个体的能动性，凸显学生个体在课程运行中的地位、作用才能使课程变得更具人文关怀，更具有效性。(4)互动。互动指主体行为的因果性、依存性、共振性，课程就是主体间多元互动的结果。师生、生生互动会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课程场。现代课程强调每个课程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何一个学生的游离都不利于互动的形成。只有学生主体参与于课程系统中，才会有他们对课程内容、对活动等的理解；沟通是个体以主体参与为基础，在活动中的一种交流；互动首先需要个体学生的主体参与。因此，在理解、沟通、主体参与、互动这四个因素当中，主体参与居于核心地位，它是课程场产生的根本。二、主体参与创造现代课程的理想境界课程在运行时，由于参与程度与参与性质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境界。以知识为本位的课程，学生与课程内容一样处于缺乏主体参与的客体地位，这样的课程是一种较低境界的课程。以活动为本位的课程，由于没有重视学生的主体参与，往往会表现出为了活动而活动的形式主义弊端，也不是理想的课程境界。以主体参与为本位的课程，由于学生身体—心理—精神的高度投入，他们会有一种生命的体验，这才是现代课程观所认为的理想课程境界。以主体参与为本位的课程可以表示为：“学生—主体参与—活动—生命体验”。主体参与过程中的课程内容不单是教师与学生关系之介体，而是作为社会类主体的代表与课程主体的生命和情感沟通。师生在主体参与活动中与教学材料相遇，必然融为一体，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教师与学生不是简单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在这个系统中，学生通过对课程运行中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体验着一种生命的意义，或者说他们是用这种活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表达着生命的激情。因此，主体参与过程就是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这种体验使学生在课程运行中不断获得发展自己的动力。主体对生命的体验有感性与理性两个层次，如果学生可以从这两个层次体验课程的生命乐趣，他们就会成熟得较快。只有体验才能使课程运行中知识经验的掌握具有很强的生命性特点，而且体验本身还具有激活知识结构的功能。在体验中，现代课程强调主客二体的自然融合，物我两忘代替了主客分离。三、主体参与蕴涵现代课程的重要理念首先，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基石——活动。主体参与与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活动是它的目的、对象与内容，离开了活动就谈不上主体参与，它昭示着人在活动中的能动性、自为性。活动不会自动地产生在主体面前，正是人的主体参与才使活动成为活动，成为展示人、发展人的重要途径。主体参与强调学生对活动的亲自性、卷入性，它表征着学生个体对课程实践的一种态度与方式。主体参与是对活动的创造、运演，它决定着活动的方向、性质以及结果，使活动具有较强的建构性。参与是前提，决定着活动的始发；参与是过程，决定着活动的质量。现代课程所提倡的就是主体参与基础上的活动，活动基础上的发展。其次，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重要保证——民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状态基本上有两种：一是间离的，一是和谐的。间离的关系，即师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心理距离，有一定的心理对立、对抗。主要表现为：态度分歧，即态度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兴趣背离，教者与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兴奋点。师生关系民主是师生关系和谐的重要保证，要使学生在课程运行中主体参与，师生关系必须是民主性的，否则，学生的参与就不是主体性参与，而是被动、消极的参与。在课程进行中，教师应当放弃外在性权威，努力形成以知识素养与人格魅力为内容，以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为外部特征的内在性权威，与学生平等相待，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的人际关系氛围。再次，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重要策略——自由。在课程实践中，我们感到，那些让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师，必然能够给学生一定的自由。课程参与中的自由是指学生自主而非强制地学习的一种状态，它可以分为内在自由与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指在课程运行中教师允许学生随意走动，相互交谈，学生可以选择他们想做的事，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参与课程实践；内在自由指学生智力上、情感上和道德上的自由。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的课程实践就必须既有人身自由，又有内在自由。自由意味着权力与责任，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课程主体，他们应该有自主性参与课程的权力。学生的责任感往往是在他们自主性活动中培养起来的，同时，学生在课程运行中要主体参与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没有自主权，就不会产生主体参与；没有责任，主体参与就失去了效果。自由不等于自流，不是没有任务，没有目的，不受教师的指导等。学生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代课程观认为，学生的权力表现在他们可以选择课题、选择研究方法、选择合作对象等方面。
高中英语新课程改革思考论文
摘要：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也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新课程改革理念应运而生。从当前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现状着手，首先提出了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次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对策。以期通过努力，找到促进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可靠途径，以此为相关人士提供部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新课改；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教学改革
1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
首先，高中英语教学的改革一定要与新课程标准相适配，所有的改革工作都要围绕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如果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相背离，那么高中英语改革就会失去实际的意义，很可能造成高中英语改革的失败。这种情况在很多高中都曾发生过，因此应得到高中英语教师的注意，在进行改革之前一定要对新课标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理解；其次，创新是高中英语改革的第一要务。高中英语教师在对新课标进行落实的过程中，一定要将创新放到首要的位置，打破之前一些传统的、糟粕性的东西，让高中英语教学可以和现代英语教学发展保持在同一水平；最后，一定要实现高中英语教学的多样性发展。实践证明，以应付高考为目的的英语教学，难以培养出真正的英语人才，局限了很多学生在英语方面的发展。因此高中英语教学需要突破常规的壁垒，丰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综合性的提升。
2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暴露出的实际问题
缺乏情感激发，教学互动较少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很多高中在英语教学方面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并且很多问题都带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笔者在这里仅就几个比较常见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高中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授课的过程中缺乏对学生情感的激发。通过对高中英语教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高中英语教材内容带有着一定的知识性和故事性，每一个单元都有着独立的主题，并且带有着明确的思想内涵。对教材进行这样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可读性，并且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进入学习情景之中，在知识、思想、情感等方面得到收获。但是现阶段很多高中英语教师却忽略了这一点，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主要以理性教学为主，将重点放在语法和单词等方面。例如，在学习friendship这一单元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在情感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只是简单的在课上讲解了重点单词、对对话内容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浪费了英语教学资源，同时也使得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不断下降，有些学生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的厌学心理。
教学内容狭窄，缺乏灵活应用
当前为了顺应新课标的需要高中英语教材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改版，新教材在我国高中达到了基本的普及。这对于提升我国高中英语教学水平，提升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不过通过实际的调查，以及在工作岗位上的观察和总结，发现部分高中英语教师在新教材的应用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部分高中英语教师在对教材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过于刻板，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与考试相关的内容上，很多能够提升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内容都被有意识的忽略了；其次，一些高中英语教师将教材安排奉为了金科玉律，所有的教学内容全部以教材内容为主，导致教学内容相对狭窄，不能对学生的知识层面进行拓展。例如，有些单元的教学内容，教材中安排的明显不足，不能让学生对教材内容产生深刻的理解。
这就需要教师利用网络资源和多媒体设备，在班级中播放一些与主题相关的影像资料，以此来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不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高中英语教师寥寥无几；最后，高中英语教学的灵活性不足。很多教师在进行课堂授课之前，都会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教案的编写。进行该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课上的教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高中英语教师在课堂上，经常将教案作为唯一的参照，总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往往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一些教案中不曾涉及的内容时就出现束手无策的状态，不能灵活的对教案进行应用，灵活的展开课堂教学。例如，笔者曾目睹一个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healthyeating这一单元时，学生突然问老师吃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有减肥的效果？这是该教师编订教案时不曾预料到的，因此为了教学的顺利进行，教师对学生进行了批评，认为学生不应该问一些与学习无关的内容。之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笔者观察到这个学生的情绪一直比较低落，而全班同学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3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的变革之路
改变教学模式，增加情感关注
当前高中英语的教学模式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带有着新旧英语教学模式冲突的'痕迹，其中既有现代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有传统教学理念的残留，因此一直局限着高中英语教学的改革。所以，广大高中英语教师需要对高中英语的教学模式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构建，要进行开放式的英语教学改革，积极的吸取一些先进经验，避免进入教学改革的误区。
例如，在落实生本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提升学生的位置，又要对自身的任务和责任进行明确，不要过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与辅导作用；其次，增加对学生情感的关注，积极的调动学生的情感，进而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情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深刻的印象，同时情感的激发也能够让学生形成正向的思想和健康的心理。仍以上文我们提到的friendship这一单元为例，教师在进行该单元的教学过程中，就可以组织学生用英语谈一谈自己的好朋友，讲一讲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感人的故事。通过这种情感上的调动，同学们的注意力得到了很好的集中，并且也为之后的教学活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这种班级性的讨论对于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完善教学评价，进行全面落实
现阶段很多高中的教学评价流于表面，甚至一些高中根本没有在学生中间开展教学评价这一工作。这使得高中英语教师的教学工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很多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都不能被发现。所以，笔者认为要想对高中英语教学进行有效的改革，不仅要对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同时也应在制度层面下功夫，强化教学评价的落实。这一工作在很多大学院校中落实的较好，因此高中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借鉴。第一，要定期组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并且对学生的意见给予尊重；第二，要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减少教学问题出现的可能；最后，组织教师之间进行互评和自评，让教师可以从多个角度对自身工作情况进行了解。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需要进行新的发展，需要广大高中英语教师对高考以及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行合理的把控，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遏制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功利主义，促进高中英语教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学生今后的成长和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骆北刚.新课程改革环境下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观念与教学行为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3）.
[2]游书佩.浅议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质量提高策略[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6）.
[3]丁丽.谈新课程背景下的多媒体应用与高中英语教学[C]//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阶段性成果集（甘肃卷），2010.
1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政治试题分析探究 2 试论政治教师如何面对新课程改革 3 促进“生态江苏”建设的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研究 4 论新课程改革中中学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 5 高中政治新课程改革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探析 6 论新课程改革中中学政治教师的素质培养 这里可以找到这几篇毕业论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
结论：目前国外的新文科建设研究比较活跃。原因：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新兴的学科和领域不断涌现，人们对文科建设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因此在国外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新文科建设研究已经成为热门领域之一，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参与和关注。内容延伸：在新文科建设研究的过程中，国外学者们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文科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二是新文科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模式的研究；三是新文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互动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国外也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经验可以参考，比如美国的文理学院、英国的文化研究、澳大利亚的人文地理等，这些都为国际新文科建设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
浅谈教育科学研究在新课程改革中和作用论文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为了适应科技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发展，各个国家在竞相展开各个领域的竞争，归根到底的人才的竞争；哪个国家能够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占居主导地位，将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能否培养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只有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理论作依据，才能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培养出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基础教育的改革也不例外，在新课程改革实验开展几年的过程中有许多可喜的收获和经验；也有一些有待探索、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用所学的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科学地总结自己和优秀教师的教育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从理论上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的动力，能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教学科学研究指的是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通过对教育现象的解释、预测和控制，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认知活动。”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可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涵义概括如下：它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行为规则。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学发展中的主要作用表现在：
1.促进教育改革的动力。
教育必须变革，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都要相应的变革，一靠政策、二靠教育科学研究指导。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促进教育改革的动力，这一功能集中表现在：通过教育科学研究促进教育观念转变，从而不断深化教育改革。转变教育观念，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前提条件。所谓教育观念，指按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反映一定社会群体的意见，对教育功能、教育对象、教育结构、过程及发展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深化教育改革中发挥着导向、调控的功能；而保守、落后的教育观却严重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面对21世纪我国现代化教育体制的构建，首先必须有对传统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以及突破和超越的意识；而观念的转变，只能通过参与教育科学研究逐步实现。正是通过近年来的教育科学研究使人们逐渐确立了新的教育观，这就是：强调以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强调使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生存发展能力，使每个学生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发展。
2.为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改革的途径手段，不仅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依据。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涉及学校教学、德育、管理以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等方方面面。比如，关于我国近十年来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针对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如何构建合理的教育结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应做什么样的改革来适应不同地区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又有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微观研究，如何优化教学过程，改进教学内容、教学策略与方法，提高教学效率问题。通过教育科研，探索教育规律，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再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掌握，从而在教育科学中发挥出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为适应21世纪教育的发展，我们必须尽快造就一代未来教育的改革家，他们应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际动手能力，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的开拓型人才。科学研究就是培养这样人才的途径。科研的过程是教师重新学习的过程，是使教师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改善并趋向合理的过程。近年来，正是通过科学研究，我国广大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探索，总结经验，认识、学习和运用教育规律，提高了教育质量。
二、我国新课程改革的现状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基础教育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对课程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包括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着眼于新时代的要求，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把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个性潜能开发作为核心，培养符合新世纪需要的有用人才。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实验的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逐渐走下讲台，成为学生学习的同伴；教材逐渐蜕去了“圣经”的外衣，成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和教材资源的组成；课堂也从教室扩展到校园、社会和学生生活的空间，紧紧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学生生活实际；课堂教学从刻板、僵化、单一的传统模式与程序，逐渐走向民主、开放和富于个性的探索与创新，变得越来越鲜活和富有生命的活力。 新课程改革出现在课程功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式、课程评价标准、课程管理等六个方面：一是改革了课程功能，强调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要改革课程结构，以适应时代要求及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要求，具科学性、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三是改革课程内容，加强了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四是改革课程实施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五是改革课程评价标准，发挥评价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素质提高、改进教学实践、推进素质教育的功能；六是改革课程管理，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了课程的适应性。此次改地通过在一些地区的实验已取得可喜成绩。
三、用教育科研为指导，解决新课改中的问题，全面推进课改
1.课改中的问题及教师面对的挑战。
随着课改实验的深入，“自主、合作、探究”作为新课程教学的精神内核，已基本获得广大教师的认同与理解，但新的困惑和问题逐渐浮现：学生“自主”带给教师更多的是“轻松”还是“挑战”？面对学生“自主”后序充满挑战性、开放性的多样化思维，教师如何引领？“讨论”就是“合作”吗？怎样创设并促进学生的有效“合作学习”？“动手做”就是“探究”吗？如何解决动手“探究”与有限的“40分钟”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课改与“应试”的矛盾。如何解决课改与“管理”的矛盾。如何解决课改的热情与时间缺少的矛盾。等等。无疑，新课改对教师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教学能力以及教学手段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知识结构不能只具备局部的专业知识，而且还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教学能力也应能驾驭多种教学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对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课改的进行，课堂气氛活跃了，孩子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不须“先举手后发言”，教室里一片“热闹”，不能保证大家在一起学习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怎样组织才能既吸引所有学生，又做到活而不乱？因赏识，对犯错误的学生能不能给予惩罚（不是体罚）？课改后形成了良好的过程性评价、多元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孩子们的积极性提高了，老师的动力空前高涨，但期末考试却影响着学生和老师。考试的评价学生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方式），在现行机制下，高考、中考没有改革，考试就不可能取消，该注重过程还是结果？同时对老师的教学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才合理？面对以上种种问题，教师该如何应对？
首先，在课改中，教师应转变角色，教师不再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师从知识的权威到平等参与学生的研究、从知识的传递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
其次，面对新课程，教师间要紧密地合作，每位教师要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如果原来形容“教师要有一桶水，才能倒给学生一杯水”，则现在应比喻成“教师要有常流水，才能倒给学生一杯水”，同时，教师还要学会开发利用课程资源。
再次，面对新课程，教师需要新的技能，即具备课程开发的能力、整合能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结合的能力，能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探索性学习；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最后，面对新课程，教师的教学策略应发生变化，由重知识的传授向重学生的发展转变，由重教师“教”向学生“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
2.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应对挑战。
改革就是对旧观念的改革，对新观念的确立，而改革的往往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作为教师就是要改掉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所以教学改革是课改革的一场攻坚战，要求每位教师紧密结合课程改革实验需要，积极开展教育科研，科研课题要产生于课程改革实践，教育科研成果为课程改革实践服务；通过实验，让教师、教研人员和基础教育研究的专家，围绕新课程实施中是教学问题、评价等问题，发挥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寻找对策，协同攻关。
为迎接新课程改革，提高教师素质应大力开展学校教育科研。教师应积极参加学校教育科研，教师参与研究可以提升自己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和作用；教师只有对自己在课堂上的行为进行研究，才能够了解自己在课堂上做了什么，这些行为有什么意义，反映了什么样的教育教学理念，对学生有什么影响。同样，教师只有通过对自己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探询，才有可能理解学生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些学习对他们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新课程改革即将全面展开，我们应通过教育科学研究促进教育观念转变，在教师中掀起教育科研的热潮，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
新文科建设的提出引发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一轮变革，教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面临学科转型升级的挑战。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教育学学科享誉世界，其契合实际的学科定位、交叉融合的专业体系和服务社会的发展模式与新文科建设理念不谋而合。我国高校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可找准学科办学定位，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灵活设置专业方向，构建跨学科专业体系、深化社会服务导向，实现学科发展和超越。
国内外课程研究：课程实施的核心是主体参与〔 作者：王 升 来源：人教网 点击数：784 文章录入：arbor 〕一、主体参与是现代课程场的关键因素现代课程不再是静态的内容，而是实现学生发展的动态场。传统课程论一般都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课程进行分析研究的，这严重影响了课程实践的丰富性、生动性。课程一旦发生，就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生动活泼的课程形态是由理解、沟通、主体参与、互动这四个活性因素构成的。它们既是形成课程机制不可或缺的因素，又是课程形态的基本内容，同时，它们也是对现代课程的一个总体描述。(1)理解。课程的运行是建立在对意义符号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理解贯穿于课程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课程的一切形态。意义不通过个体的心理实现个体的内化，就不能达到课程主体对它的理解，课程的指令、反馈、调控、评价等也将无从发生。理解发生在课程主体的自身内部，它是单个主体在课程运行中的心理行为，是课程实施的心理学前提。(2)沟通。只有个体的内显的理解行为，课程还是不能发生的。主体际的信息、情感的交流，即沟通是课程的发生学前提。这是因为没有沟通，主体际的理解就无法实现相互传达，课程也就不可能发生。沟通是理解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理解相互转换的重要机制，它实现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际交流。其实，从主体性的角度理解课程，课程就是意义在师生、生生中创造与分享的一个过程。(3)主体参与。课程作为一种发展性活动，必须人人主体参与才能顺利完成。参与是课程实施的起源性机制，个体如果不参与课程，课程就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课程运行中的主体参与强调学生个体的能动性，凸显学生个体在课程运行中的地位、作用才能使课程变得更具人文关怀，更具有效性。(4)互动。互动指主体行为的因果性、依存性、共振性，课程就是主体间多元互动的结果。师生、生生互动会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课程场。现代课程强调每个课程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何一个学生的游离都不利于互动的形成。只有学生主体参与于课程系统中，才会有他们对课程内容、对活动等的理解；沟通是个体以主体参与为基础，在活动中的一种交流；互动首先需要个体学生的主体参与。因此，在理解、沟通、主体参与、互动这四个因素当中，主体参与居于核心地位，它是课程场产生的根本。二、主体参与创造现代课程的理想境界课程在运行时，由于参与程度与参与性质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境界。以知识为本位的课程，学生与课程内容一样处于缺乏主体参与的客体地位，这样的课程是一种较低境界的课程。以活动为本位的课程，由于没有重视学生的主体参与，往往会表现出为了活动而活动的形式主义弊端，也不是理想的课程境界。以主体参与为本位的课程，由于学生身体—心理—精神的高度投入，他们会有一种生命的体验，这才是现代课程观所认为的理想课程境界。以主体参与为本位的课程可以表示为：“学生—主体参与—活动—生命体验”。主体参与过程中的课程内容不单是教师与学生关系之介体，而是作为社会类主体的代表与课程主体的生命和情感沟通。师生在主体参与活动中与教学材料相遇，必然融为一体，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教师与学生不是简单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在这个系统中，学生通过对课程运行中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体验着一种生命的意义，或者说他们是用这种活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表达着生命的激情。因此，主体参与过程就是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这种体验使学生在课程运行中不断获得发展自己的动力。主体对生命的体验有感性与理性两个层次，如果学生可以从这两个层次体验课程的生命乐趣，他们就会成熟得较快。只有体验才能使课程运行中知识经验的掌握具有很强的生命性特点，而且体验本身还具有激活知识结构的功能。在体验中，现代课程强调主客二体的自然融合，物我两忘代替了主客分离。三、主体参与蕴涵现代课程的重要理念首先，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基石——活动。主体参与与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活动是它的目的、对象与内容，离开了活动就谈不上主体参与，它昭示着人在活动中的能动性、自为性。活动不会自动地产生在主体面前，正是人的主体参与才使活动成为活动，成为展示人、发展人的重要途径。主体参与强调学生对活动的亲自性、卷入性，它表征着学生个体对课程实践的一种态度与方式。主体参与是对活动的创造、运演，它决定着活动的方向、性质以及结果，使活动具有较强的建构性。参与是前提，决定着活动的始发；参与是过程，决定着活动的质量。现代课程所提倡的就是主体参与基础上的活动，活动基础上的发展。其次，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重要保证——民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状态基本上有两种：一是间离的，一是和谐的。间离的关系，即师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心理距离，有一定的心理对立、对抗。主要表现为：态度分歧，即态度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兴趣背离，教者与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兴奋点。师生关系民主是师生关系和谐的重要保证，要使学生在课程运行中主体参与，师生关系必须是民主性的，否则，学生的参与就不是主体性参与，而是被动、消极的参与。在课程进行中，教师应当放弃外在性权威，努力形成以知识素养与人格魅力为内容，以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为外部特征的内在性权威，与学生平等相待，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的人际关系氛围。再次，主体参与蕴涵着现代课程的重要策略——自由。在课程实践中，我们感到，那些让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师，必然能够给学生一定的自由。课程参与中的自由是指学生自主而非强制地学习的一种状态，它可以分为内在自由与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指在课程运行中教师允许学生随意走动，相互交谈，学生可以选择他们想做的事，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参与课程实践；内在自由指学生智力上、情感上和道德上的自由。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的课程实践就必须既有人身自由，又有内在自由。自由意味着权力与责任，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课程主体，他们应该有自主性参与课程的权力。学生的责任感往往是在他们自主性活动中培养起来的，同时，学生在课程运行中要主体参与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没有自主权，就不会产生主体参与；没有责任，主体参与就失去了效果。自由不等于自流，不是没有任务，没有目的，不受教师的指导等。学生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代课程观认为，学生的权力表现在他们可以选择课题、选择研究方法、选择合作对象等方面。
百年来，时代的每一次向前，都映照着青年的身影。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中国青年一代的热血始终未变。青年之所以为青年,在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于敢闯敢做,努力把梦想变为现实。他们危难关头义无反顾，他们将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热爱的事业中。在近几年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大战役中，涌现出许许多多青年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难以忘记，在脱贫攻坚战场上，许多年轻干部勇挑重担、挥洒汗水和鲜血，甚至是生命。黄文秀这位85后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将青春奉献给了基层，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年轻扶贫干部，我身边也有一位让我敬佩的90后干部，就在脱贫攻坚号角吹响，需要下沉一批干部驻村时，其他人都不愿去条件艰苦的农村，而她却是主动申请去的，她说：我生长在城里，工作在机关，我想到农村去锻炼以下，别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大家都认为她一个独生女，从没干过脏活累活，认为她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的是她不仅干下来了，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她用实际行动最好地诠释了“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豪迈誓言。 难以忘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80、9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奋勇逆行。在这第一批最美逆行者中，就有一名我熟悉的同事，她是一名80后女护士，在我的印象中，她做事果断，敢于挑战，性格犹如一个男孩。她临出发时被母亲含泪责备到：医院五六百号人，你为啥第一个报名啊？确实，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武汉那边是个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得而知；她能否平安回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她乐呵呵地安慰母亲的话，让我湿了眼眶，她说“我是一名党员，我觉得我应该去，而且我是呼吸内科最年轻的护士，我觉得更应该我去。 然而，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一群年轻干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以为没有了晋升的空间，没有了奋斗的动力，精神萎靡不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混日子，年纪轻轻就选择“躺平”之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都一样，或许现在觉得很累，那是因为你在走上坡路，只有走下坡路才不累。风云变化的形势容不得我们青年一代选择“躺平”。青春是有限且短暂的，80、90的我们正如朝阳，为什么要躺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浪潮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绝不会等待懈怠者、畏难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新时代青年加入的，是一场伟大的接力赛。80、90的我们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我们应当接过60、70的担子，在新的赶考路上，拿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信念，“青春有为，青春无悔”的决心，“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的斗志，初心如磐，使命在肩，顺应时代变化，练就时代需求的本领、技能，写下不悔篇章。让我们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吧！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新时代青年，不是躺平的一代，而是奋斗的一代。（宋庆竹）
如何从百年复兴中汲取奋进力量论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我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未来之问。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通过学习百年党史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从中汲取建功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只有正确认识现在才能科学把握未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我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未来之问。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通过学习百年党史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从中汲取建功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在锚定伟大目标中不懈奋斗。
百年波澜壮阔，百年大道如砥，百年初心如磐，百年勇毅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如今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