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 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 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 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 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 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 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 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 二技术过程的解读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 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 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 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 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 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 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 “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 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 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 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 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 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 ——一朵飘缈的文化之云中国五千年孕育的文化，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令世人惊叹，涉及的科目数不胜数，而神话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漂浮在其中。神话，顾名思义，很难追溯到它的始作之人，它流传于市井之间，是那样的飘渺却又真实的存在着，神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它往往反映着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人们的思想，及对当时不能理解的科学现象的奇幻推测。《资治通鉴》曾将上古时代的神话以历史的角度展现给世人。上古时期，天地浑沌一片，犹如一颗鸡蛋，轰得一声巨响，鸡蛋炸开了，轻的东西上升成为天，浑而浊的东西下沉变成地，而盘古，一位神力之人孕育在其中，他以身体为柱支撑天地，直到天地再也不会合在一起，才力竭而亡，化为三山五岳，乌云雷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陌生及渴望了解的求知欲，我认为当时人们因为无法理解孕育自己的世界，于是一个有关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便应时而生。这个中国古代最早的神话具体起源于何时，已无所查证，我根据《资治通鉴》关于事件（神话）的编排，及当时的背景，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时时属夏的早期，刚刚雏形的奴隶制国家同氏族，部落大体相似，没有等级森严的制度，而也是中国神话的起始之处，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思想正从原始过渡，是极其落后的时代，而也是求知欲，对外界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但有限的知识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神话诞生了。当时在灾荒连年，猛兽伤人，人们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抗争，却效果不大，但一切归于平静，人们便对探求自己，以及找到精神的寄托有了极大的好奇，于是“女娲炼石补天”“女娲造人”的传说便应时而生。对天象，日月星辰的探求，于是有了“夸父逐日”。对勇士的崇敬，于是有了“刑天头断尤舞槭”“后羿射日”“共工怒撞不周山”各种各样的神话。神话的诞生不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需要，同时对统治者而言也是安抚民心最好的工具，即使秦皇的“焚书坑儒”，也不曾对民间神话加以限制，对于进步思想，统治者往往更钟情于神话。“大禹治水”作为夏时期最后一个著名的似神话是值得一提的，说它类似神话，是因为禹作为夏时期著名的帝王是确实存在的，但针对当时人们的工具及智慧，如此大规模的河水改道的确可以称为神话，另有记载禹治水是受天帝所命有应龙协助，另带有会自己生长的息壤，所以更加重了神话成分。在这里还有关于神话另外一种说法，即天灾，这也是促成神话的一个重要因素，像上文中提到的水患，在欧洲，《圣经》也曾提到关于诺亚方舟的事例，同样是水患，虽然时间不同，但有一点，也许在古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曾遭到洪水的侵犯，且当时人们一筹莫展时，西方出现了上帝，东方更明确由天帝派出了禹而拯救世人，于是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于是很自然的平定了洪水的禹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支持，成为继舜之后的又一位君主。总的来说，在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总是塑造宏伟的形象,大多反映世间万物的由来，对自然现象的臆想解释，以及对君主首领力量的神化。情节并不丰富，相对比较单一。但正是这些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天神论作为一种固有的模式被流传于后世，而这种模式为中国君权神授的思想起了莫大的帮助。然而神话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时代在发展，一些新的思想逐渐问世，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道、法、等诸多学派百家争鸣，人们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神话故事”作为不符合时局的题材不得不被置于高台。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被置于高台的是“神话故事”，而非“神话”，神论已作为流传下的模式深入人心，对于当时将人们拉像理性的学派来说是极好的工具，同时当权者也极其愿意将自己神化来加强统治。所以，从一定角度说，神话从未在古代中国消失，它化为一种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历史的车轮慢慢碾过，随着最后一道这战火的熄灭，纷乱的三国变成新的国家——晋，随着四方统一，一切又变得秩序井然，而正是这个时代造就出一本旷世奇作，开创了中国神话故事的先河——《搜神记》相传作者是一个名叫干宝的河南籍盐贩，虽然原本早已散失，但经过后人的整理修改，我们还是可以初睹其貌，虽然《搜神记》作为古代的灵异志怪小说并不是非常受欢迎，但是《搜神记》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古代神话真正趋近于故事，内容更广泛，形势更丰富，表现手法也趋于大同，描写多取自于周边之灵异怪事，在当时决对可以称为“感官享受”了，我们熟知的“董永”等均出自其中，另外，它对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聊斋志异》也颇具影响，只因严重的缺失，使其未能并入名著之中。接下来要说的，自然是上文提到的作于清时的志怪故事——《聊斋志异》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文学造诣使首屈一指的，语言更加富有层次化，更独特的赋予了其深刻的寓意，从神鬼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如“聂小倩与宁采臣”的爱情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礼教的对当时青年男女的束缚，男女渴望冲破阻碍自由恋爱的实例，而此时，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也达到了顶峰，无论情节，内容，脉络，都以贴近近现代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已趋近成熟。至此，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便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告于段落。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从起源，发展，至趋于成熟，无不反映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对天，地，人的认知，用自己的现象，构建出属于中华民族的神话之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始终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与神秘，显示着中国五千年来的悠久文化，作为一朵飘缈的文化之云，始终漂浮在中国文化之颠。2009-03-22这是当初我做的 结合那个人回答的 再简单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上古神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尚德精神，这一点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进行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神话中充满对远古英雄和帝王献身精神的讴歌与礼赞，以及对神话人物保民佑民的职分要求。这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后天的改造。几千年来，这种尚德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现实人物的期望，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的尚德精神。这种尚德精神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的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尚德精神，一方面源自于原始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后代神话改造者们着墨最多的得意之笔。在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一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在我国的神话天地中，姑且不说被后世改造过的神话，就是古老的原始神话，我们也看不到对大神们爱情生活的描写，见不到他们这方面的生活细节。由于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关爱情的内容极少，因而嫦娥奔月神话和后起的巫山神女传说在中国神话天地里就显得秀丽旖旎，风景这边独好了。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在希腊军队与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让阿伽门农把抢来的女俘克里塞斯送还到他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的身边，因此时阿波罗神正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劫而用瘟疫来消灭希腊军队，阿伽门农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硬是将女俘克里塞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喀琉斯愤而带领他的军队撤出了战斗，使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很快地杀掉了还没有死于瘟疫的希腊士兵。希腊人的这次惨败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这种结果是中国人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尚德精神所不允许的。又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再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勒托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如此等等。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二 “对神的献身精神的崇尚和礼赞”，是中国上古神话尚德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牺牲精神首先表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当中。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另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在这些神话中，大凡是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英雄备受人们的赞颂；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唾弃与批判。所以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也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而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在希腊神话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宇宙最先生下了开俄斯（即混沌）、胸怀宽广的地母该亚、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爱神埃罗斯。开俄斯又生了黑夜之神尼克斯和黑暗之神埃瑞波斯。尼克斯和埃瑞波斯结合后生下了太空和白昼。该亚则生了乌拉诺斯（天空）、大海、高山。这时乌拉诺斯成了主宰，他与母亲该亚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共十二位天神。后来，第一代主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克洛诺斯与妹妹瑞亚结合也生下了六男六女，宙斯是最小的一个。克洛诺斯害怕他的儿女们像他推翻父亲一样来推翻他，便将自己的所有儿女都吞进了肚子之中。在宙斯出生之前，瑞亚在地母该亚的帮助下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岛之后才生下了宙斯，宙斯这才幸免于难。后来宙斯联合诸神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逼他吐出了哥哥姐姐们。宙斯于是便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了神性王国，自己做了至上神。这则希腊神话表明，宙斯的神界秩序是在代代天神们的血肉之躯上建立起来的，更严重的是这种杀戮还都是骨肉之戕。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记载着巴比伦神话的《埃努玛·埃立什》说，开初，神族有两大派：一派象征着无规律的“混沌”，是从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着有规律的“秩序”，是从汪洋中分化出来的天神。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三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尚德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神们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保民佑民的责任感”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佑民的职责。远古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劳卓越的人物，他们在为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们身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于是这些上古的神话英雄或始祖神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神祗摇身一变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间帝王。首先，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了。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作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天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天人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后天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宣钉奎：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考察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特征的各种观点可以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总体上具有三个特征：以言志抒情诗歌为传统文学主流；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或将美置于善的范畴之内，以尚善为艺术观之根本；排斥悲剧，具有乐观精神。这些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中国文学以上特征的缘起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神话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学之特征的结论。 分析了中国神话大量的具体个例，并与其他地域的神话，主要是与西方神话进行比较，通过挖掘中国神话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中国神话的构造特性和根本精神进行了归纳和把握。发现中国的神话在形式上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原始的质朴性。中国神话中神的形像具有原始性。 2） 强烈的地域性。中国神话中存在很多独立的、共存的神，却缺乏主神。 3） 宗族化倾向。中国神话具有血缘系谱。 而在内容上具有以下特性： 1） 以人为本。中国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从内容到社会根源都体现着人的中心地位。 2） 不死观念。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3） 以彼我争斗的神话内容为主。中国神话体现出善恶对立的观念等特性。中国神话的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特性，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在诗歌方面，阻碍了民族叙事诗的诞生，使抒情诗成为主流。而被阻碍的叙事传统，发展为中国繁荣的史学传统，催生出史传文学。 2） 中国神话以人为本的意识，产生了中国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在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倾向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3） 中国神话的不死信念创造出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4） 中国神话彼我争斗的基本思维因素催生了中国文学尚善的文艺思潮。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起源于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中国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及宗族化倾向阻碍了民族史诗和长篇小说的发展，确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短诗为主流的传统，并促使史传文学发端。而且，作为中国神话内在特征的以人为本、不死观念及善恶之对立等特性，不但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为人生的文艺观确立的契机，还扩大了乐观精神，阻碍了悲剧的发达。而中国文学以伦理道德判断来评判文学之功能的尚善美学，也正是发端于中国神话的诸要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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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一. 教学内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二. 教学目标：（一）知识与技能：了解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二）方法与过程：梳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三）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热爱。三. 教学重点：掌握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四. 教学难点：内容的时间跨度大，信息量丰富。五. 教学步骤：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先秦时期1. 第一部散文集《尚书》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2. 历史散文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是其中一部分 我再看看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国内外讲学】2012年：应肇庆学院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4月28日在该校作“‘重读’文学经典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演讲。应暨南大学邀请，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第143期，于2012年6月13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应广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6月13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9月28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2011年：由德国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iritz-Thyssen-Foundation)的资助，并由波恩大学中国文史哲系(Abt. Sprache & Geschichte Chinas)邀请，于2011年5月24-7月22日，在该校进行研究工作。接受澳门大学中文系邀请，从2011年8月15--2012年6月15日以访问教授身份在该系讲学。2010年：应澳门大学邀请，于2010年9月26-29在该校中文系访问并作学术演讲《“重读”文学经典》。2009年：应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邀请，于2009年3月31日在该校文史哲研究院大楼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会议室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应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于2009年4月13日在该校作“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文本分析”的演讲。2008年：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邀请，于2008年5月8日-12日在该系学术访问并演讲。应暨南大学暨南百年学术大讲堂邀请，于2008年5月14日在该校作“在公共空间中约见文学经典”的演讲。应中山大学文艺学邀请，于2008年5月13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应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28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应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邀请，于2008年12月1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应河北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7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应吉林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21日在该校作“文学经典与文本分析”的演讲。2008年之前：曾经应兰州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文学院邀请前往讲学。应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邀请，2007年3月——5月，前往访问讲学，在台期间，还应台湾成功大学、东吴大学、华梵大学、静宜大学、元智大学邀访问讲学。【学术专著】《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新时期小说人物论>>，独立完成，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独立完成，花城出版社1994年出版<<新文学与乡土中国>>，合作完成，本人排名第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颓败与拯救>>，独立完成，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隐秘的历史河流》独立完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谈笑之中说逻辑>>（译著）二人合作完成，本人排名第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学术论文】2013年：《说书体小说中“故事”的人文关怀与叙事策略——以冯梦龙的《滕大尹鬼断家私》为中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2期2012年：《汉语散文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与语文教学——以《历代散文选》为中心》，收入《国语文教学理论与务实的多元探索》，台湾五南出版社2012年1月版《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07期摘编约4000字，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2年7期复印）《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5期2011年：《我的学术选择及反思》，粤海风2011年2期《从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 》，文学与文化2011年2期 2010年：《大历史观与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期《“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1期《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文艺报2010年3月19日2版《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以李渔《合影楼》为例》，南开学报2010年5期2009年：《从西方叙事学的“多叙法”看唐传奇的艺术机制——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例》，文学与文化第10辑《“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5期《比较视野中的唐传奇叙事学分析——以韦瓘《周秦行记》文本分析为中心》，南开学报2009年5期《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4期《唐传奇《古镜记》的叙事学分析》，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4期《建设当代意义的民族文学理论——我国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现状与前瞻》，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6日，第5版，改版第376期（总1176期）2008年：《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8年11期复印《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收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辑《文化与诗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8年9期复印2007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与历史文化典籍运用》，南开学报2007年5期《日记何以成为小说——以施蛰存《上元灯》文本分析为例》，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10期复印《多层叙述的艺术魅力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中州学刊2007年2期2006年：《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文本分析的理论视点》，学术研究2006年11期《“不传！不传！”的魅力与“最后一个”的阐释空间——老舍《断魂枪》的文本分析》，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4期《学术生命在本科生教学中闪烁与延伸》，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10期《《女人成为流通物与文学意味的产生——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艺术价值构成探寻》，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5期《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年8期复印《李健吾评价《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4期《永远的故乡与鲁迅的返乡之路—— 鲁迅《故乡》的文本分析》，中南大学学报2006年1期2005年：《梦醒时分的阐释空间——白先勇《游园惊梦》艺术价值机制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6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年3期复印《论西方新叙事理论文本批评方法论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南开学报，2005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2005年9期复印《西方文学感受研究略论》，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2期《论整体观照中的文学阅读》，学术研究2005年10期《民族文学与文学性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2期2004年：《跨学科视野中的文本批评学构想》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3期《叙事性文本批评：层次递进现象及其意义》，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10期《假设命题式批评与“难以解释的符号”》，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7期复印《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5期《艾罗斯特拉特：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范本》，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004年2期复印《聚焦于文本的愉悦》，原载《东方丛刊》2004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10期复印2003年：《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3年10期复印《《厄歇尔府的倒塌》的现代阐释》，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11期复印《心里展开的故事与人的痛苦——哈代《彼特利克夫人》解读》，原载《外国文学》2003年5期《社会学方法在文本研究中的广阔空间——以戈德曼的社会学方法为个案》，原载《南开学报》2003年6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1期复印《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艺术描写的空间》，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4期“冬之卷”。2002年：《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5期复印《在魔鬼和拉比之间，该听谁的话？——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原载《名作欣赏》2002年3期《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3期《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原载《民族研究》2002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12期复印《追求与探索——读《意义阐释》》，原载《书屋》2002年10期2001年：《90年代中国文学：自我认同的尴尬与出路》，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1年7期复印《论萨义德〈东方学〉的文艺学方法论意义》，原载《东方丛刊》2001年1辑《传统在全球化中的意义》，原载《人民论坛》2001年3期《从歧途到正途：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价值何在？》，原载《南开学报》，2001年3期，上海《戏剧艺术》2001年第4期作文摘。《摄影文学的互文性与阐释空间》，原载《文艺报》2001年10月26日《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1年6期复印2000年：《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原载《南开学报》2000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0年8期复印《书写他者的困境与批评的失语》，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2000年11期复印2000年以前：<<老舍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参照意义>>，原载<<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1期（创刊号）<<在认识的深化中逐步实现高质量的教学--关于《文学概论》课程的思考和探》，原载<<西北高等教育>>1998年4期<<走向自觉：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可能和必然>>，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1期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0日作了论点摘编）<<真正的诗人：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1期<<对历史独具特色的审视>>，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2期<<民间之于新诗：新诗的思考>>，原载<<兰州学刊>>1998年3期<<侏儒的拳击与西北文学>>，原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5期<<论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对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感和艺术表现模式的演变>>，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新华文摘>>1999年4期论点摘编）<<消逝于小说深处>>，原载<<小说评论>>1997年1期<<论小说与媚俗>>，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我们和小说--对小说的追问>>，原载<<小说评论>>1997年5期<<西部的人文体验和艺术表现>>，原载<<中国作家>>1997年4期<<真实的现代感受>>，原载<<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人与历史的复杂缠绕>>，原载<<文艺报>>1998年12月3日<<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艺术精神>>，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1期<<流浪汉小说：由浪漫到深沉>>，原载<<小说评论>>1996年2期<<走向形式的西部人文情感>>，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4期<<论小说作家的创作间歇>>，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4期<<近年小说创作与发展的文艺学思考二题>>，<<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5年2期复印<<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社会心理学考察>>，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6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5年1期复印<<崇高与悲壮的艺术世界>>，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1期<<新时期小说人物的伦理道德考察>>，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3年1期<<西部小说作家的审美情感与现代意识>>，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3年6期复印。<<关于文化形态小说的话题>>，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5期<<新时期小说人物形态的考论>>，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0年12期复印<<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美学特征考察>>，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2年1期复印<<新时期小说人物的文化学考察>>，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1年10期复印<<我们向小说要求什么>>，原载<<河北文学>>1992年2期<<杨绛散文的独特视角>>，原载<<文论月刊>>1991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1年6期复印<<新时期小说观念演变的思考>>，原载<<飞天>>1991年4期<<柏原的小说世界与西部文学>>，原载<<小说评论>>1991年6期<<西部汉子形象及其思考>>，原载<<绿洲>>1992年5期《弥散于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问题》，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3期《文艺理论：应答当代文学的挑战与出路》，原载《文艺报》1999年9月21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悄悄变动着的历史观》，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9年9期复印《精深博涉的研究--读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诗新解》》，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获奖情况】1、专著<<新时期小说人物论>>曾先后获多项省部级奖，主要有： 1993年度获兰州大学世川良一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青年教师奖甘肃省高校1992--199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政府第四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1995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优秀成果奖（1996年）2、专著<<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曾先后获多项奖励甘肃省高校1994--199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甘肃省政府第五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1997年）3、论文<<真正的诗人：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1998年获第四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评论奖4、1997年获甘肃省优秀青年教师成材奖5、2001年获南开大学优秀教师贰等奖6、论文《摄影文学的“互文性”与阐释空间》2002年获冰心摄影文学奖7、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届优秀成果奖8、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获天津市第九届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4年）9、2009年12月“文学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精品课程建设与实践，获得南开大学2009年度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0、2009年5月论文《学术生命在本科教学中闪烁与延伸》，获得天津市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11、论文《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获天津市第十二届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0年）【承担研究课题】1、1996年承担题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看甘肃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发展的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已经结项。标志性成果为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物的系列论文。2、1997年开始承担题为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已经结项。标志性成果为学术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3、2001年6月开始承担题为小说的文本分析的南开大学校内教材项目，最终成果是题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的专著，已经出版。4、2002年1月开始承担题为文学研究方法的相通与转换研究的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已经完成并结项。5、2003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题目是《叙事性文本研究中社会文化内涵与文学性关系的新拓展》，已经完成并结项。6、2006年获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题目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研究》，已经完成并结项。7、2006年作为主持人获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青年论坛资助项目“文学经典的当代理解与价值”，已经成功举行并且结项。8、2006年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读法研究”，已经完成并结项。9、2012年9月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张爱玲研究的若干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在研。10、2012年10月获得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课题“张爱玲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在研。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