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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吟》比较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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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吟》比较文学论文

这是一首乐府诗,诗人捕捉住生活中的“一瞬”,用简括的语言勾勒出慈母为游子缝制衣裳的场景,抒发了游子思乡念亲的至深情感。首联,“游子”,本谓远游的客子。《史记》“游子悲故乡”。也许慈母意想到了游子的奔走之劳,风霜之苦和孤寂之悲,如此,诗一开头,就似笼著一层淡淡的哀愁。另外,就唐诗看,“游子”也可指离乡远游的举子。有唐以来,开科取士,游子不绝于途,辗转流徙,饥寒相侵,倍受艰辛,“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诗人以其亲身体验和感受,把游子的悲苦和哀愁加以浓缩和“转嫁”,让人细味和借人传达,如此,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实况,赋予了诗的社会意义,表明了自己对生活的评价。接著,诗人进行了合理的想像,揭示了慈母情爱的含蕴,原来临行缝制的游子衣上,密密匝匝飞走的针线,竟是慈母的丝丝缕缕情思。“游子无寒衣”,“游子暮何之”,也许就是慈母系情的“意恐迟迟归”的内涵。“短章蕴藉”(《白石道人诗说》),是诗意的生发,更是意境的升华。末尾二句,从意义上说,是从“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化出,但较之原诗句,比拟切当,对比强烈,形象更为鲜明;而且“游子不言苦,家书但云安”,要解脱和抛却的是悲苦和哀愁,知难而前,锐意进取,冀报恩于万一,给人以奋发和鼓舞,因此,诗句的思想意义也更深刻和积极。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出身贫寒,早年丧父,全靠母亲教养长大。一生坎坷,为生计尝尽人间辛酸,五十岁才作了溧阳县尉。又往往无心公务,仍放情山水,因而受到半俸惩罚。尽管如此,生活总算安定了一些,所以他立即恭迎老母来溧阳,以省晨昏,报养育之恩。本诗出语天然而含意深邃,揭示了伟大的母爱。

游子吟是乐府里一种曲调名。吁嗟慨想,悲忧愁思,谓之吟。诗一开头就以忆念手法再现了母子即将分离的特定时刻,通过普通的缝衣场景,来刻划母子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诗由两个词组引出两个人物,两样东西。“衣”、“线”本日常俗物,并无特别的含义。但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中,一经特定的“慈母”和“游子”相连,使无情的“衣”、“线”成了表情达意的工具,用衣线相连象征母子骨肉相依的深情。紧接着的“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前句写慈母的动作,后句写慈母的意态。照理说母亲为儿子缝衣是极其普通的事,但因是“临行”缝衣,这就有了特定内涵。慈母飞针走线,为儿子赶制行装,分离在即,内心自然是悲苦的;但慈母无声无泪,将深情倾注在千针万线之中。未分离就要盼归期,母子情深可见一斑。诗通过“密密”二字,将慈母对儿子的一片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含蓄深沉。不写千叮万嘱,而以特定动作代之,揭示了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诗歌就以这极为纯朴的语言,极平常的情事,一石击起千层浪,撞击着每个游子的心田,由诗及己而产生无穷联想和共鸣,唤起天下人对母亲的眷眷之心。

全诗平实诚挚,最后两句以兴的手法,用春天的小草难以报答三春阳光的温暖设喻,贴切感人。慈母对子拳拳之情,犹如春阳对小草那样深厚,可是儿女如小草一样细微的孝心,又怎能报答博大的母爱于万一呢?诗以“谁言”二字领起,正意反说。既寄托着游子对慈母的烈火一样的热情,又表现自己有心报母恩而深感难以兑现的无限惆怅的心理。感情纯真,扣人心扉,催人泪下。

诗以淡淡的白描,表达浓深的情意。通过常情常物比兴言情,托物喻情,形象生动,富于联想,引发真切情思。通过细节描写,以母对子之深情和子对母的内疚两相对照,进一步赞颂母爱之伟大。孟郊一生颠沛流离,想报答母恩可又力不从心,内心之感慨形于歌诗,一人之语道出千万人之情。千百年来,《游子吟》曾经拨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弦,可谓千古绝唱。

孟郊、张藉,一等诗也。唐人诗有古乐府气象者,惟此二人。但张藉诗简古易读,孟郊诗精深难窥耳。孟郊如《游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确宛转,人不可及也。(曾季貍《艇斋诗话》)

退之以师道自任,自李翱、张藉、皇甫湜辈皆名之,惟推伏孟郊,待以畏友。世谓谬敬,非也。……《游子吟》……《秋怀》……当举世竞趋浮艳之时,虽豪杰不能自拔,孟生独为一种苦淡不经人道之语,固退之所深喜,何谬敬之有!(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

仁孝不言,自然风雅。(钟评) (钟 惺、谭元春《诗归》卷三十一)

孟东野最为高深,如“慈母手中线……”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1楼强汗 造就不小

《游子吟》这首诗从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歌颂了伟大的母爱。《游子吟》诗句通俗,朴实无华,情感寓于叙述和议论之中,自然而淳朴。三,四句关于慈母缝补衣服的细节描写,将母亲平凡高大的形象刻画的真切传神,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游吟毕业论文范文

在现今社会下,培养护理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素质应成为我国高等护理 教育 的重要目标。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护理 毕业 论文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新生儿肺出血早期察看与护理

1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患儿男,双胎足月儿,出生体重,出生第3天发病,体温°C,全身皮肤青紫,四肢冰凉,患儿口周微绀,反应一般伴吸吮力差,给予保温、吸氧8小时,7小时后发现患儿面色苍白,拒哺,即入NICU,1小时后确诊为肺出血。

治疗 方法 与结果:该患儿即给予气管插管,止血、纠酸、强心、利尿、保温、改善微循环、防治感染等综合治疗,并同时应用呼吸机治疗。该患儿治愈出院。

2观察

肺出血的高危因素:缺氧、感染、早产、低体重、低体温等是新生儿肺出血的危险因素。该患儿体重,低体温,符合肺出血发病的高危因素,肺出血治疗成功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早发型在生后24h内发病,甚至出生后即发病;晚发型多在出生后2—4d发病。在治疗护理过程中,要熟悉肺出血的发病特点,细心观察病情,早期发现病情变化。

发病时间及原发病:生后1周内起病约占95%,其中生后12小时内发病约占半数;超过1周者为数极少。原发病有多种,如早产、低体重出生儿、感染性肺炎、重度窒息、先心病、硬肿症、颅内出血、败血症等,都可能引起新生儿肺出血。

临床表现特征:主要表现有拒哺、不吸吮或吸吮无力;气急,呼吸快速而不规则,半数有呼吸暂停,可见鼻翼扇动;青紫,多见于鼻唇沟青紫;呻吟,声音微弱;低体温,可在35°C以下,四肢发凉;出血,开始为血性泡沫痰液,重时可口鼻出血、窒息。

早发现,早插管,早上机:新生儿肺出血从开始少量渗血到最后大量出血不需很长时间,如能及早察觉病情有变,早插管,早上机,则预后大不一样。为此,当班护士对患儿仔细观察能够在较早发现问题,马上采取 措施 ,吸痰吸出血性液体,即行气管插管证实有肺出血,马上上机以赢得治疗时机。

3护理

预防护理:

①保温:置暖床保温,床温30-35℃,根据体温调节床温,保持体温在—℃,防止低温损伤。病情稳定后,体重<者置温箱保温。

②供氧:缺氧代谢可引起酸中毒诱发肺出血,供氧可改善缺氧状态,促进有氧代谢。常规面罩吸氧,氧流量,密切观察患儿面色、呼吸情况,缺氧状况有无改善,如无改善,及时调整供氧方式及氧流量。

③控制输液速度:使用输液泵,控制滴速3~4mr/(),防止输液速度过快引起心衰、肺水肿,诱发肺出血。

④做好消毒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具有重要意义。接触患儿先洗手,吸痰时戴消毒橡胶手套,治疗护理操作集中进行。用空气净化器消毒空气,6次/d,11/次;每日用速消净拖地,3次/d.

气管插管护理:

①用物准备:负压吸引器调节负压≤,吸痰机、生理盐水、手套、复苏囊、胶布、昕诊器、喉镜、气管插管。

②气管插管:协助医生进行气管插管。待插入气管插管,退出喉镜后协助接上复苏囊及氧气,正压通气,听诊双肺呼吸音,协助固定气管插管。③气管内吸痰:迅速吸出气管内血性分泌物,清理呼吸道,复苏囊气管内加压给氧5~10次,再清吸,氧压力—,压力稍大有助止血,频率40次/min,尽快予呼吸机治疗。

④气管内滴入1:10000肾上腺素,有收缩血管,利于止血;减轻支气管痉挛和黏膜充血、水肿,改善通气,加强心肌收缩力,增快心率等作用。

使用呼吸机的护理:

①预先消毒呼吸机管道,湿化瓶加无菌蒸馏水,连接呼吸机管道,调定呼吸机参数,无误后连接气管插管,应用呼吸机治疗。②调节加温湿化器,夏天3032qC,冬天34—35℃。更换消毒呼吸机管道,1次/d,更换湿化瓶蒸馏水,1次/d.③桡动脉采血进行血气分析,指导呼吸机参数的调节。④经常检查,严防插管扭曲、折叠或脱出。翻身时,要防脱管、脱机。⑤肺出血早期减少搬动,以免加重肺出血。肺出血停止及恢复期患儿呼吸道分泌物较多,每2h翻身、拍背、吸痰1次,保持呼吸道通畅。⑥密切观察患儿面色、呼吸、心率、胸廓起伏及双侧呼吸音是否对称等情况。⑦患儿肺出血停止,恢复自主呼吸,循环系统稳定,血气分析在正常范围可撤机。

参考文献:

【1】韩玉昆,傅文芳,许植之。实用新生儿急救指南【s】。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306—307.

【2】陈克正。新生儿肺出血几个问题的探讨【J】。中华儿科杂志,1997,35(6):331.

浅谈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察看和护理

【摘要】

目的: 总结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护理 经验 及康复措施。方法对我院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收治的26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开展饮食、心理、专科护理和健康教育,加强口腔护理,保持血压稳定,保护肢体和皮肤,保持大小便通畅,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在恢复期适当锻炼,促进患肢运动功能康复。结果12例基本痊愈,部分恢复11例,死亡3例。结论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经过科学有效的护理和适时的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其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关键词】高血压;脑出血;观察;护理作者:马桂清

脑出血是高血压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与血压升高的程度有关,大多发生于50~60岁的患者,但年轻人患高血压病者也可并发脑出血。其中男性多于女性,临床上以头疼、眩晕、呕吐、肢体偏瘫、失语甚至意识障碍为其主要表现,由于此病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因此,及时有效的治疗和科学护理对提高本病的治疗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1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我院神经内科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共收治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26例。男17例,女9例,年龄46~75岁,平均56岁;均经cT检查,出血量35—100ml;出血部位位于基底节13例,脑室6例,脑干4例,小脑2例,额叶1例;入院时嗜睡、浅昏迷15例,中度昏迷8例,深昏迷3例。

治疗结果:26例患者中,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基本痊愈12例,部分恢复11例,死亡3例。

2病情观察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每15—30分钟测量心率、心律、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神志、瞳孔并及时准确详细记录。

意识和瞳孔的观察:经常呼唤患者或做压眶反应,观察瞳孔的大小、形态、对光反应。瞳孔散大、缩小、不等大,对光反应迟钝或无反应,均提示病情有变化,如一侧瞳孔散大,意识障碍加重,说明仍有脑出血或脑疝的可能,应立即 报告 医生。患者意识由昏迷到朦胧、嗜睡状态,说明病情好转;单纯躁动有时为尿潴溜所致,导尿后即可安静。

控制血压:用多功能监护仪监测血压,维持血压在140—160/90~100mmHg(1mmHg:),对血压升高者除应用好脱水剂外,早期可采用静脉点滴硝酸甘油或微泵推注硝普钠,可进食者或有胃管者改用口服降压药,不宜过度降血压。

记录24h出入量:多数脑出血患者年龄大、肾功能差,需认真准确记录24h尿量,特别注意每小时尿量变化,若发现出入量不平衡或尿量<25ml/h,应及时报告医生,以便采取相应治疗措施,防止脱水、电解质紊乱或补液过多引起的肾功能不全加重病情。

3护理措施

休息与安全:急性期绝对卧床2~4周,抬高床头15-30°以减轻脑水肿,躁动患者严防坠床,保持环境安静安全,严格限制探视,避免各种刺激,各项治疗护理操作集中进行。

生活护理: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清淡易消化饮食;做好口腔和饮食的护理,昏迷患者按常规进行口腔护理,每天2~3次,清醒患者可用吸管吸生理盐水或朵贝氏液漱口,每天3次,防止呛咳。认真做好饮食护理,患者多半有咀嚼或吞咽困难,进食、进水应缓慢,防止呛咳,呕吐时迅速清除呕吐物;昏迷或有吞咽障碍者,发病第2~3天应遵医嘱胃管鼻饲,进食前检查胃管是否在胃内,少量多餐,每次不超过200ml,间隔为2h,温度在38℃,同时严格限制钠盐摄人,以低盐、低胆固醇饮食为主,每日摄入食盐以4~5g为宜,摄入胆固醇应<300g.

保持呼吸道通畅:

①及时清除口腔及呼吸道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平卧头侧位或侧卧位,开放气道,取下活动性义齿,防止舌根后坠,根据患者咳嗽有痰,呼吸不畅,肺部有痰鸣音,选择合适的吸痰时机,把握吸痰方法。吸痰后应听诊肺部,评价吸痰效果,注重观察痰液的性状、颜色和量。

②确保有效供氧,一般供氧浓度在30%~50%,保持氧饱和度97%.

保持大小便通畅,做好肢体和皮肤的护理:

患者常有便秘、尿潴留或尿失禁现象,尤其是在应用脱水剂及未留置导尿管的情况下,更易引起患者烦躁不安,甚至诱发再度出血,应给予相应的护理,大便不畅时可给予番泻叶煎剂以促进肠蠕动和消除肠腔积气,必要时行清洁灌肠。尿失禁时严格在无菌操作下导尿并留置尿管,同时观察尿液色、质、量,预防导尿管脱落以免反复插管致尿路感染。

保持肢体功能位置,指导和协助肢体被动运动,预防关节僵硬和肢体挛缩畸形。患者的手腕和足踝应置于关节功能位置,各关节受压部位应托以棉垫,定时给予低幅度、慢动作变换体位和皮肤按摩;当翻向健侧时,应垫以枕头支持患肢,以防关节强直。

每天床上擦浴1~2次,每2~3小时应协助更换体位1次,注意保持床单整洁、干燥,有条件者使用气垫床或自动减压床以预防压疮。但发病24~48h内变换体位时只能小范围的动肩、臀部,以免因翻身而牵动头部,加重出血。

用药护理:建立良好的静脉通道,遵医嘱准确用药,保证脱水剂的快速使用。一般认为高血压性脑出血非凝血机制改变,故难以药物止血,但如并发消化道出血时,止血药和凝血药的应用可发挥一定作用,故临床上对脑出血患者仍可选用。按医嘱给予保护胃黏膜和止血的药物,如静脉点滴6EACA,PAMBA、止血敏等止血药,静脉推注生理盐水20ml加奥美拉唑40mg,2次/d.胃管注入冰去甲肾上腺素、云南白药和其他止血药物,及时评估用药后的反应,抽取胃液看颜色是否正常,观察大便是否正常及其色泽变化。

引流管护理: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头部引流管一般放置2—3d,防止引流管打结、扭转、拔脱,检查是否通畅。注意每日引流量、颜色,并做好记录。颜色鲜红,提示脑内有继续出血的可能,注意头部敷料是否干燥,如有渗湿应及时报告医生处理,加强无菌操作,定时消毒套管。

心理护理:瘫痪患者神志转清后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极度消沉、自暴自弃或脾气暴躁、出言不逊。护士要针对患者不同心理状态、年龄、职业、 文化 程度,做出相应的心理护理,耐心地解释、开导和劝慰,对患者的每一点进步,做充分及时的肯定,不断给予鼓励,调动患者的积极性。

并发症的防治:消化道出血的防治:消化道出血是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也是其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应注意观察患者有无呃逆、上腹饱胀不适、胃痛、呕血、便血、尿量减少等症状和体征;严密观察患者呕吐物,大便颜色及全身情况。

坠积性肺炎的防治:首先要保持呼吸道通畅,昏迷患者要定时吸痰,定时翻身拍背,用蒸馏水100ml、庆大霉素16万U、糜蛋白酶4000U、沐舒坦15mg雾化吸入,2次/预防压疮的发生:定时翻身,用温水擦浴2次/d,保持皮肤清洁,按压骨隆突处,必要时垫海绵块,同时,做肢体的被动功能锻炼,防止静脉血栓形成。

预防泌尿系感染:神志清楚的患者,在病情允许情况下,鼓励患者多饮水,尿道口护理2次/d,定时开放尿管,每日更换集尿袋,每周在无菌技术操作下更换导尿管1次,集尿袋及引流管的位置不能高于耻骨联合,以防尿液返流引起泌尿系统感染,2周后仍不能自行排出尿液者应行膀胱冲洗2次/d,遵医嘱定时监测尿液。

健康教育:恢复期护理:恢复期护理主要是促进瘫痪肢体的功能恢复。开始可作按摩及被动运动,每日3次,每次15min,以后逐渐增加活动量。外出时要有人陪伴,病情允许可鼓励患者散步、打 太极拳 等适当锻炼。失语患者应积极进行言语训练。

出院指导:出院前向患者及家属做好健康教育,指导其出院后按时服药,定期监测血压,保持良好的情绪,避免不良刺激,对有烟酒嗜好者应忌烟酒,科学的搭配饮食,适当减少饮食的盐含量,养成清淡饮食的好习惯,坚持锻炼身体,劳逸结合,如有异常及时就诊。

综上所述,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护理工作是细致而繁重的,关系到患者的生存质量。护理人员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专科护理技术,积极有效的护理可以使患者安全渡过并发症的危险期,同时对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机体功能恢复和减少病残发生具有重要意义。高血压病患者科学的饮食结构、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轻松愉悦的情绪,长期合理地口服降压药,定期监测血压等,能大大降低脑出血发生的几率。

音乐表演课程,提高的不仅是学生的音乐理论知识,而且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表演专业技能,同时还能使学生具备教学、音乐组织能力,综合知识、技能、实践三者为一体。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音乐表演专业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音乐表演教学论文 》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当今时代急需培养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这就给 教育 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因此,探索音乐表演的多元化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密切联系实际,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文章 对如何采用多元化教学以及采用多元化教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音乐表演多元化教学

音乐表演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声乐、器乐、舞蹈、钢琴等专业的人才培养。多元化教学是指多种 渠道 、多种形式的教学,在音乐表演中,如舞台演出、教学实践、举办音乐会、参加录音录像,包括欣赏、观看录音录像等,都属于多元化教学范畴。当然舞台的演出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仅以器乐演奏形式为例,就有很多种,如独奏、重奏、合奏、伴奏等,这些都属于多元化教学中的一部分,都可以称之为多元化教学。实践证明,在音乐表演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在以传统教学为主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学生有计划地、弹性地采用多元化教学,具有良好的效果。这一教学方式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学生普遍感到受益匪浅。笔者认为科学地采用多元化教学,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化教学的几种形式

1.舞台演出

这是音乐表演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舞台的演出形式繁多,这里重点例举器乐演奏的舞台形式。器乐演奏的舞台形式包括独奏、重奏、合奏、伴奏。

(1)独奏

只要具备演奏基础,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具备一定数量的演奏曲目,老师就应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学生上舞台进行表演,让学生多参加独奏的演出。独奏也需要 经验 的积累和心理素质的调试、培养。首先要把上台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例如,检查一下乐器的状态如何,音准调试得是否准确等。调整放松自己的心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舞台上才能充分发挥并展示自己的技术水平。一般音乐表演的考试大都以此种形式出现。笔者抓住考试前的机会,给学生上公开点评课,也就是每个学生上舞台演奏准备要参加的考试曲目,其他同学进行点评。同时寻找不足,当场改进。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下去反复练习,下次必须解决。通过公开点评课的训练,学生进步很快,而且在考试过程中,每个学生的进步幅度都非常明显,收效极佳。

(2)重奏

重奏不同于独奏。它讲究相互配合。因此双方的互相配合十分关键,二者是一体,在演奏自己声部的同时,也能倾听到或感受到对方的演奏声部的进行,要使两个声部有条不紊地结合,这样才能够配合好。要倾听和声的整体效果,积极主动、和谐合作、默契配合。在短学期教学期间,笔者采用多元化教学,给学生布置两首器乐重奏作品,要他们亲自演奏,体会音乐感觉。虽然刚开始对于没有过合奏经历的学生来讲,挺有难度,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学生热情很高,都主动找老师给他们安排重奏训练。

(3)合奏

合奏是器乐演奏最常见的一种演奏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平时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会对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很多人就缺少合奏意识及合奏经验,最终无法胜任合奏。除了依靠学院的合奏课,还要寻找各种机会多参加合奏训练,及时 总结 ,不断积累经验。

(4)伴奏

伴奏是音乐表演中的另一种形式,如独奏伴奏、独唱伴奏、舞蹈伴奏等,是大家非常熟悉多见的一种形式。伴奏所处的地位不同,它处于辅助地位,起配合和烘托、衬托的作用。伴奏时要突出主旋律,要做好陪衬和铺垫工作。学生要多参加 社会实践 ,克服困难,多参加伴奏,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服务意识。

2.录音

录音和平时演奏不同,一说到录音学生就都会有一种紧张感,不过这样他们会更加认真对待,必要的紧张还是要有的,但不能失控。在没有录像的条件下,笔者就组织学生录音,每次的考试都要录下来,反复听,帮助学生查找不足之处。这对学生的提高非常有帮助。录音时演奏者本身所用的力度和平时也有所区别,因为麦克风的灵敏度极高,它所处的位置、角度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包括演奏者的松弛度和紧张度等,都会对录音产生影响。所以在录音时,要多讲究音色和音质。这样对录音的效果有益。在录音时,往往不用平时舞台演出时的力度,则会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否则,麦克风的灵敏度大,用平时的力度来演奏带来的噪音大,效果极差。录音时,应该多在演奏技巧上下工夫,例如,在进行琵琶演奏时左手要多加些“吟”弦的技巧,这会使声音更加有润性,音色柔美好听,获得很好的效果。

有时笔者把学生带进录音棚,进行多元化教学,表面上看给人比较松散的感觉,其实更接近于现实。实际上更接近实际,这就是实践,是学生在一对一的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也是超前实现目标的良好途径。如果没有实际操作,就没有以上经验的积累。

就像学生在学校学习,只有理论基础,没有社会实践是不完美的。年轻时应抓住大好时光,勇于创造,拼搏进取,我们就会有收获,就会有成绩。如果在学校时就积累经验,等到走上社会后就能够很快地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求。采用多元化教学,能解决这一难题。

3.录像

录制音乐要讲究声情并茂,这是表演的进一步升华,必须自然松弛,美观大方。这是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完美结合,不可紧张或松懈。有的演奏员,一录制作品就很假,很做作,或录制不好反复地接录,这些都会对录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要定时安排录像,可以在学期的期末考试时给学生录制。先讲录制的要求,然后再由有经验的老师进行点评,找出每个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总结,不断积累提高录制效率。这也是多元化教学的体现。

4.举办演奏会

定期组织学生举办演奏会,对积累舞台经验大有好处。有的学生基础不好,弹奏几首曲子就没劲了,弹不动了,基本功匮乏。这样的同学就要求多练习基本功,练习力度、速度、耐力等,这些提高后,方可上台演奏。有的学生怯场,无法控制自己紧张的情绪,导致不能正常发挥和演奏。所以要多为他们创造演出机会,多锻炼从而缓解紧张度。对于特别爱紧张的同学,刚开始可以安排和其他同学一起演奏,经过锻炼逐渐适应后,再让他自己进行表演。这样就逐渐缓解了学生的紧张心理,让他们更加松弛,从而达到自由发挥的境地。5.参加教学实践

要有计划地让学生亲自参加教学实践。在短学期教学工作期间,笔者安排了两名大一年级的学生,来给两名小学生授课。课的内容是一首短小的琵琶复调二重奏作品,这些内容笔者事先并没有教过他们。对他们来说都是刚刚接触的新作品,笔者在旁边现场指导,学生们换位了,现在他们不是学生,是老师。老师在教学时,就要有迅速试奏的能力,科学安排指序、把位,还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绝对的高度集中,这时他们的试谱、安排指序指法等就显得更加积极主动了。当遇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他们解决起来有难度时,就会主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一起分析解决。这样他们在小学生面前既不失去自尊,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当发现他们的演奏姿势懈怠时,笔者就在旁边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演奏形态,学生会学你们的。小同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小同学,积极主动配合老师的思维,主动试奏,很快可以学会。有的小同学试奏本来就不快,也不主动配合老师,就等着老师一句一句地教,这就考验老师的耐力和耐心了。等到笔者送两位同学离开课堂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师,其实你当老师也挺不容易啊!”笔者开心地笑了。通过实践,首先,让他们懂得了老师的辛苦和用心。这样回到他们自己的课堂,他们会更加积极地配合老师的教学。其次,他们得到了教学上的训练,也为将来教学积累了经验,为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做准备。这就是多元化教学带来的益处。所以,有计划地采用多元化教学,结合多媒体进行教学,多看、多听大师及演奏家的演奏和表演,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声情并茂,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进步。

二、如何采用多元化教学

要做好多元化教学,教与学是相互的。无论是对老师的专业素质还是对学生的本身素质要求都是较高的。

1.多元化教学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要具备较好的基础和音乐素质。人人知道,无论做什么,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然而基本功的训练往往是一些学生的弱项。如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苦练基本功,提高学生练功的积极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采取了集体练功的形式,互相勉励、互相促进的 方法 ,一起练功,从而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他们听到同学在练功,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主动要求参加到练功的行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基本功训练往往很枯燥,还需要一定的体力、毅力。有的传统乐曲很长,不好背谱。这需要有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地反复训练才能达到要求。

(3)德艺双馨。学生不但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要有严禁谦虚的学风,品学兼优,德才兼备。要培养人情、人格、人性等全面发展的人才,要以此为积淀培养合格的人才。

2.多元化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在多元化教学中主要应实现以下方面的内容。

(1)引导启发。音乐表演本身就是对音乐作品的艺术再创造,要求学生有创新,有自己的构思和想法,教师不要过多干涉其思路,关键在于引导。在不违背音乐规律和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学生尽情发挥,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空间。

(2)归纳重点。教师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有计划地学习、复习学过的乐曲,预习不同时代的新作品,分析它们的结构和特点。老师可以归纳重点,鼓励学生改编创作。通过实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由浅入深。音乐表演是综合性的艺术,教师要把握难度和进度,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有了老师的正确引导,学生的积极配合,多元化教学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当今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就应采用多元化教学的培养方式,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更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合格人才。

三、实行多元化教学带来的社会效益

1.自食其力,信心倍增。笔者在多年的音乐表演的实际教学中,尝试着采用多元化教学的方式。有的学生在校期间就不断地实践,逐渐积累经验,自食其力。通过多种形式的锻炼学习,学生增强了学习热情和自信心。多元化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对学生采用多元化教学,可使教学更加灵活、切合实际。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3.积累经验,符合社会发展。采用多元化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校期间就不断地摸索和积累实践经验,将来他们就能够很快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通过不断地探索并采用多元化教学,学生能够迅速成长,这是技术能力的培养,符合市场要求,学生从中受益匪浅。

总之,音乐表演的多元化教学,灵活多样,积极有效。它补充了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是传统教学与现代化教学的完美结合体。多元化教学有助于理论与实际的密切配合,使学生迅速有效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这点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有 文化 ,更要有能力。

《 音乐表演中创造性分析论文 》

内容摘要:音乐表演不仅仅是一种再现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将音乐赋予创造性,以丰富音乐的内涵,并赋予音乐新的生命,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的不断发展。如何加强在表演中的创造性是众多的音乐教师和演奏者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文章试从创造性在音乐表演中的地位及创造性与原作风格、个人风格、情感表现等方面作了探讨。

关键词:创造性原创风格个人风格情感表现

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它必须通过表演者的参与才能将其中的乐音、思想、内涵等加以传达。它不同于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能够直接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思想内涵。音乐可以说是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表演的艺术,单独的乐谱是不能够给人以听觉上的享受的,只有和表演一起,才使得音乐具有了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一、创造性在音乐表演中的地位

对于一首音乐作品来说,它的形成应该由三个环节组成——作曲家的创作、演奏(唱)家的表演、听众的欣赏,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只有在这三个部分完整的情况下,一首作品才能完整地被人们感知,获得审美上的一种享受。作曲家的创作,毋庸置疑是作品的本源,没有这个环节的完成就根本谈不上后两个环节的存在。而演奏(唱)家的表演处于中间环节,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对于能否正确表达音乐思想,能否使作品与听众之间达到情感的共鸣,能否为听者带来美感……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音乐表演作为“二度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科普兰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如果了解作曲家的作品风格对聆听者来说是重要的话,对演绎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演绎者是音乐的中间人。聆听者更多地听到的是演绎者对作曲家的想法,而不是作曲家。”①所以,对音乐作品的再创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原作品更为重要,因此科普兰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在作完曲之后,可怜的作曲家必须把它交给演绎艺术家,任其摆布——而我们又必须记住,后者是有自己的音乐风格和个性的人。”②英国著名的指挥家亨利·伍德在《论指挥》一书中也说道:“音乐是写下来没有生命的音符,需要通过表演来给予它生命。”③而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奏(唱)者作为“执行者”势必将音乐打上自己的“烙印”。音乐表演是赋予音乐作品生命力的创造性行为,它不仅仅是原样地再现,而是通过演奏(唱)者富于创造性、独特的表演,使音乐作品焕发新的光彩。从表演艺术美学的历史来看,表演美学主要有浪漫主义音乐表演、新古典主义音乐表演、原样主义音乐表演、当代音乐表演的综合倾向这几个流派,而钢琴表演也被包含其中。在这几种表演美学的观点中,演奏者对于同一首作品都有着不同的创造性表现,这样表现出的音乐就被打上了自己的或者不同流派的“烙印”。

二、音乐表演中的创造性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音乐表演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执行的,因此在表演过程中音乐作品必然要被蒙上表演者的个性与创造性。但是,这种个性与创造性的表现并不是没有“度”的随意表现,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演奏的音乐就会“面目全非”。笔者认为,在钢琴表演中至少要注意创造性与原作风格、个人风格、情感表现之间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的表演更能为作曲家和听众之间做好“桥梁”。

1.创造性与原作风格

任何一首音乐作品都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年代,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这些作品自一出现就带有了当时历史时代的风格与审美特征,它主要表现于乐谱上,这就是原作的真实性。在音乐表演中首先应处理好的一对关系,就是创造性与原作风格的关系。真正的表演艺术家都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作品的音乐风格,并且力求将这种风格真实、完美地加以再现。他们尽可能地使自己去熟悉、体会作曲者生活的时代环境,努力体验作者当时的心理活动及思想,以便能够真切地表现作品的历史风格。著名的罗马尼亚作曲家、小提琴家埃涅斯库曾经说过:“我觉得我在演奏巴赫的一部奏鸣曲时,不置身于18世纪,那么我恐怕就不能很好地把作品表达出来了。”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盛行的原样主义音乐表演不仅仅要求要严格按照原版乐谱演奏,而且还努力“还原”原来的演奏乐器、方法等等,努力恢复作品的原貌,这也是一种对作品风格的再现。当然,这样的演奏在今天看来也并不是我们大力提倡的,这毕竟是历史中的一个分支。

在表演中,除了要对原作风格进行较深入的了解,在保持原作风格不被破坏的情况下,还应该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表现。毕竟,表演者所处的时代已经与作曲家所处的时代不能完全等同,他们总是不自觉地站在自己时代的立场上,对音乐作品进行处理和创造。这样的音乐作品才更具有时代精神和美感,所以,表演者应该在自我创造性与原作风格之间找到更好的切入点,使自己的表演既能体现作曲家的原作风格,又具有自己的创造性,还能给听众以美的享受。

2.创造性与个人风格

音乐演奏是由演奏的执行者——人通过自己的认知活动而产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必然体现自己长期形成的演奏风格。比如,在听美籍俄国钢琴演奏家霍洛维茨和阿根廷女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希对同一首作品的诠释,应该有不同的感受。因为霍洛维茨更注重于技巧的表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个性。而阿格里希对音乐的表现更加“自我”,她综合了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表演美学观念,使她的表演焕发出新的光彩。因此相对来说,霍洛维茨的表演要稍微严谨一些。这些个人的风格就来自于演奏者长期的经验积累、知识积累,并且与自身的文化修养、阅历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达尼埃利·玖尔克说:“表现个性是演奏者的主要任务。他应当致力于全身心地浸透乐曲的情绪,并通过如诉的音响将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⑤在音乐表演中也特别要求表演者艺术个性的自觉发挥。正是由于不同个性的存在,才使得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在历史的发展中大放光彩。而表演者也将个性作为自己表演走向成熟的标志,表演者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表演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所以,在表演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创造性与个人风格结合起来,使音乐具有鲜明的个性,在表演中能够“独树一帜”。但是,在充分表现个人风格的同时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切莫将所有作曲家的作品都表演成一种风格,或者说这个也似乎有点像,那个似乎也有点感觉,这也是在表演中应该忌讳的。

3.创造性与情感表现

音乐如同其他艺术形态一样,通过音符、节奏、织体等表现手段,表达人的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音乐以其乐音的运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以隐讳的手法(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表现作曲家蕴含在作品中的感情。如果从乐曲中抽掉感情内容,乐曲就会沦为毫无意义的零碎的音响。⑥而在音乐表演中,演奏者不仅仅需要把谱面上应有的东西表达出来,还应该根据自己对乐曲的理解(这种理解包括作曲家的个性、创作时的心理、演奏者的生活阅历等)进行创造性地表演。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应该完全进入该作品的情绪、内容,才能比较充分地表达出作曲家的本意。匈牙利伊施特万·加提写道:“如果我们想正确地演奏某一首乐曲,那么就应该在我们自身首先唤醒支配那首乐曲的热情。如果我们不适于产生这种热情,我们就不应演奏这首乐曲。”⑦比如在巴赫的赋格曲和贝多芬晚期的钢琴奏鸣曲中表达的是深刻寓意和哲理性的思想,只有演奏者自己真切体会和融入其中才能使听众产生同样的感受,使听众似乎回到了那个时代。因此,表演者永远都不要做转述者,只有在我们内心唤醒对乐曲中的某一华彩乐段、某一颤音的感情时,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演奏它们,那么听众也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真正富有天才的演奏家绝不会满足于那种自我陶醉的音响美,他更多的是在发音中追求一种内容上的深度和真谛,从而达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就如同现今存在的一种现象:掌握了高超的钢琴表演技巧的青少年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能够成为钢琴演奏家的却并不是很多。浪漫时期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李斯特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音之诗人和普通的音乐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力求表达自己的感受,把这些感受再现于音乐中,后者循着传统的陈规,将音符排列、组合,轻巧地超越种种障碍,得到的至多是一些新奇而任意复杂的音响配合。”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既然钢琴表演中需要“我”的情感表现,那么“我”就可以没有限制地随意发挥。这样的观点无疑是走入了另外一个情感表现的极端。在音乐表演的过程中,表演者应该以作品原有的情感表现为基础,糅和自我的、有节制的感情表达,这样的表演才能做到“感人至深”,使自己的艺术追求逐渐走向“真、善、美”的境界。

结语

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释义学认为,音乐表演不仅仅要追寻音乐的历史视界,即对音乐的历史意义做出解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解释者必须有自己的视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表演就不仅仅是一种再现的艺术,更重要的应该是将音乐赋予创造性,以丰富音乐的内涵,并赋予音乐新的生命,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的不断发展。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创造力,不同的人也具有不同的理解力,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音乐体验。因此,音乐就随着不同表演者不同的创造性而具有不同的姿态,而这些也恰恰构成了音乐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了演奏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所以,创造性在音乐中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注释:

①②艾伦·科普兰.怎样欣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版.

③闫妍.浅议钢琴教学中音乐表演能力的培养,《宿州师专学报》,2002年6月.

④引自《音乐译文》,1959年第4辑.

⑤⑥⑦(匈牙利)约瑟夫·迦特.钢琴演奏技巧,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⑧引自《音乐的哲学与演奏者的创造》,《国外音乐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编,第14辑.

参考文献:

[1]张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

[2](匈牙利)约瑟夫·迦特.钢琴演奏技巧,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

[3]魏廷格.钢琴学习指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月.

[4]艾伦·科普兰.怎样欣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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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

比较文学是一个大的方向,译介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下面就是我为您收集整理的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性;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本己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

——A。博尔曼(1942—1991)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中,翻译变得日益日常化,语言间的转化需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急迫,也更不可或缺。而全球一体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如国际法的建设,对各种传统、文化更深人、准确的了解也变得更为重要。翻译研究,也从过去学科内的分支角色转化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条件反思的对象: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来的概念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由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因为语言文化本身的限制应当重新反思?而各种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主体是否可以完全绕开西方知识体系来反思自身,并加入到西方学界对整个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重建中来?

本文所说的译介学,即翻译学,既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又是对其存在局限性的冲击乃至挑战。发生于欧洲的比较文学,从起源处就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巨大翻译传统之中: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了菲尼基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它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中心;拉丁语传统更是对古希腊与希伯莱传统的一种翻译转化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欧洲知识界共享的是这种共同的知识与精神传统。文艺复兴在整个欧洲兴起的翻译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来欧洲现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在欧洲文明内部引入了新的知识环境:过去共享的精神传统,现在因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出现了沟通壁垒,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需要学习别国语言以便去了解别国文化。而比较文学,特别是作为法国学派代表的影响研究的问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影响研究往往与翻译密切相连。而且,在大多数现有的译介学与影响研究的论述中,两者常常重叠在一起,难舍难分。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翻译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再则,从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学科条件来看,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文,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的话,比较工作的成效与存在必要性就丧失了。

那么,既然翻译这么重要,为什么译介学的形成没有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同步,而要等到20世纪30—50年代呢?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相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文化媒介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二是对非欧洲语言文学现象的研究越来越依赖翻译,而翻译的特性,如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真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就日益变成问题的中心。由此,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新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也就有其自明的合理性了。

“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 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 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

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

第一个层面表面上似乎只涉及翻译的技术问题,因而常常被向往理论的人所低估。但翻译技术性难题往往也是翻译理论中的难题,其中最典型的难点,可能就是诗歌翻译问题。在西方,从但丁到蒙田,从伏尔泰、狄德罗到里尔克(Rilke)、雅各布逊(Jakobson)都重复一句话:诗不可译,因为诗歌是“声音与意义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延长”,不可译性就是诗歌的本质与价值所在。在汉语诗论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意无穷”也是评价诗歌价值高下的标准。诗歌在同一语言中就具有“技术上”不可转译的特征,更不用说移入外语语境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了。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都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中屡战屡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诗歌的节奏、语音与整体意象语境从技术上对抗翻译,因而也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难点和研究制高点。比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时,强调了汉字的表意、象形特征,突破英文语音文字所特有的诗歌传统,因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诗运动。但这场运动反过来影响一些中国诗人也尝试开拓汉诗的外形特征,效果却渺渺。殊不知汉诗正因为它的外型表意不表音,诗歌传统才如此追求严格的韵律。这诚然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第二个层面重在对原作之多种译本的比照研究,讨论其得失长短。比如,周兆祥对汉译《哈姆雷特》的诸种文本比较研究,不仅盘点了这些译本艺术上的得失,也带出了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的具体语境。而后者已介入接受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从文本(texte)研究进入到了文化语境(contexte)研究。戏剧的接受语境超出了诗歌、小说的书面个体阅读接受范畴,既涉及舞台再现体系,又涉及直接面对观众的“集体”阅读场域。因其二度转换,即舞台转换,要直接面对进入剧场的接受者,其方式与情境,更能立体勾勒出原作所遭遇到的文化转换难度,从而综合呈现接受语境中对该作品的文化理解的具体状况: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所搬演的莎剧,基本上都将莎式的性格悲剧演义成中国式的伦理悲剧,显示出传统戏剧模式、社会心理模式在接受西洋剧中的强势解释力。

如果说译本比较研究与原作的关系依然紧密,二度再现的文化语境研究已进入对原作与译作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更深、更广的信息差异的辨析的话,下述现象可以说更远离了原作及其文化语境:翻译文本本身成为接受语境中的一个新的创作契机,自备一种艺术价值,自成一种艺术风格。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翻译家林纾的公案。严格地说,林纾不能算翻译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但会听故事,而且更擅长转述故事。其“文笔”让钱锺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为他所“诱”,而“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个例子是美日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寒山热”: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大受青睐,长期流传,备受尊崇,其“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不仅“使他享誉东瀛”,而且经由日本,风行美国,与1958—1965年间在美国的文化运动中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理想英雄,使它所承载的禅宗信息演化为一场美式的精神运动。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熟知的庞德英译唐诗个案。指责他的译文充满误读,英文文法不通,已完全无法解释他所掀起的20世纪美国的那场新诗运动。他独特的解读视角与其说是对唐诗的误读,毋宁说是“悟”读,如果他关注的是唐诗严格的韵律要求,而非汉字意象所造成的视觉特点,情况又会如何?总之,上述三例已不属狭义上的翻译研究,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转换工作,即进入了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的范畴。因为原文的价值已不是重点,译文如何不忠于原文也不那么重要,它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历险。文学史家将之纳入历史时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原作及原作者,而是译者与译品本身的特有价值,前者常常只作为后者的语境而进入史家的视野。这种翻译观中的“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转向,其实是从对翻译“信、达、雅”与“神似”的基本诉求,转向对译者与译品的“创造性背叛”及其“艺术个性”的要求。前者是翻译的标准,后者是创造的标准,不在同一个评价范畴内。后一个标准是可欲难求的。严格地说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评判标准的超越。

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性问题,包括对翻译性质的理论思考,对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之意义的梳理,对翻译史论研究中的标准的研究与评价等。

翻译的性质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反思与论证,在翻译史上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如为《圣经》翻译定下原则的古罗马翻译理论家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说,“翻译是对意义的兼并”,也是“对意义的捕捉”;对现代翻译理论有深刻影响的本雅明说,“由于它所携带的那样一种语言种子,翻译间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之间”。海德格尔说:“任何翻译本身都是一种解释。不需声明,它的存在就携带着解释原有的基础,开口与诸种层次。反过来,解释不过是忍而未发的翻译之完成罢了……本质上,解释与翻译不过是同一件事。”

圣·杰罗姆在翻译活动中看到的是原文(经文)中的绝对意义,所以他要求绝对忠诚于原文,强调“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原则。本雅明在翻译中既看到了创造的“原创性”,也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的“反思”特质;而海德格尔则在翻译现象中看到的是译者的“理解”与“解释”之主体活动。后两者的见解可以说是18、19世纪以来由德国哲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为代表的对翻译的反思模式(强调保存原作中的“陌生性”,主张译本本身就具有某种“次语言”的价值)的延续。古典模式将原文神圣化,认为原文中有绝对的意义,翻译活动不过是解经活动的附属部分,译者应当是原文的忠实的役者;近代模式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不认为原文只有一种绝对的原义,每一个译者都可能发掘出原文不同的含义,而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译本也有它特有的价值,是不同于原文语言,也不同于本土文学作品的“第三种语言”。

关于翻译理论范式的思考,在西方一直伴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一直是“经验”与“反身自省”的同步活动。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历史,也形成了一些对翻译的论说:从西晋以来翻译佛法发展出来的“格物法”,到近现代译家严复倡导的“信达雅”说、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锺书的“诱、媒、讹、化”论。不过,对这四种论说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各说之间有否发生范式的转化?如果有,其理论意义为何?这种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到其他相关领域标准的建立。例如,翻译史怎么写?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提供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别的可行标准?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的写品有什么标准上的不同,为什么?翻译文学史的材料选择标准是什么?实录法?对原作传播的贡献大小?译品本身的价值和影响?这几种写法各有不同的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翻译问题日益突破学科界限而成为对人文社会学科基础思考的综合理论性问题。这种趋势使得传统比较文学视阈中的文学翻译身份定位受到冲击,或者说使它不再可能以故步自封的方式存在。否则,它很可能被吞没掉而不自觉。同样有“文化翻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将“文化翻译”当作其方法论的特征0来界定,而且由于它“对其翻译工作中的‘化’的一面”过于自信,而自以为寻找到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语法”,并成为“文化科学”,而受到非西方人类学者的批判,其“文化翻译之‘诱”’被认为“变相地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成为人类学界反思“文化翻译”的权力关系,“讹”的方法论价值的问题性场域。但将翻译纳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但没有削弱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反而使之更具有自身反省的能力。这一点是否值得比较文学借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特征。区别在于人类学翻译的是广义的他者社会文化文本,人类学者以自身的认知模式直接介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并追求建立普适的知识体系;而文学翻译所面对的,则是一种间接的文本,是对原作者之自我文化理解的翻译与解释。两者不在同一知识谱系中,因此,同样一个“讹”与“化”,涉及问题的性质与效果全然两样。比较文学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自省中,不断思考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及学科边界,才能保存与发展自身的阵地。

当翻检《钦定词谱》时,我们发现“图谱合一”在明代万惟檀时就已经完成,“黑白圈平仄标注法”、“句中韵”是张埏用力处之一,“去声字”、按字数多少排列是万树的发明,无论是从词谱体例还是内部具体设计,可以发现其创新之处并不多。

《钦定词谱·凡例》谈到: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

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谱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中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表面看来,《钦定词谱》只是所收词调增多、考证更加准确而已。事实上,其更臻完美的思考与精益求精的设计使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词调前系调名考证词调是词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在唐五代时期,词调本事对词的内容、风格有限制作用。到了北宋,由于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日渐打破了词调本事对内容的限制,词调与词内容的关系日渐疏远。

而自《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始,研究者开始关注词调的渊源流变,并对一些词调进行了本事溯源。到了明代,词学家们更加关注词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杨慎考证词调3O余个,而董逢元《词名征》开始了词调系统的研究。到了清初,毛先舒对词调进行了大范围整理,编成《填词名解》一书,考证词调近四百。而查培继在编纂《词学全书》时,把《词名集解》作为第一部分出现,这是词谱史上第一次把词调与词谱对等看待。惜毛先舒的考证仍需深入,很多词调本事并未揭示清楚,甚至造成了一些失误。

从专门的词谱书籍来看,之前的编纂者似乎对词调的内容兴趣淡薄,从周瑛的《词学筌蹄》、张铤的《诗余图谱》到程明善的《啸余谱》、谢天瑞的《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再到清初赖以邻等人编制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他们基本上并未对词调的渊源流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偶然仅是简单的对词调进行一下溯源,说明词调的创始情况,而作为图谱的附庸存在。而《钦定词谱》最用力处即在于此。《钦定词谱·凡例》介绍道: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这种把调名考证融入词谱中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指导填词者“选调填词”。填词者只要一部《词谱》在手,不需要再查阅哪个词调适合填写什么风格、内容的词,直接翻阅《词谱》就可以完全解决填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大大方便了填词者,为清代的“填词须选调”理论的兴起及深人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定词谱》在词调考释上用力甚多,编纂者广搜博采,从经史子集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来考证词调的渊源流变,如对词调[竹枝]的考证,《填词名解》仅简单的介绍道:唐乐府名,有蜀[竹枝],有江南[竹枝],有渔家[竹枝],徐士俊云:泛言[竹枝]者,蜀词居多。

而《钦定词谱》却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按《刘禹锡集》与白居易倡和,[竹枝]

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渝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其音协黄钟羽,但刘白词俱无和声,今以皇甫松、孙光宪词作谱,以有和声也。

这样精彩的考证在书中比比皆是,读之使人神清目爽,心下快然。同时,《钦定词谱》对前人妄自解说词调的作法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求实态度,如在(抛球乐]下注日:唐教坊曲名,《唐音癸鉴》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三日[抛球乐]。”按此调三十字者,始于刘禹锡词。皇甫松本此填,多一和声。三十三字者始于冯延巳词,因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各别,以同一调名,故类列之。这种打破明人妄自解说的态度与作法,表明了清人注重实据的严谨态度,如果遇到不清楚的词调,编者还会在例词之后再加解释,如[添声杨柳枝]: 按《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今名[添声杨柳枝]。欧阳修词名[贺圣朝影],贺铸词名[太平时]。《宋史·乐志》:[太平时],小石调。

接着编者在顾复例词后注日:此调有唐宋两体,唐词换头句押仄韵,宋词换头处押平韵。按张泌词前段起句“腻粉琼妆透碧纱”,“腻”字仄韵,第三句“金凤搔头坠鬓斜”,平仄全异,后段起句“倚着云屏新睡觉”,“云”字平声,第二句“思梦笑”,“梦”字仄声,第三句“红腮隐出枕函花”,“红”字平声,“隐”字仄声,许桨词前段第三句“不知屏里画潇湘”,“不”字仄声,后段起句“重叠衾罗犹未暖”,“重”字平声,此两词皆换头处押仄韵者,故谱内可平可仄处之。

大概是编者仍担心读者理解不够通彻,其在“另一体”后继续注日:此词后段第二句仍押平韵,每句后添声俱用“仄平平”,宋词皆照此填,与唐词小异。

按此体见《梅苑》及《乐府雅词》,皆作[杨柳枝]。又按贺词八首名[太平时],多用前人绝句,添入和声,即[添声杨柳枝]也。《词律》以[太平时]另列一体者,误。按欧阳修词前段第三句“垂杨慢舞彩丝绦”,“慢”字可仄,谱内据此,其余参校唐词。

细致考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大提升了《钦定词谱》典范价值,为《钦定词谱》成为填词典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考证让词调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为词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议论文比较法的例子

用正反例子做对比

议论文中的对比法就是拿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或论据作对比,在对比中证明自己的论点。

演绎法和归纳法有什么区别?王东岳老师为你解惑,精彩值得了解

对比论证的例子有百行业为先与万恶懒为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不可强求统一,但这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确有高下优劣之分,议论文的假设分析法,就是运用假设推理对所列举的论据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

对比论证的特点

运用这种方法首先必须较完整地引述论据,然后提出形成条件并不存在的假设,并据以推导出一个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果,用例的一正一反也就构成了对比论证,对比论证是专业术语,正反对比论证的简称也称比较法。

是把两种事物加以对照比较后,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使结论映衬而出的论证方法,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在对比中最容易显露出来,特别是正反相互对立的事物的比较,具有极大的鲜明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经过对比正确的论点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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