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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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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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
我国的监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开始正式形成之后，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发展是随着封建专职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而发展的，因此，当君主专制制度在明代到达了它的顶峰时，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也更加的完备和严密，正如关文发教授以及颜广文教授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里所说的：“明代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是最完备的”，而它的影响之大，也“是前代监察制度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明代监察制度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启发性，在此，笔者欲从宋元清等相邻朝代的监察制度和明代的监察制度的比较中入手，分析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的作用和局限性，以求对当今中国的监察工作和廉政建设有所启示。（一）监察权相对独立。唐时虽设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但其最高长官御史大夫的任用权却往往掌握在唐朝宰相的手中，而宋朝虽然由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谏的任命权，但与唐朝相似的是，在这之下的各个机构的设置台院、殿院、察院等都是隶属于御史台之下，即使是与台院并列的谏院，其下属的官员之间也是一种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也大致如此。清朝时，但到了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虽形式上要受督察院的节制，但行驶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而在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之间，六科给事中的独立性更强，两者即历史上所谓的“科道”并不互相统属，“督察院管不了六科，六科完全是独立的并只对皇帝负责的监察机构”。如六科在工作中与督察院发生矛盾，督察院是不得行文指令六科的，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充当仲裁人和协调人。同时，御史的委任权属皇帝，而不是吏部。至于监察官员方面，虽然所列举各代都可以以下监上，但明朝这种情况更是普遍。至清朝，雍正以后，将六科并于督察院，这样六科给事中和15道监察御史都隶属于督察院，从而使督察院成为清代主管监察的总机关，也是历代监察制度发展的最后形式。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唐至清，历代中就属明朝的监察权最为独立。虽说封建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完善的，但是在很多学者看来，明朝的监察权的相对独立能够更好地实行监察职能，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较高官阶的“长官”成为一些奸臣控制政权的工具时，其他的即使是地位低下的监察官员也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和弹劾，而不至于容易受干扰 。（二）监察监督范围扩大，权大威重。各监察范围上，各个朝代大致相同，即监察官员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有权弹劾百官，参与大狱的审讯和监督府库的出纳，纠察朝仪、分巡两京、巡查驿馆，监仓库，监驻军，而监察御史作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权利更大，是朝廷的重要机构。总之，自唐到清，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司法、军政、财政、教育、考试、朝令以及祭祀、以至官员的任免都在监察官员的监察范围之内，但是，相对于前代和清朝，明朝的监察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首先是随着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监察官员的监察范围涉及得更加广泛，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府工作的执行，同时涉及到了思想和学术领域，如明朝就曾明令规定过“学术不正”者不为监察机构录用；从中央委派到地方的监察御史还特别注重对各地学校、民俗、民风、以及学术的监察，这可以从明朝众多的“文字狱”窥查到当时监察官员对思想学术领域的监察是十分严密的。再者，明代的监察官员拥有更大的司法权，明朝六科给事中轮值时握有一定的案件终审权，巡按御史亦可以直接查处违法失职官吏。其三，对官吏的罢黜任免也有相当大的决定，因为吏部对各级官吏的任免、升降需要最后吏部或者各科给事中的讨论后驳回或者通过发行。另外，明朝监察御史都有一定的“风闻言事”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弹奏惩治官员。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明朝相对于前代无论从监察范围到监察权力都有了很大的扩大。但是，这种扩大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到了清朝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各种新问题的出现使得监察机构比之明朝有所增加并日益细分和专门化，如稿房科、火房科等机构的增加。而且，清比之于明，其在对皇帝的劝谏和监察方面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这时候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极点，不仅是军机处成了承传诏令的机构，监察机构更是受到皇帝的严格控制，很多的官员这时已经不再对皇帝进行劝谏，而是成为为皇帝监督百官和百姓，维护其王朝统治和稳定的工具。虽然比之于清朝，明朝在进谏皇帝的作用上是比较大的，但是，比之于前代，明之监察官员对皇帝的作用是缩小的。颜广文教授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对当时的监察官员在规谏皇帝、勇于进言方面的作用给予很大的作用，并举了一些相当多而突出的例子，如御史劝谏朱元璋放弃用女乐和王朴等以死进谏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它却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这不仅表现在明后期奸臣当道对皇帝的蒙蔽作用，另外一方面在明初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君主是经过了元末的农民战争过来的，对元朝的灭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在皇权意识上更进了一筹，前方百计加强自己的尊贵地位和权力，再者，明代已不再在中央设立专门的谏官系统，而是把作为谏官的责职转移到了御史和给事中身上，实质上已经取消了谏官对皇帝的监督，皇帝独占监察权。第三，众所周知，明朝的皇帝对文臣是极为不尊重的，明大量的官员被施以廷仗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因此，在这种没有生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监察官员又何来进谏的勇气呢？再者，明代御史所谓的“风闻言事”较之于前代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明时规定“御史纠劾百司，须要著名年月，指陈实迹，不许徐闻繁衍，搜求四十，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重伤善类，污蔑正人”所以说，明代在监察权力扩大的同时，其在某一些方面如规谏皇帝方面的权力是有所缩小的，当然，就总的方面来说，我认为应是属于作用越加扩大。但是，又由于我并没有明确数据来计算明朝勇于进谏和唯唯诺诺的官员的比例人数，这里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三）位卑权重，禄薄赏厚。明之前的监察官员的官阶是相对较高的，最低也为正八品、正九品，到了清代，监察系统因满人的存在，地位更是大大提高到了正一品，而明朝监察系统中的官员的地位明显是比较卑微的，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九品芝麻官，如都察院里的司狱司，但是，尽管官阶如此低下，但是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能够规谏君主，奏劾皇亲国戚，奸邪大臣，黎明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似乎一切的人都在他们的纠弹范围之内。同时，虽位卑，但他们的赏赐也是比较厚的，御史工作有成绩，就可以得到很快的擢升。御史、给事中权势极重，升迁较速，如都给事中再升，留京任职。则可官职“太常太仆、少卿、上宝卿等官”即使外派，御史、都给事中到地方上也可升至从三品官，总的来说，一旦当选为监察官员，日后大多官运亨通总的来说，明朝监察制度位卑权重的特点对于明朝的统治有利也有弊。地位卑微，则官员对于自己的官位不那么吝惜，不容易受高官权臣的利诱而成为他们的傀儡，而且能够更加勇敢地对危害百姓、皇朝的统治的违法违纪现象进行纠察、弹劾，甚至皇帝也常常受到监察官员的劝谏，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奸臣严嵩当权时期，就有很多的监察官员不畏自己的官位甚至是生命向皇帝弹劾他的罪过，最终将他绳之于法。而权重则是执行任务时不受阻碍而易于立功。赏厚则立功之心强而勇于奋进，通过这种以上监下，以下制上的设置，明朝将各级官吏置于严密的监察之下，即使是监察官员之间也是相互相互纠察，正如明朝顾炎武所评价的：“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以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因此，明朝的监察官员大多都能够较好地行使监察职权，不避权贵，从而避免了很多错误政策的施行，使明中期以前的吏治比较清明，保证了行政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但是，明朝监察官员的这种权重位卑也是有其消极作用的。因为官阶的低下，官位之念亦轻，于是那些小官们就不惧丢掉这薄薄的乌纱帽，利用手中极大的权利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整个监察系统中，就属监察御史最具权利，监察御史的弹劾或推举，往往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未来命运，各地的官员就纷纷来巴结御史巡按们，这些监察官员也不吝于将手中掌握的大权当成讨债还债的资本，或与贪官污吏共同谋划金钱与玩乐，或是为求高升去巴结权贵，如“明末崔臣秀巴结魏仲贤，官至左都御史，成为所有监察官员的总头领”明末有些监察官员甚至卷进党派之争中，互相攻歼，在党派伐异中推波助澜，最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因素。毕竟作为百官楷模的监察官员都已经腐败至此了，何况其他人呢？（四）上下左右，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机制。监察官员的上下监督源于各级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各级官吏的实质上的不统属以及监察官员的权重，从而将上下和左右同级官吏置于纵横交错的监察系统之中，这在前面几点已经陆续论述过。在此重点论述事前事后的监督机制。明之前各代的监察监督大都是纠察百司、肃正纲纪、参与案件的审判等，很明显的是一种事后的监察、弹劾或裁决，而那些谏官虽说有一定的事前劝谏监督作用，但是在皇权高涨的情形下，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明朝的监察监督机制却带有明显的事前事中监督效果，尤其是给事中的设置极其职权，更是突出了这点。六科给事中职掌着封驳、注销以及充当言官以及监察六部的职权。当六部奏请实行之事或是内廷旨下，均得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核，如有违误，则可驳回修正，如无误，则分发六部执行，即使是皇帝的圣旨或是内廷的票拟也是如此。如问题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就“科参”的形式使旨章通过，但六部在施行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其指示执行。同时，六科给事中还利用注销大权检查诏旨批文下达后的执行情况及平时各类行政法规的执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错，及时纠正，从而防止了重大错误的发生。总之，明朝的监察制度相对于前代与清朝有着监察权相对独立、监察范围扩大、位卑权重、薄禄厚赏以及上下左右、事前事后的监察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明朝吏治的腐败与清明，国家的兴盛与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些特点，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极度集中，促进了明初的吏治清明，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常的运转，使明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然而制度并不能决定一切，皇权的极端加强，决定了整个监察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围绕着皇权运转，国家监察制度举步违艰，很难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到了明中后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奸臣当道，监察制度受到了破坏，整个统治机构逐渐腐朽，到最后，明王朝也没能逃脱出封建王朝所固有的惯性机制而走向灭亡。明王朝灭亡了，封建统治制度也已永远地成为历史。当今的中国正逐步迈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对人民的代表大会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人民的监督作用应是更加突出。但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面临的腐败贪污问题却是愈加的严重，纠其原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更重的是，是政府乃至社会的监察机制的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此，笔者认为，作为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明朝监察制度，它的优缺点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首先，建立科学监察机制，完善监察机构设置， 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削弱监督部门与被监督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内部也要明确分工并相互监督；其三，中央可定期或不定期地派出巡回监察官监察地方，制定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最后，要合理适当地给监察人员“加权”、“加责”，使其能拥有监察实权，从而有效地监督上级、开展监察工作。当然，加强我国监察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涉及到了公众媒体监督、法律监督等方面，但因本文为明朝监察制度的出发点所限，这里仅就这些方面提出浅见。参考文献《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顾炎武，《日知录》•纪实卷之九•部刺史，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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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的撰写需要很多参考文献，你知道有哪些文献可以参考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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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周忠海等著《国际法学述评》，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李居迁著《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8.宣增益主编《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程》，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9.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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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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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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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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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法学论文参考文献论文。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最近我在写毕业论文，想得最多的就是参考文献不知道在哪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是问题呢?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期刊论文类
1.鲁丽丽：《形式与非形式逻辑——论法律逻辑之定位》，《现代物业》2013年第5期。
2.成静：《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0.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1.孙光宁：《法律思维模式及其选择》，《长白学报》2008年第2期。
22.张瑞峰、巴尔：《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1期。
2、学位论文类
1.卞叶：《论法律类型及其类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2.黄笑君：《论法官的法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
3.郎盛科：《论我国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4.施榕娜：《法律规则与道德评价对法律推理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5.张林波：《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6.王建荣：《论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7.胡媛：《试论中国法律逻辑及其发展方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8.杨冠祥：《法律逻辑研究的新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9.付云云：《法律推理之路》，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10.王萍：《论法律思维的概念》，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
11.胡桂哲：《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年。
12.蔡勇：《论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推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13.邢杰：《从法官裁判视角看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4.王亮亮：《法律逻辑的生命源》，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5.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16.罗冰：《民法教学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3、著作类
1.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张斌峰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李静著：《法律思维训练与法律文书写作——推理、结构与修辞》，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4.杨力著：《法律思维与法学经典阅读——以哈特〈法律的概念〉为样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范春莹著：《法律思维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6.缪四平著：《法律逻辑——关于法律逻辑理论与应用分析的思考与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关老健著：《法律逻辑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郑智航著：《法律内在逻辑的基调演变》，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9.陈瑞华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0.黄伟力著：《法律逻辑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2.穆晓军著：《经理人必备的法律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焦宝乾著：《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赵利、黄金华著：《法律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龙卫球著：《法学的日常思维》，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大松主编：《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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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如下3个小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1.网络文献
很多同学喜欢大量援引网络文献，虽然网络上的文献可能比较新，也比较独家，但是不宜大量援引网络上的文献。一般来说，假如学校要求10个参考文献，那么网络文献不能超过2个，超过2个的话就显得文章没有深度，甚至会导致老师误以为学生的论文是从网络上抄袭的。我们接触过很多大学老师，他们一般都比较排斥网络文献。
2.著作类文献
著作类文献需要有所援引，但是不能大量援引教科书的内容或者概念性的内容，应该援引观点、论据等。相关著作可以在图书馆查到，或者在当当网上买到。
3.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是参考文献的主要内容，同学们应重视期刊论文的援引。在援引期刊论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援引权威的期刊，如法学类核心刊物。一些小杂志、垃圾杂志上的文章，除非真的很有说服力，同学们千万不要援引。期刊文献可以在中国知网、中国万方等网站上下载，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网站都是要收费的，同学们可以去淘宝上买点卡，以节约费用。一般来说，为了写好一篇自考论文，花掉200元资料费还是应该的、值得的。
4.英文文献
自考生同学们我们就不建议援引英文文献了，以免老师认为你的文章是抄袭的。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