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本论文为您写中国姓氏起源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中国姓氏起源、流变和姓氏学概述〔摘要〕中国姓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先有姓。至父系氏族社会始有氏。此后至春秋时代，氏尊而姓微。战国时代姓与氏通用而不分贵贱。秦汉及以后，姓氏合二为一或并言。具体的姓氏来源成千上万。迄今姓氏有两万余个，按逻辑归纳有17类，其分布以中国为主，遍及世界193个国家。历代因门阀与赋税的需要，皆重姓氏学。姓氏学研究发轫于春秋（以《世本》为代表），兴起于两汉，继起于东晋南北朝（以南朝梁和北朝北魏为代表），兴盛于唐宋，复兴于明，鼎盛于清，全盛于当代（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始）。《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一书具有四个特点和两大价值。值做到一读。〔关键词〕姓氏起源流变姓氏学姓氏辨类四个特点两大价值接到衡阳胡秀华先生送来的《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书稿将近一年了，我迟迟未敢下笔作序。这部书洋洋260余万言，是胡先生十几年心血的结晶，我如随意涂鸦，将有损本书的光彩。因此，当时我便建议他去请何光岳先生作序，他说是何光岳先生特别推荐来请我的。本书不但部头大，书中参考与征引书目多达150余种，需要稽核查证；本书对500个姓氏进行了概说与探源，并于每个姓氏后都编有名人传记，他所运用的资料覆盖了二十六史和历代的方志及私家着述，吾非博闻强志之人，许多地方都逼使我重温旧典。功课做完之后，尽管才疏学浅，我还做到写几句话以就教于读者诸君。一、姓氏起源、流变与姓氏学关于我国姓氏起源，古今许多姓氏研究的专书都有探讨。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或纵不能达远古，或中不能明朝代，或源不能识类别，或横不能见联系，总之是不成系统，不够完善。胡秀华先生的这本书，于单个姓氏探源考订用心良苦，限于他本书的体例，也未便从总体上付诸系统的论述。我遂借弁言之机，对姓氏起源与流变，乃至姓氏学的情况，做一总体的鸟瞰。或略补姓氏研究之缺，亦祈于读者有所裨益。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本源与发展，但在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对它们的关注，便都不会有文献历史。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文献历史，是通过文献记述的人及其与人相关联的事物的本源与发展。人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总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其个性特征，但如果每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个专属于他的符号，便无法进入集体的劳动与生活，也无法进入文献历史，因此，姓名便应运而生。人类是先有姓而后有氏然后而有名字的。人的姓氏是随着从古猿到猿人，到智人（古人），到新人（现代人）的进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亚洲南部与非洲北部相邻地区的古猿，在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的生存发展中，大约在七八百万年前有部分幸运者便变成了猿人。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人”，是能够“拿棍棒的猿群”。这一时期，恩格斯称其为人类的童年，即“蒙昧低级阶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描述他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云南省禄丰新生代上新世地层中发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距今约八百万年。说明中国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早更新世三百万年至中更新世二十至三十万年前，猿人为了生存，在劳动中改变了自身本质，已进化为直立人，即“完全形成的人”。这时的猿人能用火，制造劳动工具，血缘同辈通婚，它是人类蒙昧中级阶段。猿人从能够拿棍棒进化到直立行走、形成血缘家族，经历了漫长的七百七十多万年，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在《贺新郎》词中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距今约二三十万年以前或稍后的更新世中期后一段时间，直立人已进化到智人（古人）阶段。血缘家族公社已发展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陕西大荔人头骨化石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距今约五万年前，早期智人已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地域和劳动形式的不同，人类不同肤色和种族也已形成。这一时期，广西柳江人、山西峙峪人、周口店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内蒙古萨拉乌苏人（河套人）、广西来宾麒麟山人、山东新泰人、辽宁建平人、云南丽江人、台湾左旗人等，都有化石出土。从早期智人到距今一万年前的二三十万年间，智人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劳动工具做到到改进，而且有了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屋。考古学将这二三十万年称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夏以前，姓与氏是两回事，它们并没有同时产生，而是先有姓后有氏。姓与氏的贵贱，也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母系氏族早中期，有姓无氏，姓是女人的尊荣，以“老祖母”为中芯，形成大小不同的氏族公社，男人是既没有姓也没有氏的。《国语·周语》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姓”字的象形字，是“女”在上而“生”在下，是女人撑开双腿，刚生出一个小孩的状态。“姓”字本身，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至母系氏族中后期，男人始有氏，但姓贵而氏贱。是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至父系氏族时期，男女的地位反过来了，表现在姓氏上，则氏为贵，姓为轻。当时的庶民奴隶是既无氏也无姓的，他们只有名字。即“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而无氏”。（同上）那一段漫长时期的通婚状况是“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同上）历史发展到大禹时代，建立了中国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它完成了由部落大联盟共主（酋长）的选举制度到君主世袭制度的蜕变，王权与男权一次达到顶峰时期。所有的官爵、土地、人民都是君王的，所有的达官贵人的姓氏也全由君王赐予。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就是这个意思。“胙土命氏”对姓氏发展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以官为氏、以国为氏、以地为氏、君王和主人赐氏的先河。夏、商、周三代历经约14个世纪（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所附三代的世系表），48位王者，但一直沿袭着“胙土命氏”（或曰“胙土分封”）的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带来了姓氏的稳定和发展。它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父系“氏”的不断强盛和母系“姓”的逐渐衰微。到了周代，姓氏已开始混淆，而以男子的氏为贵。如《仪礼·士昏礼》云：“祝告称妇女之姓，曰：‘某氏来妇。’”前说称道妇女之专用“姓”，而祝告时却称的是妇女之父亲男性专用的“氏”。这为以后的姓、氏合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时的“赵太后”等，则是直接以她曾经依附的男性的氏为称谓了。二、君王所赐氏的氏族做到到迅速发展。除了王族之氏和王族尊崇的古来姓族外，其他的一切官名、地名、国氏、族氏，皆为君王所赐。三、以国为氏、以地为氏的支裔氏族日益增长。如夏之后封于杞，杞又分出娄、楼、鲍等支裔。如商封子族于宋，宋又分出戴、微、衍、边、向、起、合、宣、牛、皇甫、司徒、萧、穆、完、乐、正等等支族。周分封亲族诸侯80余国，各诸侯的支裔繁衍达2000余氏，人口几占中国之半。中国姓氏起源论文范文结：关于中国姓氏起源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姓氏起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1、中国近代史论文3000字2、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3、中国社会科学期刊4、中国现代医学杂志5、中国畜牧杂志6、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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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渊源学名词解释:是从接受影响的一方来说，研究某一个思想 的这一主题、这一思想、这一作风、这一艺术形式的来源。 他是从“接受者”出发来追溯“发送者”按其表现形态可以分为意向的渊源、口头的渊源 、书面的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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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组探究的问题是“中国姓氏文化渊源”和弘扬姓氏文化等问题。 进行此次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加强青少年对中国姓氏文化的了解。我们想通过此次研究性学习让更多的青少年意识到姓氏文化的重要性。
因为现在的青少年就知道流行明星，而不知道传统的中国文化，许多门中国传统艺术都濒临失传，青少年的价值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势在必行的方法。并且本次研究性课题为了得到广大青少年的建议和看法，采取了问卷调查的形式，向广大青少年吸取意见。
这样才能了解到广大青少年对姓氏文化的了解程度，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要向少年弘扬，就存在着很多问题 。就算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小组的成员都是积极参与就，所以完成结果比较好。
所以我把研究成果公诸于下：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
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
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到了阶级社会，在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贵族男称氏，贵族女子称姓。
贵族男子称氏是为了区分贵贱，而贵族女子称姓是为了避免同族通婚，而平民和奴隶是没姓没氏的，只有名。在夏商周三代，天子还常给有功劳的贵族一块封地，这些贵族常把封地名称当做自己的氏，所以战国时期一个贵族有多个姓名。
然而，姓是不能改的，但是氏是可以改的，像晋国就有专门记录贵族氏的官员，就连国君都常以封地作为自己的氏。后来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宗法制的解体，姓氏就逐渐合为一体了，到了汉魏时期普通老百姓就有姓有氏了。
然而，姓是不能改的，但是氏是可以改的，像晋国就有专门记录贵族氏的官员，就连国君都常以封地作为自己的氏。 后来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宗法制的解体，姓氏就逐渐合为一体了，到了汉魏时期普通老百姓就有姓有氏了。
特别是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本组的同学找到了姓氏文化的起源和影响对姓氏文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在本次研究中，同学们在组织协调能力、领导能力、合作与分工能力、交际能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能力、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这些为他们今后进行课题研究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全组成员团结合作，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及时完成这次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同学们体验到了合作与分工才能更好更容易的做好一件事，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研究过程中，同学们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强项和不足，看到别的同学的闪光点。
知道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必须学习别人长处，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才能成为新一代的青年和国家的栋梁。
应该说日本礼仪起源于我国秦汉史前，准确的说是汉朝。随着外交和民间往来的不断深入，最初的礼仪以中原文化为主，但仅限于部落，因为此时日本尚没有形成国家。到了公元五世纪，日本实现了统一，国家名字为大和，俗尘大和民族，开始逐步形成了以自己为主的礼仪。但由于古代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礼仪受到中国文化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可以延续到德川幕府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封建文化优势逐步衰退，西学东渐，日本开始由崇拜中国文化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而转变。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泛滥，日本礼仪出现了一个大变革时期。开始人人穿燕尾，哥哥喝咖啡。从而影响至今。礼仪繁荣的根源，在于明治维新后，两次国力较大幅度的增强，为其礼仪繁荣奠定了基础。当然，该民族的墙头草式的民族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
1）日本国的起源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共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了统一。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切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2）古 代绳文时代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10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采集为生，构成了没有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传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收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 大化改新 ”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奈良时代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的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老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平安时代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 院政 ”（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平安时代以本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 《古今和歌集》 （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3） 中世纪（12-16世纪）镰仓时代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政权。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的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室町时代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人民的强有力的独立政权。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4）近世（16-19世纪中叶）战国时代 （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 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 本能寺之变 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 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江户时代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等一片繁荣。19世纪初期的化正文化移至江户，小说、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
追根溯源都是中国的
针对当前党的基层建设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新路子，积极实践，大胆创新，以“四抓“为手段，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努力提高党建水平。一抓教育，强肌体加强乡镇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尤其抓好马克思主义教育至关重要。在新形势下，特别要把握好三块阵地。首先，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委班子成员应加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理论知识和有关市场经济知识学习，做到每月的党委中心学习组经常化、制度化。其次，抓好基层党校阵地建设，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村、企业、机关干部等要以党校为阵地，不断加强教育和管理。第三，抓好党员活动点的教育阵地。党员教育活动点教育阵地，定期授课，同时突出党员个性教育，请有一技之长的党员讲自己致富的门路，相互学习，共同致富。二抓机制，求活力1．以“四有”为抓手，积极探索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相结合机制一是企业党组织要有位子。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逐步渗透和参与企业决策层面，并通过收集“金点子”，“我为企业献一策”等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同时，选任企业中层以上党员任党支部负责人，提高参与企业决策层面。二是企业党组织要有作为。企业党组织努力把党的工作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坚持在促进发展中求“作为”，在实际“作为”中求地位。打破党组织是企业的附庸者这一局面，改变纯粹的雇佣关系，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技术攻克有党员，真正发挥企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改变企业主的偏见。三是企业党组织要有吸引力。企业党组织、工会、团组织应理顺关系，发挥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到团结凝聚作用。开展各种活动培养团员积极入党，使青年职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四是企业党组织要有监督。要加强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引导和教育企业主认真执行国家关于企业经营、税收、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对非法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损害职工权益等违法行为，要予以抵制和反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乡镇党委对企业党组织做到领导和指导并重，“以点带面”，积极推行非公有制党建工作和法人治理结合机制，扩大党组织在企业的覆盖面。2．以优化管理为着力点，探索外来党员管理机制据调查统计，马渚镇到3 月底，已有外来人员 10605 人，外口中党员也不少，他们中有的党员担任过村主任或党小组长，有的曾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功臣。流动党员管理是基层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集中管理和归属管理方式，把流动党员纳入正常管理渠道。一是集中管理。首先，选定外来人口（简称“外口”）集中居住点成立外口党支部，支部书记在外来党员中产生，采取“以外管外”的管理方式。其次，建立外口党支部活动中心，确保外口党员教育有时间、活动有地点、交流思想有场所。再次，制定外口党支部规章制度，每月进行定期学习交流日，指定专门的联系员，对外口的支部活动进行定期指导和联系。二是归属管理。对分散的零星外来党员，应采取归口管理和挂靠管理，对居有定处归口到村或社区支部，对居无定处，通过外口支部党员介绍，挂靠外口支部，这样流动党员就被分别吸纳到各支部，参加支部活动。同样，对外出党员建立信息平台，进行定期联系、定期汇报制度。三抓服务，践宗旨针对当前出现的“交通发达了，乡镇领导与群众的距离反而远了，通讯工具先进了，乡镇领导与群众的联系反而少了”的不正常现象，镇党委要求镇干部到一线了解情况，到一线宣传政策，到一线听取意见。结合机关效能建设，采取书记办公会议开到村和信访接待日到村设点的工作制度等。着力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信访工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在机关干部中开展“百名干部联千家万户”活动，全面掌握所联农户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动态，纪录在知名档案中，并做到“六个一”，即建一本知民档案，发一张亲民联系卡，宣传一项政策，破解一道难题，寻找一条致富门路，做一件好事实事。同时，切实加强便民服务网络窗口，实行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建立为民服务点，以切实党群关系，实践为民宗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抓班子，做表率一是以规范运作机制为抓手，加强制度建设。应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教育机制，建立党委中心学习制度，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的理论水平。完善书记办公会议制度，规定重大事项由书记办公会议商量并提交党委会议讨论通过，并把书记办公会议开到村，及时解决村里的重点、难点问题。实行民主生活会制度、干部谈话制度，以此了解机关干部的思想、生活、工作状态。积极开展四夜制度、干部联厂、联村制度等。用制度约束人，用制度来规范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实行大额审批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招投标制、政务公开制等。加强党风廉政责任制建设，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树立一个高效、廉洁政府的良好形象。建立和规范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重大事项村两委联章联签制度，重要内容党员事先通报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级财务定期审计制度等。同时，完善村党支部届中考察和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二是以效能建设为抓手，加强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作出的四条禁令。密切联系群众，深化干部下村下厂、结对帮扶和固本强基工作，实施机关干部驻村指导制度。同时，切实加大对效能建设中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追究力度，实行“四个一律”。即对有群众投诉的，一律追查到底；对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处理；对效能建设不力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对造成严重影响而进行责任追究的情况，一律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三是以选好“一把手”为抓手，加强基层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广泛实行民主评议，坚决整顿软弱涣散的村级班子，及时调整工作不称职、群众公认度低的村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积极运用助理制，挂职锻炼等方式，加强培养，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好、素质高、活力强的农村基层党务干部。
部队党建工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这是我党在长期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基本规律。具体到边防部队的党建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最根本的是要为边防“主业”和中心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然而，在对基层党建工作的现状进行调研中发现，当前基层党建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形势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支部抓中心工作能力偏弱主要表现为对议事内容把握不准、议事质量不高等方面。对什么是中心、如何抓中心把握不准，传达贯彻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时，存在以文件传达文件、会议传达会议现象；在研究某项工作措施方案时，基本都是照搬照抄，未能结合本单位实际，创新工作思路，导致一些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缺乏创新和精品。组织生活质量还不够高一些基层支部落实七项组织生活制度的质量还不够高，没有把党建工作与部队建设全面、有机结合起来，存在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不够深入、党员思想汇报内容比较空洞、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个别单位开展组织生活仅仅为了应付检查、完成任务，只求过程、不求实效，导致活动流于形式，效果不实、质量不高。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强一些班子成员对分工负责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基层主官过于强调军政分工而忽视党建合作，导致各管各的，削弱了班子的整体合力；一些支部组织生活形式比较单一，党员参与热情不高，没有形成群策群力、凝智聚力的局面；还有一些班子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理不出头绪、思路不够清晰，导致作用发挥不明显。对此，各级党委应在保持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基层部队党建工作。采取的对策：进一步建强基层组织要按照《公安边防部队基层建设纲要》的要求，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夯实部队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切实改变“表薄册第一”的观念和做法，突出“七项制度”落实的实际效果，注重支部作用的真正发挥。重点解决三种倾向性问题：①落实会议制度中存在的多、浅、偏，议不到、议不实、议不透的问题；②上党课、过党日“党味”不浓，组织生活缺乏吸引力的问题；③民-主生活、党员汇报和民-主评议党员重形式、轻效果，原则性战斗性不强的问题。强化考评帮建工作按照《公安边防部队基层党支部考评帮建工作实施细则》的要求，严格落实年度考评制度，定期组织对基层支部的党建情况进行检查，指出不足，明确整改方向。落实好党委成员挂点帮扶办法，对年终考评成绩靠后的支部，党委正副书记直接挂钩、亲自帮扶，切实提高基层支部的建设水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管理监督作用，从贯彻民-主集中制层面，从强化支部集体领导和上级主官权力制衡角度，研究采取有力措施，从制度上预防和遏制职务违法违纪。同时，认真落实好上级主官与基层支部正副书记定期谈话制度，确保管理不失控。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把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检查督导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以基层自身建设及七项制度落实情况为重点，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公布，推动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结合年度支部考评工作，开展支部建设达标创优活动，使党建工作突出重点、提高水平、富有活力，引导推动基层支部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目前，不断深化创建活动主题，部队党组织生活得到进一步规范、严整化已经成为部队发展的主旋律，这对边防部队的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许多有利因素，同时也使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基层一线单位，始终存在提升组织生活质量进度跟不上、党建工作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基层单位的党建工作，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笔者根据当前基层单位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就如何做好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作一些粗浅的思考。一、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新时期面对新形势，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存在重业务培养、轻思想武装的错误思想，不能有效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致使少数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更有甚者对自身职业理解存在误区；二是少数党组织工作不够规范，疏于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组织生活松懈，致使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三是基层部分党员干部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缺乏全局意识，不关心群众疾苦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滋长，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基层党建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实际工作中，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基层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认为辖区治安维护、处理案件等业务工作是硬任务，基层党的建设是软任务，常常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基层党的建设摆不到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党务干部兼职过多，职责难以落实。由于业务工作的影响，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抓基层党建工作。三是制度不健全。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造成监督难、难监督，使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四是经费短缺。由于财力状况，党建经费难以保证，如骨干培训，创先争优，表彰奖励及信息交流难以落到实处，直接影响到党建活动开展，致使党员教育活动缺乏活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到位。二、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议面对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笔者针对各基层党组织的基本特性，就如何做好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谈几点建议：（一）理清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增强按照党的建设新特点、新格局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自觉性基层党的建设到底怎样抓？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首先，要围绕讲学习、讲正气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讲学习是基础，讲政治是核心，讲正气是保证。各基层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基层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三不讲”的问题，努力改进工作，真正这样做了，基层党的建设就能出现新气象，达到一个新水平。其次，基层党的工作是教育人、引导人、凝聚人、塑造人的工作，不能停留在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层面上，必须着眼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眼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行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建工作抓深抓实，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二）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突出工作重点，采取得力措施，努力提高基层党建水平基层党建工作千头万绪，事务性工作很多，政治性任务也不少，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用力，必然顾此失彼，忙于应付。要想“打好主动仗”，必须“唱响主旋律”，也就是要围绕中心工作，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实行重点突破。一是抓基础，把党员管理经常化、科学化。首先要严把入口，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基层党组织要始终把发展党员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上，坚持实行“四化”管理：即申请公开化、确定民主化、培养制度化、考察规范化。严把“四关”：即发展对象的确定关、培养教育关、审批关、转正关，确保吸收的每一名新党员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其次是广泛开展党性实践活动。要把深入开展“党员奉献日”等党性实践活动作为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管理的重要途径，给党员干部压担子，交任务，有意识地把他们放到艰苦环境和关键岗位上挑大梁、唱主角、当先锋、做模范，经受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不断强化党性观念，提高工作能力。再次是加强党内监督。首先要强化监督意识，努力克服畏难情绪和无所作为的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于碰硬、勇于负责的精神，理直气壮地履行党章和《条例》赋予党组织的监督职责，严格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掌握人、财、物权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其次要突出监督的重点。当前，必须要突出和加强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监督、发挥先锋作用的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执行干部路线的监督、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监督。第三要完善党内监督的机制。做到组织监督和党员、群众、舆论监督相结合，更须重视专职基层监督作用，使党的纪律在党内监督中发挥应有的威慑效力，以此有力推动党内监督工作。
党建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主体。我整理了党建论文格式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一：《党建工作研究》 摘要：党的的召开为我们的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被写入党章。本文首先分析党在各个探索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形成了理论成果，然后指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最后提出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党的;党建工作;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第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经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了党章修改的建议，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写入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行动指南。党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招开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会，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额时期，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实践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党的的召开对于党在新时期团结全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有重大的意义，党的的召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的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继续的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发，推动社会的各个行业朝着科学发展，安定和谐的局面发展。 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以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基本理论及党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富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中国的革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思想理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和 经验 的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的党非常重视党建工作，在党内开展 文化 理论的学习，以及整风运动，提高了党组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我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经过广泛的实践活动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认识。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但那都是暂时的，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带集体。邓小平结合世界发展的形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些列举措，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党的建设上，注重党员理论知识和政治意识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全体党员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三)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党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建工作 经过改革开发，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了综合国力。当代社会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级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当今世界的格局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的党审时度势，创造性的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新时期党的建设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党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我们的党在党员内部开展拒腐防变的理论 教育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全体党员的理论知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能力都取得显著增强。 二、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分析 (一)加强党建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建工作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只有加强党建工作，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做好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是我们党完成各项任务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二)加强党建工作是保障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我们党经过近百年奋斗历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们的党在各个时期都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只要抓好党建工作，才能保障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领导能力。 三、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议 (一)充分重视党校的作用，努力的培养积极分子 为了壮大党的队伍，我们的党应该充分的重视“党校培训”计划的实施，培养出更多的积极分子。要充分的认识到党校对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只有为党的队伍提供有充足的人才保障，才能提高的党的战斗力。在积极分子的培养过程中，要重视其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使每一名积极分子都成为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操作能力良好的人才。 (二)创新党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党建文化 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党员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党员的管理体制，才能确保党建工作的实施，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在党建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党员的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修养，增强其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重视基层党小组的建设，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办事效率。全体党员都应该树立自觉主动学习的意识，以党的管理体制建设为契机，努力的提高每一名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总之，党建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在新时期要更加充分的重视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参考文献 [1]薛明飞.有关“以人为本”理念运用于高校党建工作中[J].南京大学学报.2008，12(4)：22-24. [2]朱明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开展党建工作[J].求是，2008，20(7)：33-35. 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二：《强化党建创新 推动企业党建工作》 【摘要】企业的党建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主体。基层党建工作的管理涉及范围广、考虑因素多。党建工作能为企业、职工解决诸多问题。可以有效的促进职工与企业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职工的思想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需要党建工作紧随社会前进的脚步，为广大职工服务。这就需要党建工作不断的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进步。 【关键词】创新党建推动企业 一、创新是党建工作的动力源泉 党建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要求作风严谨、态度端正。党建工作更是一项生机勃勃与创新的事业。 1、无论何种创造，都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有创意的观念作指导。党建工作，需要在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面前发挥高能力，提升全面水平，要在观念上来突破。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做好党建工作的重要的一项工作，创新是党建工作的活力之源。 2、创新能够有力推动了党建工作持续步入更高的层面。回顾历史，一部关于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不断除旧迎新的历史。从近几年党建工作的实际经验看，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挑衅战，我们的党建工作者在党建工作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如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增强了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行了企务公开等，进一步缩短了党组织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这些有效的路径，与时代要求相协调，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涯中，产生了很大的进步效应。但这些改革与创新仍然是初层次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善于发现，持之以恒地开辟新思路，才能推动党建工作实现新的突破。 3、当前形势下党建工作创新有着辽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为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譬如，以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为标志的经济领域处处体现着活力，如何在这一新天地里造就党建工作的华丽篇章，是全基层党组织都考虑和实践的新问题。此外，伴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前进的脚步，多元化的思维使人们的认知世界绚丽多彩，这当中也存在一些消极思想的干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急切需要广大党建工作者既要在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又要在行动上主动出击，更要在实践上进行积极探索，才能使党建工作走在新形势的前列，实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全面创新，全面出击 1、抓调研，在工作思路上有新突破。调查研究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为此，要在组织系统兴起积极调研之风，竭尽全力构建全面的调研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思路，做出新对策，完成新成果;通过调研开阔视野，把握命脉，形成合理的、有效的认识。对于有新意的调研成果，要勇于放在工作中试验，并着重总结、改进和完善;对于成熟的经验，要提升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办法、建议和规章，督导基层工作，提高全面的工作能力。 2、抓突破，在工作重点上新意。没有新意，就没有进步，更没有发展。抓住关键点，就是把握了主要矛盾。组织部门要围绕主要工作，寻寻找工作的突破口，找准工作的要塞，大力实践，创意性地展开工作。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抓紧干部制度改革这个要点。因为干部制度改革带动全局、左右全局、影响着全局，直接关系到我党的全面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出发，紧密围绕党建工作的重点、疑点问题，全力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争做模范。 3、抓典型，在整体工作上提高创新意识。抓典型，就是采取以点带面策略，通过塑造各种的典型，带动党建工作全面开展，推进整体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步入基层全方位筛选各种有力途径、寻找各层次的模范，运用扶持、帮助、指导的 方法 ，总结有效的经验，提升典范水平，及时发现和解决典范存在的不足和疑难，努力构造党建工作的模范群体，以此带动整个党建工作持续发展，使党建工作在典范的影响下持续创新，整全面推进。 4、抓规范，在工作机制上提高创意。党建工作要有新意，需要以积极的工作机制为保障。各级党建部门要全面创新机制，防止和杜绝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促使党建工作的“三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党建工作进行合理剖析和分析研究，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工作步骤，用以指导和筹谋党建工作。要明确 岗位职责 ，严厉岗位纪律，真正在党建战线形成一系列职责明了、程序规范、执行有力、方便运转的工作机制，为党建工作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提供坚实的后盾。 三、改进手段、探索新思路 1、方法创新是党建工作创新的关键点。新时期党组织要认证分析研究、积极探索党建工作适合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和举措。党建工作需要着眼于整体推进和全面贯彻，同时，考虑方式上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要有党建方面的刚性的教育和管理，又要有人性化的鼓励和关怀。要做到“上下沟通及时，及时处理问题”。拓宽视野、敞开思路，努力增强党建工作的活跃性。 2、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党建工作的创新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途径和舞台。充分利用网络简单快捷、高效的信息传播优势，及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每一位党组成员，牢靠掌握党建工作的主动权、拓展党员教育的 渠道 、促进党务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推进党建工作的信息化。拓宽联系广大职工的路子，丰富服务职工的内容，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从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3、取缔论资排辈，让党组织拥有良好的人类资源。高素质的队伍是党建工作科学化的有力保障。要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锻炼人才、敢用人才、成就人才。不断改革和创新用人机制。切实把想做事、会做事、干实事和职工拥护的优秀人才，不拘一格选拔出来，予以重用。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在 政策法规 、技术、党组织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大对党组织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优秀者的素质和能力，努力为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优良的条件。激发广大党员坚定信念、 爱岗敬业 、勇于进取、乐于奉献的精神。 4、改变学风作风，摒弃不良作风，促进党组织只能更好的发挥。学风和作风可以直接反应党组织是否具备先进性;是否能更好的发挥服务广大职工的作用。企业党建工作面对的是广大职工，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服务好人民的切实利益，是党组织吸引人、凝聚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因此，一方面要以转变作风为契机、积极推进服务型党建工作。转变作风，提高党组织水平，做好人民的标兵。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先春.关于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J].党的建设，2006(10). [2]王宪魁.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J].党建研究，2006(01). [3]韦振碧.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企业党建工作[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9(20). 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 一、引言 在 企业管理 中，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它们都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想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将这两想工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两项工作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重要性，依照融合工作的基本原则进行两项工作的互相融合。 二、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重要性 1.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实现双赢局面 企业进行公司治理的做作用就是要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改变，企业必须跟紧改革形势，做到企业治理的与时俱进。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是党建工作的主要载体。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每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要有党组织，并经常开展党建工作的相关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得到企业的支持和配合。由于企业的党建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就能够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通过二者的统合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实现双赢局面。 2.促进企业党建工作的完善 由于企业形式的多样化，不同的企业在经营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企业的党建工作就需要根据企业的经营模式开展，实现不同企业党建工作的差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企业党建工作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保证企业党建工作能够与公司治理互相适应。国有经济是我国的主要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中包括开展企业党建工作的内容。作为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一部分，企业的党建工作必须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的对党建工作进行完善。 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基本原则 在企业经营管理管理中开展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必须要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1.保证两者目标的一致性 为了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加强对公司治理工作的完善，保证企业内所有员工的基本利益，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完善公司治理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保证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其次，要对企业内部所有部门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调和，实现利益平衡，实行合理的制约与激励制度，杜绝重大决策失误的出现。企业的党建工作目标也要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保持一致性，两者之间仅在工作方式与体制建设方面存在非对抗性的差异。只要避开这些差异，合理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实现它们目标的一致性。 2.保证两者协同发展 想要实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就必须保证两者的协同发展，杜绝两者之间出现不和谐的情况。还要根据公司治理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从中找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相互融合最佳时机，实现两者的融合，使它们一起为企业的发展建立理论基础，创建良好的经济形势，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具体方法 1.促进两方面人才的沟通与交流 促进两方面人才的沟通与交流可以通过进行党组织成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活动，进一步拉近企业管理者与党组织间的距离，实现人才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提高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此外，好友的企业采用企业决策者与党员互相交叉任职的形式，促进企业决策者与党员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工作的共同发展。 2.召开管理者与党组织的联合会议 想要这种方法能够顺利实施，要求企业管理层与党组织的权力以及地位实现平等，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企业党组织成员在参加党务工作时，必须保持自己的专职人员身份，不能在参加党务工作的同时兼任其他工作岗位。会议的举行由企业管理者与党组织成员共同负责，会议的内容就是对企业内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要坚持民主原则，并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探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能够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促进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工作的完善，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重要性，积极开展两者之间的融合工作，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猜你喜欢： 1. 2017党建论文范文 2. 党建信息格式范文 3. 大学生党建论文范文 4. 党建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党建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绩都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党坚强有力，国家才会更加繁荣稳定，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基层党的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区一些基层党组织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探索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一、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一）对基层党建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曾经做过调查，在很多单位，都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是第一要务，而党建工作放在次位。在很多人心中，党务工作是“虚职”，主要是那些“党八股”之类的工作，工作中，常常是行政领导做决定，党务领导举手通过即可，这也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做党务工作，于是那些岁数大的、进取心不强的、能力不强的人担任了党务工作，这些人在工作上是得过且过，靠别人推着走，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也有的基层党组织很少开展党的活动，有时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的任务，被动的搞活动，平时党的组织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强。党章规定，党员要
物权行为理论的历史渊源
论文摘要：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古罗马法学家关于“交付”法言的分析，可看出古罗马法上就已经存在着蕴涵了关于物权行为理论朦胧的思想认识。近现代物权行为理论创始人萨维尼通过对“交付”中“正当原因”的分析完成了其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抽象，构建了物权行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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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物权行为；交付；正当原因；独立性；无因性
一、罗马法中关于所有权传来取得方式的分析
在罗马法中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可以分为原始取得与传来取得两大类，而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探究则主要是要对传来取得方式加以分析。在罗马法中关于所有权传来取得方式主要有三种：要式买卖(mancipatio，也音译为曼兮帕出)、拟诉弃权(inlurecession，也可以称为“法庭让与”)和交付(traditio又可以译作“让渡”)前两者是市民法上所有权取得的主要方式，而交付则是万民法上所有权取得的主要方式。
(一)对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的简要分析 首先来看要式买卖，依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1编第119节的介绍：“要式买卖是一种虚拟买卖；这是罗马市民特有的法；它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使用不少于五人的成年罗马市民作证人，另外有一名具有同样身份的人手持一把铜称，他被称为司称。买主手持铜块说：‘我根据罗马法说此人是我的，我用这块铜和这把铜称将他买下。’然后他用铜敲称，并将铜块交给卖主，好似交付价金。”要式买卖的对象仅限于家子和特定财产，即要式物。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姓氏的历史。
正文：
姓的产生，从史籍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还有“姬民出自轩辕”的记载。
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朝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
这种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秦朝，那时，周朝的封建宗法制度基本弱化，旧贵族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荡尽清除的差不多了。到了西汉，姓和氏的区别已经不再显现。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统称，从此，“姓氏”之称，自太史公起合而为一。
其著《本纪》中，言秦始皇则曰姓赵氏，言汉高祖则曰姓刘氏。自此，中国人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没有贵贱之分，因而很多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所以，姓氏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的家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家族的成员。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52-56. [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